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負責黨在北方的全面工作。
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後，因遭北洋政府通緝，李大釗率中共北方區委秘密進入蘇聯大使館（前身為俄國公使館）西側的俄國兵營舊址，繼續領導反帝反軍閥的鬥爭。
1927年4月6日早晨，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釗及其家人等在內的數十人。4月28日，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被殺害。
因為當年是秘密進入俄國舊兵營，李大釗一家避難的具體地點，很少有人知道，這也成為後人關注的話題。
製圖 馮晨清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隨著高檢大院搬到蘇聯大使館舊址，尹西林也得以在一牆之隔的俄國舊兵營生活了十年。他剛搬進那裡時，有一位領導親口對他說，他家就是李大釗一家避難處。後來，他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資料。如今通過他的講述，能幫人們了解那段壯闊歷史背後的諸多細節。
尹西林的弟弟曾在南牆下留影，南牆上有窗戶。尹西林一家在小院最南側，通過窗戶能看見小教堂。
1954年，10歲的尹西林隨父親從綏遠（當年綏遠為塞北四省之一，1954年並入內蒙古自治區）來到北京。因為父親在最高檢工作，他們一家住進了清末建築大理院（舊址在人民大會堂一帶）後面的院子。大理院是宣統二年（1910年），清政府在司法部街建造的最高審判機關的衙署，1949年後，新中國的高檢、高法等機關在此辦公。
1958年秋，因為興建人民大會堂，最高檢、最高法都搬遷至阜成門外，尹西林也隨著父母搬走。1959年底，他們又搬到了東交民巷的原蘇聯大使館舊址，其前身是俄國公使館。從1959年到1969年，尹西林在那裡度過了10個難忘的春秋。
上世紀六十年代，尹西林在家裡留影，從照片可見牆非常高。房間裡還有壁爐、抽水馬桶等設備。
近年來，尹西林召集當年大院的小夥伴，將少年時的記憶整理成文。今年4月，《老高檢大院——我們的家》一書終於出版，75歲的尹西林笑著說：“這算了卻了我的一樁心願，就算去‘見馬克思’了，我也沒有遺憾。”在這本書中，尹西林提到了他家曾是李大釗一家避難處的說法。
記者探訪尹西林老人時，他拿出侯仁之的《北京歷史地圖集》告訴記者，清末民初，從正義路往西至兵部街，從東交民巷到東長安街這一塊區域，正好形成了一個“田”字形，東北角是英國公使館，西北是英國兵營，東南是俄國公使館，西南是俄國兵營。”尹西林強調，在研究這一帶的歷史時，公使館和兵營不能混為一談，有了這個概念才能理順很多說法。“清末民初，俄國兵營與俄國公使館中間有一條夾道，這條夾道一直到現在還存在。準確地說，我們當時住在夾道西側的俄國兵營舊址。這條通道後來人們常稱‘蘇聯豁子’，因為在路口的牆上，刻著這四個字。”
搬到俄國舊兵營舊址後，他們家所住的小院是俄國舊兵營武官處的一排平房，南北長近100米，東西寬20多米，是一個細長條形的小院，這個小院住了十來戶人家。
牆頭依然可見“蘇聯豁子”石刻
尹西林他們家當時就住在那排平房的最南側，房子的建築風格也讓他感到新奇不已。它是東西走向的三進間平房，門朝西開，房門是雙開式內充絲絮的紅色牛皮門，如此華麗的大門，給全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時房子已是近60年房齡的老屋了，可那厚厚的牛皮門還是那麽深紅鮮亮。”
尹西林被分到入門處的西屋，屋子北側是廁所，廁所還有西式抽水坐式馬桶。中廳寬大，紅木地板，寬寬綽綽地擺放著兩張雙人大床，是他弟弟和妹妹住，東面是他父母住的房間。整座房子，牆高近四米，非常敞亮，“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搭個閣樓都不成問題。”
入住不久，尹西林聽機關的老同志（當時警察部文化局的一名領導）說了一句記憶猶新的話：“你們家住的房子就是當年李大釗一家人避難時的居住所。”
當時年少，尹西林並沒有多想，再加上沒過幾年他就入伍了，他對此沒有過多關注。很多年後，在俄國舊兵營的那段記憶不斷湧現，尹西林又想起了這句話。此後，他一直尋找這方面的資料。
在很多文史資料中記載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北京市警察局抓獲殺害李大釗凶手的史實。最先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後，找到了殺害李大釗的絞刑架。隨後，在1951年，北京市警察局得到消息，當年張作霖手下的京師警察廳偵緝處處長、抓捕李大釗的總指揮吳鬱文，化名吳博哉居住在地安門一帶。經過嚴密偵查，最終將吳鬱文抓獲。吳鬱文將策劃、實施抓捕李大釗等人的經過都詳細地供了出來。吳鬱文在供詞中提到當時通過抓捕李大釗的學生李渤海以及共產黨員李大成等人，已經準確知道了李大釗的藏身處。李大成供出，中共北方區的辦公室在俄國舊兵營北樓裡，李大釗住在北樓，他的眷屬住在俄國舊兵營路西的洋房。
小教堂如今修葺一新
這段文字讓尹西林心裡有了底氣。“路西”、“洋房”，這些字眼與尹西林他家非常吻合。他的房子正是在夾道以西，而且在那一片稱得上“洋房”的，只能是他們那排小院，其他建築大多是舊兵營，陳設簡陋。更重要的是，在那排小院裡，因為他們在最南頭，只有他們家有朝南的窗戶。窗戶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索，“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在回憶文章中提到當年她坐在房子裡能看見小教堂。”
小教堂在尹西林家南邊不到二十米。尹西林找出了當年拍攝的照片，其中有一張就是他弟弟站在南牆下的菜地裡。從照片上可以看到，南牆上有一扇窗戶，這扇窗戶不僅能帶來極好的采光，通過這扇窗戶，他們也能看見小教堂。這也與李星華的說法吻合。因為小院的其他房子都是東西向的，坐在房子裡幾乎看不見南邊的小教堂。
尹西林也回憶起更多細節，在他家房子的南側，緊挨著的就是當年俄國舊兵營一處平房，這些平房不僅設施簡陋，而且地勢上也比他們家低一尺左右，“當時舊兵營是市政管理局的辦公室，他們辦公室的情況，我看得一清二楚。”通過兩處房子的內飾以及地勢的對比也可以看出，尹西林他們所住的小院，清末民初時應該是俄國兵營中高級別官員所住之處。尹西林分析，儘管當時李大釗被通緝，但他畢竟是共產黨的領導人物，有很多重要事務要處理，家屬跟著他擠在兵營裡不太方便。因此，他們家人住到條件好一點的“洋房”，這也符合當時的情況。
還有一些歷史資料記錄了1927年4月6日當天的情況，當軍警來抓李大釗時，他拉著女兒快步走進兵營北樓二層靠東的一個套間裡，坐在一張椅子上。尹西林說，在他們小院的東北方向，的確有一座兩層小樓，“就在地圖中俄國公使館突出來的那裡，印象中小樓應該是華俄道勝銀行，後來被拆了。”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我家住的就是李大釗一家生活的地方。”只可惜，上世紀八十年代，尹西林故地重遊時發現，那個有著高牆和壁爐的小院已經不在了，在原地新建了一棟紅房子。說到這裡，尹西林重重地歎了一口氣，“當年我為什麽就沒用相機好好拍攝這座房子呢？”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