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寫作如同打仗，要隔段時間都有一個小勝利

張東蓀（1886年—1973年）

本書側重於張東蓀生命史中更多屬於“公共領域”的部分，從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這一視角，細致解讀張東蓀的思想與活動，展現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多重含義與演變進程，以及它與社會主義等思潮的複雜互動關係；尤其對共和新體制下自由與民主之間緊張的探索，具有相當的思考深度。在使“自由主義在中國”這一問題歷史化的脈絡中，展現出張東蓀如何由一個相對傳統計程車子轉變為學貫中西的新人物，並進而轉變為參與組黨的國家社會主義要角的心路和生命歷程。

——羅志田（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將張東蓀放在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中加以理解和定位。書中有相當的篇幅，是描述和研究同時代的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張君勱、李達等思想者共同經歷的思想歷程，並以此作為背景來與張東蓀比較，因而傳主的思想是有著生動的歷史背景和人物烘托的三維世界。而且，作者對19世紀西方思想家有相當的了解和研究，以此來發掘張東蓀思想的西學淵源和更廣闊的國際背景，這種能夠將中西思想打通來做的年青學者是不多的，作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領域，顯然是佼佼者。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簡介

高波，1982年生, 陝西省榆林市人。北京大學心理學學士、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士人與知識分子史。除本書外，還有譯著《戰爭與革命交織的近代中國（1895—1949）》，及論文多篇。

內容簡介

張東蓀在20世紀上半葉一直是中國西學的主要輸入者之一，並且是活躍的政論家。他對民初政治有多方面的參與，認為該時期共和試驗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未能形成一個讓人信服的政治與文化的中心勢力，只有真正完成“造社會”的事業，才能為中國的共和奠定基礎。本書將他放入19世紀以來世界性的民主思潮的大背景下，著力考察他早期的思想與活動，並以此重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共通的問題與心態語境。

後記：寫作過程與學術成長

文丨高波

一

本書由作者的博士論文修改而來，今日回味，感覺已有些不同。當時研究寫作，自然是全力以赴，難免入戲過深，不能有所反省。離開博士論文階段，開始新的學術生活，我才逐漸感到，彼時第一次從事長篇書稿寫作，許多地方用力過猛，困頓勞苦，殊乏人文學本應有的優遊涵容。期間所得的經驗，也大都出自不斷的試錯，今天回顧，頗有幾分感慨。我想略微回顧本書的寫作過程，以為讀者了解它的可能力量與限度提供參考。當然，面對這個文本，作者相對於讀者並不具有絕對優先性，這裡所提供的，只是與它的形成相關的一些資訊。

說到本書的緣起，其實有些偶然。2006年春夏之交，我研究生一年級行將結束，導師羅志田先生和我商量碩士論文選題的事。北大的整體培養體系比較寬鬆，當時的我，也還在本科後期形成的自由泛覽狀態中，對進入具體的研究工作有種抗拒。學術是制度更是教養，需要克制與馴服自己，這就是開始吧。

我當時有兩個比較模糊的興趣，前一個較根本，是所謂世界觀問題，特別是近代世界觀的誕生過程，叢林幽深，令人沉迷；後一個較直接，是“五四青年”的思想與實踐，社會主義的興起之類，直接而切身。前者指向更為結構化與內在化的世界觀分析，後者則需要思想與社會、政治的互動分析。我當時有一種模糊的意識，不想迅速進入純粹“思想的世界”內，一方面感到自己準備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今日猶存的“業餘主義”氣息在作祟，不想將興趣變成工作。所以選擇後者，探究五四後社會主義運動的觀念與實踐。

羅老師似乎了解我對思想史的偏好，建議我改做一個相關題目，研究張東蓀早期的思想與活動。這是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高度同情，深度參與社會主義論戰，後來則“棄政治而入哲學”，在民國時期頗自成一格。不過，頗具歷史提示性的是，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

這說明我當時知識之有限，不過，一個歷史系研究生對張東蓀的孤陋寡聞，也可算是歷史力量與其造成的人物命運的某種表征。比起張東蓀在民國時期的聲光，他在當代公共記憶中是相對暗淡的。這種對比提示了歷史性與當代性的複雜關係，在之後幾年裡，它不斷重新顯現出來，要求我做出某種回應。

