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啟動的湖北江蘇等8省高考改革方案日前正式發布，8省方案與此前先後啟動的6省方案略有不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考試科目由此前的“3+3”改為“3+1+2”。
為什麽要這樣調整？是否吻合原來的高考改革制度設計？
想解釋清楚這個變化，需要先介紹一下此次高考改革。本次改革無論是考試科目還是錄取過程，在設計上都特別強調學生的選擇權，這也是此次改革最重要的一個特點。
2014年啟動的高考改革在考試科目上做了重大調整，考試由高考（3）+高中學業水準測試（3）組成。前面的3門語數外考試仍然保持了原來選拔性考試的定位，但不再分文理。後面3門則變為中學學業水準測試，讓學生從史地政物化生6門中自選3門作為選考科目，浙江是7選3，考試成績作為高校選拔時的兩個分數依據之一。
現今啟動的8省高考改革方案與以前相比，多了一個限制選擇，即在除語數外的後3門選考科目中，物理與歷史2門中必選1門，然後才能在剩下的地理、生物、政治、化學4門中，自由選擇2門，共同組成後3門學業水準測試。
這就是此次方案與以前方案最大的一個變化之一。
熟悉高考改革的人，自然會聯想到此前浙江高考選物理人數下降的問題。2017年是浙江新高考政策的第一年，這一年高考物理選考人數僅佔總人數的35%，位居7門學科的倒數第二位，僅次於信息技術；2018年為28%，選考人數進一步下降。
物理作為自然科學重要的基礎學科，是其他科目無法替代的，這一現象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關注。
其實根據2017年在浙江招生的1400所高校提出的選課要求來看，物理應該成為首選：如果選考物理，91%的高校專業就不受限制。但物理卻變成了最後選項，這到底是怎麽發生的？
物理選考人數下降，表面有賦分製的設計技術問題，但本質還是功利算計的問題。
本希望學生選擇最喜歡、最擅長的，但學生與家長“算計”的卻是如何能拿高分，將分數最大化。物理是所有可選學科裡“投入產出比”最低的，不僅難學，也很難拿高分，在賦分制度下，這一“劣勢”更為明顯。於是很多同學“田忌賽馬”，放棄了物理。與此同時，部分高校為了錄取分數更高，沒有堅持對選考科目的要求，更加重了這一趨勢。
為遏製這一現象，2017年起教育部與相關部門采取了多種措施，引導更多人選考物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措施，就是要求高校嚴格控制大學專業對選考科目的要求。浙江還臨時性頒布了對物理進行保護的熔斷政策，即選考人數低於6.5萬人時，將以6.5萬為基數進行賦分，以確保選考物理不吃虧，鼓勵更多人報考。
在這一系列措施下，物理選考人數下降的趨勢已經基本得到遏製（2019年還在原來的3年政策慣性區間，不在此列），選考物理的人數普遍回升。
物理選考人數下降的現象，提醒我們一個重要的現實：給學生選擇權無疑是對的，但不加限制的選擇權，還是存在一些問題。
如果給了學生絕對選擇權，選考物理的人數無論是1%還是99%，都是合理的，那是學生的權利。我查閱了美國選考AP物理的人，同樣也很少，大多數都在20%左右。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學習畢竟是苦差事，想輕鬆一些是多數孩子的本能反應。因此，規避物理、化學等理科科目就在所難免。
2017年浙江新高考第一年，選考史地政的純文科學生從前一年的37%下降至17%，下降了20個百分點；選考物化生的純理科生，從63%降至10%，下降了47個百分點，傳統的純理科生在顯著下降。
近日，美國解聘了3名華裔科學家，理由是拿雙份工資，涉嫌偷竊技術給中國。這一舉動被多數人解讀為美國公開在科技領域下手，遏製中國。
其實，2017年12月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早就強調了所謂中國“偷竊高新技術”的問題，該報告建議“通過限制簽證的方式，以防止外國人盜用知識產權，特別是前往美國學習科學、工程、數學和高科技的中國人”。在5G問題上，蓬佩奧更是親自上陣，遏製中國意圖昭然若揭。
中美角力以來，關鍵技術買不來，最後還得靠自己去解決“卡脖子”的技術。
此次8省高考改革方案中，限制物理、歷史2選1，在某種程度上說，的確是對物理的保護和引導，其核心原因還是物理在自然學科中的基礎作用無可替代。中美競爭的背景下，這一政策顯然有著積極而重大的意義：未來世界的較量，必然是技術的較量，而技術背後就是人才，尤其是理工科人才。
有人反對說，美國的中學生就是絕對自由選擇的。的確是，但不要忘記，美國不僅在科學技術上遠遠領先我們，更重要的是，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是第一留學大國，美國利用自身的優勢與針對國際留學生的OPT政策（給學習計算機、數學、電器工程等STEAM專業的留學生3年找工作與實習的機會，方便他們留在美國），吸引、篩選了世界上最好的理工科人才建設美國。而中國顯然沒有這樣的條件，我們恰恰應該學習其核心，加強理工科人才的培養。
還有人質疑這種調整是一種改革的倒退，和改革方向不符。其實，在物理與歷史裡面2選1，只是對選擇加以限制和引導，學生不僅可以在這二者之間選擇，而且還可以在地理、生物、政治、化學4科中自由選擇，總體上還有12種選擇方案。
這一調整恰恰是在總結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做出的實事求是的調整，絕不是對學生選擇權這一原則的否定，只是在絕對自由選擇與相對選擇，在個人選擇與國家需要之間做的平衡與妥協，我們也絕不應該把學生選擇權絕對化。
改革本來就是一個不斷總結經驗、深化發展的過程，無論是“3+3”，還是“3+1+2”，都是各地實事求是、因地製宜的技術方案選擇，沒有好壞之分，更沒有倒退與堅持的區分。在這個過程中，必然需要根據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作出不同的安排。
事實上，本次高考改革第二批啟動的4個省市就與第一批不同，比如山東就已經實施一分一段，選考的考試時間完全與傳統高考一致，這些也都被8省市所採用。
此番啟動的8省市，以中西部為主，社會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明顯，同時生源數量總體偏大，這些都導致高考改革的技術方案難度增大，哪怕是某些成功的改革經驗也無法直接借鑒，比如上海的經驗。
伴隨高考改革的深入，未來高考改革也必然會走向一個指導原則與方向下的差異化探索，這本就是一種實事求是，我們需要鼓勵這種差異化探索，而不是用一種模子套所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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