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人世間》：凸顯人性正能量的價值

讓文藝成為一種生活

梁曉聲《人世間》:

凸顯人性正能量的價值

本報記者 行超

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的《今夜有暴風雪》開始，梁曉聲的寫作持續了近40年。長篇小說《人世間》在梁曉聲以及以他為代表的一代作家的寫作中，具有怎樣特別的價值?

孟繁華: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梁曉聲一直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核心作家之一，也是知青文學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一直秉持的理想主義精神和情懷，使他的作品有極高的辨識度，從而在文學界和讀者那裡有深遠且廣泛的影響。他的《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年輪》等小說，應該是這40年來文學的核心讀物的一部分。《人世間》與上述提到的作品完全不同。它規模巨大，皇皇三大卷，115萬字。小說以周氏三兄妹的人生經歷為主線，寫出了城市平民近50年來生活的巨大變遷。這一規模從一個方面表達了梁曉聲超強的敘事能力和耐心。

劉大先:在一般當代文學史的認知中，梁曉聲以知青題材小說聞名，《人世間》的主要人物其實仍然是知青一代人。某種意義上說，這部作品可以視作是對自身人生史的總結，而個體的生命遭際無疑與時代、社會的轉型脫離不了聯繫，所以也是一部具體而微的當代史，當然它主要側重於“東北—城市—平民—工人”的故事。

劉瓊:一個真正的作家，他的創作是大的而不是小的，是歷史的而不是短淺的，他的文字為歷史負責、為時代塑形、為他摯愛的人民發言。40年來，從知青題材到描寫北方滄桑巨變的皇皇巨著《人世間》，梁曉聲的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擲地有聲、抓鐵留痕，誠實地、藝術地、深情地書寫歷史和時代。其中，《人世間》是梁曉聲傾注心力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是近年來當代文學的重要收獲，是完全可以流傳後世的作品。小說的平民視角、史詩品格、現實主義精神，描寫中國社會發展的光榮與夢想，也反映改革開放進程的艱難和複雜，充分揭示了歷史的本質，表達了一代優秀知識分子的家國意識和人文情懷。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流逝，它的價值將越來越顯現。

記者:在《人世間》的寫作中，梁曉聲始終秉持著一種質樸平實的現實主義寫作態度。您認為，現實主義寫作在當下具有怎樣的力量和意義?

孟繁華:小說將人性的善、人心的單純刻畫得入木三分，淋漓盡致，讓我驚訝、震動、喜歡。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是文學青年的閱讀聖經和勵志經典，寫的可以說是英雄;《人世間》寫的是百姓生活，它將勵志色彩潛隱在作品當中，寫人物、寫人心，對當下青年讀者具有教科書意義。同時，《人世間》不是以人物情節大開大闔、跌宕起伏取勝，它像一條小溪，緩慢地沁入我們的心田，讓讀者看到近半個世紀間中國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麽，讓我們感受到普通人生活和命運的巨變。

劉大先:如果我們將寫作理解為應對現實的一種方式，那麽“現實主義寫作”並不是某種固定的教條，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因而現代主義手法也可以視作“無邊的現實主義”的一種。梁曉聲的寫法確實屬於比較典範的19世紀的現實主義方式，是對外部現實的模仿，塑造出那種讓人感覺可親可感的社會氛圍、人物形象，具有某種認知價值，讓讀者產生同情共感式的理解。這種寫法在梁曉聲本人那裡是一以貫之的，但如果我們回眸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思潮的變化，尤其是經過“朦朧詩”、“先鋒小說”、反諷解構式敘事的當代文學發展來看，這種寫法就顯示出其正大的天氣，是一種回歸，它可能不夠時髦、不能為前沿的批評家提供形式上的刺激、意義上的啟迪，但並沒有“過時”或者失效，尤其是對於更多的普通讀者來說，它依然具有打動人心的生命力。

劉瓊:豐富、複雜、變化、鮮活的時代經驗，需要及時、準確、藝術、有效的文學處理。《人世間》是作家梁曉聲的人生經歷、思想儲備和文學經驗的一次全方位的調動，充分彰顯了現實主義寫作回應時代生活的力量。看《人世間》，也是我本人迄今為止對於當代文學最激動、最享受的一次閱讀體驗。可以說，《人世間》對於現實的書寫，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是歷史的而不是片段的，是生動的而不是概念的，是新鮮的而不是陳舊的，是文學的而不是其他的，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它極好地繼承和發揚了俄蘇文學的寫作精神，是科學的歷史觀、浪漫的人文精神和出色的文學表達的三結合。《人世間》的感染力，說明真正的現實主義既不老也不過時，它是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最好的寓所。我們對於現實主義寫作各種各樣的誤解，導致我們丟失了有效的、珍貴的甚至是高貴的文學初心。重張現實主義，也是重建寫作與時代、歷史和生活的素樸而親密的關係，重樹現實主義寫作的尊嚴和意義。

記者:很多年來，我們的文學似乎習慣了“中立”、“零度”，梁曉聲的《人世間》卻體現出作家鮮明的價值立場和悲憫情懷。您怎麽看待這種寫作態度?