研究的開始意味著自由泛覽歲月的結束。不過，事情總是兩面，過於散漫的興趣有時會成為向上的障礙，特別在自己了解不廣的時候。張東蓀卷入了民國早期關於共和政治的大多數爭論，這些爭論又直接指向晚清以來中國面臨的深刻政治與文化困局。為理解張東蓀，我必須離開五四，向前追索，這是研究加於我的規定性，對此，我在抗拒中慢慢接受，閱讀方向開始調整，一系列政治性主題開始進入我的視野，憲法、代議製與共和，取代了社會與文化，成了接下來幾年我的閱讀關鍵詞。

這為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持續滋養著我的學術智性。它避免了我過早陷入五四時期，而讓我投入對其歷史淵源的探尋，自然地形成一種歷史主義式的考察方式。羅先生經常引蒙文通一句話，叫做“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重要的歷史現象與事件至少提前三十年看，最好要提前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看，這樣才能看到歷史的縱深與層次。因此，博士論文就只是長期學術成長過程的一個環節，它必須要有足夠的學術延展性，能引出對一系列相關問題的思考，以通向更豐富與廣大的世界。

二

北大歷史系有著隱伏而強勁的傅斯年傳統（古代史尤其明顯），“史學就是史料學”是人人不必提及的學科無意識。傅斯年的口頭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大家都念得很熟。系裡流傳著許多老先生做學問的傳說，我當時剛剛入行，也在摸索如何適應這一家法。

我所面臨的第一個變化，是網絡資源的大規模普及。在我入學時，做卡片仍然是老一輩學者做學問的基本方式，老師們也強調文科的學問都從此開始，我自己也一度剪裁了很多閱讀與研究卡片備用，不過很快就發現不如用電腦，存儲、分類與檢索都更為方便。我想我們可能是第一批沒有經過做卡片訓練的歷史系學生。

不過這尚是表面區別，更為迫切的是電子史料的指數式增長。隨著出版品的大規模電子化，許多數據庫以及像國學數典這樣的資料共享論壇的出現，大量分散藏於各處、以前難得一見的史料都在網上唾手可得。歷史學者基本上都是史料控，我系學生與老師，多少都沾染了些尋找與存儲史料的狂熱。我也曾連續幾天下載各種大部頭網絡資料，或去同學朋友處拷貝各種史料。漫無目的，在體會到某種興奮的同時，更經常感到一種內在的焦慮。史料無窮無盡，而吾生有涯，面對一隻隻飽滿的硬碟，痛切感到自己閱讀太有限。

而且中國近現代史與古代史有一個根本不同，便是其史料數量巨大，不僅沒有人敢如先秦史般說看遍所有史料（大量出土文獻出來似乎也變得不可能），甚至沒有人敢說自己能把所研究題目相關的史料窮盡。面對海量的電子化資源，如何不迷失在一種佔有性的快感與焦慮中，而是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工作程式，區分主次輕重，發現某些必須細讀的經典與史料，換言之，建立自己的智性秩序，這可能是這個學科對初學者最大的挑戰，當然，也是它最令人興奮的地方。這是一片仍有可能自由奔馳的廣闊原野。

北大可能有全國大學圖書館中最全的民國報刊，且一度允許我們自由拍攝。2007年暑假，我整日呆在圖書館四樓的舊報刊閱覽室，把張東蓀發表了很多文章的關鍵報紙《時事新報》幾乎從頭拍到尾，然後分別存儲編目，又在國圖、複旦等處補足了北大所缺的。這個工作當時是作為必須的任務完成的，看不出有多重要，其實這奠定了我博士論文的史料基礎，所需大部分史料都可以在電腦中獲得，後期寫作就不會再被史料搜索而頻繁打斷。

另外，泛黃且經常覆蓋著灰塵的民國時期紙張，尤其是那種特殊的土霉味，也提供了我對民國以及我系的口頭禪“歷史感”的某種體驗，一些研究想法也在這日複一日的工作中慢慢形成。舊報刊室有一位很有經驗的張姓老師，沉默寡言，從不多說一個字，尋找報紙快且準，想必不少歷史系和中文系的朋友都有印象，每日和他做伴，頗有一種沉靜的感覺。2012年畢業後，我和同門梁心回去找他合了個影，聊以留念。

