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台輝
來源：學術與社會
原題：我的學術逆襲之旅
導讀：有的博士論文是論文，有的博士論文是人生。
對郭老師來說，學術史就是一部命運史，郭老師的博士論文是他整個的生命歷程的縮影。一個小時候只看過小人書、來自偏遠山村的下裡巴人，如今成為陽春白雪的名校博導，如果說高考是一次改變命運的考試，那麽，研究生對他來說就是一次脫胎換骨的機會。
他說：出身卑微和學歷起點低，年輕時半路出家，中年成就平平，卻心未冷，血還熱，夢想依舊在，仍在超越自我。作為政治學系的學生，當文章出現了吉登斯、康德、鮑曼、馬歇爾、柏拉圖、盧梭哈耶克、薩拜因等知名學者，小編感到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這曾經也是我苦苦鑽研的書籍、陌生的是我遠遠達不到的學術熱枕。除了羞愧，更多的是敬佩。
一篇博士論文浸透了郭老師的心血，也照亮了他的生命，甚至走進了他的靈魂。讓我們一起來讀郭老師學術逆襲的故事，去感受郭老師的學術人生。
一、博士前傳：艱苦的蛻變
我屬於先天不足、後天發育不良的人。我出生於距離縣城60多公里的偏遠山村，家道貧寒，從小與泥土和竹木打交道。由於距離村裡唯一的小學較遠，經常逃學曠課，成績太差，小學讀了七年才畢業。
除了課本之外，我只看過小人書，記得小時候特別羨慕別人家的紙和書，總想全部“捎”回家藏起來獨樂樂。童年時期從來沒有聽說過有所謂的四大名著，夢想就是走出精神與物質都很貧瘠的山溝溝。到了初中階段才開始意識到，讀書是實現夢想的唯一出路。由於沒考上中師，只能去一所距離縣城同樣60公里之遠的農村中學讀高中。
直到20歲那年我才第一次去縣城——為了參加高考。第一年沒有考上，父母兄弟允許我補習一年。1994年我以建國後村裡第三個大學生的榮譽，考上了本地區的師范專科學校，專業是英語。
三年大學學習英語專業，所設課程必然全是與英語及其中學教學有關的內容，僅有的中文課程也是教育學、心理學、中國近現代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這讓我完全沒有機會接觸到古今中外的經典閱讀和寫作，不了解各種學科門類的知識體系，甚至沒有所謂思想與理論的意識，從來不思考形而上問題和社會政治問題。
上大學後，我被太多聞所未聞的東西震住了，不知所措，就像一個飽受饑餓之苦的惡狼，突然掉進一個有各種美食的洞裡，不知吃啥，也像一個長期渴望進城的鄉下孩子一樣，來到一個琳琅滿目的超大型商場，不知買啥。
結果是，一開始就被師兄師姐拉去參加各種社團活動，找到歸屬感、成就感與虛榮，後來就成為社團精英，但也荒廢了專業學習。由於沒有就業壓力，掛科也沒啥影響，所以導致我專業基礎不扎實，思維沒有開化，視野不開闊，稀裡糊塗畢業了，接著就被分配到一所農村中學任教英語。
在中學任教時期，除了備課和上課，就是打球和打牌，沒有安心學習，也從來不思考未來。經過一年起早貪黑、疲憊不堪的繁忙工作之後，一種無聊感和無意義感開始湧向心頭，覺得這樣一輩子在中學裡混，可能娶媳婦都很困難，怎麽可能回報曾經對自己殷切期待的家中父母與諸兄弟呢？這時候才開始思考改變現狀的問題。
恰好，在1998年暑假，遠在幾百公里之外工作的堂兄郭忠華來信，說他已經考上廈門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勸我也可以嘗試一下，順便寄來他的複習資料和筆記。這樣，我開始燃起了改變現狀的希望，隨即開始了新一輪改變命運的任務。在接下來的半年裡，我重新進入到高考前的那種拚搏狀態，複習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所需內容。
然而，那時候資訊閉塞，一個學校只有一兩部固定電話，我不知道何謂專業書籍，也沒有時間閱讀，更怕同事和長官知道，只有一個人偷偷躲在房間，挑燈夜戰。自己只有高中政治和歷史教科書的認知水準，常常不太理解閱讀材料的內容，但還是憑著改變命運的期待和毅力，切割與外界無益於複習的社交關係，天天死記硬背幾本指定的參考書和英語單詞，做大量的相關試題。
就這樣，在校長官壓製、同事欽佩、家人與學生支持的氛圍中，經過幾個月如火如荼的複習後，參加入學考試。總分上了線，卻因公共政治差一分而落榜。但這次嘗試讓我重拾信心，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我如願以償考上廈門大學研究生，但那一年我已經27歲。
如果高考是一次改變命運的考試，使我脫離了父輩那種農耕勞作的乏味生活，可以吃上“皇糧”，那麽，考上研究生更是一次脫胎換骨的改變，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升華，從此有機會進入知識世界，遨遊於哲學、歷史、政治學等諸多學科的知識海洋，享受其中斑駁陸離的無限魅力。雖然剛開始似懂非懂，但足以讓我讚歎人類知識對人世間甘苦酸甜的深刻洞察。
然後，進入廈門大學之後，突然發現自己土得掉渣，不知道如何使用學校基本生活用品，包括銀行卡、公交卡、電話卡、飯卡、電腦、上網等。
更不用說，上專業課時那種因什麽都不知道而造成茫然不知所措的痛苦感受，甚至公共英語的課堂也使自己出身英語專業的自豪感也洗涮得一乾二淨。
自己完全類似於一個剛入學的大學生，但年齡上卻已經大出近十歲，內地與沿海、鄉村與城市之間在各方面的強烈反差在我這裡瞬時展現，我完全沒有了剛拿到錄取通知書時的那種新鮮感與興奮感，反而是一種從未有過的強烈自卑感湧上心頭。
由於之前根本不知道學科分類的高低貴賤，到學校才了解到我所學的專業名稱是中國特色的，而且是全世界最長的，即“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同學和老師眼裡，這個專業低人一等，似乎專門為我這種同等學歷的、以此作為人生職業“跳板”的人而準備。
因此，我一開始就是以“邊緣人”的另類身份出現在名校的校園裡。在隨後三年裡，每當被問到學什麽專業時，我都不敢說實話，但自己也開始下定決心要甩掉這個似乎“汙名”的帽子。
所幸導師是陳炳輝教授，他治學非常嚴謹，扎實，為人真誠。他師承的鄒永賢老先生開辟了國家學說史的研究傳統，所出版的多卷本《國家學說史》在全國政治學界曾頗有影響。
