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鳴：直博生涯的得與失

【寫在前面】

一晃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已經十年過去了，其中的很多細節未必還能完全記起，更何況以歷史作為糊口職業的我，從來都篤信回憶本身就是篩選與重構自身歷史的一種手段，對此抱有天然的警惕。另一方面，我近十年學術工作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走出博士論文，當然更沒有覺得自己已經老到可以談一點“人生的經驗”，而且作為古代史研究者，治學中多是與故紙堆打交道，整個過程毫無波瀾，不如社會科學的同仁，研究的題目多與現實有關，也有田野的經歷，有故事可講。因此當石頭兄約我談一下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的經歷與思考時，儘管之前我已讀過多位學者的同題作文，覺得是一個很有創意的設想。但基於以上原因，我幾乎是在應允了這一任務的同時便覺得有些“後悔”，於是一再拖延交稿的時間。最終還是勉力寫完本文，其中說服自己的理由便是我經常閱讀前輩或同輩學人的自述，從中獲得過不少啟發，或者說至少通過讀這些文字，在學術路線的跋涉中感受些許“吾道不孤”。既然自己喜歡讀，似乎不應該拒絕寫，或因此仍有義務將自己個人化且“乏味”的經歷略作記錄。

被“縮短”的學術準備期

直到現在，我每次在填寫簡歷的時候，對如何表述我從本科到博士的求學經歷，仍不時感到犯難。我從2000年進入複旦大學歷史系學習到2008年獲得博士學位，在八年中完成了本科到博士階段的學習，較之正常學製縮短了兩年。當然這種縮短，更多的不是因為我學業的優秀，而是在一系列制度調整的過程中，成為了“試驗品”。

眾所周知，1990年之後的十年，大約是整個中國人文學科最不景氣的一段時間，這種不景氣落實到高等教育層面的一個集中體現便是文史哲紛紛成為各大學錄取分數線最低的專業，其中僅中文系由於就業面稍廣，情況略好，而且在不少年份中，僅有個別學生是第一志願考入，絕大多數都調劑而來。稍後，至1990年代中期，或許是為了回應社會輿論關於“沒有培養出大師”的批評，不少大學紛紛開設了以培養文科傑出人士學生為目標的基地班或強化班，並同時配套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鼓勵有興趣的學生深造，複旦自然也不例外。

現在想來，我入學的時候，大約正好趕上不景氣仍在持續，但已開始從谷底爬升的當口。當時，複旦鼓勵有志於從事基礎學科研究的學生繼續攻讀的主要優惠政策是提前一年攻讀碩士（校內俗稱3+3）。這一政策最初大概是為文科基地班所設計，但平行班的學生也能參加選拔，而且由於當時的不景氣，競爭並不算特別激烈。我有幸通過這一選拔，從2003年便提前進入了碩士階段學習，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到了研二那年，學校不知基於何種考慮，突然改變了政策，取消原來的本碩連讀（3+3），改以碩博連讀取而代之，而我恰好成為最後一批本碩連讀和第一批碩博連讀中的一員，於是從2005年開始攻讀博士學位。

這種人為制度設計及意外造成的學製上的“縮短”，在很長時間內都成為我不得不與之搏鬥的對象。人文學科長期以來的傳統是強調積累，“板凳要做十年冷”這樣的話自然是人人都被耳提面命過的。就歷史學而言，主要是指通過大量而扎實的史料、文獻閱讀來奠定今後從事專業研究的基礎。我也知道直到現在，系裡還有不少教授明言不希望自己的學生碩博連讀，跳過碩士論文寫作這一重要的訓練。對我來說，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不足。客觀而言，當時的課程訓練並不及現在規範，因此2003年當我開始念研究生的時候，事實上還沒有寫過一篇正規的論文，當然也談不上經歷過一個比較完整的學術訓練過程。如果說還有長處的話，只能說是閱讀面還比較廣，對於當時流行的社會科學理論和史學著作都有些涉獵，但也談不上專門的方向。通過直研面試，選定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為方向之後，則系統地閱讀陳寅恪、唐長孺等學者的主要著作，並在韓昇老師的建議下，以每日一卷的速度，通讀了一遍《通鑒》，算是做了一些準備。

