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從東京本鄉的一家舊書店淘到一冊舊籍《前會長故湯爾和先生追悼錄》。確切地說，是一本冊頁，扉頁是“前會長故湯爾和先生肖像”，油彩，是戰前名畫家、東京美術學校教授中澤弘光的作品。冊頁正文共六十頁，中日文混排，紙墨精良，印工不苟，和本線裝，裝幀古雅。因無版權頁，印製時間只能憑推測，估計是在1941（昭和十六）年上半年。
冊頁的內容，顧名思義，是“東亞文化協定會”（以下簡稱“協定會”）對已故前會長湯爾和的悼念活動——實際上是一場追悼會的記錄。構成分兩部分，開頭為《前會長故湯爾和先生悼會記事》（下簡稱“記事”），是一篇活動報導，後面是與會故人生前友好對故人的追思及故人遺屬的致謝辭。
據“記事”記載，悼會的主辦者為“東亞文化協定會日方評議員全體”，這當然是一個名義。主要背景是，1941年4月11日至16日，“協定會”各專門部分別在東京京都兩市開會，並於東京召開理事會，趁“華方評議員多數來日出席”，“爰籍時機，成斯盛舉”，以共同追緬於半年前（1940年11月8日）在北京病歿的前會長湯爾和。4月14日午後五時，悼會在東京一橋區（即今千代田區神保町一帶）的學士會館舉行。全體敬禮後，分別由“協定會”副會長平賀讓、華北教育督辦周作人致辭。接著，中澤弘光描繪的湯爾和肖像被贈呈給故人遺屬，湯之子湯器代表遺族表示：“敬當視作家寶，傳之子孫，永志榮譽。”待上述議程結束後，“全體共進晚餐，及膳進茶果”。平賀副會長起立，“指明邀請與故人生前關係最深之東亞文化協定會醫學部評議員森島庫太氏，及長與又郎氏分別對故人之偉德致追憶談”。隨後，著名作家、文學部評議員鹽谷溫即席吟誦了一首其所作的挽詩：
挽湯爾和先生
——鹽谷溫未定草
軒歧方術固難窮，博學能文譽望隆。
大道道人參化育，上醫醫國建勳功。
含杯共賞西湖月，揮扇同吟北海風。
一夜長星痛零落，幽明何隔兩心通。
“在座同人，彌深感慨。鹹於莊嚴肅穆之中追懷逝者久之，至午後八時始散會。”
出席悼會者來自方方面面。除了“協定會”華日雙方全體評議員之外，還有來自興亞院、“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偽“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等機構代表，包括故人公子和兒媳在內，共計八十三人（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五人），規格之高，可謂備極哀榮。中日兩國生前同僚友好對故人的蓋棺，讚譽之隆，有如對古今之完人。如“協定會”平賀副會長在致辭中評價道：“其識見則高邁卓拔，其人格複當代稀見。廉潔清直，足以師表一世，實為萬人所敬仰。”
與湯同屬“協定會”醫學部評議員的醫學同行森島庫太，回憶了自己在“去今三十四五年”中與湯的交往，有暢談，有招飲，有探病，話題從家常，到東亞醫學和學問的進步及人才養成，於公於私，善莫大焉，觸景生情，無不動容。最後一次見湯，是在1940年，湯已病重住院，卻安排公子在家中招待森島和另外兩位日本人。森島表示主人病中，不便叨擾，極誠辭謝，湯卻說：“已經預備了，不要推辭。”森島遂“恭敬不如從命”，但還是被驚到了，不僅感慨系之：
席間上來的紹興酒極為馥鬱，錢稻孫先生告訴我們“這酒在北京只剩得十斤”。原來特地訪來饗我們的，乃是六十八年前所釀，葵酉年的酒。算來我生才六歲，湯先生還沒有出世呢……總之為這麽一個外國布衣，用情之厚如此，在我允極光榮，感激無既。
森島後來把第一次評議員會時，“先生贈我的，刻在萬壽山東邊耶律楚材墓前的先生親筆寫的詩的拓本，裝成橫幅，掛在書齋，朝夕相對”。毋庸諱言，“湯爾和之吊耶律楚材，亦其自吊也”（胡文輝語）。因湯詩刻石已於1951年被拆除，胡文輝說：“或許天地間僅存圖書館裡的拓片了。” （胡文輝《淪陷語境中的耶律楚材——湯爾和的心事》，收入《掌故》第三集，中華書局，2018年1月第1版，82頁）但與大陸圖書館藏的拓片相比，森島庫太家藏拓片，系湯本人所贈，或更具版本價值？也未可知——此乃題外話。
另一位評議員長與又郎與湯同歲，又是醫學同道（長與是病理學者，湯的所長是解剖學、組織學），對湯氏的追憶最詳，足可堪與湯的生平比照，或可互為印證、補充。但長與的追憶側重醫學專業領域，有些記憶也與事實有出入。如他說：
湯先生所投進的是現在金澤的醫科大學的前身，金澤醫學專門學校，明治四十年畢的業。以後還在校中研究了兩三年的解剖學組織學。直到第一革命起來的時候，還在金澤。
這顯然是欠準確的。據《浙江民國人物大辭典》 記載，湯結束二次留日，回國是在1910年6月，“籌辦浙江病院，任副院長兼內科醫生，並當選為浙江省谘議局谘議”。（《浙江民國人物大辭典》，林呂建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141頁）辛亥革命後，待局勢稍穩，於1912年10月，受命在京創設了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今北京醫科大學前身），並任首代校長。他對教育總長范源廉提出的辦學條件，是“要辦就得專門西醫，不可中西合璧”。作為解剖學專家，湯深知解剖學對於現代醫學的重要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大力倡導解剖，並親自起草了《解剖條例》，民國二年由教育部正式頒發，是中國最早的解剖法令。