這是廈門大學政治學在八十年代奠定的國家理論研究傳統。這個傳統的特點是，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為基礎，以人物思想研究為底線，圍繞國家學說這個主題，把西方政治思想家的相關理論集中在一起，構成為學說史的研究主線。這個傳統培養了一批如今依然活躍在中國政治學界的知名學者，當然也讓我有機會進入西方政治思想史領域。
顯然，我這個半路出家的大齡學生缺失主流大學科和核心課程的系統性和規範性，更沒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指導，陳炳輝教授很了解我這個半路出家的門外漢，從來沒有在學習上對我提過任何要求，只是讓我自己想辦法惡補本科階段必備的理論知識，為每一次研究生課程做好充分的準備。
但即使如此，我都無法達到。因為自己毫無基礎知識的積累，看不懂所指定閱讀的文獻，聽不懂老師所說的經典人物和專業術語，更不用說參與課堂的討論。這種學習狀態真是讓我痛苦不堪。原本很活躍的我，卻難以融入到同學們的輕鬆氛圍中，性情變得古怪，沉默寡言，異常敏感，怯弱，不想與任何人打交道，喜歡獨來獨往，自感到與廈大名校這種濃厚的人文環境似乎格格不入。
經過半年痛苦煎熬的生活與學習體驗之後，我充分意識到自己的粗俗和無知，下決定要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開始有意識地重新調整自己的生活態度，選擇更積極的學習方式。在春節假期結束後，我開始泡圖書館、閱覽室，試圖在書的海洋裡排除內心的焦慮、不安、寂寞和無助，也想從中找回信心、新的希望與再次拚搏的支點。
此後的研究生階段，我基本是在圖書館度過。只要在學校，每天都保持食堂、寢室和圖書館“三點一線”簡單而充實的生活節奏。每天至少有十二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呆在閱覽室。雖然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目標，只是想惡補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專業知識，但每天都至少保證看幾個小時。由於太缺乏歷史、哲學等相關知識的鋪墊，很多知識都只是照著書本摘抄到筆電上，然後再囫圇吞棗。
我還學同班“學霸”省吃儉用狂買專業書，即使看不懂，但放在書架上睡覺也更踏實些。我東施效顰，模仿他們在書上寫眉批和評論，還鬧出許多笑話。最有印象的是，在看施特勞斯撰寫的《政治哲學史》時，在“柏拉圖”那一章的結尾處做了一個至今令人貽笑大方的批注：“作者嚴重的唯心主義立場，是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
儘管如此，一個學期下來，我還是堅持看完全書的上下卷，並在二年級的第一學期繼續詳細閱讀完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上下卷，摘抄了兩大本筆電。對這兩本書的閱讀使我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脈絡有了初步了解，並且，用這兩本教材的知識體系來與同學交流，也得到了不少認可，增長了少許自信，稍有掩飾內心的強烈自卑感。
同時，以這兩本經典教材為主線，我還進一步嘗試翻閱其中提到的一些經典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包括從柏拉圖到馬克思的十幾個人以及幾十本經典著作，還囫圇吞棗地讀過當代前沿理論家的相關著作，包括阿倫特、哈貝馬斯、羅爾斯、桑德爾、吉登斯。
政治思想史長河的博大深厚給我帶來的震撼與深刻啟示，類似於笛卡爾所謂的“直覺”或“神啟”。這一年“補課”更使我迫切意識到，不能直接就業，需要繼續攻讀博士，否則這種難得的“神啟”可能經不起世俗的滔滔江水激蕩，自己將可能重新回到被蒙蔽的狀態。
同時，忠華兄剛考上複旦大學政治學博士，這種現實的可行性與便利又強化了我繼續搏擊的意識，增強了信心，鼓足了勇氣。所以，在研二下學期後，我就開始轉入考博節奏，基本每天都在圖書館裡，按照考博對公共英語和兩門專業課程的要求，展開政治學基本知識的全面提升。
然而，畢竟是自學，缺乏系統學習相關的核心課程，更沒有相關知識的積累與鋪墊，對許多思想與理論都只是一鱗半爪的皮毛了解，似懂非懂，更談不上自己的獨特見解。自己缺乏對20世紀政治科學的了解。
記得在博士考試面試時，胡雨春老師問，是否了解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路遜?派伊，我聽成印度前總理瓦傑.帕伊。這讓大夥兒一團霧水，笑掉大牙，就像碩士生複試時陳炳輝老師問“君權神授”，我聽成“軍權閃爍”一樣。
我沒受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本訓練，一直以為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學理論專業的全部，更沒有關注中國本土社會的歷史變遷與現實問題。
同時，對於傳統中國的認知也是一片空白，因為複旦大學的博士生入學考試指定劉澤華主編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我隻了解該教材對一些知識的表述，了解傳統中國政治思想的大致發展脈絡。就是在這樣一窮二白的知識基礎上，跌跌撞撞，懵懵懂懂考上了複旦大學的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生。我這種情況對於現在的碩士、博士招生考試制度來說是完全不可能上的。
二、選題過程的苦澀
入學後發現，同班同學的出身都很好，滿腹經綸，閱讀面很廣，對學術史有很清晰的認識。我的碩士論文是《吉登斯的國家變遷理論研究》，基本上是複述《民族國家與暴力》。
有一個博士同學翻了翻我的論文說：“你基本上沒看懂這本書！”這對我當時的心理衝擊是難以言表的，連僅有的自信都擊碎了。怎麽在一窮二白的學術基礎上，通過幾年的努力，能順利拿到博士學位？這是第一學期考慮最多的現實問題。
其實，我已經認識到自己的年齡已經偏大，已婚，但一直過著兩地分居的漂泊生活，經濟壓力很大，需要盡快安頓下來，給家人一個交代。所以，當時基本上不敢考慮論文選題的研究前景，更不敢想是否有利於就業或未來研究前景，只有一個最低要求：不管什麽選題，要確保三年按時寫出來，並且按時畢業。