搜集到了史料，接著是整理。我的體會是必須做史料長編。這個工作慢且枯燥，不過重要性怎麽強調也不過分。時間是最基本的秩序，史料內部的各種脈絡，經常就是在按時間順序的排比過程中慢慢顯現出來的，這可算史學基本功，絕對不可缺。我自己在研究張東蓀時，對民國初年的細部史事不熟，感到很難找到切入點，於是綜合既有的幾種民國史料編年，花了不少時間，做了一個與自己研究相關的編年。除熟悉史事，這還帶來另外一種好處，就是對歷史的在場感。在做編年的過程中，歷史不是由今天回溯而得，而是又像它發生時那樣，一天天順次展開，各種可能性不斷呈現，這自然帶來對當時語境的某種意識，讓我必須將張東蓀本人的各種思想活動和他的時代勾連起來。

這無形也影響了我研究的立意：既是人物研究，也是對人物所在時代的研究。歷史系經常談歷史感，以此作為歷史學入門或未入門的標準，如同哲學系談哲學性，文學系談文學性，都頗有些學科暗語的味道，其實就是通過這樣的日常活動建立起來的。

另外，我的體會是，在研究前期，一定要勤做筆記。在看書、讀史料過程中，有什麽想法要隨時記下來，並且盡量電子化。據說民國時期的老先生，比如湯用彤，走到哪大口袋裡都裝著部《高僧傳》，有想法隨時記。這真是好的研究習慣。我不習慣帶本子，就用手機將散步、等車、洗澡、睡覺等閑暇時間產生的想法記下來。前期這種工作做得越充分，後期寫作難度就越小。我自己感覺寫得比較充分的幾個地方，基本上都是依靠前期筆記中的線索而寫出來的。博士論文的筆記跨度有四五年，其中既有前後變化的地方，又有保持連續的地方，經常回看，也有利於對自己的研究保持一種反省。

中國近現代史還有一個特點：學術取向多元。這是好聽的說法，不好聽的自然就是缺乏智性秩序。標誌是缺乏經典著作與核心史料——沒有誰的書是所有人都必須讀的，也沒有什麽史料是大家都必須看的。對比中國古代史即可看出不同：先秦部分有《左傳》與《史記》，秦以下有各種正史，通貫則有《資治通鑒》，制度則有《文獻通考》。且學術傳統遺留較多，動輒追到乾嘉、宋元，如陳寅恪等大家，則是入行者必讀的。這用我們的行話說，就是有家法，已是周公製禮作樂後的局面。近現代史則不同，仍在學術的春秋戰國時代。有老師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或《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之類，更有老師鼓勵學生直接進入題目，根據題目找史料。這種多元化也有好處，不像古代史那樣家法森嚴，自由探索的可能性不免受到抑製；不好處則是令初學者感到無所適從。

這很切身，直接關涉學術閱讀方向與數量，也即成體系的閱讀量。我自己的研究興趣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該領域有一特殊困難，即其內容古今中西交叉，研究者要能進入中國傳統（尤其是經史傳統），且要對西方思想傳統及流變有親切了解。以我之見，至少在北大，對前者的訓練多見於中文系古典文獻方向或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方向，對後者的訓練則多見於哲學系西方哲學方向或社會學、法學等現代性學科，歷史系的近現代史方向在這兩方面均十分不足。

不過，北大的資源還算豐富，且我從本科後期就習慣了旁聽與自己閱讀，所以便借著研究、憑著興趣逐步補課。有兩個傳統對我影響頗大，哲學系李猛老師的政治哲學架構，以及相應的文本解讀理念與方法；以及歷史系喬秀岩老師那種接近古代經師的解經方式。這些在論文中並沒有直接用到，不過有效地平衡了我自身所受訓練的某些局限。

歷史系的規矩是史料優先，不講理論。我承認考證確為史學的看家功夫，但個人更關注的是詮釋意義。而一旦開始進入全文層面的構思，理論與解釋框架的問題就反覆出現，要求我給予回應。整個研究在2009年末陷入了某種困境，在張東蓀紛繁複雜的思想與活動中，我到底想要建立怎樣的整體性？他與時代的有機聯繫到底是什麽？用我當時向羅老師闡述困惑時的話說就是，如何“找到將張東蓀的一生與他所處時代打成一片的一個點，讓整個論文立起來”。這個問題不是光讀史料能回答的，要靠史料與相關理論著作的對讀，從中反覆揣摩印證。

