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居江南的金綱：大宋從來不窩囊

海鹽來了一個金爺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當地人說，海鹽來了一個金爺，住在澉浦鎮六裡村朱家門的一樁老宅子裡，寫了很多書，絕對是一個人物。這裡是崧澤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他們對家鄉的文化底蘊一直頗為自豪。

金爺就是金綱，一位從事思想史研究的民間學者。他將自己居住的這幢老宅命名為“江湖居”。“江湖居”所在的浙江省海鹽縣澉浦鎮，有個佔地 45 平方公里的南北湖，他也被人稱為“南北湖邊的當代梭羅”。

老宅建成於1948 年，坐北朝南，佔地面積 300 多平方米，合院式風格，南設風火牆，門樓高大，門樓上有浮雕，雕工細致。整個宅院格局完整，面闊 5 間，前出廊，左右設廂房，風火牆與正屋間有天井。天井裡一株芭蕉樹，金爺入住時當地朋友送來的，沒幾年，就長成兩人多高，陰滿中庭，舒卷自如，是金爺的心頭之好。

宅院外四面環水，砌有石駁岸。小橋流水人家，村民淳樸可愛，典型的江南溫潤之地，夾雜著歷史的斑駁與滄桑。很久以來，金爺一直想找一個自然環境好、人文底蘊深的地方散居。幾年前在友人的推薦下，他來到朱家門，一眼就看中了這座宅子。

他在此寓居已近四年，不捨晝夜續寫他的《大宋帝國三百年》。

卷帙浩繁、氣勢恢巨集的《大宋帝國三百年》，是金爺“一個人的宋史”，共 8 卷 17 冊，已出版 7 冊。其中第 4、5、6、7 冊就是江湖居完成的。這部皇皇巨著，被人稱為“奇書中的奇書”，“文”中添了野氣，“史”中加了活力，不僅有帝王權術、帷幄詭計、傳奇秘聞，更有商戰兵法、政治寶典、思想智慧，堪稱一部大時代的命運密碼。

當代中國，歷史類作品經常會出現周期性火爆。上個十年有“明史熱”，而《大宋帝國三百年》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近十年來的“宋史熱”。

金爺對在澉浦鎮的生活很滿意。與他的老家天津相比，水鄉的空氣實在是太好了。他在這裡品味江南美食，飽覽浙北風情，梳理思想成果，結識有肝膽之人。再有兩到三年，他《大宋帝國三百年》，將在這座位於大宋故土的老宅裡束筆終稿。

這位“現代士大夫”，已將海鹽澉浦視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歷史原來可以這麽寫！

金綱，原名李作乾，1952 年出生於天津，曾任語文教師、學術圖書發行公司學術部編審，2008 年後，為北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歷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員，從事思想史研究和學術規劃工作，2011 年 2 月辭職，選擇成為一名獨立學者。

他曾是中國互聯網BBS時代的名人，1999 年開始上網，2010 年開始先後在若乾論壇及微博發布思想或生活類文字，網名“老金在線”。他對互聯網的“自媒體”性質有很深的體會，互聯網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是他尋求知音知己的互動平台。他當然感謝互聯網。

他是中文系出身，最初由中國文學進入中國文學史，而後進入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思想史。上世紀八十年代，讀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讀錢鍾書《管錐編》，發現了中外思想“比勘”，即對比研究的方法。這個方法讓他發現了人類思想根脈的一致性。於是，“異中求同”就成為他最重要的方法論。由於幼時父親督導閱讀《論語》打下的基礎，有了後來的儒學研究，曾出版過 100 萬字的儒學研究專著《論語鼓吹》。

大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他便開始關注宋代歷史。到新世紀初，開始有意梳理個人視角中的大宋王朝，有了若乾筆記。2005 年，他在北京見到了《帝國政界往事》這本書和它的作者，突然發現歷史還可以有不同的寫法：一冊書，把整個大宋說了一遍。讀完此書他就發心，按照自己的思路也弄一部大宋史。

於是，披閱十幾載，重新推演，重新思想，精打細磨，有了“最好看的歷史讀本”——《大宋帝國三百年》。

他是一位思想史研究的雜食家。他出版過一本書，叫做《魯迅讀過的書》，約80 萬字，我認為非常值得關注。這是他積年思想史研究和讀書中的一個“副產品”，卻是第一次有人從魯迅的閱讀來梳理這位文化巨人的思想精神淵源，祛除遮蔽、深度解讀，有篳路襤褸之功。