鑒於自己的學術基礎太差，對任何主題或領域的前沿研究都不甚了解，更不可能像如今的博士生那樣，需要提交詳細的研究計劃，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和可行性論證，還要展示前期研究成果，實行差額複試。實言之，如果按照這種要求，我那時候一問三不知的水準是很難讓面試老師滿意的。
清楚自己的學養基礎和底細，明確攻讀博士期間的最低要求。但我對自己有兩個自信。其一，勤奮。自己出身貧寒，刻苦耐勞，只要目標明確，就能夠忍受肉體的痛苦，抵製物質上的誘惑。況且，在過去三年的碩士階段，自己已經證明過還具有高考前的拚搏精神，敢於超越自我，能夠在咀嚼較高深晦澀的人文社科書籍中找到精神的愉悅與樂趣；
其二，自己出身於英語專業，雖然是大專學歷，但思維方式與其他非英語專業出生的同學有所不同。
相關學術文章的閱讀速度與理解能力方面可能稍微比其他同學要更強些，可以閱讀西方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更能夠從英語語言本身理解其社會與思想。這有助於我從西方前沿研究領域的文獻中提煉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斷。
在這個意義上，我的博士選題肯定難以關聯到中國現實問題研究，由於自己的淺薄知識嚴重缺乏歷史基礎，更不可能是中國的歷史問題。我只能做西方觀念意義上的文本梳理，但又不可能從事西方經典思想、理論的哲學思辨性審視，也難以參與到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問題爭論，只能通過大量同一主題的最新文獻，做一點大陸學術界鮮有涉及的西方前沿理論。
在這個意義上，我就被逼到當代西方社會政治理論研究這條道上來了。
當然，還有一個讓我選擇西方社會政治理論前沿的原因來自導師方面。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是孫關巨集教授，他當時差不多是古稀之年，為人非常寬容隨和，性格開朗，思維敏捷，健談，勤學好問。
當時，孫老師對學生的論文選題沒有什麽要求，只是要多一點理論思考，能得到思維訓練，為未來漫長的學術路線鋪陳基礎。同時，選題別太貼近中國現實政治，唯恐過於敏感而徒勞無功，推倒重來。顯然，這很大程度上是替學生考慮的，因為他老人家自己思考的問題和寫作的文字基本上是關於現實中國政治的敏感問題。
郭台輝博士論文指導老師孫關巨集教授
他的學生有很高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我之前幾屆的選題都不是他欽定的，但都需要說明選題的理由，並經他同意。他說：“你可以任意選題，不要考慮我是否能指導。我的很多知識都過時了，老化了，肯定很多不懂，但我肯定能找到年輕有為的、學問淵博的老師指導。你需要請教哪個老師，我去打電話聯繫！”這就像一把尚方寶劍一樣讓學生信心滿滿。
同時，這種豁達坦蕩的胸懷讓學生油然產生被釋放的感覺，接下來不用太考慮導師的知識背景和心理感受，信馬由韁。所以，同師門博士生的選題是五花八門。就上三屆的同門師兄師姐來說，比如何俊志的歷史制度主義，郭忠華的吉登斯結構化理論，張向東的哈貝馬斯政治哲學，胡滌非的晚清民族主義，郭聖莉的建國初上海國家政權建設，付春的民族權利與國家整合，王向民的民國政治與政治學，等等。
這些選題主要是歷史闡釋與理論梳理，頗有特色，唯獨沒有關於現實中國政治問題的選題，但最終答辯的效果都不錯。所以，我作為他的關門弟子，鑒於他之前指導學生的成功經驗，他對我想從事社會政治理論的研究是完全欣然讚同的。
即便如此，當代西方社會政治理論研究也是很龐大的範圍，最終選定博士論文的選題，還真費盡一番周折，糾結了一年左右。
社會政治理論（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這種表述本身就有點詭異，出現在西方學術界也不過近半個世紀左右，它是繼承正統社會理論對世俗世界的經驗分析，糅合“法蘭克福學派”對工業社會的反思批判，加上社會科學的理性解釋，力圖為化解現代社會運行內部的諸多困境提供政治理念和制度的指向。
二十世紀60、70年代之後，西方社會政治理論研究從一開始就進入跨學科、無學科的時代，紛繁複雜的流派、主義和主義層出不窮。各路英雄好漢，你方唱罷我登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僅一個現代性、後現代性的概念，就有眾說紛紜但說不清道不明的解釋。作為一個盲目無助的後來者，從中怎麽挑選一個三年能做出來並且順利畢業的題目？
這裡需要提到幾個人，對我的選題有重要影響。
一是劉聖中師兄，他雖然是行政管理博士，但對社會理論、政治理論、哲學、歷史類的研究都有所涉獵與關注。
在我參加入學考試期間與他在校園散步，他建議我做齊格蒙特.鮑曼的社會思想研究。他認為，《現代性與大屠殺》非常經典，對現代西方世界的人和制度批判得體無完膚身，而且，鮑曼非常高產，當時中譯本就超過十本，但似乎還沒有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關注，更沒有博士論文對他的思想進行專題研究。
在無路可走或者選擇太多而茫然的情況下，任何人的指點都可能是一種希望，都將認真對待。我就開始收集鮑曼的所有中譯本著作，關注有關他的文字，開始整體上了解他的思想。
但由於漢語界當時沒有前人的研究，找不到人請教和交流，對原著又似懂非懂，不知如何整體把握。所以，幾個月都在啃《現代性與大屠殺》，但並沒有什麽進展。
二是堂兄兼師兄郭忠華，他不僅是我攻讀碩士、博士階段的引路人，而且，由於同房同字輩的親戚，家境和求學背景極其相似，學術話題、私人領域話題都交流頗多，推心置腹，一直以來相互鼓勵，共同耕耘在相似的幾個領域，共同成長。我正在忙著選題時，他的博士論文已經開展得如火如荼了。他當時收集到所有有關吉登斯的文獻，沉醉在吉登斯的思想中，在一起總能被他的吉登斯研究灌得爛醉。
我們的學術背景決定了基礎薄弱，閱讀面太窄仄，沒辦法做一個巨集大的問題和主題，而做人物思想研究，文獻收集有可控的邊界，閱讀和思考也有明顯的針對性。