直接的挑戰在於如何理解民國時代。傳統政治與文化秩序的次第解體，以及世界範圍內的戰爭與革命，使得在承平之世於背後默默運轉的巨大歷史力量，突然而刺目地湧動於前台；行動中的個人與群體的主體性，也彰顯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二者間的激烈對抗與多重協作，使得此段歷史不斷在海登.懷特所謂浪漫劇-喜劇-悲劇-諷刺劇的四連環間變換著面目，令人難以把握。

以某種模糊的直覺，我感到，民國時期的幾乎所有主題，只是晚清以來中國卷入的現代世界整體變動以及中國自身漫長歷史演變的階段性表征，不管是張東蓀個人還是他所處的時代，都需要更長程的回溯性考察，才能把握其意義。因此，問題一方面在如何理解十九世紀，亦即“維多利亞”時代與托克維爾所論的“民主”世紀的關係；另一方面則在於如何把握“同光”時代與五四時期的關係。兩者構成了理解張東蓀式自由主義的內外背景。為此，我一面閱讀托克維爾、韋伯、波蘭尼、施米特等人對十九世紀的論述，一面重讀史華慈、王汎森、楊國強、溝口雄三、佐藤慎一等人對晚清民國轉型的理解，漸漸感到論文的要害在於五四人所談的“德先生”的問題，必須將其放在自十八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運動中予以把握。而中國對這一問題的最初回應，則可上溯到同光時代，其巨潮所及，更貫通1949年直到當下。如此則張東蓀的個人生命史，特別是他晚年的不幸遭際，就與這一“德先生”的世界歷史運動匯合在了一起。

從當時來看，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詮釋框架，奠定了整個論文寫作的基礎；不過，今天我會覺得它黑格爾主義色彩過強了一點。論文本身對時代精神關注太多，不免淹沒了張東蓀個人的某些神采。張中行有一句評論張東蓀的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說後者“給人的印象是老牌的英國式的自由主義者”，我這一論文框架，似乎未能完全抓住他這一發自靈魂的神采。我一直覺得，好的作品是一幅畫，均衡而和諧，如果重新來一次的話，我會把張東蓀個人畫得更大一些。

三

接下來談談具體的寫作過程。這真是整個研究中最痛苦也最快樂的部分。寫作時心理經常起伏不定。有時寫得十分順暢，不免欣喜若狂；更多時困難似乎難以克服，讓人無比沮喪。這真是種特殊的脆弱。我的一個辦法是在書桌顯要位置擱一兩本和我的寫作方式與目標比較接近的經典著作，寫作中一旦遇到困難，就翻它們找靈感。我當時放的是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史華慈的寫作有高度反思性，為我提供了很好的智性與表述的支撐。甚至某一段開不了頭，我也要翻一翻它，看他怎麽辦，用哪個轉折語，很多時候都會有新的想法出現。這種不斷重翻有時變得像種儀式，心理作用大過智性作用。也可見寫作確實是個複雜而微妙的事情，需要不斷的自我確證與安慰。

還有日程規劃。博士論文有明確的字數要求。近現代史史料較多，因此論文也普遍較長，沒有二十萬字無論如何拿不出手。隨著字數的增加，需要投入的精力與難度以指數方式增長。對沒有長篇著述經驗的人，這是個極大的考驗，從身體到心理都是如此。我在寫作博士論文前，寫過最長的一篇文章，是碩士最後一年提交的轉博申請論文，不過三萬字，當時寫得就頗為困難，此時工作量擴展至少七倍，再加上自己對論文品質的要求，沒法不感到畏懼。

畏難歸畏難，該前進還是要前進。不斷摸索，慢慢地也體會到一些經驗性的東西。首先是要關愛自己，人更多時候是非理性的動物，有很多衝動與情感需要安撫。在博士論文寫作中，計劃經常趕不上變化，有時剛進入主題開始寫，突然發現有大量史料需要看，或者發現某一部分的閱讀積累不夠，沒法下筆，整日甚至整周沒法有產出。再加上畢業在前，必須在某個時間點前寫完，經常會弄得自己陣腳大亂。