至於為什麽會選擇以魏晉隋唐史作為方向，除了個人的興趣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古史的資料量比較適中，基本可以自己購置齊全，不需要特別仰賴圖書館和檔案館。我當時已有較為明確的自我認知，自己雖然對專業研究抱有興趣，但遠談不上勤奮，特別是對披沙揀金的工作方式心懷抗拒，即對抱著尋找某一類史料的目的，大規模地翻檢方志、檔案等原始文獻的工作始終提不起興趣，更願意享受讀書本身的樂趣，認為史料是讀出來而非找出來的。加上之前在課堂上已聽聞不少老師對圖書館、檔案館的種種控訴，儘管我當時對近代史也很有興趣，甚至在念博士之後，閱讀的近代史學術論著的數量不比自己的專業領域少，但一想到要處理龐大的資料，加上自覺沒有在“非制度層面”與人打交道的天賦，便立刻斷了從事中國史下半段研究的念想。

進入研究生階段後，對自己之前所受訓練的不足也有所覺察，比較快就和韓昇老師商定了碩士的方向。根據自己當時的能力，我提出希望能做一個士族或藩鎮的個案研究，主要是考慮到個案研究史料範圍比較可控，便於初學入門，由於同一級的張達志在本科時就確定以藩鎮為研究方向，韓老師建議我選一個士族個案，並提議可以嘗試研究一下渤海高氏。以此為契機，我在研一比較系統地閱讀了南北朝各史，尤其是北朝四史，並配合讀了一些清人及近代學者的考證文字。之前讀《通鑒》和這次讀南北朝各史，不帶有找題目或寫論文的目的，對我而言是一段至今都感到懷念的從容讀書的時光，雖然很難說有什麽直接的收獲，或許主要幫助自己建立對這一時代的“現場感”。

選擇挑戰重要的問題

如果不是在研二的時候意外地被推入博士階段學習，這種愉快而自由的讀書生活，可能還能持續一段時間。作為一個之前沒有受過本科論文和碩士論文訓練的學生，進入了博士之後，選擇什麽樣的題目來寫出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著作，特別是在魏晉南北朝史，由於史料不足及前人研究積累豐厚，找不到題目早已是這個斷代中常見的感慨，對於我來說困惑無疑會更多一些。由於在直博前韓老師已指示過，儘管制度上我不需要再寫碩士論文，但還是要拿出一篇相當於碩士論文規模的文章給他看，所以我在2005年暑期，利用之前累積的資料，圍繞渤海高氏寫了6萬多字。這篇文章，應該說韓老師和我自己都不太滿意，現在回想起來主要的問題大約出在我之前已讀過不少前人關於士族的研究，坦率地說對於既往研究的同質化，即用不同的材料證明類似的而且前輩學者已經論及的結論，感到不是很滿足。輪到自己動手的時候，特別希望能和之前的研究有所區別，因此急於把之前讀其他領域論著學到的一些分析概念，如“長時段”、“社會結構”、“層累造成的古史”等都塞進去，顯得有些消化不良。

因此，在選擇博士論文題目的時候，我個人其實已經對士族個案的研究意興闌珊，而且從當時的想法而言，也早就認定個案研究是初學時候練手的，而博士論文應該選擇一個更重要的題目來做。最初和韓老師商量的時候，我隱約感覺韓老師是希望我能把渤海高氏繼續做下去，並不讚成另起爐灶。確實從之前的經歷來看，由於我缺少完整的論文寫作訓練，做一個和碩士階段具有延續性，至少保證能寫出來的題目，是更穩妥的辦法。不過我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堅持要換一個題目，好在韓老師對於學生想做什麽，素來比較寬容，也準許我自己去另找一個題目。

在短暫的碩士生涯中，我還嘗試過其他一些議題，其中剛開始念碩士的第一學期，因為上課時大家重點討論了黃永年等學者對陳寅恪“關隴集團”概念的批評與修正，這在1980年代以後引申出了一系列研究，頗具影響。我想到陳寅恪論著中經常與“關隴集團”對舉的“山東舊族”、“山東豪傑”這些概念似乎沒有人梳理過，於是在寒假中以此為題寫了一篇作業，這也是我第一次嘗試寫學術論文，頗為投入，對我自己而言也算有意識地要彌補之前沒有寫過本科論文的缺憾。寫完之後，韓老師比較滿意，推薦給了《史林》，很快就在當年登出，對當時剛剛入門的我而言是一個不少的鼓舞。

