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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裡的“盜墓筆記”,考古與博物館展覽的超級連接

▲臨汾市博物館“晉霸春秋”展廳

國慶期間,短暫開放的臨汾市博物館在“晉霸春秋”展廳中,通過一個個遺址搭建起了展覽的敘事主線,為我們講述了“封唐改晉”“曲沃代翼”“武獻拓疆”“秦晉之好”“六卿專權”等晉國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事件。

圍繞遺址呈矩陣密集式的展品擺放方式,與通過展品構築的歷史大場景,讓我們直觀地感受到了該地區在這一歷史時期的繁盛與晉國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

其中對201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國墓地”的展示,更讓我們在晉國之外,認識了與周王朝、晉、燕、倗等國都有交往的西周封國“霸國”。

▲西周霸伯銅豆 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

傳世文獻中,並沒有“霸國”的記載,而帶有“霸”字銘文的青銅器不僅見於以往的古文字著作中,如《殷周金文集成》中著錄有“霸姞作寶尊彝”鼎和簋,也見於考古發掘的遺址中,如在山西省曲沃縣西周晉國曲村墓地就出土入了一件“霸伯作寶尊彝”銅簋

這些散落的傳世或出土“霸”器,在200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接到盜墓舉報電話之後,在考古工作者隨後對翼城大河口墓地展開發掘,並出土大量帶有“霸”字銘文的青銅器之後,找到了同伴與真正的歸宿之地。這些青銅器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霸國的存在。

▲大河口墓地M1二層台上的漆木俑

▲大河口墓地M1一號壁龕及原始瓷器

在2008年對大河口墓地進行“試掘”的過程中,曾將1號墓的壁龕、二層台漆器、槨室等套箱提取,隨後在發掘1017號大墓時,由於發現棺蓋板上有大量海貝,在沒有弄清楚海貝所隱藏的資訊時,貿然發掘會影響日後資訊的提取,所以考古工作人員遂決定將已經暴露出的青銅器清理完畢、編號提取後,將墓室整體套箱搬回室內進行整理研究。

▲2014年首都博物館舉辦的

“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裡的霸國”

臨汾市博物館此次對大河口霸國墓地的展示,與2014年首都博物館舉辦的“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裡的霸國”、2015年深圳博物館舉辦的“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西周霸國文物珍品展”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首次將整體套箱的1017號大墓,以及眾多套箱漆木器和原始瓷器安置在了展線上。

▲大河口墓地M1017棺蓋上及棺槨間器物

▲被搬進展廳的大河口M1017

這些曾因田野考古現場環境與技術所限,難以實現精細發掘的複雜遺跡或不易現場保護的脆弱文物,通過套箱,不僅以較好的狀態進入了實驗室考古環節,還被整體“搬進”博物館中進行展示。而這無疑讓我們在觀看文物、了解遺址情況的基礎上,更加深了對科技考古、文物保護以及考古出土物如何轉化為博物館展品的思考。

▲山西博物院“守護文明,利在千秋:山西警察機構打擊文物犯罪成果宣傳”展

▲山西博物院“古韻新生——山西可移動文物保護成果展”

與此同時,山西博物院正在舉辦“守護文明,利在千秋:山西警察機構打擊文物犯罪成果宣傳展”與“古韻新生——山西可移動文物保護成果展”。

這兩個展覽都不是博物館慣常的展示題材而伴隨著近些年,《國家寶藏》《如果國寶會說話》等節目在央視的熱播,以及各種“盜墓”IP的大熱,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洶湧澎湃的“考古熱”“博物館熱”。

海昏侯墓的發掘及其考古成果快速進入博物館的嘗試、水下考古的實況轉播、紀錄片對文保人員“擇一事、終一生”工匠情懷的描摹,都對近年來公眾越發強烈的觀展熱情起到了“助燃”作用。

而大眾對於考古、博物館熱情的高漲,更激發了他們對更多考古及博物館細節的好奇,而且希望能夠擁有更為透明而詳細的知情權。

而以山西博物院正在舉辦的收繳文物展和文物保護展為代表的一系列全新展示題材的選擇,以及以臨汾市博物館1017號墓的整體套箱展示為主的考古出土物的陳列設計,既是為了滿足觀眾的需求,也與當前考古學、博物館學等學科不斷發展,以及學科日漸面向公眾的價值導向有關。

▲山西博物院“古韻新生——山西可移動文物保護成果展”

山西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地上地下的歷史文化遺存十分豐富。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結果顯示,截至2016年,山西省各地文物收藏部門的可移動文物達633753組,3199983件,三級以上珍貴文物59086件組。

目前發現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等不可移動文物53875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部門452處,位居全國第一,省級文物保護部門487處,市縣級文物保護部門上萬處,全國現存完整的唐代建築,全部在山西,元代以前的木構建築,75%在山西……

▲“守護文明,利在千秋:山西警察機構打擊文物犯罪成果宣傳”展

這樣規模龐大的文化遺存無疑滋生了大量文物罪犯,僅2018年1月至10月,山西省警察機構就破獲了各類文物犯罪案件400余起,收繳一級文物39件(組),二級文物111件,三級文物376件,其中破案數、抓獲犯罪嫌疑人數和追繳文物數三項數字均超過過去五年的總和,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高度關注。

此次“守護文明,利在千秋:山西警察機構打擊文物犯罪成果宣傳展”即圍繞2018年以來山西警察機構嚴厲打擊文物犯罪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展開,展出了山西各地警察機構成功追回的珍貴文物491組,其中,國家一級文物25件,國家二級文物80件,國家三級文物199件。