我的體會是，寫作如同打仗，要隔段時間都有一個小勝利，不一定有決定性影響，否則就不能保持士氣。因此要盡量把計劃做得有彈性，留足夠的冗余，不訂立以日為部門的目標，比如每天寫1000字之類，以免偶然性太大而做不到；而是以周記，保證每周寫出5000字，以避免日課帶來的焦慮感。這樣有半年時間，論文的大致樣子也可以出來。

另外，要盡量保證自己每天都有一點產出，不能寫出比較成熟的正文，就寫一些探索性的筆記或劄記，即抱一種嘗試性寫作的態度，暗示自己只是在製作半成品。切忌不可要求自己一次就寫定，以免壓力太大而無法產出。這樣的話，寫作不是個全或無的問題，而是難度層級的累加，且通過保證字數意義上的產出，維持心理的平衡與工作連續性。

當然，學術活動本質上是理性的，需要在理性內部找到滋養。我的體會是，閱讀與寫作要兩手並進，寫作本身是消耗性的，特別是學術性寫作，對精力與心智實在是巨大消耗，會讓人生出某種異化之感，必須有更一般、更涵容性的閱讀活動涵養與中和，也就是古人所說的“養氣”。

這是我的切身遭遇。2010年末到2011年春，博士論文寫作到了最後階段，那時感覺如同封閉在一個自造的城堡內，焦慮之火日日燃燒，似要將一切日常的東西熔化，從中倒產生出一種痛苦的純粹感，讓人沉迷。這種狀態自然不能持久。我個人當時也有模糊的警惕，因此竭力維持著正常的閱讀，讓自己與更廣泛的智性活動保持有機聯繫。當時和幾位不同學術背景的朋友一起讀韋伯，並周期性地去聽喬秀岩老師的經學課，靠著這兩個和當下研究對象有相當距離的思想與學術傳統，讓自己不至陷入論文寫作中不可自拔。

這是智性活動內部的滋養，另有朋友堅持鍛煉或旅遊，也是一法。總之凡事過猶不及，節製非常重要。在這個意義上，研究真是修行。史料和理論，閱讀與寫作，最後，研究與生活，都需要平衡。囚首喪面讀詩書是讀不好的，但不經過某種痛苦的智性超克過程，要想取得某種切實的進展，也基本是不可能的。關鍵是兩者間的度。

四

博士論文的主體部分完成於2011年3月，十分冗長，約50萬字，當時頗有幾分得意，覺得字數如此之多，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勝利。今天看來，實在是繁瑣得過分，必須精簡。我覺得我們這一代電腦寫作者會有一個問題，因為可以快速碼字，多不夠“敬惜字紙”，缺乏稿紙寫作者所具有的節製意識，再加上近現代史史料豐富，文章不由自主就會越寫越長，史料重疊，敘述冗繁，令人不忍卒讀，可算是一種面目可憎的電腦體。因此寫好後最好能放一段時間，待心情從研究工作中抽離後，再來刪削。

論文初步完成，我感到的更多是困惑而非解脫，在寫作的後期，二十世紀前的近代西方與傳統中國，以巨大的身姿，出現在我思考的地平線上。這陌生而切近的巨大存在，如同當代的背面，要求被理解的權利。面對它們，思想單薄如我，無法不感到“軟弱和輕”，但也就此明確了進一步努力的方向。正好因為潘振平先生的推薦，論文得以列入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因此稍做停頓，就開始進一步的修訂工作。我進一步嘗試深入十九世紀以及之前的世界，重點重寫了導論與結語，以目前有限的力量做了初步的思考。在此過程中，新的問題不斷湧現，逐漸溢出了本書的範圍。這也是學術研究的通常過程吧。

回顧整個研究與寫作過程，感受最深的是現代“學術”對人的影響。現代學術是高度分工的，做一篇博士論文，就是體會一遍這種分工的所有利弊。李猛有一次上課時曾感慨專業化對閱讀的限制，說大家到一定年齡，不知不覺就隻去圖書館的某一區甚至某一架上找書、看書。這是專業分工時代學者的命運，與這種“異化”鬥爭，則是研究者的“日課”。我個人的體會是，主要研究方向最好定得較為寬泛，能涵容比較大的閱讀範圍，且一段時間最好有兩三個興趣點，讓自己能夠在兩三批思想學術背景不同的書籍中不斷轉換，且要有一種比較的心態，至少要關注其他時段與領域中的好作品，與本專業聯繫越松散，越能擴展眼界。

