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為什麽家長捨得在教育上花錢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吳飛

　　所有人都有損失厭惡的情緒，沒有人願意從中產階層降到普通階層，而教育投入就是避免階層下降的一種主要方式。但未來用來獲取價值回報、維持階層的方式會越來越多。

吳飛：為什麽家長捨得在教育上花錢

　　如果您是家長，那4月上映的印度電影《起跑線》一定或多或少的映射了孩子求學路上遇到的種種坎坷。反觀我們所處的現實社會，通過省吃儉用為孩子報輔導班、學習特長幾乎成為父母們的“標配”。而買學區房、上私立學校、出國留學等“重金”活動則成為了中產階級家長們的共同追求。

　　進入5月，即將迎來“幼升小”、“小升初”的高潮，“贏在起跑線”再次成為一個緊箍咒，提醒著中國的父母們“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這一焦慮在中產階層中的體現尤為明顯。

　　具體來看，對子女成年前的教育投資以及成年後的資金支持成為中產人群主要的日常支出，其中，以對成年前的教育支出尤為突出。筆者此前與嘉信理財展開過一項針對中產階層的調查。我們以年收入12.5萬至100萬之間的個人或家庭為樣本，調查了他們的支出佔比。數據顯示，在35歲至44歲的中產人群中，60%將子女教育作為首要支出（投資）目標；在45歲以上的人群中，40%將資助子女買房或創業作為重要支出（投資）目標。對子女的支出，特別與教育相關的支出，可以說是中產階層主要的支出之一。

　　在筆者看來，國內的中產之所以願意耗費巨資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事業，主要受焦慮情緒驅動。這種焦慮來源於眾多因素的作用，本文並不試圖追究中產階層的子女教育焦慮背後的制度、機制和文化根源，也不討論焦慮的影響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問題，而是希望從金融學的角度，幫助大家理解焦慮形成背後的原因。

　　如果要說清子女教育過度投入的原因，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為了養兒防老。在傳統思維中，養兒防老是個順理成章的概念，但它本質上其實是個金融問題。

　　金融學的核心是跨時間、跨太空的價值交換，所有涉及價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時間和太空之間進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認為，如果用金融概念作解釋，養兒防老的本質就是一項金融交易。

　　從古至今，人們知道如果要實現生命的長久延續，僅憑一人之力是不夠的。天災人禍、生老病死，隨時都有可能成為生存的障礙。所以進行跨時間、跨太空的利益交換顯得必不可少。

　　原始社會時期，這種利益交換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當時人們靠打獵野生動物、采掘野生果菜養活自己。在那種生產方式下，如果不在部落之內共享獵摘成果，女性或者沒有摘到果實的人很快會餓死。

　　在農業社會，利益交換則存在於家庭、家族這些血緣體系內。養子防老的本質是跨時間的價值交換。在這種情況下，子女便成了人格化了的保險品、信貸品和養老投資品。

　　在中國，這一觀念延續到了現在。教育成為了非人格化的方式，家長通過教育下一代，從而為自己的未來投資，進行跨時間的價值交換。

　　除了養兒防老的傳統之外，就行為金融學角度來說，中產之所以對子女的教育投入如此之多並產生焦慮，更主要是源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情形的恐懼，即我們所說的模糊厭惡（Ambiguity Aversion）。

　　在中產們看來，得到的金錢、社會地位隨時可能會失去，而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是所有人都厭惡和恐懼的。對下一代進行不斷投入，成功營造了一種對子女有所付出並有回報可以期待的錯覺，從而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

　　這個觀點的背後，存在著這樣一個行為金融理念：人類在伴隨風險的不確定性中下注的話，通常傾向於下注已知的不確定類型，而不是未知類型。

　　比如，盒子裡有100個球，如果已知當中有50個是紅色的，你可能願意參與賭隨機摸出的球為紅色的遊戲。但如果盒子裡究竟有沒有紅色都是未知數，那麽願意為之下紅注的可能性則會小的多。

　　對於教育的投入也是一樣的道理。雖然有各種方式可以達到保住現有社會地位的目的，但是從中國歷史經驗來看，教育投資在改變或保全社會地位方面具有相對確定性。家長會對下注子女教育趨之若鶩，這背後都可以用金融學的理念來解釋。

　　此外，中產階層的“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心理也是造成焦慮的部分原因。

　　行為經濟學認為，人類都是通過觀察身邊的變化來體驗生活的。大多數人都會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效用（或幸福感）的變化，而非最終效用（或幸福感）數量或等級。舉個例子，公司裡兩位員工曬年終獎，一個人獲得5萬元，一人獲得1萬元，第一個一定比第二個更幸福嗎？如果第一個人年初預計今年的獎金是10萬元，而第二個壓根沒想到能獲得獎金。很明顯第二個人感覺更幸福，雖然他的獎金更少。基準點（或期望值）的設定會直接影響最終的心理效果以及作出的選擇。

　　這個理論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麽面對下一代教育的問題，中產階層受到的困惑和壓力往往更大。很多人通過自身的努力躋身中產階層，自然他們的底線（基準點）就是保住現有的社會地位，並向更高的頂層階層看齊。因此，大部分中產事實上是以頂層家庭作為基準點的。而加強教育投入就是保全現有地位、並向頂層家庭看齊的表現之一。相對而言，頂層的家庭由於沒有絕對更高的基準點可以設立，因此焦慮的程度會有所緩和。而底層的家庭則無法耗費太多成本，生存的壓力迫使他們沒有精力以及資源設立等同於中產階層的基準線。由此，中產階層成為在教育問題上最為焦慮的一個群體。

　　另外，人們渴望消除潛在的損失，因為損失造成的痛苦大於等量的收益帶來的快樂。簡單說，一定量的損失造成的傷害是等量收益所帶來的快樂的兩倍。在面臨風險決策中，為了規避損失，大多數人寧願承擔失去更多的風險。

　　這個理論如果套用到我們的話題，就意味著從普通階層升到中產階層，你的幸福感增加了，但這個幅度只是從中產階層降到普通階層的痛苦感的一半。所有人都有損失厭惡的情緒，沒有人願意從中產階層降到普通階層，而教育投入就是避免階層下降的一種主要方式。雖然從成果而言，教育投入巨大並且產出的效果具有極高的不確定性，但是大家都願意承擔這個風險。深層次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來防範階層下降帶來的痛苦。

　　綜上所述，無論是養兒防老還是損失厭惡，中產階層都或多或少的將教育 “金融化”了。事實上，隨著金融市場的日益開放和成熟，用來獲取價值回報、維持階層的方式越來越多。筆者以為，一份合理、完善、嚴謹的財務規劃和多元化的投資計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中產們已有的利益，從而讓孩子從“過度教育”中解放出來，回歸真正的素質教育，也讓家庭的功能重點定義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希望類似印度電影《起跑線》那樣的鬧劇，不要在我國的中產階層身上發生。

　　(本文作者介紹：現任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金融學副教授，主要研究行為金融和私人（家族）財富管理。2004-2010年在紐西蘭梅西大學任教，曾任亞洲金融協會理事，期刊Economic Systems特約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