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袁治軍
來 源：《中國慈善家》2019年2月刊
正和島創始人兼首席架構師
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創始人
“我想要這個世界因為我的存在、我的努力而變得更美好一些，哪怕一點一滴。這種想法不是被觸發的，而是天生的。”
做布道者還是踐行者？這個問題曾困擾劉東華多年。
多年前他想成立一個“人類共同價值觀課題組”，把人類的整體利益和未來利益，置於一個邏輯框架下，形成一個《地球村村民公約》。
“不管什麽利益集團，不論什麽族群，都必須以地球村全體村民的整體利益和未來利益為前提行動。”
讓劉東華暫時放棄這種選擇的原因，不是他做不了，而是他意識到，古聖先賢，早就把人類的一切問題都說透了。
“人類還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走，你用新的方式再說一遍沒多大用。人類這幾千年，進化的是聰明，是工具理性，退化的是智慧，是價值理性”。
轉身，他在2011年創立了正和島。
或者，在那之前，劉東華就已經不自覺地行走在踐行者的道路上，只是彼時，他還未將自己的身份做概念化詮釋。
1992年，自他在經濟日報社創辦《民營經濟專刊》，他的人生，就與中國企業家群體被時代捆綁在一起。此後，不論是創立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抑或正和島，一連串創業背後的邏輯思考，都只是基於這樣一個認識：
做一名為中國企業家群體尋找精神歸宿、讓商業世界越來越美好的踐行者。
企業家是追求生命意義、
生命價值最大化的人
問：您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家這個群體的成長之路，您是否總結過，什麽樣的人能成為企業家？
劉東華：企業家是一種小概率的存在，越大的企業家，其出現的概率越小。在我看來，企業家都是天生的，他們是非常特殊的一類人。
問：天生的，為什麽您會這麽說？
劉東華：企業家的基因和別人不一樣。這種不一樣首先體現在他做任何事情的動力，全部來自於內心。
許多人在做一件事的時候，都有一種討價還價的心理，就是你付我多少酬勞，我做多少工作。但企業家不是，企業家是主動去尋求一種改變，對自己命運的改變，也是對世界的改變。
當他主動去尋求改變發生的時候，他無法計較個人的成本與收益之間的比例。
企業家之所以能成為企業家，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是用心在看未來、看這個世界最珍貴的東西，而不是用眼睛。所有真正珍貴的東西，眼睛往往是無法看到的。《道德經》有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什麽？看不見摸不著，但它決定著後面的一切。
馬雲借用過一句話，說大部分人因為看見而相信，少部分人因為相信而看見。這裡第一個“看見”，說的是眼睛，第二個“看見”，說的則是心，不用心是看不見的。
舉個例子，萊特兄弟為什麽敢造飛機上天？所有人都知道飛上去掉下來就會殞命，但萊特兄弟卻看見了人類一定能實現的另一種狀態，他們要做的，就是不懼生死把那種狀態呈現出來。
企業家的看見，和藝術家、科學家的看見也不同。藝術家能把自己心中所見借助某種形式，例如繪畫、譜曲表達出來；科學家可以借助公式證明自己看見了什麽。但企業家不能，企業家唯一能做的，是把各種資源、各種人才組織起來，說服那些看不見的人，和他一起相信他“看見”的價值並最高效率地實現出來。
問：在您創立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正和島的過程中，您看見了什麽？
劉東華：全世界對企業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但我從領銜《中國企業家》雜誌到創辦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到正和島這個過程中，逐漸清晰地對企業家擬出了一種新的定義。
企業家是通過商業的價值創造，追求生命意義、生命價值最大化的人。
什麽是生命意義、生命價值最大化？我們以李嘉誠為例，如果僅就滿足個人欲望來說，他的財富早就可以滿足他任何需求，他應該多少年前就沒有工作的動力了，對吧？
但我們看到的卻不是這樣，他年事已高仍然無比勤奮，這說明他一定有遠超小我欲望的更高追求。
這種追求，不就體現在怎麽能夠為更多的人、為更遠的時空帶來更大的價值麽？當他們在為更多的人、為更遠的時空創造價值，他們所做的事情，其實就是一種公益。
天生擁有公益人格的人
問：說到公益，您曾把社會企業家評價為這個時代的英雄。那麽，什麽是社會企業家？您為何給予他們如此高的評價？
劉東華：我在公益界算外行吧，對於社會企業家，我只能說說自己樸素的定義。
狹義的社會企業是指企業用商業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但是一開始就定義為不分紅。
不論是投資人還是管理者，或者主要的價值提供和創造者，他們都不能從企業經營過程中獲得分紅，但他們是在用企業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
但我說的社會企業，與狹義的理解不同。社會企業未必不分紅，它們就是企業。這些企業從誕生之初，就是用公益的心態和商業的手法來解決社會問題，這些企業的創立者們，就是社會企業家。
他們與傳統意義上的商人有區別，商人是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社會企業家不是，他們是為了生命意義和生命價值的最大化而戰。
說到這裡，我想引申一下。許多年前，我們就說西方的商業理念和商業模式已經到頭兒了。
為什麽這麽說？因為他們是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這成了西方企業和國家一個公認的，或者說一個不能被質疑的基本理念。我從第一次聽到就感到疑惑——股東利益最大化，意味著對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忽略和傷害，這是不可能走遠的。
問：比如您創辦的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和正和島？
劉東華：這是非常好的兩個案例。
我在創立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時，因為沒辦法以社團的形式注冊，所以是以公司的形式在工商局注冊的。