最近一兩年，因為舉辦一些學術活動的關係，我開始關注到中國古代史各時段新銳的作品，如仇鹿鳴的《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李碧妍的《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雖然時段不同，研究方向也有別，但都對理解晚清民國提供了某種比較意義上的啟示。我感覺，與其為所謂專業研究需要讀一些本領域內的二三流作品，不如多花精力去讀其他領域中的一流作品。吾生有涯，經不起浪費。

另外，一定要留時間完全跳出自己的研究，讀一些一般意義上的涵養心性的作品。去年我下定決心把一直想讀的《戰爭與和平》讀了一遍，那種十九世紀式的浩瀚精神，以及大師寫作者所能達到的境界，有效地消解了專業寫作帶給我的某種傲慢。而且讀到最後竟然有意外發現，該作品與十九世紀歐洲的“民族精神”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另一個層面關照到了我的研究興趣。可見只要是精神性活動，終有殊途同歸的可能。

最後是一點對本書誕生地——北大的片段回憶。這也是張東蓀先生曾長期生活的地方，我寫作本書時的宿舍，離他晚年在朗潤園與燕東園的兩處居所，都不超過兩公里。而北大校園的歷史，正如中國的任何地方一樣，就是一部微縮近代史，即使到今天，各種歷史力量仍或隱或顯地鬥爭著。我曾多次在未名湖畔流連，探尋古典與今典交錯的蹤跡，眼中可見那些命運多舛的歷史風物，不斷破缺，又不斷重建。這不是層累的歷史（沒有那麽清晰的地層線），而是諸層交錯、互相擠壓變形的歷史。他們都伸向當下，聲張著自己的力量與權利。

與我更切身的是歷史系。待得久了，也慢慢感覺到它氣質上的獨特之處。在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等相鄰系所，有著對西方理論的強烈敏感，從福柯到列奧-施特勞斯，皆有熱烈討論。歷史系對此則唯有超然的淡漠。系內系外風氣有別，外系的朋友提起本系，多用疏遠的敬意表示，你們有家法，我們沒有。然而這總讓我感到一種認同緊張。我本非史學正宗，先學心理學，後又學經濟學，對歷史系的考證傳統總感有些疏離。今天回想，本書接近詮釋學的呈現方式，既是對在北大古、今典交錯的生活體驗的回應，也是對自己所在的兩種學術傳統——實證主義與理念主義的勉強調和。

我們進系就被告知，歷史學不是年輕人的學問，要沉潛多年，才能有所成。這倒不是問題，畢竟從其他系來此的，多是將這當作終身事業，不爭一日短長。梁啟超說西洋各種學問中國大都沒有，唯一有的就是史學。這一學科自有它從漫長歷史而來的驕傲。老師們也多有拙樸之風，不像文、哲兩系筆走龍蛇，雄辯滔滔。系裡的博士培養，導師與學生點對點，如同手工作坊，帶著慢慢做，時間仿佛也變得重滯而緩慢。結果博士延期成風，我在校那幾年，能按時畢業的每年不到一半，大多是史料看不完，論文做不出。我自己，雖努力奮鬥，也仍延期一年才得以畢業。這樣的好處是大家都以沉潛為美德，不好處是家法較強，有時會限制自己的眼界，且嚴重不適應高度數量化競爭的當下學術世界。

大勢在變化。大學的高牆不過是道玻璃牆，內外透明，一切時代的因素都能折射進來。與其他地方一樣，北大這些年人文學也在持續邊緣化。學校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圖騰狂奔，在國際化的驅動下，人文學也得隨著鼓點起舞。史學是個很笨重的學科，可能是整個人文學中最傳統的部分，要承受變革自然更加艱難。我們在校的時候，培養方式仍多少是散漫而寬縱的，我個人在博士畢業前一年從未感到任何發表的壓力，但工作後開始教學生，發現他們面對的，是更早、更為沉重的競爭壓力，有志於研究者從碩士甚至本科後期開始，就要規劃以發表為導向的學術生涯。

不過，像我一位老師所說的，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三十年前，做學問的難處是看不到書，即使有書看，可能也要你從北大騎車到國圖去；現在是書多得看不完，卻有各種文法管束著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難處，也各有修行的途徑，古人所言“各正性命”，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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