他認為，魯迅對儒學有分析、有批判，但並不敵視。而且，魯迅和他同時代的“理念人”一樣，有一種源於儒學正見的道義擔當，魯迅是一位高張傳統“清議”精神的現代士大夫。

他不是“有錢人”，當然也不貧困，積蓄和平常收入足以應付日常生活，在他身上你看不到生活的焦慮。他認為，在獨立太空和自由時間下的自由寫作，是命運對自己的一種犒勞。對此他非常得意，也備加珍惜。

大宋一點兒也不窩囊！

談起宋朝，人們就會想起教科書上所說的那套辭令，比如政治腐敗、奸臣當道、積貧積弱、民不聊生，比如偏安江南受盡異族欺辱，最後被草原“戰鬥民族”滅國等等。

然而宋朝又以一個相對小的版圖，創造出了異常燦爛的人類文明。宋朝統治者優容士人，令儒學歷經千年後走向巔峰，宋朝統治者與世休息，讓城市經濟領先世界三百年。宋代自然科學技術也有著突出成就，中國四大發明當中，有三個開始於宋朝或在宋朝得到大規模實際運用。這又讓很多人對這個朝代充滿向往。滄海遼闊，榮衰起伏，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大宋王朝？

金綱的《大宋帝國三百年》，就是要回答這些問題。

“大宋帝國改善民生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幸福指數，以及恢復道義天下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文化成就，是大宋之前、之後，三千年歷史也很難企及的。”他說。

在他看來，大宋其實一點兒也不窩囊。大視角來看，中國在宋朝這個時期，地緣政治條件是最差的。蒙元帝國在征服世界的過程當中，可以是幾天的功夫就把一個國家滅了，而大宋硬是支撐了40 年。換句話說，大宋帝國在與世界上的頭號強國進行抗爭的時候，是堅持時間最長的，由此可以想見，它的軍事實力並不弱。

金綱關心的是大宋王朝給我們留下了什麽。他認為，五代之前，中國歷史是一個模樣，大宋之後，中國歷史是另一個模樣。千年以來，中華帝國前所未有的變化，包括中國人的文化品格、民族性格，很多都可以溯源於趙宋時代。這個時代是一個豐富的“意義太空”，是傳統中國很緊要的一次歷史轉型期。

也就是說，在趙匡胤之後，中國有了推演文明、天下為公的自覺，而這種自覺，與趙匡胤自出生之後即經歷的亂世“故實”有關。

金綱要乾的活兒，就是經由“觀察”，打開這個“意義太空”，選擇並說清這個“歷史轉型期”豐富而有趣的“軍政故實”。

他穿行在浩如煙海的故實之間，以正史為坯，野史為料，依年代順序，通過士兵、謀士、將軍、平民的視角，為我們講述五代亂世的因果、大宋帝國的由來、統治者建構並推演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

在江湖居，浙江海鹽的一座老宅裡，金爺就像一個技藝高超的古瓷修複大師，小心翼翼地清洗、拚接那些大宋歷史切片，然後補缺、上色、繪圖、上釉，最終為我們呈現出一件最為精美絕倫的文明重器。

是的，文明。這是他與大宋王朝之間一場關於文明的對話。

1972 年，20 歲的金綱在下鄉所在地黑龍江某農場

仲偉志搜神記：為什麽會到江南隱居？你是怎麽找到這座老宅的？

金綱：我對江南印象特別好，江浙、晥南，還有江西，都是我少時讀過的明清小說常常出現的故事場域。浙江這個地方，更從南宋以後就是人文薈萃、富庶繁榮之地，景色也好。我是研究儒學和宋史的，有一個江南夢，一直在尋找江南，一直想在大宋王朝的故土上尋找一個合適的住處靜靜地住來，專心寫作。我現在選中的澉浦屬於嘉興市海鹽縣。最初我想去的是嘉興所轄的平湖市，就在微博上說了這個事，這裡有一個朋友看到了，就說還不如來海鹽呢，她說我們海鹽有個地方有座宅子，更美！我說你發幾個照片過來看。當時是2014 年的冬天，2 月份，她就在院子的門口拍了照片，小橋流水人家，真不錯。當時我在馬爾地夫參加一個活動，活動結束之後我直接飛上海，轉過來一看，真是太好了，很欣賞。當時就定下來了。