湯爾和對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也是開拓性的。長與在回憶中還提到：
中國當時，沒有醫學教科書。能讀外國書籍者不多，便是能讀日本教科書的也不多，先生於是第一著手將日本醫學教科書譯為中文。首先編著了自己所專攻的組織學的教科書及解剖學的教科書。那是民國三年的事，書由東京吐鳳堂出版。
事實上，湯爾和翻譯、編著的醫學教科書遠不止於組織學和解剖學。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的作家止庵說，他曾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查過，“當年診斷學、解剖學、組織學、外科學、內科學、婦科學、眼科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等醫學教科書，都是他（湯）一人編譯的”。正是在“譯著之間，即深感醫學上學術用語的歧異為不便，斷非統一醫學術語不可。於是在北京組織了科學用語審查會……”而長與又郎“與湯先生之往來漸趨頻繁者，即由這時期開始”。
長與還特別提到，“我們對湯先生還有應當感謝的一事”：大正十二年（1923），關東大地震發生後，“湯先生立刻代表中國紅十字社，帶同侯毓汶君，及其他二三位來到東京，在大學、陸軍、赤十字等病院，對傷病者施以診治”。對此，王芸生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中也有過記述：
（1923年）9月6日 新任駐日代辦施履本赴日慰問震災，並辦被災華僑善後事宜。湯爾和、江庸等亦代表紅十字會及救濟會赴日。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八卷），王芸生編著，三聯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70頁）
兩個月後，“日本議員五人來華，答謝中國賑濟震災”。 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波譎雲詭的中日關係史上，如此正面互動的記錄，不能說絕無僅有，卻也寥寥。
周作人的《致辭》，是一篇“名文”——曾作為周的“佚文”，一度浮水：1994年，藏書家薑德明先生撰文《周作人談湯爾和——關於周作人的兩篇佚文》 （以下簡稱《佚文》，見《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41-43頁），所談之一即此文。據筆者有限的掃描，二十四年過去，此文迄未收入任何一種周作人文集或佚文集，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致辭》是周以“評議會”評議員的身份，“代表中國方面的評議員各位”的公式發言，緊隨平賀讓副會長之後，在其他三位日方評議員和湯公子之前，其格之重，可見一斑。文章雖短，在這本冊頁中，卻是最重要的一篇。因為，在所有參會者當中，無論作為個人還是公人，知湯最深者，非周莫屬。從私的立場上，周“自壯年即與相識，但是交遊卻並不甚頻密。然而對於他的出處，卻時時敬慕”；在公的立場上，周是湯的同事、部下和繼任者——1937以後，周所擔任的所有偽職，均源自湯的舉薦，或湯身後的“補缺”，從偽北平圖書館長、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到偽東亞文化協定會長、偽華北政委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等等。於情於理，周的確很難逃脫為湯爾和蓋棺的“使命”。而客觀上，也沒有比他更合適的角色。
周對湯的蓋棺，重在兩點：一是說湯“不僅是一位學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碩德者”。他作為智識階級之代表，“深知非以日本為模範去應付新時局不可”，但在“相互間發生了這次莫大的不幸”（指七七事變）的挫折之下，“巍然逆立於滔滔的濁流之中者，在我中國，則非推故會長湯先生為第一人不可”。而湯的主要路徑，是“重建文教正統”，“於是才有了這個東亞文化協定會的成立，使三四十年以來不絕如縷的中日文化提攜事業重見複興”；第二點，在《致辭》中點到為止，卻在稍晚成文的周的另一篇佚文《序》中，有較比充分的展開：