更不是用說，以某種角度或路徑整理一個知名思想家的某方面思想，這也是博士論文選題的一種通行做法，很多成名的學者其實都是從做人物思想上手。暫不管以後發展如何，做一個沒人涉足但有一定難度的主題，更容易通過論文答辯。這一點可能是最適合當時我的想法。
如果是說在入學之前這兩位師兄的選題建議如灌頂有醍醐，但在第一學期的課程卻使我對社會政治理論研究尤其是人物思想研究並不太看好。林尚立老師的《中國社會的政治分析》。林老師的每一次精彩講授，不僅使我對中國政治有了一種整體上的認識和把握，而且他對政治和政治學的獨到理解和分析深深感染了我。
他一貫強調政治學者既要有理論知識，更要有歷史眼光，而且還要有寬廣的全球視野，掌握當下境況的變化，包括全球變遷、國家戰略、社會動態和人們生存狀態，力圖為人們的幸福創造更好的可能性。這是政治學和政治學者應盡的責任。
林老師始終強調，博士論文最基本的要求應該有明確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意義，還要具備人文關懷和知識引領責任感。這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給我很大的衝擊，使我質疑做“鮑曼思想研究有什麽用？”實際上，這個問題纏繞著我，直至論文答辯，甚至乎如今開展任何一項研究都有意識自我追問其理論與現實意義。或許，明確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意義，這就是複旦政治學的研究傳統。
其實，當時好幾位老師與同學都不怎麽看好我的鮑曼思想研究這種選題，認為我花三年寶貴時間做與中國毫無關聯的二流學者思想研究，意義不大，沒有前景。我每次提到論文選題，都被追問“鮑曼是誰？”“為啥值得研究？”。實際上，這些問題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
很多情況下，沒等我講完，聽眾的回答都是“不懂”，而其他做中國研究的同學總能找到本系老師或者師兄請教，這種反差讓我產生一種孤獨無助和焦躁不安的感覺。甚至整個學期我都感到很茫然，並同時到處找可替代的新選題。
對於大多數初入學的博士生來說，論文選題總是存在一個矛盾。老師要我們先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意義，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往往只能先從研究主題著手。先大量收集並深入閱讀與主題相關的前人研究文獻，同時戰戰兢兢地尋找一個不知真偽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不斷賦予其研究意義。
因此，問題是找出來的，意義是構建的，只有研究主題是固定的。必然的結果是，如有高手推薦一個有意思的主題，自己就開始買一批相關的著作，收集大量相關的電子文獻，並集中一段時間閱讀一大許可證獻，並不斷找人交流。一旦被人質疑或者自己沒有感覺，又開始新的一輪尋覓。
這種徒勞無功的循環往複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不斷把巨石推上山頂。那種痛苦、迷茫和堅持是非常鍛煉一個人的頑強意志力。這時候，我們可能最希望導師或誰能幫一把，給一個值得做又能做出來的命題作文，但西西弗那種獨立與不屈從的堅韌不拔感受卻可能永遠也體會不到。
當然，博士論文選題不可能像西西弗那樣的悲壯，因為這塊“巨石”終究要固定在某個山頂上，開題之後就不再如此痛苦與折磨。
可以說，第一個學期非常繁忙，補充專業知識，讀完每一次課程規定的大量文獻，整理讀書筆記並寫好發言稿，累得夠嗆，同時還不停地為博士論文選題而廣泛涉獵各領域的研究。
到學期結束為止，複旦政治學的研究特色、各位老師的研究偏好以及師兄師姐們的選題都大致了解之後，我意識到，社會政治理論的人物思想研究在這裡很可能是孤行者。
複旦政治學博士生一般是在第一學年的結束時開題，因此在第二學期開始，我已經找到三個替代性的選題，一是公民身份研究，二是社會資本研究，三是現代化理論的反思。同時也給自己確定一個底線，這些主題如果自己沒能力做，就只能選擇鮑曼思想研究。
在讀研究生期間我就略知洪濤老師的學問扎實，尤其是他的博士論文《邏各斯與太空》頗見功力，遑論入學後導師和師兄們對他的推崇。
論文選題的問題他應該最有發言權，因此，第二學期就選修洪濤老師的《西方政治學名著選讀》課程。上第一堂課時我亟不可待地就三個選題征求他的意見。
他說，公民身份研究，如果不研究康德關於公民的法哲學討論，就沒有深度。你看過康德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1784)和《永久和平論》(1795)這兩篇文章嗎？
我當時一聽就懵了。雖然公民身份研究在當時來說是國內學術界鮮有討論的主題，我也收集了不少有關公民身份研究的中英文資料，但經他這麽一說，我就不敢碰這個主題了（有意思的是，博士畢業之後還是重拾公民身份研究的舊夢，洪濤老師的話也不全對，下文再議）。
他說，其實，反思現代化理論、發展主義、殖民主義是很好的選題，可以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以後的研究太空也很大，但文獻太多，需要有較深厚的沉澱，估計三年做不出來。他還很坦然，不懂社會資本理論，也沒興趣，認為這純屬於社會科學範疇，需要講究相關的研究方法。這要谘詢其他老師。
對於鮑曼研究，他很有興趣並有一定研究。他不僅譯過《立法者與闡釋者》，而且正在接手《尋找政治》的翻譯，並希望我借做博士論文的機會，跟他一起譯出此書。在他看來，一篇好的博士論文，就是要讓路過該領域的人都不得不駐足圍觀，而介入者不得不引用。
同時，鮑曼的思想並不能僅僅定位在社會政治理論，而是涉獵哲學與人文的諸多領域。他對西方文明和現代世界的反思之深邃，並不是目前持樂觀主義態度的學術同仁如吉登斯所能理解的，但二十一世紀都將面臨他討論的社會、政治、倫理等方面困境。
雖然目前鮑曼的思想似乎很邊緣，但隨著西方與世界的生存危機感的增強，他的觀點就能逐漸被人接受，就可能成為學術討論的焦點。顯然，洪濤老師這番話起到關鍵作用，給了我很大的信心與勇氣，他是我決定以鮑曼思想研究為博士論文選題的真正引路人。
此後，我的博士論文準備與寫作過程都離不開他的指點，當然也離不開複旦政治學其他老師及其整體的濃厚學術氛圍和同學關係融洽的學習環境。
三、準備與寫作過程的甘甜
