儘管華潤置地在上述回應中未對吳向東的去留作出明確表態，但財聯社記者從多個獨立信源處獲悉，吳向東確實要離開已“服役”25年的華潤置地。
財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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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執行董事吳向東將入職平安、並受平安集團董事長馬明哲委託空降至華夏幸福一事，華潤置地（01109.HK）方面此前回應財聯社稱，公司董事會成員並無變化。
儘管華潤置地在上述回應中未對吳向東的去留作出明確表態，但財聯社記者從多個獨立信源處獲悉，吳向東確實要離開已“服役”25年的華潤置地。
華潤置地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吳向東在今年7月之前還是華潤置地的黨委書記，7月之後，黨委書記由吳向東變更為華潤置地董事會副主席唐勇。華潤置地對全體員工公布的唐勇新頭銜是CEO，其黨委書記的頭銜至今僅在集團層面公布。
年初於香港舉行的2017年業績會上，唐勇在回答媒體關於吳向東動向的提問時稱：“吳總本身作為置地的黨委書記、執行董事，還是華潤集團的助理總經理，是集團分管地產業務的主要負責人，仍然對置地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唐勇被問及吳向東動向，似乎已成近幾年華潤置地業績會的“固定節目”。作為上市公司，華潤置地董事會主席一職空缺多年，確實較為少見。
2014年11月，疑卷入宋林案的吳向東以“個人原因”辭任華潤置地董事會主席一職，並在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一段時間；2015年4月，吳向東的落款出現在華潤置地股東周年大會通函上；2016年6月，華潤置地舉行周年股東會，會上吳向東被重選為公司執行董事。
回歸之後，除了未能重回董事會主席一職，吳向東實際地位並未發生多少改變。
“吳向東近些年在公司內部處於絕對的長官地位，‘核心三人組’董事會副主席唐勇、聯席總裁張大為、李欣都是排在他之後。吳事無巨細地掌管著華潤置地的發展戰略、人才培養等等。”華潤置地商業地產事業部一位人士向記者透露。
上述人士進一步表示，華潤置地近些年相較住宅發展勢頭更猛的商業地產，就得益於吳向東的直接指揮。去年6月，華潤置地將商業地產從開發業務中抽離，成立獨立的商業地產事業部，形成總部大區到項目的商業地產三級管控。
另一位華潤置地內部員工則向財聯社介紹，去年公司的人才培養體系新增了“春筍計劃”，這是針對校招生的培養計劃。“這個計劃是吳總親自擬定的。”他說。
正如業內所熟知的，華潤置地的中高層對吳向東的評價頗高。上述華潤置地內部員工稱：“華潤的商業基層員工就算接觸不到高層，也會聽中層長官時常高度評價他。”
然而，被內部員工評價才能出眾的吳向東，仍無法阻擋華潤置地的規模擴張取向趨於保守，最典型的是該公司千億目標的艱難完成。2013年吳向東接替王印成為新任董事會主席後，即提出了千億銷售目標，不過這一目標直到2016年底才達成。
今年年初，華潤置地公布2018年銷售目標為1830億元，同比增幅為20%。與其他排名行業前十的房企相比，這一增幅有些偏低。當時以執行董事及董事會副主席身份出現在業績會上的唐勇稱：“2017年1521億元的銷售額都是置地自己操盤的，40億的50％和20億的100%，對股東的價值是一樣的。”
上述華潤置地內部員工告訴財聯社記者，“宋林案”之後，華潤置地的整體發展速度就慢了下來。“宋的事情還是影響到了決策風格，公司變保守了，尤其是住宅發展慢了，不太敢隨便買地買項目，而之前並購還是比較厲害的。另外，這幾年公司比較重視流程正規，流程多了也會影響效率。”
“商業地產當然是有前景，但是資金沉澱太厲害，還是要靠住宅銷售，但住宅相對來說風險還是更高些，保守的態度導致對市場的判斷總是慢半拍。”他表示。
據華潤置地內部人士介紹，即使是備受重視的商業地產，在已經設立獨立三級架構之後，在財務上還是和住宅一起走流程審批的，所有的投資拿地都要經總部A委會（對黨委會的代稱）審批。此外，華潤置地一直維持總部的最高決策權，總部負責決策出錢、大區負責協調上下對接、城市公司負責銷售拓展。
“這都是為國家守護資產，國有資產如果流失，誰能承擔得起責任？”上述人士反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來，華潤置地的擴張步伐有所加快。該公司日前披露的數據顯示，今年前9個月簽約銷售額為1563.92億元，同比增55.5%。僅在9月，其在鄂州、哈爾濱、成都、太原等地就收購了9幅地塊，總樓面面積約270.46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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