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洛杉磯時報》報導，來自中國的Yusi Zhao在2017年被史丹佛大學錄取，她的家人為此向升學顧問威廉·辛格支付了650萬美元，YusiZhao中文名為趙雨思，其父為山東步長製藥董事長、聯合創始人趙濤。
《史丹佛日報》的報導稱，史丹佛大學在發現趙雨思在申請書中偽造帆船運動證書後將其開除，並在4月2日的新聞發布會中宣布了這一決定。趙雨思在3月30日離開史丹佛大學。
史丹佛等多所大學的舞弊事件引爆了中國讀者對於美國教育公平的關注。今天我們通過兩本嚴謹的社會學研究《不平等的童年》和《被選中的》來窺視美國社會中的教育公平問題。
輸在起跑線上
我們通常說“再窮不能窮教育”，因為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但很多時候兒童教養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折射在兒童身上的階層差異，不僅體現在是不是買得起學區房上重點小學，也不僅是能否帶孩子出國旅遊多見世面，差別從家庭教育便已開始，不同的文化資本積累在兒童與公共機構互動時被激活，並產生長遠影響。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社會的經驗與反思值得我們重視。《不平等的童年》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安妮特·拉魯）的代表作，探究了二十世紀末美國社會不同階層兒童面臨的迥異的家庭教育模式，以及不同教育方式如何導致階層的再生產。研究者想搞清楚的問題是：不同的家庭氛圍和教育方式是如何將家長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傳遞到兒童身上的？
拉魯深受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影響，關注社會中的衝突、變化和系統性的不平等。布迪厄認為，社會中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個體通過不同的社交活動將自己的生活合理化，在這個適應的過程中形成的最自然舒適的感覺稱為“慣習”，不同的生活經歷導致了個體繼承的資源在數量和質量上存在差異，這些差異會在個體參與社會生活、面對公共機構時發揮出來。
拉魯認為布迪厄對擁有資本和激活資本的區別關注不夠，通過豐富的個案研究，拉魯試圖展示家長是如何通過家庭生活塑造了子女的慣習，以及文化資本在與公共機構交鋒中發揮的作用，為布迪厄的理論提供了經驗性數據的支持。
該研究把各個家庭按社會類別分兩類，一類是中產階級，一類是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不同的社會階層教養孩子的“文化邏輯”是迥然不同的，這既是現有社會階層的不平等在文化方面的滲透，反過來內化了的不平等又會導致階層再生產，固化這種不平等。作者從日常生活的組織、語言運用和對公共教育機構的乾預三個層面區分了兩種教養方式。
中產階級家庭傾向於採用協作培養，家長會主動評估、培養孩子的天賦和技能，為孩子精心安排了各種休閑活動。溝通方式常常是協商討論，講道理、發號指令、討價還價，孩子可以反駁成年人的話。面對學校時，家長會代表孩子提出反對意見和乾預措施，並訓練孩子承擔起批評和乾預的角色。
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傾向於採用成就自然成長，說白了就是放任自流，讓孩子經常與親戚或鄰居家的小孩一起自由玩耍，很少有計劃地培養他們的技能。家長通常向孩子發號指令，孩子通常接受指令，處於被動、順從的地位，很少挑戰家長。對學校十分依賴，但學校教育與家庭養成的習慣又存在矛盾衝突，產生無力感和挫敗感。
愈來愈大的差距
不同的教育邏輯分別導致了什麽樣的後果呢？最顯著的是代際之間的傳輸差別優勢，放在當今中國社會的二代文化背景下考量並不難理解。
比如，中產階層的家長和孩子更經常交談，以此鍛煉出敏捷的口頭表達能力和抽象思維能力，擁有更大的詞匯量，在權威人士面前能更快地適應。這讓人想起了小學班主任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三流的孩子用手教，二流的孩子用嘴教，一流的孩子用眼教”，話糙理不糙，可看作民間概括。
對於中產家庭的孩子來說，和家長的互動早已磨練出他們察言觀色的能力，即使與成年人交流也能注視著對方的眼睛，而目光交流在現代職場是一種被提倡的習慣。相反，在貧困家庭中，容易踐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身體教育”，家庭成員聊天時並不注視著對方的眼睛，他們總是一邊忙碌一邊交談，沒有社交禮儀上的尊重。甚至，在貧民窟持久盯著別人的眼睛可能被視作挑釁，會帶來危險。
微小習慣和技能的不同將逐漸生成中產階層的優越感和貧困家庭的局促感，這種潛在的文化資本的差異將在他們進入到學校、工作部門等社會體制的時候轉化成各種形式的價值差異。
中產階層兒童追求個人偏好的欲望很強烈，公共生活中他們主動掌控著自己的行動，盡量滿足自己的需求使自己舒適，“中產階級的孩子在模仿和直接的訓練中學會了如何讓各種規章值得有利於他們並為他們服務。”相比之下，貧困家庭的孩子難以主動通過互動交流實現自己的意圖，而是習慣同父母一樣，被動地接受權威的命令和吩咐，他們習慣去適應規則，而不是創造對自己有利的環境。
家庭生活是複雜的，兩種文化邏輯的培養並非涇渭分明，交叉在所難免，兩種教養方式也各有利弊：中產階層的孩子更加冷漠、自私，容易感到無聊，有的習慣了被規劃的生活，會依賴父母解決問題；貧困家庭的孩子更加懂事、獨立，能吃苦，抱怨少，和家庭成員更親近。作者傾向於協作培養模式，只是認為家長要為孩子的獨立成長留出空間，不要逼孩子太緊。
說完了童年，我們來看看大學。