現在看來，這是一篇比較討巧的文章，主要涉及概念的辨析，對具體史料討論不多，正好契合我當時的能力。在嘗到甜頭之後，我想如法炮製，圍繞著陳寅恪在討論魏晉政 權更替時運用過的兩個概念：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又寫了一篇文章。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開始意識到魏晉歷史的複雜性，不是靠辨析概念就能解決，特別是因為早先讀過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中對桓溫、劉裕北伐與篡晉圖謀關係的討論，很快聯想到司馬氏代晉過程中經過祖孫三代四人，時間長達十六年，其中的曲折絕非陳寅恪認為的那樣因“東漢儒家大族之潛勢力極大”，奪取帝位輕而易舉，值得做進一步考辨。於是兩年後面臨博士論文選題的時候，我想起之前那篇舊稿，計劃重新討論一下從曹魏後期到西晉的政治結構轉換。從當時的考慮而言，大約想回應兩個大的問題，一個是陳寅恪所主張的魏晉嬗代的實質是代表儒家大族的司馬氏取代了法家寒族的曹氏，我因為之前做過初步工作，對此已抱有懷疑，希望能系統地重新加以檢討；二、儘管我對士族個案研究常做不出新意，感到失望，但對於士族形成及背後的社會結構變動這樣的大問題，一直懷有興趣，因此也想從政治史入手，嘗試能不能進一步和背後的社會結構變遷聯繫起來。

應該說這個選題比較符合我個人對博士論文的期待，題目足夠重要，材料卻不那麽多，容易把握，在時間上也比較從容，關鍵就看能否在前人已有大量研究的基礎上翻出新意。那個時候剛讀完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對其中一段很有印象，大意是說何炳棣的學長林家翹告誡他，清華出身的人，“千萬不要做第二等的題目”。我當時的狀況是讀書不少，可以說眼界已經有些高，好處是不願意做平庸的研究，安安穩穩地求得畢業，缺點當然是比較浮躁，對於史料上下的功夫還不夠，眼高於手。不過當時對此還沒有太明確的意識，只是覺得何先生的這段話很貼合我的心氣。

儘管我個人對這個選題比較滿意，但在開題的時候，還是受到比較多的質疑，老師們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這樣一個前人已做過很多的舊題目，我所提供的開題報告並不能說服大家，在多大程度上有把握推翻舊說。從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選擇無疑有魯莽的成分，我雖然早就讀過這一時期的基本史料，但這些材料此時在我腦海中還只是一個個“故事”而已，並未經過整合和梳理，因此在開題報告中，除了表達了對既有成說的批評之外，並沒有提出太多自己成型的看法。記得我在開題報告中寫過一段帶有些許“理論色彩”的文字，大意是說我研究的目標是希望通過史實的重建，呈現出這段歷史的複雜性，而不是為了提出一個與前人不同的結論，也有老師提出了異議。我當然能夠理解老師們的苦心，不過這點後來成為我在論文寫作中貫徹的重要基點，直到現在我都認為歷史研究尤其是政治史研究，並不是為了求取一個顛覆性的結論，這種對於事件性質或原因的翻案式研究，不但容易陷入歷史輝格解釋的陷阱，而且在材料較少的中古史領域，實證層面上往往依賴於對一兩條關鍵材料的重新解讀，其可靠性是存在疑問的。而強調對過程複雜性的觀察，將歷史人物假設為“霧中人”，或許更能規避“倒放電影”的危險。

不太順利的開題對我來說是一個有力的警醒，在正式寫作博士論文之前，我做了兩項準備工作，都是圍繞著寫作展開的，一個是完善了司馬氏篡魏過程研究的那篇舊稿，等於為博士論文寫作進行了一次可行性實驗。另一個則是將之前寫的渤海高氏初稿中較有心得的關於世系辨偽的部分，單獨抽了出來，並增補了唐代的高姓墓志材料後，形成一篇自己比較滿意的論文。幸運地的是，這兩篇文章先後在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被錄用發表，前一篇發表於《複旦學報》，後一篇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特別要感謝《歷史研究》編輯部的老師們及刊物堅持的匿名審稿機制，不僅是讓一個無名小卒的文章能夠有機會脫穎而出，更重要的是《歷史研究》提供的審稿意見，是我當時收到過最詳盡的反饋，並要求我提供一份修改說明，對外審的意見哪些接受，哪些不接受，逐條舉出理由，這一往複的過程對我反思自己寫作中的不足大有裨益。