展品的文物類型包含青銅器、瓷器、玉器、陶器,涉及禮器、樂器、車馬器、兵器等,許多器形是此前沒有見過的,且涉案文物的時代從商代一直延續到元明兩朝,包含了中華文明進程中的每一個歷史時期,文化特徵覆蓋廣泛,幾乎涵蓋了中華文明發展的核心區域。其中的大宗器物是黃河流域商周時代的青銅器。

▲被犯罪分子打碎後從盜洞中取出的銅鼎

展覽中的文物都是警察近期直接追繳回的贓物,沒有經過特殊的後期修複,有些器物依舊保留了盜墓時的破碎狀態,再配合以各式各樣的盜墓工具和展板上呈現的盜洞,讓我們得以近距離的看到文物被盜的慘狀,文學、影視作品中的盜墓變得具體而直觀。

這樣“觸目”的展品,能夠讓觀眾深刻認識到盜墓不僅會對各式遺址造成不可逆的物質性破壞,還會讓被盜文物永遠的脫離它們曾經的原始語境,與其出土地點和所依存的墓葬永遠割裂,也使得研究者很難從文物中獲取更多有價值的歷史資訊。文明的資訊鏈和文物不同,一旦被撕裂,就很難拚合在一起。

▲“守護文明,利在千秋:山西警察機構打擊文物犯罪成果宣傳”展

這樣大規模與高品質的收繳文物按照不同類型、地域、時代“集群式”的呈現出來,不僅為我們集中展示了打擊文物犯罪的最新成果,讓我們認識到新時代依法嚴厲打擊文物犯罪的重要性,更讓我們意識到“珍愛文物、守護文明”應該成為一種強烈的社會共識與時代共識。

對文物犯罪行為,我們應該持“零容忍”態度,毫不動搖地堅決依法嚴厲打擊各類文物違法犯罪,永遠與文物違法犯罪做堅決的鬥爭。

▲山西博物院“古韻新生——山西可移動文物保護成果展”

“造物無言卻有情”,確保文物安全與盡可能的延續文物的生命,是文物工作的生命線,而科學保護是文物工作的基礎,是文物“活起來”的保障。

對公眾而言,文物保護算是博物館各項工作中較為神秘的崗位,2016年央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通過講述故宮博物院文物修複專家修複各類文物的故事,不僅讓觀眾知曉了文物保護的理念、方法與技術,更讓大家對文物保護工作者心生敬意:正是這些文物保護者在守護著故宮,故宮又在他們的守護下得以代代傳承。

▲搬遷複原的晉城金代磚雕墓山西博物院“古韻新生——山西可移動文物保護成果展”

▲忻州九原崗北朝墓北壁墓門上方壁畫山西博物院“古韻新生——山西可移動文物保護成果展”

隨著科技迅猛發展,新理念、新材料、新方法廣泛運用在文物保護領域,傳統技藝和高新科技相結合,使得文物的保存環境得以改善,文物的壽命也得以延長。

而“古韻新生——山西可移動文物保護成果”展,正是通過150件(組)文物,2座大型墓葬複原場景,10余套文物保護設備以及大量文案、圖片、表格,從全省的文物保護工作,發掘與保護,預防性保護,文物利用四個方面,為我們講述了近年來山西在文物保護方面做出的努力。

▲正在清理槨室、進行能譜成分分析和臨摹紋飾的文物科技保護人員

展覽精選了極具山西特色的8類文物修複成果,諸如磚雕、壁畫、青銅器等進行重點介紹,以點帶面的為我們揭秘了山西文物保護工作者針對各種材質文物開展的針對性修複保護,而最讓人感動的是那些 或趴或跪在考古一線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們,他們的神情中充滿著執著與熱忱,文物是有溫度的生命,正需要遇到同樣充滿溫度的修復工作者。

看著展板上文保工作者那一雙雙被特寫放大的手,以及展廳中那些穿越時空而來的“新生”文物,我意識到:與其說這些文物保護工作者在修複文物,不如說他們在修複時間,過往的歷史記憶在文物修複的過程中都將被一一喚醒。

▲壁畫揭取前為畫面噴塗加固

▲忻州九原崗北朝墓葬西壁壁畫

“碰撞·融合——長城文化展”現場

不管是臨汾市博物館中1017號墓的整體套箱展示,還是山西博物院中的收繳文物與修複文物展(北齊水泉梁壁畫墓、晉城金代磚雕墓兩座大型墓葬首次在山西公開展出),都體現出當前山西省考古文博領域考古出土物快速轉化為博物館展品的能力,更代表著當前考古與博物館之間的聯繫正日漸緊密。

▲絳縣橫水西周墓地荒帷山西博物院“古韻新生——山西可移動文物保護成果展”

▲臨汾市博物館“晉霸春秋”展廳

▲“守護文明,利在千秋:山西警察機構打擊文物犯罪成果宣傳”展

考古學作為一門學科,有著學科建設和發展的自身規律與要求,也有其學科發展的目的性。博物館是以教育、研究和欣賞為導向的社會公共文化機構,作為其基礎的藏品很大一部分來源於考古出土物,而且無論歷史類博物館如何發展,承載著巨大資訊量的考古出土文物和遺跡,一定仍是博物館最具價值的實物。

因此博物館在對考古材料進行解讀、利用和展示時,應該充分認識到考古學科發展的現狀,了解和把握最新的考古成果,從而達到更為全面、有效的展示。

同時,一線的田野考古工作者,要以開放的心態積極推動最新考古成果在全社會的公布,更要以極大的熱情和極高的綜合素質,關注公眾傳播的最大途徑——博物館的建設與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上發揮考古與博物館的社會價值,讓更多的公眾能夠有了解歷史、親近歷史的機會。

本文同時刊載於中國美術報網,參考資料:

謝堯亭:《發現沉睡3000年的“霸國”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大眾考古》2016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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