仲偉志搜神記：需要裝修吧？

金綱：這都是我裝的。裝修什麽的，前前後後都算上，大約花了20 萬，很合算。當時 2 月份定下來，然後回天津，5 月 1 日回來開始裝修，6 月 6 日就有一個聚會，邀請了京津滬杭寧等地 25 個朋友。我來的時候，當地人很熱情，說你有什麽需要我們可以幫你，我說我就想院子裡想種一棵芭蕉，結果很快就種上了芭蕉。當時只有一株，但當年秋天就長得很茂盛了。

仲偉志搜神記：你的《大宋帝國三百年》八卷17 冊，目前已出 7 冊，你準備哪年全部完成？

金綱：已經三年了，原來我計劃五年差不多，現在看來五年完不成，可能還得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

仲偉志搜神記：為什麽會寫這部書？

金綱：大約是2005 年，我在北京見到一本名為《帝國政界往事》的書和和它的作者。一冊書，把整個大宋說了一遍。此書讀後我就發心，按照我的思路也弄一部“大宋史”。從那開始，我跟任何人都沒說，就是搜集材料，參考了大大小小 400 多部書。那時候搜集材料就是複製粘貼網上文本，網上沒有的我就到網上求購、到圖書館去借閱後自己手抄，九年裡準備了 1500 萬的底稿文字，在北京做完一稿，大概 2010年 左右回到天津開始做第二稿，二稿基本把章節弄出來了，2013 年我就做定稿，2014 年出版了前三冊，來到澉浦江湖居之後又出版了四冊，就這樣七冊完成了。現在正在寫第八冊。這就是一項慢慢推著乾的活兒。我也不想太玩命趕稿子，還得慢慢享受生活，一點點的生活，細節，需要慢慢去享受。萬事從容。

仲偉志搜神記：這部書不是考據也不是虛構，既不是戲說也不是還原，而是一種對歷史的創造性轉化。你是搞思想史的，是做儒學研究的，為什麽要寫一本關於關於歷史的暢銷書？

金綱：暢銷與否只是一個結果。至於為什麽要寫這樣一部書，我跟一些朋友也聊過。簡言之，我試圖通過這個東西，完成一次漢語純潔化的個人運動，教科書常見的一些意識形態大詞，一概不用，實質就是剔除俄羅斯蘇聯話語以及百年來激進思潮的影響。至於“戲說”之類，根本沒必要。歷史“故實”很多，自身就有更吸引人的地方。歷史讀物寫作，也不能簡單地將史料“白話化”。這之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的介入。同樣的往事，往往有多人記錄，譬如項羽的“故實”，就有司馬遷、班固、司馬光等人文字有異的記錄。後來人看到前賢對往事的意見分歧的記錄，需要新的選擇，選擇之後，就要重新構建邏輯，賦予往事以意義。這就是“重行推演”，就是“重新思想”。我希望將歷史陳述與思想探索融為一體，既是一部大歷史，更是一部剖析中國社會盛衰“密碼”的思想專著。

仲偉志搜神記：一般人理解，這類歷史讀物，只要大的歷史事件真實就可以了，小的細節可以進行藝術創作，是這樣嗎？

金綱：我不這麽認為。歷史“故實”一個個都是“小事”，不可編造。一涉編造，就不是歷史。歷史“故實”必須人人有依據、事事有來源。依據或來源，可以是正史，也可以是野史。但往事之間的邏輯空白則可以推斷、複盤。這是想象力的太空所在，也是思想者的太空所在。歷史文本寫作，需要想象力。

仲偉志搜神記：本質上還是一部史論。你的思想資源來自哪裡？

金綱：有四個思想根源。第一個是聖賢理念。儒學思想，孔孟之道，中國的這些聖賢思想是我的第一個思想資源。第二就是傳統史論，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這些人，他們對歷史的評價與思考，在其後數百年間仍可感覺到不凡不俗的人文價值，必須重視。第三是現代政治哲學，主要指政治文明、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其中主要是以保守主義思想來介入。第四塊思想資源是歷史哲學，就是把歷史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去審視、反觀，其中，柯林武德、波普爾，以及新康德主義對我影響較大。有此思想資源，重新審視往事，會獲得特別意味深長的收獲。