論文選題一旦確定，意味著已經找到了未來兩年半的目標，只要按部就班推進就行。人物思想研究最大的優點就是給文獻查找劃定了一個明確的邊界，給閱讀確定了一個指標性的硬性任務和時間進度表，但也同時存在的不足是，畫地為牢，固步自封，不再關注其他人其他事，除非要參考研究對象所涉及的觀點，找不到任何人交流相關主題，只能煢煢孑立，孤燈苦讀。
我記得，那時候自己開始有一個較嚴格的、倒計時的時間進度表。一般是六月初博士論文答辯，四月份進行預答辯，之前還要預留時間修改全文和找工作。所以論文初稿必須在第三學年的春節前完成。以這個時間為deadline，計算下來只有兩年完整的時間。其中需要準備半年的時間寫作，只剩下一年半時間的收集資料、閱讀與思考。
但當時對鮑曼思想的確還一竅不通，怎麽能完成一篇20萬字的論文。這種理智分析並不是未雨綢繆，而是有自知之明的焦慮感，推動我從第二個學期就開始緊鑼密鼓，大量收集並閱讀齊格蒙特.鮑曼的所有著作，並專注於解讀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立法者與闡釋者》、《後現代倫理學》等幾本重要著作，而丹尼斯.史密斯的《後現代性的預言家——齊格蒙特.鮑曼傳》中譯本是讓我較快整體了解鮑曼思想的二手資料。
可能正是有第一學期為選題而奔波的苦澀，洪濤老師的指點讓我產生既釋懷又負重之感。這就像徒步在一個漆黑又漫長的夜晚，走了很久才突然有人舉著一盞搖曳的燈光，給我指明前進的目標。但這盞燈注定是停留在身後，光線很微弱，我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模糊身影，以及自己腳下荊棘叢生的荒坡。
漸行漸遠，燈光越來越暗淡，接下來沒有人指路，只是靠自己一步一個腳印，艱難地邁向那個有時間限制但路面坑坑窪窪的目的地。然而，有目標指引的生活總是快樂的，精神總是愉悅的，因為每邁進一步，就距離目的地近一些，步伐快一點就可以早點完成旅行。
我自己有一個習慣，就是不得不做的事情盡早做。經過三個月的閱讀，我按照規定的格式寫出了開題報告，雖然自己還是似懂非懂，但有了成型的文字，心裡踏實很多。我記得，在當時同專業的同學中，我是上手較快的，報告很完整，有的同學甚至連選題都還沒明確。
但在五月份的開題報告會上，我匯報完後，當時幾位老師們都只是含糊其辭地說，不懂這個，但沒有人關注，應該是可以做的。
他們沒有給出更具體的建議，只有林尚立老師追問：“你還是沒有交代清楚問題意識，介紹和闡釋人物思想這類研究有什麽意義？對於中國政治發展有什麽啟示？對你未來的學術研究有什麽幫助？”這些犀利的問題我當時無言以對，總不能說自己只是為了三年能按時畢業，沒考慮未來。開題報告就這樣稀裡糊塗通過了。
但我知道，接下來我必須認真對待林老師提出的問題，因為答辯還要經過他這一關。實際上，在此後對鮑曼著作的研讀與自己的寫作中，林老師的問題始終在耳邊回響，在指導著我的思考，一直到結稿。
齊格蒙特.鮑曼是出身波蘭的英國社會學家，一生很坎坷，從五十年代開始創造，英文著作就近40部之多，思想歷程經歷了多次變動，但1989年出版《現代性與大屠殺》之後才開始名聲鵲起。
到我開始關注他的思想時，他已經成為西方批判社會理論的代言人之一，並且有不少專題研究的文獻。
要整體把握鮑曼的思想是不容易的，或者說對於一個沒有學識基礎的我來說是不可能的。如何以及為何解讀他哪個時期的什麽思想？如何盡可能多地獲得專題研究的二手文獻？如何通過對鮑曼思想的研究回答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這是我在寫作導論時思考最多的，以至於化了大半年的時間來思考導論的起筆。
在這個過程中，我幾乎窮盡了國內所有圖書館館藏有關鮑曼的英語研究文獻，任軍鋒師兄還從牛津大學圖書館複印一期關於他的思想研究。我對漢譯原著的理解有點懵懵懂懂，《現代性與大屠殺》反覆看了三遍，都不得其解，更不用說他那種艱澀的英語風格和怪誕的論述方式讓我啃得索然無味。只有接觸到一些當時最新的、解讀性的二手英文文獻，尤其是一些訪談、回憶錄、傳記和專題整理，我才能理解鮑曼思想的意圖。
實際上，在此後的近一年時間裡，每天至少八小時，我花費一半的時間閱讀英文文獻，翻譯並整理出幾十萬字的筆記，對照著原著，反覆琢磨他的思想來源與核心意圖。在解讀方面一旦有心得和發現，就記錄在筆電上，這樣，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獨創性的觀點。
所幸，在此過程中得到很多關照。其中，在當時任研究生輔導員的陳周旺老師組織下，我在學院兩次匯報論文內容及寫作進展，征求意見，這在同屆同學中是沒有的。
第一次是在六月份，也就是開題之後的一個多月，陳老師想組織研究生論壇，問誰願意講講自己開展的選題研究。當時我有點衝動，就抓住這個機會，主動報名參加。
這次報告主要是介紹鮑曼其人其書，畢竟大家都不了解這個人。當時的效果一般般，畢竟我自己也還不得法，隻記得當時採用的柏拉圖“洞穴”來類比現代民族國家，似乎引起一點討論。這後來也融入到論文中。
第二次是時隔半年之後的年底。經過半年的研讀和整理，我已經基本上寫出了導論的問題來由與綜述，也大致確定了論文的側重點以及篇章結構的布局。陳老師再一次組織研究生論壇，依然沒有人報名主講，我又一次抓住匯報的機會。這次活動的形式更為正式，張貼了宣傳海報，我主動邀請洪濤與何俊志兩位老師擔任點評人，提前兩天把導論初稿與框架發給他們參考，還製作了ppt。
可能很多同學都是衝著這兩位知名的評論人而來，記得當時的報告廳來了幾十號人，基本上都是同專業的研究生和上下級博士生，他們參與提問。兩位點評老師尤其認真，何俊志師兄提出八條具體的修改意見，而洪濤老師要我突出論文自身的問題意識，通過鮑曼思想的梳理來回答一個並不是其思想本身的問題。這次報告效果很好，極大增強了我的信心，對我後來的思考與寫作起到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之後的幾個月我更有針對性地思考與閱讀，有把握按時完成論文，對及時畢業也充滿期待。
可以說，論文導論與框架方面花的時間最多，足足有四個月有余，主要是通過閱讀與思考，反覆打磨，修改，征求各方面意見。不管別人懂不懂，願意不願意聽，見人就聊我的研究意圖與問題意識，幾乎到了一種不厭其煩的境地。
