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三十歲以前是庸人

文/張巨集傑

曾國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鄉縣大界白楊坪。地處離縣城一百三十裡的群山之中，雖山清水秀，風景不惡，但交通不便，消息閉塞。

作為長孫，曾國藩身上背負著上兩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遺傳似乎確實不高明，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也是榜榜落第，接連七次都名落孫山（曾國藩的四個弟弟也沒有一個讀書成功）。然而，二十三歲那年，曾國藩的命運之路突然峰回路轉。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舉人。又五年之後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歲的曾國藩中了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雖然躍過了龍門，但此時的曾國藩整個眼眶裡隻裝得下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從氣質到觀念，與其他庸鄙的鄉下讀書人並無本質不同。在白楊坪這個小天地裡成長起的曾國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過往隻不過是些鄙儒，其中甚至還有“損友”。進京為官以前，曾國藩耳目所聽聞的，不過是鼓吹發跡發家的地方戲；頭腦中所想的，不過是當官發財，給家裡爭口氣。好友劉蓉說他當時“銳意功名”，他自己也說當時最大的心事不過是“急於科舉”。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國藩抵達北京，開始了漫長的官宦生涯。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和每個普通人一樣，有著大大小小許多缺點。

1.心性浮躁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國藩天生樂於交往、喜歡熱鬧，詼諧幽默。在北京頭兩年，他用於社交時間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東家串西家，酒食宴飲，窮侃雄談，下棋聽戲。雖然他給自己訂了自修課程表，但執行得並不好，認真讀書時間太少，有時間讀書心也靜不下來。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四月份“留館”之後，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他總結自己四十多天內，除了給家裡寫過幾封信，給人作了一首壽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

因此，他在日記中給自己立了日課，每天都要早起，寫大字一百，溫習經書，閱讀史籍，還要寫詩作文。但這個日課並沒有嚴格執行，雖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還是經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門拜客。

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記載，早飯後，張書齋、曾心齋兩位朋友先後到他家來聊天。送走他們後，他寫了十行字，又出門“拜客數家”。然後又赴宴，與七個朋友一起飲酒吃飯。飯後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這一天所有的“成績”就是十行字。

翻開日記，責備自己“宴起”、“無恆”、“太愛出門”的記載到處都是：“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有俗事來擾，心亦隨之而馳……”“見人圍棋，躍躍欲試……”“說話又多戲謔……”“應酬稍繁之際，便漫無紀律……”“自定課程，以讀《易》為正業，不能遵守，無恆……”“讀書悠忽……”“晏起，則一無所作，又虛度一日，浩歎而已……”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2.為人傲慢

二是為人傲慢，修養不佳。雖然資質並不特別優異，但曾國藩在湖南鄉下朋友圈裡總算出類拔萃，並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顧盼自雄。在離家到京服官之際，他那位識字不多卻深有識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給他這樣的臨別贈言：“爾的才是好的，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當然不足以掃平他身上的處處鋒芒。在北京的最初幾年，“高已卑人”，“凡事見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這最常見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體現得很明顯，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處甚多。他的幾個至交都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陳源兗就告訴他：“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又言我處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第二個是“自是”，聽不進不同意見，“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

因為修養不佳，脾氣火爆，曾國藩到北京頭幾年與朋友打過兩次大架。第一次是與同鄉、刑部主事鄭小珊因一言不合，惡言相向，“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另一次是同年兼同鄉金藻因小故口角，“大發忿不可遏，……雖經友人理諭，猶複肆口謾罵，比時絕無忌憚”。這幾句描寫形象地描繪了曾國藩性格中暴烈衝動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錯誤是言不由衷，語涉虛偽。比如在社交場合常順情說好話，習慣給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誇，不懂裝懂，顯擺自己，誇誇其談。人性中這些常態在曾國藩身上一樣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個缺點就是“偽，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

3.虛偽不誠

在曾國藩日記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這個缺點。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雲來拜訪，“示以近作詩。讚歎有不由衷語，談詩妄作深語”。讚歎之辭並非發自內心。而且聊著聊著，自己就故意顯擺高深，誇誇其談起來。

這樣的記載數不勝數：“酒後，與子貞談字，亦言之不怍。”“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學中無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又說話太多，且議人短。”“席間，面諛人，有要譽的意思，語多諧謔，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

對於一般人來說，這是無傷大雅的社交習態，但對於聖人之徒來說，卻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因為儒家認為，修身之本在於“誠”。對自己真誠，對別人真誠，一是一，二是二，一絲不苟，才能使自己純粹堅定。適當的“善意謊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當言不由衷成為習慣時，“浮偽”也就隨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變得庸俗可憎。

4.貪好美色

除了以上三點，曾國藩認為自己還有一大缺點，必須改過，那就是“好色”。今天看來，這似乎有點可笑。血氣方剛、剛過而立的他，見到美女自然會多看幾眼。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本能反應。然而用聖人標準一衡量，問題就嚴重了。曾國藩日記中多次記載自己犯這樣的錯誤：在朋友家看到主婦，“注視數次，大無禮”。在另一家見到了幾個漂亮姬妾，“目屢邪視”，並且批評自己“直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

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對於自己的夫妻恩受，曾國藩也戰戰兢兢。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對“欲望”特別是對“色”的恐懼是一個特別的底色。中國人普遍認為，縱欲，特別是沉溺於“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險之舉。曾國藩身體一直不太好，所以認為自己有必要厲行節欲。他說自己“明知體氣羸弱，而不知節製，不孝莫此為大”。當然，這種節製在某些年紀是很難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他為此大罵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讀了讀書，沒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橫熾，不複能製”，做了“不應該做”的事，遂罵自己“真禽獸矣！”

曾國藩之於後人的最大意義是，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一個中人，通過“陶冶變化”，可以成為超人。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真誠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領可以增長十倍，見識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擴展十倍，氣質可以純淨十倍。愚鈍之人，通過自我磨礪，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浮囂之人，也可以變得清風朗月般從容澄靜。偏執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開闊，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為官，不僅是曾國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起點。作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當時最頂級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淵藪。一入翰苑，曾國藩見到的多是氣質不俗之士，往來揖讓，每每領略到清風逸氣。他在寫給諸弟的信中興奮地介紹說：“京師為人文淵藪，（朋友）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

曾國藩發現，這些人的精神氣質與以前的朋友們大有不同。他們都是理學信徒，有著清教徒般的道德熱情。他們自我要求嚴厲峻烈，對待他人真誠嚴肅，面對滾滾紅塵內心堅定。

這些朋友給了他極大的影響：“近日交得了一兩個良友，才知道學問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才始知范仲淹和韓琦這樣的名臣可學而至也，司馬遷、韓愈這樣的大學者亦可學而至也，程、朱這樣的理學聖賢亦可學而至也。”

三十歲前的曾國藩人生目標只是功名富貴、光宗耀祖。結識了這些良友之後，檢討自己，不覺自慚形穢，因毅然立志自新：“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汙，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正是在三十歲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學作聖人”之志。三十歲是曾國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嶺。

摘自《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