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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道收了多少“捐獻”的銀子後，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駐在揚州天寧寺行宮的乾隆大帝，給14名來自徽州的鹽商各自頒賜了官爵。
對此，乾隆大帝滿意地說：
“朕此次南巡，所有兩淮商眾，承辦差務，皆能踴躍急公，宜沛特恩。”
為了此次加官進爵，14名鹽商具體“捐納”了多少銀子“效忠”，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但對於揚州徽商之富，乾隆皇帝則早有耳聞，當時，揚州徽商總資本至少在五千萬兩銀子之巨，而清朝在乾隆時期號稱巔峰，國庫最高存銀不過也就7000萬兩，以致於乾隆皇帝感歎道：
“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揚州徽商們也敢於“捐納”：以乾隆朝的著名鹽商鮑志道（1743-1801）為例，僅僅他個人在世期間，就先後向清朝政府“捐納”了2000萬兩白銀、和12萬石糧食（大約1440萬斤）。
此一時期，徽商，是帝國毫無疑問的第一商幫。
乾隆下江南的背後，襯托出揚州徽商的財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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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崛起於明朝中葉。
對於管轄一府六縣，即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來說，這裡向來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的諺語，由於可用耕作的土地奇缺，人口急劇增長的徽州人一直處於難以自足的狀態。
晉代時，徽州（新安郡）當地人口僅有5000戶，然而隨著晉室南遷和南北朝時期的持續動蕩，北方士民開始不斷南遷，此後，在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北宋靖康之變後，南遷的中原人民不斷補充著徽州的人口，到南宋初年，徽州人口已經達到了12萬多戶，到明代時，徽州人口進一步飆漲至56萬戶，到清末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徽州人口更是達到了247萬人，由於人多地少，謀生艱難的徽州人被迫著開始沿著新安江等水道大規模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拚一片天地。
在明清兩代的徽州，普遍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包袱雨傘，夾著就走。”儘管謀生艱難，但作為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後代，重視教育的徽州人普遍會將子女送往私塾就學，然後到十三四歲時再讓孩子外出闖蕩，在這片面積僅有1萬多平方公里的狹小府地上，卻是“十家之村，不廢誦讀”。
由於大規模的人口外出經商謀生，到了明代時，明朝人王世貞就曾經感慨地說：“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意思是說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務農，十分之七在外經商，“賈居十（分之）九”、“徽人十（分之）九為商”。
在這種龐大的外出經商人口的擴散下，到了明代時，徽州人出現了以長三角為基地的“一大塊”、以長江和大運河“兩條線”為異塵餘生通道，“星星點點遍全國”的分布生態，到了明朝中葉，隨著以鹽商為代表的商人群體的崛起，徽商，開始作為一個帝國商幫，在中華大地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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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徽商的代表，鹽商，是徽商中最勢大財雄的群體。
明朝初期，為了與北方蒙古人對抗，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長邊境上設置了9個邊鎮駐軍布防，為了吸引商人向駐軍運送軍糧，當時明朝政府規定，商人只有向北方邊境運送糧食販賣，才能換取到鹽引（一種販賣食鹽的官方憑證），然後到指定地點倒賣食鹽謀利。
由於古代食鹽的稀缺性和倒手買賣存在的暴利，因此儘管路途遙遠，徽商仍然不遠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但由於地理距離等因素，在明朝中葉以前，徽商的鹽業生意總是做不過相對北方較近的山西商人和陝西商人。