這些準備工作對當時的我來說，更重要的意義可能在於通過兩篇較長單篇論文的寫作及反覆修改，真正彌補了碩士論文訓練的缺環。因此當2007年暑期正式開始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儘管起初仍心懷忐忑，因此選擇較早動手，萬一需要大的修改，也可留有餘裕。但整個過程是比較順利的，基本上以一個月寫一章的速度，到08年初便已完成了初稿，利用寒假中仔細修改一遍，並寫作了結論部分後便提交了預答辯。

如果要回顧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的得失，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寫作方法無疑是個人化的選擇，並無法度可循，更無高下之別。我養成的習慣是在寫作前僅給自己提供一個比較粗線條的想法，而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地重讀史料、重新檢討前人的論著，進而細化、修正、有時候甚至反轉之前那個粗線條的想法，這樣做的好處是腦海中沒有太強的成見，在不斷辨析史料的過程中，從細節考證出發，匯聚為成型的文字。我在博士論文中提出的不少問題，如對高平陵之變過程的考證、對鄧艾、鍾會二士爭功的討論，其實在寫作前完全沒有意識到，而是在寫作的過程中偶然發現並擴展成論文高職門的章節。這種方法的缺點當然是比較隨意，例如博士論文的第一章《漢魏時代的河內司馬氏》本來計劃只是一節，或許開始寫的時候，有些擔心篇幅不夠，寫的比較多，於是被擴展成了一章。其實我開題時遞交的題目是《西晉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正是由於寫作中的隨性，把原定的第一章擴展為兩章，導致寫到司馬炎去世時，整體篇幅已經足夠，自己也感到有些疲倦，於是就乾脆變換了一下題目，形成了現在的模樣。當然這種改變，也有一個客觀原因。眾所周知，博士論文雖然仍名為論文，實際上是在寫作一本專著，對於一本史學專著而言，需要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或在議題上具有相關性，但中古史的困難之一便是或許還能找到不少足以寫出精彩論文的空白點，但要找到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或者同一組有內在關聯的議題，同時又是前人未充分討論過的，進而形成一部專著，而非論文集，則相當不易。我當時對洛陽被攻破後，北方各個仍以晉為正統的小政權，已搜集了一些材料，也形成了一些想法。但問題在於從西晉前期過渡到西晉後期，無法繞過的重要事件是八王之亂，這一問題前人研究很多，我對此似乎也提不出什麽新見，這也是最終放棄寫下去的一個原因。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圍繞著這些問題，完成幾篇論文，以彌補遺憾。

從“讀者”到“作者”

回顧自己八年的求學生涯，整個經歷並不具有典型性，但從自己學術起步期的經歷來說，或許以下的思考尚具有一些普遍的意義。從我個人主觀的感受而言，如果把這八年分為兩個階段，那麽前四年比較愉快，後四年則愉快的感覺漸減，直到現在都是如此。這種愉快感覺減少的經驗，或許是很多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同仁在轉型過程中都會遇見的，即如何從一個知識的消費者（讀者）變為一個知識生產者（作者）的過程，同樣也是研究生訓練的目的所在。

前四年的愉快，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由閱讀的基礎上，充分滿足了自己的求知欲及散漫的天性。回想起來，大約有兩個場景，直到現在都讓我懷念不已。一個是本科的時候，章清老師開設《史學導論》，主動要求所有同學至少在學期中抽出一個晚上到他辦公室去聊天，他還建議每個學生都從他書櫃借一本書，如果你願意多去聊天或多去借書自然也是在歡迎的範圍之內，加上後來他帶我們班去貴州暑期實踐，前後有不少聯絡與準備工作，因此大約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都有頻繁的接觸，私下裡的各種漫談，雖然不盡與學術有關，但對我後來選擇學術路線有很深的影響。我們班後來成為前後幾級中選擇直研最多的一級，與此也有密切的關係。另一個則是讀研究生之後，每周韓老師課程結束後，大多數的時候會師生一起午餐，並去周邊的書店逛一圈。在這個過程中，聽韓老師談各種學術掌故及評騭書店中陳列學術新著的優劣，自覺收獲有時候要大於在課堂中。