孟繁華:《人世間》是一部近半個世紀中國城市平民的生活史，是半個世紀中國社會的變遷史，是底層青年不懈奮鬥的成長史，也是一部書寫“好人文化”的向善史。小說強烈的人文關懷和平民意識，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梁曉聲始終強調文學要反覆不斷建立人性正能量的價值。他說，“隨著科技、經濟的發展，我有時也會困惑，人類社會究竟要走向何方?但我始終認為，人類作為地球上的高級物種，讓自己進化為最有善性的一個物種，才是終極方向。文學應該具備引人向善的力量，能影響一個人成為好人。”在《人世間》中，作家的基本訴求是通過平民立場講述“好人文化”，這是作家深切的情懷和熱望。

劉大先:“價值中立”其實也是一種價值，“零度寫作”也是一種“度”，這些提法有其具體語境和應對的對象，並不具備普遍性，也無法成為通行的教條，只是大約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出於對此前宏大敘事末流中的虛情假意的不滿，在許多作家那裡又因為接受了現代主義的一些理念，所以在許多寫作者那裡一度流行這種風格。但歸根結底，修辭立其誠，即便是加繆的“局外人”的疏離，那也是一種有“誠”的情感。我覺得，《人世間》中所體現出來的人道主義的悲憫有著深沉動人的力量。

劉瓊:梁曉聲寫作中的這種價值立場和悲憫情懷，是梁曉聲作為一個作家最值得尊敬之處。文學是精神勞動，文學怎麽可能“中立”、“零度”?文學不僅不可能“中立”、“零度”，真正偉大的文學，一定是積極地有態度地介入生活，文學的觸角一定是敏銳地、勇敢地、有效地探入整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世間》的探入空間是東北某個城市某個角落的平民區，通過對這個地方從形成到消失和被改造的漫長歷史的展示，記錄時代變化下的人們的生活乃至命運的變遷，探討他們的苦樂悲歡以及背後的原因，探討社會各階層主要是社會底層和社會基層的構成，包括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文化的提升作用，它充分地發揮了文學介入生活的功能，提出了許多真問題，並通過生活自身來解決、解答它，而不是發牢騷。《人世間》這種建設性的有態度的寫作，是有情有義有見有識的寫作，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社會進步的寫作。這種寫作態度，是太高級了，而不是太落後了;是太難得了，而不是太多了。

記者:《人世間》的寫作從上世紀70年代一直寫到今天，時間跨度長達50年，涉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您認為，這部小說向讀者呈現了怎樣的時代變遷與時代現實?

孟繁華:梁曉聲說，我寫作這麽多年，一直認為文學是時代的鏡子，作家是時代文學的書記員。《人世間》從1972年寫起，以周家兩代人的生活及其變遷作為核心內容。這是一部通過周氏一家反映社會歷史變遷的小說，也是周家兒女和他們那一代人幾十年成長的小說。其中先後寫到了知青插隊、三線建設、工農兵大學生、知青返城、恢復高考、國企改革、“下海”、職工下崗、棚戶區改造，一直寫到今天。小說雖然寫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但時代的大環境仍然是一個巨大的背景。時代性在個人性格中仍可以見微知著。

劉大先:《人世間》幾乎囊括了上世紀70年代到當下中國關乎時代變遷的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但是它並不是將外部社會機械地穿插、疊加在故事情節之上，而是將之內化在人物命運及其情感與精神世界之中，通過人的感覺方式的變化呈現出社會生活總體性的變化。

劉瓊:小說以真實細膩的筆觸，講述中國社會近50年來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巨大變遷，展現各個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和希望。對於歷史的本質性、整體性、豐滿性、複雜性，都有清醒的科學的扎實描述。歷史的真實不僅準確形象地呈現在文字裡，而且提供了聞所未聞的可信賴的經驗。大歷史的書寫形象有機地體現在小歷史的描述中，使小歷史的交代真實、可信、有動力。

記者:《人世間》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在我們當下的文學寫作中有什麽特別之處?

孟繁華:小說中的人物都是非常普通的平民，但是每個人身上都具有可貴的善良，是精神世界中非常高尚的人。小說中周家人出現的時候，只有周秉昆和他的老母親兩個人，父親周志剛在貴州，其他孩子下鄉。20歲的周秉昆待業在家。就是母子兩人，家裡也不得安寧，姐姐與詩人馮化成的戀愛讓母親愁腸百結寢食難安。另一方面，那個年代的物質生活異常艱難，即便如此，人心還是善的。蔡曉光是一個普通人，他非常喜歡也深愛著周蓉，但周蓉已經名花有主。他為了不讓其他青年騷擾周蓉，便枉擔虛名地仍然假做周蓉的男友。這些細節並不驚天動地，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情，但卻從一個方面表達了那個年代普通人的善良和樸素。

劉大先:《人世間》不是極端的故事、聳人聽聞的怪談或者聚焦於人性陰暗、卑瑣、惡劣面的“批判”，它寫的是通常意義上的“好人”，他們的情感、見識、道德是一般人的水準，他們的遭遇也很少驚心動魄、曲折離奇的大起大落，他們經歷了絕大多數普通人都會經歷的生活變遷，因而這個小說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典型”意味:在具體的人物中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它與《平凡的世界》挺像，雖然兩者涉及的歷史階段不太一樣，路遙以農民為中心，梁曉聲以工人為中心，但是沒有人懷疑他們寫的都是轉型時代裡的中國人，是我們的祖輩、父輩和同代人。


劉瓊:《人世間》寫出了一系列層次分明、鮮明獨特的典型人物，這些人物讓人讀完受益，這是作品具有很強感染力的一個重要原因。人的命運最動人。能提供站得住、留得下、傳得開的人物形象的小說，才是可以流傳的小說。《人世間》裡的人，是從時代生活走出來的血肉豐滿的人，是具體歷史環境裡的人，他們身上洋溢著蓬勃向上的時代激情，他們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基本力量。《人世間》寫出了人民性，人民性是形象的、藝術的、可觸摸的。小說既有敘事和描摹，又有對話和探索，寫出了平凡世界裡可信的人，也寫出了精英世界裡可敬的人，寫出了人性的光輝和理想向度。周秉昆、周秉義兄弟因此成為當代文學人物畫廊裡鮮明生動的這兩個。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8月23日2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