明朝中期以後，隨著白銀成為通用貨幣，於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改革鹽法，規定商人不再需要向邊境運輸糧食，只要向政府鹽運司繳納銀子，就可以換取到鹽引販鹽，這一變革，史稱“開中折色法”，隨著變革的推行，原來的塞外商屯逐漸解體，邊境商貿日趨衰敗，於是，原來經營邊境貿易的晉商、陝商轉而南下位處兩淮地區要地的揚州從事買賣，而這，也給了徽商以崛起的歷史機遇。
由於東臨黃海，西接運河，明清時期，揚州成為了中華帝國兩淮地區的鹽業中心，而到了清朝乾隆時期，兩淮地區每年的賦稅更是佔到了全國商業稅收的50%，其中主要是鹽稅，可謂“關係國庫，最為緊要”，而在帝國商業中心與晉商、陝商的較量中，作為後起之秀的徽商逐漸後來居上，最終幾乎壟斷了兩淮地區的鹽業經營，從而奠定了徽商作為商幫在帝國內部的崛起。
明朝中葉時在揚州，徽商原本與晉商、陝商平分天下，當時在揚州，以徽州話和陝西話最為時尚，因為當地人認為講這種話的人最有錢。但在明朝中葉及晚明的商業競爭中，文化教育不高、較為保守吝嗇的晉商和陝商，逐漸在與具有文化底子的徽商競爭中敗下陣來。
揚州
當時，與晉商和陝商大多是目不識丁的大老粗相比，徽商即使是學徒和小弟，也普遍在家鄉接受過基礎教育，而與發家後仍然穿著破皮襖、嚼大餅的晉商和陝商相比，徽商卻敢於修園林、建書院、養戲班，並且對官員賄賂出手大方。
對於從科舉出身的官員士大夫來說，有錢並且文化素養頗高的徽商，是既捨得給錢、又能共談詩文的金主和儒商，例如晚明時期累代販鹽的揚州徽商吳彥先（1555-1624），其文史知識甚至連一些當時大儒都自愧不如，由於他博學多才，因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崇高威信。
由於徽州善於抱團經營，因此到了明朝萬歷年間，徽州歙縣的縣志《歙志》就記載說：“今之所謂大賈，莫有甚於吾邑（歙縣），雖秦晉（陝商晉商）間有來賈於淮揚者，亦苦朋比而無多”，與零星經營的陝商晉商相比，在當時的兩淮地區和揚州，“苦朋比無多”的陝商晉商，此時已經在商業競爭中完全敗給了抱團取暖又敢於“給予”的徽商，可以說，無論是玩文、玩錢還是玩人多，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都逐漸進入了壟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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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宋明理學的奠基人程顥、程頤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在明代開始就被稱為“程朱闕裡”、“東南鄒魯”，徽州諺語普遍流傳說：“養兒不讀書，不如養口豬。三代不讀書，不如一窩豬。”
正是在“世間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的理念熏陶下，徽州在古代科舉中開始急劇崛起，據統計，從宋代到清末，徽州考中進士的共有2086人，並出產了28位狀元，佔據中國歷史狀元總數的二十四分之一，以單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狀元人數，僅次於蘇州府。
由於重視讀書、政治資源廣布明清兩代，這也為徽商在政治上提供了保駕護航，而徽商在發家致富以後，也將子女讀書致仕作為保障家族累代經營的不二法寶，對此，明代徽州人汪道昆（1525-1593），就將徽商家族的這種特點形容為“賈而好儒”、“左儒右賈”。
以汪道昆本人為例，他的家族就是累代經營鹽業，家業巨富，到了他這一代，父親刻意經營讓他讀書致仕，汪道昆也不負眾望，23歲就考中進士，而後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相當於國防部副部長），與戚繼光等人一起成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將，而在儒商、部級高官的背景之外，汪道昆還是一名戲劇家，曾經撰寫有《高唐夢》、《五湖遊》、《遠山戲》、《洛水悲》等劇作。
在“左儒右賈”的政治資源支持下，徽商的政治門路也被迅速拓寬，以明朝為例，徽州就出了曾經當過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和七省總督的胡宗憲，另外還有曾經當過明朝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的許國，到了清代時，徽商“以商養文”更是頻頻開出“碩果”——例如出身鹽商巨富家族的曹文埴、曹振鏞父子，二人就先後考中進士，並且都擔任過軍機大臣，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而不倒，其家族可謂政壇常青樹，而曾經當過軍機大臣和戶部尚書的曹文埴，由於老鄉關係，跟揚州徽商更是關係密切，其中乾隆六下江南，讓徽商等各路商幫“奉獻”、“捐納”等各種事務，就是曹文埴在一手安排。
而這種徽商累世培植的政治與商業的暗中結合，也為徽商在鹽業、典當、茶葉、布匹等各種生意中獲得了各種關係深厚的政治資源庇護，堪稱中國政商結合的至高典範。