但我後來才漸漸認識到廣泛的閱讀只能幫助你建立不錯的學術品味，而不能讓你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名真正的學者，甚至有時候過高的品味對於一個學術成長期的研究生而言是“有害的”。因為當你嘗試寫作的時候，如果總是寫不出達到自己期許的文章，難免會陷入自我懷疑及焦慮之中。打破這一怪圈的唯一辦法，恐怕只有更多的閱讀與寫作的嘗試，這一試煉的過程當然不會是令人愉快的。嚴耕望在《治史三書》中一段話對我很有觸動，“寫作事實上不但是為了向外發表，同時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後階段。常有人說某人學問極好，可惜不寫作，事實上，此話大有問題。某人可能常識豐富，也有見解，但不寫作為文，他的學問議論隻停留在見解看法的階段，不可能是有系統的真正成熟的知識。”儘管自己因為學製的關係，沒有寫過本科及碩士論文，但在讀研究生之後，堅持在每個寒暑假都根據平時閱讀的積累，寫一篇論文或書評，最初是為了彌補訓練的不足，後來漸漸成了一種習慣，這種持續的寫作練習對我的學術成長有很大的幫助。事實上，在國內的學術環境中，適當的自我壓力是完全有必要的。同時漸漸體悟的一個經驗是，只有在寫作中思考過的史料，才會成為你真正理解並能在研究中運用的史料，否則再多的閱讀，建立的只是一種泛泛的印象而已。讀書時候所謂的靈感只有通過寫作的檢驗才能被證明到底只是“一種隨意的猜測”還是能轉化成真正有價值的論題。

但較廣的閱讀面依然令我受益良多，其實自己進入專業方向的學習時間較晚，特別在本科階段基本上是無特定目的的泛讀，真正意義上的論文寫作練習更是要進入研究生階段之後。在成為老師之後，我也經常指導大學生的科研計劃，應該說現在大學生在規範化論文寫作能力方面上遠遠超過我同期達到的水準，甚至完成一個大學生的科研項目已成為直升研究生的基本要件，但我常常懷疑過早投入比較狹窄的專業方向學習，對於學生成長的利弊到底如何。如果說通過廣泛的閱讀建立的學術品味，確實會造成初學者在一段時間內的“眼高手低”，但眼界及自我期許同時也成為一種有效的自我審查機制。從我個人的經驗而言，努力和別人寫的不一樣，不滿足於規範化但重複性較強的研究套路，成為最初的期許，等到自己學術經歷稍豐，盡量不重複之前自己做過的研究，則變成了進一步的自我設限。因此，在完成博士論文寫作之後，如何走出博士論文，便成為一個自覺的目標。儘管根據坊間流行的說法，博士論文一般是一位學者最好的著作，但依照我的看法成為一位優秀學者標準之一就是要在兩個不同的研究方向中做出比較好的成績。而留校之後參與《舊唐書》、新舊《五代史》重新點校工作的機緣，倒也促使我自己比原先預期更快地走出了博士論文，轉入唐史研究。同樣，轉換研究方向之所以還算順利，確實應該感謝自己長期以來的閱讀習慣，在以魏晉南北史為主要方向幾年中，也沒有偏廢對唐史的關注。

現行的學術體制毫無疑問對把閱讀作為一種愛好的研究者而言是有些冷酷的，它鼓勵的是計件化的工作方式，這種工作方式要求的是把閱讀視為寫作的準備，因此無論是讀文獻還是二手研究都變得帶有很強的目的性與工具性。其實我本人並不反對所謂的量化考核，一來這是國際學術界的普遍潮流，二來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中，有標準總是要大大好過沒標準。但無疑這種環境的驅迫造成了我所說的從讀研開始便覺得愉快感漸少，甚至可以說直到現在自己在心理上仍未完全適應這種轉變，一直努力保留在專業之外的閱讀時間。在我看來讀其他領域中第一流研究的收獲要遠大於讀本專業中的二流研究，儘管這些收獲不能很快的變現為論文中的腳注，但對於一個知識人的成長而言，價值無可替代。以我個人而言，自覺較有發明的幾篇文章，其中的大多數靈感都不是來自於本專業內的研究。如何在專業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完成從“讀者”到“作者”的身份轉換，同時協調兩種身份的衝突，即在滿足一個知識人擴展所知範圍的好奇心與成為一個現代學術產業中的優秀員工之間尋求平衡，並嘗試讓兩者互相促進，至少對我個人而言，是伴隨學術生涯展開的一段重要心路。（文/仇鹿鳴）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