仲偉志搜神記：政治哲學這一塊，你說主要是以保守主義思想來介入。這一思想資源主要來自西方？

金綱：我認為有四大範疇在支撐著保守主義。一是悲觀主義。事實上就是要回歸人的理性有限性，別把人的本事看得太大了；二是懷疑精神，懷疑精神不是說不相信，而是審視，利用我所擁有的思想資源審視它，給出一個屬於我的個性化的結論；三就是對傳統的肯認。我非常不讚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類說法。為什麽？面對這麽大的文化體量，誰有資格說這是精華那是糟粕？你認為是糟粕的東西在我看來備不住也可能是精華呢。我認為溫情地理解傳統就可以了，歷史傳統就在那兒擺著，你接受與否，它就在那裡。四是多元價值觀。這個多元價值觀從聖賢理念當中就能夠找到好多說法，比如“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要點是“不同”，而不是“和”。“不同”但還能“和”，這就叫多元價值觀。更明確的說法是《中庸》裡那句話，叫“道並行而不相悖”。所以說，這些也並不是西方文明所獨有的產物。

仲偉志搜神記：問一個大問題。在你看來，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究竟是什麽？

金綱：我知道學界中有一個耳熟能詳的說法叫做“制度決定論”。我對這個說法持有懷疑。我覺得決定文明展開的是各種力量的“耦合”。耦合是借用物理學中的一個名詞，簡言之，就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體相互依賴於對方的一個量度。耦合的種種變量難於預測。“制度”不過是各種變量力量之一，它不能獨立決定文明的展開，也遠遠不能決定歷史的方向。但在諸合力的耦合中，如果一定要肯定某一種力的比較優勢，則“偶然力量”為最。埃及豔後的鼻子如果“偶然”短那麽一毫米，或者是長那麽一毫米，整個世界史都會改寫；費迪南德大公不在薩拉熱窩事件中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進程可能就會改寫。耦合力量難於設計、偶然力量也同樣難於設計。埃及豔後的鼻子不是羅馬帝國設計的結果，費迪南德大公遇刺不是大戰策劃者設計的結果。歷史上很多變化匪夷所思，你不知道這偶然性怎麽來的，忽然間就變了，在西方歷史哲學當中，他們講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感覺他們把這種偶然性幾乎等同於上帝的力量、神秘的力量，但是人家不這麽說，而是把它訴諸於偶然性的力量，所以在耦合力量中，偶然性的力量要大於制度、聖賢、英雄這些力量。基於這個歷史觀，陳橋兵變中的“陰謀推戴”，在我看來，就是整個耦合合力中“偶然力量”發揮巨大作用的一個歷史事件。所以，我講述的陳橋兵變（以及其他大宋故實）不同於其他人的講述。

仲偉志搜神記：寫這樣一部書，你首先是一個超級“宋粉”。為什麽這麽“粉”宋朝？

金綱：因為大宋是一個“崇文”、“崇德”的社會。趙匡胤可以稱得上是五代十國野蠻政治的終結者，又是後世歷朝文明政治的開拓者。由於宋朝倡導思想自由，從而出現了文化上的大繁榮，比如學術流派上的“程學”、“理學”、“心學”等，出現了著名的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應天書院等很多著名的學院，出現了大批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大宋三百年，文人一直生活在受人尊重的政治、倫理氛圍中。有人稱“宋朝是文人的樂園”，此言不虛。更重要的是，大宋培育了中國人的“文化貴族”和“文化貴族意識”。當時的“文化貴族”往往出身貧寒，但大多負有“以天下為己任”的道義擔當精神。所以說，“文人樂園”並不僅僅指文人生活得好，更重要的是文人道德面貌值得稱讚。綜合來看，大宋可能是傳統中國社會公序良俗最好的時代。

仲偉志搜神記：宋朝的文化繁榮，首先得益於統治者的開明吧？

金綱：我認為文化繁榮是自發秩序也即無為而治的自然結果，是演繹的，而不是建構的。文化繁榮也有“耦合”性機緣，“耦合”環節涉及太多的變量，不是可以設計的。因此，文化繁榮只需要政府提供寬鬆準入機制，民間自會在自發秩序原理下演繹推進。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古希臘、先秦諸子、宋明理學、文藝複興、互聯網勃興，都不是官方規劃與建構的結果。