最終的寫作方案是讓人信服的。把鮑曼的思想放在當代社會政治理論家爭論的一個問題中去檢驗，看看他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並由此得出啟示與意義。
具體來說，論文從薩拜因對“政治理論”的歷史主義界定出發，關注自70、80年代以來西方乃至整個世界都發生了諸多危機與變革。危機激發起學術界關於“我們是否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現代性問題之爭。先有哈貝馬斯與福柯等人關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的斷裂與連續的爭論，後有吉登斯、貝克、鮑曼加入其中。
接下來就指出，鮑曼是如何回答這個時代問題的。這樣處理可以避免被視為投機分子，僅僅闡釋或再現一個鮮為人知的人物思想，更重要的是回答一個當代共同關注的問題，由此能夠落實林尚立、洪濤等諸多老師提出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意義”。
在通過一年多時間積累足夠多的中英文文獻基礎上，確定好這個扎實的導論，形成了較嚴謹的寫作邏輯。以鮑曼關於個體倫理的論述為立論基礎，轉入到現代西方文明的構建如何壓製個體倫理及其問題，這種構建在全球化時代如何逐漸捉襟見肘，個體倫理是如何從中得以張揚，應該通過什麽政治理念與制度的新構建才能符合個體倫理的原則。
結論是回到開篇探討的核心問題，比較鮑曼與其他社會政治理論家對時代診斷的異同，以及鮑曼的診斷對於我們重新理解這個時代有何不同的意義。這樣，正文分為五章，加上導論與結論，當時打算每章寫三萬字，每章三節，每節一萬字，正文的總體篇幅就必然超過20萬字。
為了按時完成如此篇幅的寫作工程，我給自己規定了詳細的時間進度表。第四個學期的四月份寫好了完整的導論，章節安排也固定了，所需的資料準備到位。
我清楚記得，從6月1號正式開工，嚴格按照每個月寫一章的速度，每天就是完成一千字的有效文字，基本上就是兩自然段（我喜歡500字左右為一自然段，這樣在版面設計上更漂亮）。基本的節奏是，上午在通讀並修改頭一天寫的內容，再寫一段，午休後再寫一段，到五點就去跑步，晚上就是整理和思考第二天要寫的內容。每天保證充足的睡眠和運動，那幾個月雖然高溫少雨，但內心平靜純粹，一切都有條不紊，緊張有度。
這種寫作進度使自己每天過得很充實，找到了做學問的內在動力與樂趣。更不用說，每個月我還與洪濤老師聊一次，匯報我的論文進展，請教他相關問題，這是其他同學難以享受到的福利。
按照這個進度，我的博士論文初稿本來在年底可以大功告成，之後的五個月就可以用來修改，雕琢和找工作。但人算不如天算，美好的設計與願望總可能被意外事件所打斷。
幾年來，我大弟一直小疾不斷，但始終找不出緣由。就在我論文完成三分之二，並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國慶節前夕，他被確診為鼻咽癌晚期，然後他獨自一人來上海找我。人已經瘦得剩下八十斤，嘴歪一邊，流口水，牙縫張開度不足一厘米，但眼睛顯露出一種強烈的求生欲望和頑強的生存意志。
這讓我有著從未有過的震驚，更不敢想像他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此時，強大的心理負擔是常人難以理解的，在人命關天之際，論文已經變得完全不重要了，寫作戛然而止。本來，在第一次化療之後醫生是要放棄的，但他自己認為這卻治好了多年來的偏頭疼，由此給醫生和我很大的信心。
果然，隨著療程的推進，口腔慢慢張開了，精神狀態好了，更樂觀了。他那種對死亡的恐懼與頑強的求生意志對我刺激很大，越感到鮑曼把勒維納斯的“他者作為第一哲學”作為倫理基礎的合理性。
弟弟病情的日趨好轉，還有老師與同學在各方面的關照，讓我重新開始思考論文寫作的延續問題。
實際上，在隨後那刻骨銘心的幾個月，我基本上是白天或是陪他去醫院，或是去一個職業學院兼課，晚上才思考自己的論文。經濟壓力、論文壓力、就業壓力，在這種三座大山的狀態下寫博士論文，不僅進度緩慢，五個月才完成一章，而且品質明顯不如之前的好。
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我才開始寫結論，直到預答辯才完稿。全文是22萬字。反過來想，如果不是提前上手，我是不可能如期完成任務的。
到博士論文答辯那時，我感到無比的欣慰。經過放化療的極限式治療，弟弟的病也治愈了（至今十年了），我個人背一身債也值得。
同時，我的論文得到了各方面的良好評價。其中，在博士答辯前夕，導師要我先向林尚立老師匯報一下，征求他的意見。這樣，我在林老師所有研究生都要參加的“雙周論壇”上匯報了論文的問題意識、論證思路與研究意義。
最重要的是，我模仿林老師那種恢弘的歷史眼界和全球視野，把個體與政治的關係變遷置於西方民族國家構建及其當今困境，以此闡釋鮑曼的思想及其對當前困境的可能超越。
這得到林老師的讚賞，認為從一個人物思想的研究能上升到巨集大問題的討論，是難人可貴的，從事基本理論和政治哲學研究的人不能把自己禁錮在一個狹小範圍，應該學習這種小題大做的套路。三個外審專家對論文也評價很高，得分都是A等，博士答辯委員也給予很高的評價。
因此，我的論文被推選為複旦大學優秀博士論文，隨後又被林尚立老師推薦送去申請出版項目。就這樣，論文在通過答辯之後沒有修改一個字，就獲得了上海市的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並於2007年8月正式出版。還有一點後話，也讓我感到寬慰。
上海人民出版社負責編輯該書的徐曉明先生在2010年告訴我，那本著作已經賣完了，這在學術類的書籍中並不多見。
四、博士論文之後的轉型
然而，這種甘甜的滋味似乎並沒有維持多久，博士論文帶來的更多是辛酸。由於在三年前博士論文選題的最低要求是按時畢業，除此之外沒有想法。
很多人在選題時都要考慮未來的研究前景和就業去向，尤其要評估是否能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挖掘出幾篇高品質的論文。還有些更有遠見的博士生，他們可能在校期間就寫好幾篇相關的文章，等工作部門確定之後再投稿發表。最常見的情況是，博士論文並不會急於出版，而是要從中改出盡可能多篇的期刊論文之後，再擇機出版。
這些做法的確是明智的選擇，對於剛畢業的博士來說也是必要的功用考慮，可以為職稱晉升減輕很大壓力。