今日的美國一年一度的大學招生對於很多中國家長和學生來說並不陌生。美國的頂尖私立大學在數以萬計的申請者中從容挑選，決定哪些幸運兒能夠中選，最終能勝出的人是極少數。
大學招生過程的特色我們也很熟悉，不僅要推薦、面試、強調課外活動，還有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也就是我們熟悉的SAT，假如是運動員或者校友子弟還能獲得加分。對於一些非常主觀的品質，諸如品性、人格和領導力，學校更是重視，時至今日我們和美國人都覺得這些理所當然。
不過《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一書的作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教授傑羅姆·卡拉貝爾，帶我們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打破了這一習以為常的常識。作者在此書中解釋了美國大學這些奇怪的做法源於何處，弄清他們為何能夠經久不變，例如為什麽會打橄欖球和父母是校友等因素居然事關學生是否能夠入讀頂尖大學。
排斥猶太裔的“美其名曰”
作者的研究對象聚焦於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這三所美國最頂尖的大學，他們歷史中大部分時間裡是以學術標準為基礎來錄取新生的。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這一情況有所改變，當時學校的當權者們很清楚，假如隻依靠學業表現來選拔新生，那麽校園中猶太裔的學生數量將會不斷增長，而這些猶太裔學生的家庭大部分來自東歐。在美國限制移民運動達到頂峰時，這種增長已相當明顯。
然而對於那些主持三巨頭大學事務的盎格魯·薩克遜血統的紳士們而言，這些跡象顯然讓人無法接受，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他們發明了一套全新的招生體系，這套體系背離他們自身的傳統，也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頂尖大學的做法有著實質性差異。正是這套系統，經過一些細枝末節的修補，一直延續至今。
這套新系統最為鮮明的特色之一便是它完全摒棄了將學業能力作為錄取的唯一標準，在三巨頭大學，儘管教師們還普遍認為學生的錄取應當是其學業表現，但是領導者卻不這樣認為，他們知道一旦學生的錄取與否完全取決於某一單一標準，尤其是可量化的標準，例如學業是否優秀，那麽他們便無法再將錄取權控制自己的手中。
為了維持自身機構的利益，三巨頭大學的領導者意欲牢牢掌握錄取學生的權力，這樣他們就可以不費周章地將大捐贈者那些平庸的子女錄取進學校，將那些雖有天才卻未經雕琢的移民子女拒之門外。
新錄取政策的核心要素是所謂品性，也就是被認為猶太人少有，而上層階級新教徒廣泛擁有的品質，對於那些領導哈佛耶魯以及普林斯頓的紳士們而言，品性就是道德觀和生活方式的簡稱，他難以名狀，只有那些擁有品質的人才能判斷識別，在錄取學生時，他們開始強調那些模棱兩可的主觀品質，例如剛毅和領導力，結果領導者們獲得了高度的錄取決定權，可以自由決定錄取誰。
動態的“才能”標準
具體而言，過去了一個世紀裡，三巨頭大學對“才能”一詞的定義歷經了數次轉變，在20世紀初“才能”一詞所指基本上是與學術有關，主要通過對傳統考試，包括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掌握程度來衡量。
到了20世紀20年代，隨著美國加強對移民的控制，這一含義逐漸讓位於所謂的“全能”，也就是健康的體魄、優越的家庭背景。按照這一定義，所謂的理想的大學生就是指那些能夠花一點時間在俱樂部或搞點活動的學生，那些花了大量時間端坐在課桌之前苦讀的學生，常常會被稱為書呆子。
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由於冷戰和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的刺激，美國人開始擔心所謂的人才流失問題，所謂的全能也開始讓位於智力上的天賦，表現就是能否在SAT中獲得高分，同時還能在一種或多種課外活動中表現出色。
在20世紀60年代更為激進的社會環境中，激烈的政治和社會動蕩，最終再次塑造了“才能”一次的含義，三巨頭大學的錄取政策中，有了更大的文化轉向，所謂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價值逐漸獲得了中心地位。扶持有色人種，接納女性入學，種種障礙最終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三巨頭大學錄取政策變化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圍繞“才能”一詞的定義，不斷鬥爭的歷史，不過在這些不斷的變化和反覆爭奪的背後有一要基本的規律可循，“才能”一詞的定義，隨著社會及社會各個群體間不斷變化的權力關係而發生變化。“才能”一詞的定義是動態的，傾向於反映那些有權力，而將自身的文化理念強加給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利益。
在近幾十年中，進入這三所大學和其他頂尖大學的競爭愈演愈烈，公眾對大學幾近癡迷而以此竟滋生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從培訓公司到輔導用書，從私人輔導到夏令營，從文書中介到動輒收費上萬美元的私人谘詢顧問，都是產業鏈上的環節，在產業鏈背後則是一種堅定的信念，進入一所權威大學是一項對後半生至關重要的投資。
作者 |曹檸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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