仲偉志搜神記：除了文化的繁榮，還有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在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這肯定也不是偶然的，你覺得主要原因是什麽？

金綱：經濟發展、科技創新都需要法律保障。我在這裡做一個結論性的意見，凡是對私有財產予以尊重和保護的邦國就是文明邦國；凡是對私有財產不予以尊重和保護的邦國就是無道邦國。只有文明邦國才能有足夠的社會動力支持經濟發展、科技創新。有道和無道的區別在哪裡？廣開言路是必須的，另外很大程度上是對私有財產的尊重與否。尊重私有財產，並予私有財產的權利以足夠的尊重，歷史上這個事做得最好的是東漢王朝、大宋王朝和中華民國初期。大宋帝國在與契丹打仗的時候，只動員今天的河北，以及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的一部分，只動員了這幾個地區，用“科配”和“時估”的方式購買糧草，因為庫存可能不夠了，就需要去購買。購買這個活由誰來乾？轉運使，由轉運使到地方購買，用一種時估的價格、三方商量好的價格購買過來支持這個戰爭。所以像雍熙北伐，當時大宋動員了 10 萬人的兵力，是相當厲害的，由大將曹彬帶著收復失地，大概損失了 3 萬多優秀的大宋兒女。這麽大的一場戰爭，除了這幾個省以外，全國其他地方史書記載“不聞有戰事”，就是沒聽說國家有戰爭這件事，各地都是非常的平安，不知道，該幹嘛幹嘛。一個不搞軍國主義統治的大宋，一個民間經濟發達的社會，才可能有文化的繁榮與科技的進步。大宋的科技成果，包括火藥、指南針、活字印刷的發明創造，都是私有財產得到尊重與保護，民間自發秩序下的智慧與財富投入的結果。

仲偉志搜神記：一個國家打仗，難道不是全民總動員？難道不是有人的出人、有錢的出錢？

金綱：大宋有一個制度，不接受讚助，“讚助”這個詞在古代叫“助餉”，中國歷史上漢代就有“助餉”，漢武帝打仗，民間有人把自己的家產拿出一半來資助，明朝時，也有很多人說我們現在要打韃靼人了，要跟後金打仗了，於是就動員富人去捐獻，富人不捐的時候，他們就說你有覺悟嗎？國家都這樣了，你必須要捐。但朱元璋時代是不要助餉的。大宋也不要助餉，當下面有人要向朝廷貢獻糧草多少斤，第一次上京城送的時候，宋真宗一看來都來了，就把這些東西收下了，接受了之後，返回的禮品超過了送的東西。然後他下了一道旨，說以後這些事不要幹了。

南宋的第一代皇帝趙構到了臨安之後，立足未穩，金兵都過了淮河了，淮安之戰一觸即發，而且底下又有兵變，這個時候皇宮裡的用度非常窘迫，於是就有富戶準備要捐獻，但趙構說以後這個捐獻都不要了。在傳統的中國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倫理大於政治。比如，古人在講儒家理念的時候，其中有這麽一條，叫“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我是大臣，我的父親和我的君主同一天病死了，我作為兒子和大臣怎麽辦？儒家經典給出的答案是，先處理父親的喪事，然後再去處理君王的喪事，這叫“天下意識”。為什麽叫天下呢？一代王朝的興亡是一姓之事，但“父子倫理”卻是天下大事，如果一個人為了處理君王的喪事，把自己父親喪事晾在一邊，那是不允許的，所以以孝悌治天下的原則就在這裡，是為了捍衛“天下”道義文明不致淪喪。助餉，事涉私有財產權，一旦開了口子，就容易導致“橫征暴斂”，中唐以後，興於五代時期的“括率”（官方動員下的各類搜刮）就會重現，那將是對民生的極大破毀。而“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核心”（孫中山語），這個核心的本質是倫理，是治理邦國的政治倫理和責任倫理問題，它源於自然法，所有的文明邦國都會尊重自然法，大宋也不例外。看守天下文明不致淪喪，大宋在防微杜漸。