然而，我在當時卻顯得相當愚鈍和短視，根本沒有考慮畢業之後的問題。正如一窮二白的基礎進入複旦一樣，也是沒儲備任何成果，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就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的陌生崗位。
如何備課和站好講台，受學生歡迎，不能給名校名牌專業丟臉。對於我這個旁門左道出身的政治學博士而言，《政治學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制度》這些大學生的專業基礎課程都是非常陌生的，都需要自己花大量時間看教材，讀原著，做好每次課的ppt。
尤其記得，第一次給研究生講西方政治哲學課程，還需要寫好講稿，否則擔心自己講不好。周末還要去其他教學點，整天講成教自考的課程。這完全是體力活，除了能以此盡快還清弟弟治病時欠下的債務，毫無意義。有時間還要考慮如何解決夫妻團圓的問題，畢竟兩地分居六年。
就這樣，不知不覺，一個學期就在各種壓力下忙忙碌碌過去了，但自己的研究似乎還沒有認真考慮過。到了寒假，等我開始考慮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拆分小論文，用於發表時，有好友就善意提醒，博士論文一旦出版是不能在重複發表的，否則屬於學術不端行為。這時候我才意識到，論文甫一寫完，就送去出版，並不值得慶賀。
不能挪用博士論文，這對於一個仍沉醉於其中的新畢業博士來說，心裡頓感壓力巨大。不僅如此，我也嘗試用博士論文沒有用過的材料，撰寫鮑曼思想的其他內容，但任何投稿都是石沉大海，毫無回音。這雙重壓力使我陷於一種無名的焦慮感中，痛苦的難受程度不亞於三年前論文選題的那種茫然尋覓。
對於投稿沒有回音，當時考慮三種可能性：學術界和雜誌編輯對鮑曼比較陌生，沒有發現其發表的必要性；自己對鮑曼思想的研究也不夠深入，不能讓同行滿意。
更可能是，對於高深的哲學研究來說，鮑曼思想還沒有到達那種玄思高度，對於社會理論界來說，他又屬於邊緣群體，過於後現代性的思想呈碎片化，他恰恰反對吉登斯的理論體系，認為體系是思想的牢籠。
反過來，中國的社會政治理論研究恰恰喜歡吉登斯那種類型，早期與古典社會理論一脈相承，構建學術味很濃的結構化理論，後來又推出符合時政口味的“第三條路線”。
其實，更深層的還有一種可能。2006年之後，中國學術界尤其關注本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轉而挖掘地方經驗的實證研究和概念提煉，尤其追捧量化研究，而西方理論與概念的引入、介紹和闡釋已經失寵。
在這種情況下，我開始意識到，博士論文的出版意味著自己的鮑曼思想研究也可能到頭了，必須轉入新的研究主題，否則就難以在學術路線上維持生計了。2007年我在兩方面做了轉型的嘗試。
其一，學習定量方法。牛銘實教授在中國大陸較早推出政治學的定量研究補習班，當時正好是在複旦舉辦第二期暑假班，為期9天。對我這個什麽方法都不懂的人來說，定量研究是很新鮮的，當時就報名作為正式學員學習。
我認真上好每一堂課，也覺得這種研究方法也科學，而且通過學習，能夠閱讀國際期刊關於定量研究類型的文章，了解p、r這些值，置信區間、變量等概念，回歸分析、方差分析等模型，以及spss、stata等統計工具。
但由於自己多年來一直沉浸在社會政治理論研究，僅有的一點政治學知識也停留在思想史領域，嚴重缺乏社會科學方面的訓練。天資也不夠聰明，對數學符號與公式完全不敏感了，也沒有收集過任何定量研究需要的統計數據。
再者，我總覺得定量研究的成果沒有思想性，無法給我帶來觀念上的衝擊和興奮。何況，長期從事定量方面的研究需要一個學術團隊和經費支持。我在目前部門注定只能孤身作戰，沒有進一步實操數據和定量訓練的機會。因此，我決定不能朝定量研究的路線上轉型。
其二是翻譯。由於自己出身英語專業，雖然是專科，但在做鮑曼思想研究的幾年期間，多半接觸到的是專業英語文獻。閱讀和理解英語的速度都不亞於中文，何況為了撰寫論文而翻譯和整理過幾十萬字的學術筆記，同時還與洪濤老師一起，翻譯出版了鮑曼的《尋找政治》。
這些經歷使我對自己的翻譯水準有一定信心。實際上，與此同時，忠華兄也面臨學術轉型的困境，雖然他的吉登斯研究比我的鮑曼研究做得出色得多。正好劉訓練與江蘇人民出版社合作，就與忠華一起，合編了一本T.H.馬歇爾的《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2007）文集，而我在其中翻譯了幾章，十來萬字，對公民身份研究已經有所了解。
隨後，忠華兄與吉林出版集團談妥，主編一套“公民理論書系”。我負責獨立翻譯《公民身份的條件》（2007）一書（應該是《公民身份的狀況》才準確），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一篇可供發表的相關文章。就這樣嘗試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方式，我開始看到轉型的曙光，從此也認真關注公民身份這個主題了。
當然，就此放棄鮑曼思想研究，心裡很不甘心，也還試圖努力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挖掘或拓展新的研究，也在學術聲譽不錯的幾個核心刊物上發表了幾篇鮑曼專題的、品質不錯的文章。
其中，第一篇在知名雜誌《社會》（2008/3）上發表長達三萬字的文章，就是比較吉登斯、貝克與鮑曼的新政治觀。當然，為了晉升職稱，也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支付版面費，在湖北一個爛雜誌上發表一篇相關論文。
但從此之後，為了在學術路線上求得生存，我不得不忍痛割愛，告別鮑曼研究，隔斷與博士論文的聯繫。當時辛辛苦苦從各地收集來的諸多關於鮑曼思想的著述，沒日沒夜研讀鮑曼思想並翻譯整理相關文獻的大量筆記，也束之高閣。
如今，一遝遝沉甸甸的論文複印件和裝訂完好的複印的書籍堆得幾尺高，躺在辦公室書櫥一個冷僻的角落，無人問津，紙張開始泛黃，並發出某種霉味。雖然新的研究領域還沒有完全進入，但已經釜底抽薪，結束了對鮑曼思想的跟蹤與關注。
不知是為了麻醉自己，不能留戀神交多年的鮑曼研究，還是翻譯上癮了，把翻譯與研究公民身份主題結合起來，可以帶來我心靈的愉悅、慰藉，緩解我在人物思想研究上的焦慮感與恐慌。