也就是在這種善於逢迎和“捐納”，正如乾隆在揚州賞賜徽商官爵時所說“踴躍急公”的背景下，徽商在經歷明末清初的戰爭動蕩後再次崛起，並通過政商勾結、逐漸壟斷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鹽場、兩淮鹽場的商業貿易。
對於徽商的善於“奉獻”，清廷和地方官員也一直是投桃報李，給予了徽商諸多壟斷權益，當時，兩淮鹽務中設有“總商”，乾隆時代更是出現了權力空前的“首總”。徽商江春就擔任過“首總”，這些“總商”乃至“首總”，既是兩淮眾商的代表，又是官府與鹽商之間的聯繫人，實際上擁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以徽商巨富江春（1720-1789）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參與了迎送和接待，其一生共向清廷“捐納”多達1120萬兩白銀，而乾隆則將江春賞賜為“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祿大夫”，在每次任命新的兩淮巡鹽禦史時，乾隆甚至都會囑咐新官吏說：“廣達（江春）人老成，凡事要多與他商量。”而江春更是因為“一夜堆鹽造白塔，徽菜接駕乾隆帝”等事跡，而被稱為“以布衣結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
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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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的索取是無度的，徽商在乾隆朝迎來巔峰之際，也是其衰落之時。
以乾隆朝第一紅頂商人、揚州徽商江春為例，乾隆多達六次下江南、清廷沒完沒了的政治接待，以及不停的政治“捐納”任務，也讓一度富可敵國的江春瀕於破產，除了乾隆下江南時要接待“奉獻”外，在乾隆沒下江南的日子裡，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為皇太后八十壽誕捐銀2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銀400萬兩；乾隆四十七年，黃河築堤，江春捐銀20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台灣林爽文起義，江春又被迫“捐獻”軍費200萬兩，而這還只是明面上的政治捐款，私底下的賄賂和政治接待更是幾乎耗盡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敗落，江春在1789年死後，道光年間，財務日漸虧空的清廷隨後以整頓鹽務為名，逼令江家必須再交出40萬兩銀子，而家底已經掏空的江家後代無力支付巨額罰款，最終慘遭抄家。
清廷則完全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紅頂商人江春，僅僅明面上的“捐納”就高達1120萬兩白銀的“政治奉獻”，對他們來說，已經被掏空家底的紅頂商人，已經不再具有利用價值了。
而江春家族的敗落，也掀開了徽商商幫整體衰落的帷幕。
明清兩代，徽商通過政治勾結等手段幾乎壟斷了帝國的鹽務經營，但壟斷的代價就是各種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額賄賂和政治“捐納”，羊毛出在羊身上，為了轉移負擔，徽商於是將重擔又轉嫁到鹽價等商品上。
以康熙朝（1662-1722）為例，當時江南的儀征、通州等地由於距離兩淮等產鹽區較近，每斤鹽只賣二三文錢，但到了江西、湖廣等地，每斤鹽價則高漲到了二十文錢不等；隨著官府盤剝的日益加深，鹽商的售價也不斷抬高，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湖北漢口的鹽價已經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地方則高漲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遠地區，鹽價高達幾百文錢一斤。
作為鹽業壟斷和官商勾結導致的政治代價，隨著時間的推移，清朝的鹽價也不斷飆漲，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已經無力承擔的地步，在此情況下，百姓只得通過購買價格相對便宜的私鹽來解決日常所需，由於不斷高漲的鹽價導致私鹽大規模泛濫，徽州鹽商的官鹽買賣也日漸滯銷，但清廷規定的年銷售額卻是要年年交款的，由於所欠的鹽款即鹽課越來越多，沒辦法，徽州鹽商只得向清廷請求進行分期付款：或分15年償還，或分30年償還。
到了道光年間，以徽商為主的兩淮鹽商所積欠清廷的鹽課，已達到了幾千萬兩白銀之巨，由於鹽商在政治重壓之下根本無法還款，而普通老百姓則因為鹽價太貴吃不起鹽，為了改變這種困局，道光十二年（1832年），兩江總督陶澍為了革除淮鹽積弊，開始打破徽商壟斷兩淮地區鹽業經營的壟斷局面，下令只要有銀子，都可以向官府購買鹽票進行販賣，史稱票鹽法。