仲偉志搜神記：那趙構靠什麽？

金綱：在高宗趙構這裡，你的財產是你的，不是我的，我要去打仗，我有我的財產來源，我的來源就是夏稅和秋稅兩稅，以及法定的勞役、對外貿易所得到的這些稅金，可以了，這些稅金勞役之外，另有國家需求，即採用“科配”和“時估”的方法跟你們交易，不需要你們來讚助。這件事得到了著名的大儒顧炎武先生的高度讚譽，他認為此舉符合軍禮大法。助餉，更有一個可能的危險一一捐獻的過程，容易產生覬覦之心，我捐獻足夠多，也許我就能控制你！如此，“人心惟危”，在制度、程式、法律、規則之外，國家另興“生財之道”，民間就會另興“升官之道”，天下，就會散亂，這不符合倫理大義，因此大宋朝廷拒絕這種做法。

仲偉志搜神記：你說的“科配”和“時估”是一種什麽制度？

金綱：大宋這個科配與時估的制度在我看來非常漂亮。科配是針對城市而言的。大宋人分兩種，一種是鄉民，也可能是茶農，也可能是鄉村的小農業者，另一種在城市裡居住的叫坊郭，也叫坊郭戶，對坊郭戶不實行勞役，比如國家修黃河了，要出15 天勞役，從鄉村裡調人，坊郭人不動。但是坊郭人有責任，你住房要交稅，這個不說了。國家如果有需求的時候，要通過配給，你這個城市給我出 20 斤香料，你這個城市要出多少斤象牙，你那個要多少斤食鹽，要由坊郭戶來出。坊郭戶如果沒有怎麽辦？坊郭戶就得花錢去買，買了之後交給官方，然後政府再實行採買。政府採買怎麽定價？這就需要通過時估，時估由三方進行協商，一個是官署，比如天津市派出一個什麽官員，物價局的一個局長去了，找天津市專門賣海鮮的。大宋有很多的團會，就是行業協會，找你的行頭，就是行業的這個頭把你叫來跟你商量商量，開封進一百斤螃蟹，你看看應該怎麽辦？行頭說這個事我得問問下面的行戶，就是專門收購螃蟹的人。於是出現了官署、行頭、行戶三者坐在一起商量這個螃蟹賣多少錢一斤，政府要買 100 斤多少錢。於是這個價格就出來了，這個價格管多少天？管 10 天。換句話說，10 天之內是這個價格，過了 10 天之後再重新評估，重新評估之後就要把這個價格還要報上去，不是說你評估完了就完了。這就是大宋的時估制度，這個時估制度，就使政府採買盡可能地趨於了公正。

我看到一種說法，說時估之後，買的東西往往比市價便宜。這說法暗示大宋官方在壓榨商戶。我說，為什麽一定要便宜呢？因為是大宗購買，政府大宗的購買一定是可以享受批發價，這是正常的。我買100 斤螃蟹跟買 1 斤螃蟹的價格肯定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說這些人是帶著偏見來評估大宋的時估制度。當然這個制度也有一些弊端，有些人會從中搗亂等等，但是官方一旦發現一定會處理。這個事情也來自於藩鎮割據對民眾造成的痛苦的撥亂反正。不說別的，唐代的時候大家都熟悉一首詩叫《賣炭翁》，就是兩個宮使，說你這個炭值兩匹綾，把人家的一牛車炭拉走了。那個賣炭翁很苦，這個價格不容你商量，給你多少是多少。白居易寫賣炭翁這個事，用兩匹綾掛在牛角上把這個炭拿走是相對好的，不好的就是直接掠奪，直接搶。官員下來之後，這個沒收了，什麽價值都不給，一看這個不合格，一砸一搶就拿走了，就是公開的搶劫。宋朝在這方面是接受了前朝歷代的教訓，不去做的。

仲偉志搜神記：制度建設還是很成體系。

金綱：宋王朝在法治制度建設上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趙匡胤帶兵進了汴梁城之後，秋毫不犯，但是有刁民搶劫。有人被搶之後，就告到了當時的警察局那裡，然後這個事情又報到了趙匡胤這裡。趙匡胤的回應是先賠償，賠償之後再去抓刁民。於是就開始動員當時的巡檢力量來捕捉這樣的刁民，抓到之後，當地正法。核心是，先補償，然後再去抓。