因此，我又向忠華兄主動請纓，翻譯雷森伯格的《西方公民身份傳統——從柏拉圖到盧梭》（2009）。這本書對我觸動很大，不僅與我一直教學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高度吻合，而且我從中找到了未來研究的主題。
該著作對公民身份做觀念與制度的界定，區分於美德、正義、善這些倫理價值，遠非馬歇爾那種自由主義式的權利範疇所能涵蓋。而對公民身份的觀念史與制度史梳理更是讓我深信，這個領域值得終我餘生去耕耘。
在此基礎上，我不僅可以進一步細化該著作沒有深入的話題，還可以延續思考其現代變遷路徑，尤其是民族國家時代的公民身份問題。
同時，我們還可以以比較歷史的視野來看待中國、東亞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公民身份問題。這就意味著公民身份的觀念與制度研究可以在時間與太空上無限延伸，從此可以讓我在研究主題上不再轉型，也不再迷茫。
這一點在我繼續翻譯《公民身份：政治學、教育學與歷史學中的公民理想》（2010）一書中得到印證。相應，我以這些書的思想觀點作為基礎，撰寫幾篇相關論文，很容易就被期刊雜誌錄用了，在學術界也得到一定的認可。同時，以此為媒介，也找到與忠華兄的親密合作的管道，逐漸明晰了自己歸屬的學術共同體和研究自留地。
博士畢業隨即就遭遇研究轉型的辛酸與苦楚，表現為，既要冷血告別“熱戀”多年的鮑曼思想研究，又要重新去苦苦“追求”另一個“精神戀人”——曾經擦肩而過的公民身份研究。這種徘徊、猶豫、掙扎與堅持一直延續了至少三年之久。
實際上，我從2008年開始正式告別鮑曼研究，但對於如何研究公民身份問題，我卻並沒有清晰的認識，這主要歸因於自己沒有明確的方法論指導。真正進入一個研究領域，最重要的標誌是具備介入其中的方法論。
而我為自己找到進入公民身份研究的方法與路徑是在2009年暑假之後。那也是一個偶然，或者是我苦苦尋覓多年，才突然找到了自己喜歡的概念史方法，從此就一直嘗試運用到公民身份研究。這可能就是常說的“緣分”吧。
2009年中國政法大學舉辦首屆政治思想史方法論研討班，我有幸作為正式學員參加全過程的學習。我記得，那個班邀請了思想史研究領域幾位知名學者來主講。
但給我啟發最大、受益最多的是李劍鳴與方維規兩位教授。李老師列舉西方近代歷史上的概念所指與能指以及國人理解誤區，使我認識到概念應用的語境差異是一項有意思的研究。方老師卻講述近代中國的民族、共和、民主這些概念的西方來源與當下語境。
我第一次了解到概念史方法，並且意識到這應該可以運用到公民身份研究中。因此，此後我開始主動與兩位教授取得聯繫，並得到他們的指導。方維規老師的關照尤其讓我感激不盡。
他鼓勵我，公民概念史是有意義、有前途的研究，並幾次給我寄來德語、日語方面的相關文獻。我曾嘗試用概念史的方法比較中日近代“國民”語義變遷，並以此申請哈佛燕京項目，雖然由於沒有日語基礎而落選，但這項研究發表在《社會學研究》（2011），也足以讓我釋懷。概念史方法讓我此後學術生涯受益頗多，雖然至今並沒有在方法論本身有所突破。
僅用概念史這一種方法來研究公民身份問題，肯定是不夠的，因為該主題還涉及到制度、行動、教育、觀念等龐雜議題，需要介入更多的研究方法。由此，我又嘗試接觸歷史社會學。這也是“緣分”。
我在2009年匆匆接手翻譯標記曼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的專著《利維坦的誕生》，當時真不知天高地厚，啥都敢乾，所以錯譯是必然的。我只知道要在八個月內完成任務，否則該書版權過期。
殊不知該書的翻譯難度很大，涉及到的史料之多，時間與太空的跨度之長，是我難以駕馭的。雖然譯本遭到許多讀者的批評，但我的收獲是遠無法言表的。
該書在美國歷史社會學和國家政權建設領域都有很大影響，我在翻譯過程中一直與作者保持聯繫，後來受其邀請，去他的紐約大學社會學系做訪問學者，專門關注作為方法的歷史社會學。
埃特曼建議我利用這一年的時間訪談美國時下最頂尖級的學者，他們都是運用歷史研究方法的著名社會科學家。這樣，我不僅收集並閱讀了歷史社會學領域的大量文獻，而且還以滾雪球的方式訪談到華勒斯坦、邁克爾.曼、西德尼.塔羅\裴宜理等十幾位國際著名人物。
在此基礎上，我開始學習並運用歷史制度主義、比較歷史分析、過程追蹤分析、時間系列分析等時髦方法來關注公民身份問題，也進一步整體反思他們的研究以及歷史社會學的學術史，以此嘗試推動中國學術界在該領域的發展。雖然顯著性性成果還未面世，但一直在努力探索中。
顯然，直到2011年我才明確自己的研究主題是公民身份的理論與歷史，研究方法是概念史與歷史社會科學，並正式寫進個人學術簡歷。這意味著，博士畢業之後的五年都是充滿“酸辣”味的轉型過渡期。
然而，即便如此，研究轉型後並不是說可以從此安心踏實地經營自己喜歡的學術自留地。我還必須抵製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因為種種名利的誘惑時刻在向我“拋媚眼”。
歷史常常出現悲喜劇，我也不例外。就在我明確自己的研究領域的同一年，卻命中關於農民工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這個項目似乎來得很不是時候，過去五年我孜孜以求卻均毫無音訊，如今我明確了自己的研究後卻不召而至。
但話又說回來，這個項目來得又是時候，不僅僅為晉升教授增加亮點。更重要的在於，如果這個項目提前到來，我準備付諸於終生的公民身份研究和研究方法可能被永遠扼殺在搖籃裡。
就這樣，為了按時結項，我不得不暫且擱置鍾情的理論與歷史研究，而去收集那些通過問卷設計與訪談得來的數據資料，完成自己並沒有多大興趣卻有嚴格時限的研究成果和調查報告。
在完成項目過程中，自己暗下決心，結項之後絕不再做違背自己興趣愛好而只是迎合現實意圖的研究，因為人的學術精力和知識儲備總是有限的。
只有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研究成果才是真實的，有意義的，才能讓自己信服，到老態龍鍾時才敢回首自己的研究歷程，才對得起學者這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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