票鹽法開始實施後，逐漸激活了兩淮地區的鹽業經營，不僅推動了鹽價的下降，而且使得兩江地區的歲入增加了1000多萬兩白銀，隨著徽商鹽業壟斷特權的被打破，徽州鹽商也開始急劇衰落，而由於鹽商在徽商商幫中的實力最為雄厚，徽州鹽商的轟然倒塌，也全面昭示了徽商衰落的未來。
對此，徽商們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到處砍桃樹泄憤，因為桃跟票鹽法的推行者陶澍的“陶”同音，於是有人寫詩戲說這件事說：
“戲他桃花女，砍卻桃花樹。
盛衰本有自，何必怨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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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徽州鹽商衰落的同時，1851年，太平軍之亂爆發了。
從1851年到1875年，太平軍和撚軍先後在南北方持續興起，戰火廣泛波及清朝18個省的600多座城市，由於戰爭導致商路斷絕，這就使得徽商們的日常經營陷於癱瘓，“自經兵災，船稀商散”。
迫於動亂，徽商們開始大批量返鄉避災，然而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1854年太平軍先是攻佔徽州祁門，隨後太平軍與清軍在徽州展開了長達12年的拉鋸戰，無論是太平軍還是清軍，都在徽州民間實施了殘酷的劫掠——“曾國藩駐師祁門，縱兵大掠，而全部窖藏一空”，太平軍在徽州期間則“擄掠盡家有，不複遺余粒，逢人便搜囊，勒索金銀亟”。
在殘酷的戰爭掃蕩和接踵而來的瘟疫、災荒侵襲下，作為徽商大本營的徽州也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以致於曾國藩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寫道：
“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裡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太平天國之亂，是徽商隕落的轉折點
在二十多年的戰爭掃蕩下，徽商商幫從南到北一片哀鴻遍野，繼鹽業之外，茶業、典當業、木材業等徽商傳統主營項目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摧殘，而在先後平定太平軍和撚軍之亂後，徽商們也猛然發現，即使戰爭停歇，他們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也猛然劇變了。
當時，作為中國傳統的“出口創匯三寶”（茶葉、陶瓷、絲綢），茶葉貿易隨著英國人在印度和斯裡蘭卡等地的大規模引種茶葉，出口已經日漸衰落；而歐洲人自產的陶瓷質量也越來越優越，逐步取消了對中國瓷器的進口；在生絲和絲綢方面，日本和歐洲的養蠶業和絲綢業也不斷崛起，中國的市場份額不斷萎縮。
與茶葉、陶瓷、絲綢等出口業務逐漸萎縮乃至消失相反，外國的機器編織布匹等優質商品則不斷輸入中國，在此情況下，作為徽商除了鹽業外的第二大主營業務，茶葉貿易也在徽商商幫中逐漸沒落，另外，經營布匹生意的徽商也逐漸被淘汰出局，在傳統的各項主營業務上，徽商受到了幾乎是全面性的致命打擊。
而作為最後碩果僅存的徽商大佬，先是倚靠浙江巡撫王有齡、做官商和軍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岩，在王有齡對抗太平軍失敗自殺後，又接著投靠湘軍和左宗棠，成為了左宗棠和湘軍南征北伐、財政運轉的左膀右臂，並通過湘軍和左宗棠的庇護經營錢莊、典當、藥業、茶葉、生絲等生意。
紅頂商人胡雪岩（1823-1885），徽商最後的大佬
1882年，胡雪岩因為與外國洋商進行生絲大戰失利出現了巨額虧損，在此情況下，向來與湘軍派系不合的淮系李鴻章立即指派官商盛宣懷出馬，一方面拖延本來要支付給胡雪岩的官銀，另一方面則大規模散布消息、挑撥儲戶到胡雪岩的錢莊進行擠兌，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勢力強勢打壓下，胡雪岩歷時三十多年建立的商業帝國，最終在短短幾個月間便瞬間崩塌。
1884年，胡雪岩最終在貧恨潦倒中鬱鬱而終，臨死前，他對著子孫們交代說：
“白老虎（白銀子）可怕！”
而胡雪岩的死，也成為了縱橫明清兩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後的真實寫照，曾經貴為帝國第一商幫的徽商，至此徹底隕落人間。
參考文獻：
龐利民：《晉商與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王世華：《第一商幫》，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趙焰：《徽商六講》，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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