還有一個案例比較有趣，宋太宗時期，那個時期國家有一種機構叫檢察院，實際上也叫登聞院，大家看電視，有時候看到擊鼓鳴冤，那個場所就叫登聞院，也叫檢察院，是指地方上如果你的冤案解決不了，這個人就可以來到京城擊鼓鳴冤，擊鼓鳴冤有三條規定：一是所有的鳴冤必須受理，說這個我不受理，這樣不行，必須受理；二是受理完了這個之後，檢察院或者說登聞院沒有資格處理，要把這個案子報到朝廷；三是朝廷的官員由禦史台監察系統和國務院審核之後，要形成一個卷宗報給皇上，皇上必須要親自處理這件事。

大宋第二代領袖宋太宗趙光義就接到了這樣一個案子。開封市一個縣叫開封縣，有一個農民丟了一隻配種用的小公豬，就報案，縣級沒有解決，就敲鼓報上來了，趙匡胤拿著這個案子哭笑不得，說這個事太小了，跑到我這裡來了，怎麽處理？他就問大臣，當時的首席宰輔薛居正說，但憑君王您處理。說一個小公豬大概值兩吊錢，說就給他兩吊錢？說也好，於是由朝廷撥出了兩吊錢給了這個擊鼓鳴冤的人。

在宋朝，類似這樣國家賠償的案例相當多。這種制度的建構，很多時候是非常感人的。

仲偉志搜神記：但是有很多人會說，這樣一個崇文、崇德、以義理財、重文輕武的王朝，最終還是乾不過那些“戰鬥的民族”，這不是另一種窩囊嗎？

金綱：恰恰相反，大宋其實一點兒也不窩囊。比較起來，大宋的和平時光，也遠遠超過大唐。在中國歷史上，幾十年上百年的和平時期，非常罕見。評價一個時代，可以取其平均數，也可以取其最高值。大宋無論就平均數還是最高值，幸福指數都是上佳的。何況，北宋南宋，都各有上百年的和平時期。

大宋帝國的版圖在中國的王朝當中不是最大的，北宋算起來大約有不到300 萬平方公里，有的時候可能略多一點，有的時候可能略少一點，南宋只有 200 多萬平方公里。國土小，而且面臨著中原有史以來最大的異族之敵，初期是契丹，中期是金，後期是蒙元，旁邊還有一個西夏，這四大敵國從北部到西部這兩個方向上對宋朝構成了一個極大的政治壓力。而契丹在當時面積大概有 1000 萬平方公里，比中國現在的版圖都要大，整個北部，西伯利亞都是契丹的，而且他們的騎兵當時是最優秀的。可以講，騎兵在那個時期作為一種重型武器，就相當於二戰時期的坦克，而且後晉時期割讓了燕雲十六州，中原地區獲得馬匹的來源被切斷，重裝備沒有了，和人家再進行戰爭的時候就處於一種劣勢。

金王朝就更厲害了，把黃河以北都佔去了，這邊是敵人，這邊是我方，中間有一個大家互相共有的土地，也即緩衝地帶，古稱“甌脫之地”，連這塊土地都沒有了，獲得得馬匹就更少了。所以南宋在跟後金打仗的時候，這個重裝備也失去了。金完了之後就是蒙元，大家知道，蒙元是代替了契丹和金王朝之後佔據了中國北方、東北和西北的一個世界頭號強國。所以在和蒙元打仗的時候，有人說大宋王朝積貧積弱，打不過人家異族。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大宋帝國和蒙元帝國對抗了 40 年，這意味著什麽呢？要知道，蒙元帝國在征服世界的過程當中，可能是幾天的功夫就把一些國家滅了，但是大宋支撐了 40 年。換句話說，大宋帝國在與世界上的頭號強國進行抗爭的時候，是堅持時間最長的，由此可以想見，它的軍事實力並不弱。

仲偉志搜神記：就如同有一種說法，不是因為我們太軟，而是因為敵人太強大了，而且往往都是超限戰。

金綱：可以這麽說。整個中國在大宋這個時期，地緣政治條件是最差勁的，這個要展開來講可以分武器、戰馬、地緣劣勢等等，可以說很多，我就不多講了。

仲偉志搜神記：我們不是一個戰鬥的民族，中國歷史本質上不是一部戰爭史，而是一部文明史。但在人類歷史上，先進文明被落後文明打敗的事情並不少見，以前會有，以後說不定還會有。