湯先生一生中治學與為政相伴，其參與政事的期間差不多也仍是醫師的態度，所謂視民如傷，力圖救護，若是辦學則三十餘年來與醫學不曾脫離，中國現在僅有的一點醫藥新學問的基礎，可以說全是由湯先生建築下來的。我常想人類最高的文化無疑的是醫學，因為人類最高的道德思想是仁，而醫學乃是唯一的救人的學術。我們看湯先生一生行事徹頭徹尾是一個醫家態度，即此可知其偉大之所在了。 （見《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43頁）
知堂早年曾求學於南京路礦學堂，有過科學信仰，胞兄又是學醫出身，興許對儒學的“醫乃仁術”和《漢書•藝文誌》中所謂“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的“醫術通於治道”思想有過人的心得，也未可知，但他對湯終身“治學與為政相伴”的評價確非虛言。長與又郎在發言中亦提到：“民國十一年，湯任教育總長，旋又任財政總長，內務部總長。可是聽說湯先生的心裡，仍未嘗離開醫學，雖在百忙之中，仍常到研究室去。”
當然，周對湯的評價，仍是從公式立場，對同樣作為“公人”的前同僚、上司的蓋棺之論，並未涉及個人交情，也基本未吐露故人的性情和生活細節。彼時，周已繼任“協定會”會長和教育總署督辦等要職，如何為湯蓋棺，畢竟也牽涉到對自身選擇和事功的合理化、客觀化問題，這一層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無遺憾。湯、周二人都有記日記的習慣，原本兩人的日記是值得期待的，但在周日記全本出版遙遙無期，而湯的日記已在文革中燒毀的情況下，這種期待似乎也越來越虛妄。
最後，對悼會的時間關係略作考敘。上文也談到悼會的背景，是1941年4月，周作人作為新晉偽東亞文化協定會會長，率評議員代表團訪日，在京都和東京兩地開會、參觀，拜訪日本軍政要人（也是淪陷後，周以職務身份唯一一次出訪日本）。在倪墨炎《中國的叛徒與隱士：周作人》和王錫榮的《周作人生平疑案》中，對周在日本的活動均有記載，但語焉不詳。在張菊香主編的《周作人年譜》（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中，曾有如下記載：
4月14日
上午往東京。
午赴日本國文相橋田的招宴。
對湯爾和悼會一事未做任何記載。後在年譜增訂版 （《周作人年譜（1885—1967）》，張菊香、張鐵榮編著，2000年4月第1版）中，補充了關於悼會的記述，大約有400字，內容基本是對薑德明《佚文》和冊頁中周作人《致辭》的摘編。
1941年4月19日，周作人一行回國。22日晚，抵北京。翌日，接受了新聞記者的專訪。26日，作詩一首：
春光如夢複如煙，人事匆匆又一年。
走馬看花花已老，斜陽滿地草芊芊。
《周作人年譜》，張菊香主編，南開大學出版社1985年9月版（已故日本漢學家丸山升生前藏書，內有丸山先生的貼紙和所作記號）
（附）
湯爾和追悼會致辭
周作人
今謹僭越地代表中國方面的評議員各位，略致蕪辭。
中國方面大多數的評議員，能夠參加本夕這樣盛大的故湯先生追悼會，覺得非常光榮，尤其是我個人，今繼湯先生之後，在教育方面致其微力，此刻得列末席，覺得是個非常的奇緣，真有感慨無量之思。
誠如適才平賀副會長所說，湯先生在今日中國，是個偉大的人物。他不僅是一位學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碩德者。本人雖自壯年即與相識，但是交遊卻並不甚頻密。然而對於他的出處，卻時時敬慕。此時匆促，不容我將關於湯先生的所聞所見，一一報告，只得略述一點所感。
五十年來，我國的知識階級，無不深知非以日本為模範去應付新時局不可。然而最近數年，卻為別一種文化思潮所推動，以致相互間發生了這次莫大的不幸。巍然逆立於滔滔的濁流之中者，在我中國，則非推故會長湯先生為第一人不可。因為雖說也並非沒有不拋棄了原來錯誤的信念的人，但大多陷於悲觀，敢於向著前面努力奮鬥的，則幾於絕無。事變以後，立刻堅決地主張非複興文教不可，不顧危險挺身而出的，只有湯先生一人而已。他而且痛切指摘時弊，重建文教正統，不僅招來國內的知識階級，而且博取得日本學界各方面的同情。於是才有了這個東亞文化協定會的成立，使三四十年來不絕如縷的中日文化提攜事業重建複興。不待說，這意義深厚的協定會的成立，全仗了日本朝野識者的同情；但若無湯先生，這會也許便不能產生。然而如此具有未來性重要性的湯先生，去歲竟拋棄一切而長逝了，這對於中國真不能不說是一樁重大的損失。而可以來慰安我們這種悲哀的，則只有本會的評議員諸位了。今夕承平賀副會長以次日本方面各位評議員諸位，在這種意義之下，舉行這個深有意義的會合，中國方面的評議員全體感激莫名，恐怕九泉之下的湯先生也在感泣。惟有請今後仍多賜援助，一如湯先生在世之時，使中國文教得以發大光揚。感激之餘，語辭錯亂，謹代表中國方面評議員表示謝意，獻此蕪詞。（文/劉檸）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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