金綱：我一直認為，戰鬥民族雖然一度征服中原文明，但是由於儒學內在有一種很神奇的密碼，它能夠反向征服征服者。歷史上來看，中國地方是很小的，說大一點也就是300 萬平方公里的地方，現在到了 900 多萬。我說的是，文化版圖的擴大同時帶動了地緣版圖的擴大，或者反過來說，地緣版圖之所以擴大是因為我們文化版圖在擴大，而這文化版圖的擴大，核心力量是儒學。有人認為儒學就是唯唯諾諾、君君臣臣那一套，可不是這樣。儒學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仲偉志搜神記：你是說，我們的祖先是用文化版圖來拓展自己的生存太空。

金綱：我講過一個故事。就是徽宗時，蔡京執政，朝廷派遣翰林學士林攄出使遼國，蔡京秘告林攄此行要激怒遼國，以此達到“啟邊釁以邀功”的目的。林攄進入遼境，就開始以盛氣凌人的姿態對待迎接他的遼國官吏。遼國這些接待官員稍稍有點不符合禮儀的地方，他就辨別質問。當時遼國剛剛建造了一種“碧室”，類似於中原的“明堂”，是天子宣布政教、祭祀典禮的禮製場所。遼國陪伴使節向林攄介紹“碧室”說：“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所謂“白、玉、石”三字就是“碧”字的拆分。林攄當即回應道：“口耳王，聖人坐明堂。”林攄的意思是：“聖”字可以拆分為“口、耳、王”三字。這不過是一個文字遊戲，在林攄這裡也有鄙夷遼國的意思。但這位遼國陪伴使對中原訓詁之學頗有一些真才實學，他聽後，就很直接回應道：“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即無口耳王。”意思是說：我這個陪伴官沒啥文化，只聽說“聖”字應該拆分為“口、耳、壬”，沒聽說還可以拆分為“口、耳、王”。史稱林攄“辭窘，罵之”。這就要說道“聖”字“口耳”之下，究竟是“王”是“壬”的問題。我將問題盡量簡化。據《說文》諸家解釋，“聖”字下面應該是個“壬”字，而不是“王”字。那麽“壬”是什麽意思呢？也有各種解釋，我選擇其中兩個解釋。一，隆重、莊敬、盛大、肅穆的意思。二，按照《說文通訓定聲》的意見，“壬”之造字，屬於象形兼指事，像一人挑擔子。因此有“挑擔”之義。這個字在先秦經典中，又寫作“任”，也即“壬”通“任”。口、耳兩字事實上諭示了“聖人”傳導天道義理，也即傳播神聖大義的使命，如此，再據以上兩種解釋，就可以知道：所謂“聖人”，就是嚴肅莊重地將至高無上的道義擔當起來的人物。雖然宋人也曾造有俗字，將“聖”下之“壬”寫作“王”，但從字源意義上講，遼國的陪伴使在這一輪“捍衛古聖義理”的回合中勝出。事實上，以上所論不過是些小事，真正的大事在於，草原帝國在與中原帝國的打打殺殺來來往往中，塵埃落定，今天看到的更多是中原帝國的文化力量之影響，遠遠大於武裝力量之影響。如果承認歷史事實，就不難看到，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反向征服“邊夷”時，文化版圖事實上是不斷變化著的。由於文化版圖的變化，地緣版圖也在不斷地變化之中。看一看歷史地理地圖，就知道，古聖先賢已經為華夏族群贏取了足夠的生存太空，就民國時曾經有過的 1141 萬平方公里版圖審視，已經居於這個星球的第二位。顯然，這是個不俗的成就。那種妖魔化、汙名化古聖先賢，說古人導致今人“落後”，將今人的種種落敗歸咎於祖先的說法，無力解釋華夏文化和地緣版圖的優勝結果。歷史上的儒學大傳統，的確存在著鮮為人知的重新安排世界的隱秘敘事，這是世界史上任何一個大國都曾經有過的雄心。今人繼承了這個隱秘敘事，由於俄蘇力量的影響，中國一度坎陷，未來不可知，尚在演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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