我自己作為出資人和大股東，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創立之初就承諾，永不分紅，永遠不從這裡拿一分錢的薪酬。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其實就是我的一個公益行為，它是典型的傳統意義上或者說狹義層面的社會企業。
但是我覺得正和島將是一個新型的，上面所謂的廣義的社會企業，它不但有股東，而且將來還可能會上市，大家該分紅就分紅。
但我作為創始人不是為了賺錢而做正和島的，如果只是為了賺錢我根本不必做這件事，正和島就是為了解決巨大的社會問題而存在的。這個社會問題就是企業家們所代表的巨大需求，他們需要一條內有尊嚴、外有尊敬的成功之路。
問：在這個過程中，最困難的是什麽？
劉東華：創立正和島，說難也特別難，說簡單也很簡單。其實難和不難都在自己身上。
最大的困難，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是我太自信了。因為自信，所以就覺得這件事怎麽做都會成功，甚至自己用不著像過去那樣辛苦，那樣拚命。
比如創辦正和島初期，我一直希望團隊承擔更多的事情，因為是一件創新的事情嘛，這樣能讓年輕人、讓團隊成長得更快。但其實這是一個借口，是放棄自己職責的一個借口。
作為一個創業公司，創始人作為靈魂人物如果缺位了，下面所有人都會缺位。可能看上去是我給大家提供了舞台，放手讓大家去做，但繞了一圈，發現根本不能用偷懶的方式進行授權。有些事根本繞不過去，該你做的，該你承擔的，沒有任何人能替代你。
馬雲曾經跟我說，創業就是“惹禍”，你自己惹那麽大的禍，怎麽能指望讓別人替你去扛？最重要的事情你必須自己扛。
我當時自信地說，我最擅長的就是找人、用人，但實際上從正和島的發展情況來看，我在找人、用人方面下的功夫也是遠遠不夠的。以前很多企業家都夢想50歲能退休，後來發現那是一種奢望。
對於一個創業型企業而言，至少在前20年的時光中，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創始人，而越是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企業，找到一個理想的繼任者就越難。
問：您本可以過一種更舒適的生活。
劉東華：人都願意留在自己的舒適區，問題是我們應不應該留在那裡，我們還有沒有可能走得更高、更遠。
以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想要闡述這樣一個道理：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之所以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因為我把人類整體看成一個大公益體，人類今天享受到的一切，其實是千百年來人類這個族群積澱下來的物質、精神財富和價值創造的總和。
從這一點上來說，每個人都是人類社會的受益者。當你站在這樣一個角度看待世界，你會從內心湧起感恩之情，因為你受益太多，必當有所回報。
我想要這個世界因為我的存在、我的努力而變得更美好一些，哪怕一點一滴。這種想法不是被觸發的，而是天生的。我想我和某些人一樣是天生擁有公益人格的人。
還有一點，為什麽會創立正和島？因為我看到了企業家不斷升級的巨大需求，而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沒有人能比我們把這件事做得更好。什麽叫天命？這就是天命——在現階段內，當你是不可替代者時，你必須去做需要你做的事。
可能也是一種天生的客戶思維吧，多年來我總能找到社會特別需要，但是非我不可的事情去做。事實上，我也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如果某件事我覺得別人也能做，甚至做得比我更好，那麽就會認為自己去做沒有意義，至少，意義太小了。
從企業家到慈善家是一條必由之路
問：為什麽您會把21世紀的新商業文明價值觀總結為“先問是非，必論成敗”？
劉東華：這裡有三個背景。
首先，人類在科技領域的進步特別容易脫離理性的軌道。從核武器到人工智能，處理不當，都會對人類造成毀滅性後果。
好萊塢曾經拍過一部電影《I Robert》，在那部電影中，建立了這樣一個邏輯：人類無法用理性邏輯來管理自身，正在朝著一個自我毀滅的方向加速前進。
在這種背景下，機器人“反叛”，期望通過人類的理性邏輯來約束人類的非理性行為，以避免人類滅亡。這部電影的邏輯是一個真實的邏輯，因為人類目前就處在一個日益失控的向著自我毀滅狂奔的狀態中。
在商業層面，前面我們講到，西方的“股東利益最大化”，讓個別人利益至上成為一種天經地義，於是我們看到在股市中，哪怕價值觀很有問題的公司，只要能掙錢，這家公司的股票照樣飛漲。這種現象不能改變的話，是非、良知就成了沒人在乎的事。
因此我在十幾年前認真提出這件事，就是21世紀新商業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是什麽？我們應該拿這個價值觀作為尺度，去丈量某件事我們是否該做——在驅動人類強大的創新能力前，要先全力避免這種創新造成人類的自戕。
其次，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使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效應周期變得越來越短。互聯網時代之前，做惡的人有一種僥幸心理，認為自己做壞事不會被發現。但在互聯網時代，天天作惡而不被抓的可能性越來越低，因此因果效應幾乎都成了“現世報”。
第三，人的天性決定了人在足夠大的誘惑面前，都是管不住自己的孩子。《資本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當利潤達到300%，資本家敢於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如果商業不論是非，如果利益至上的觀念永遠得不到糾正，那麽，我們的未來將會怎樣？
事實上，正是因為第二條，互聯網時代的來臨，才使得人們願意相信“是非”很重要。那麽為什麽要在是非的基礎上還要問成敗？因為企業家必須對結果負責，不問成敗必然失敗。
問：這些年，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投身公益慈善領域。在您看來，企業家除了捐款、成立基金會、親自踐行公益活動外，還可以通過哪些方式來做公益？
劉東華：不同的階段，企業家們從事公益慈善的方式不一樣，並且踐行的方式也因人而異。不容忽視的是，中國的公益慈善大時代來了，物質條件的充分準備，與人們內心對高品質人格完善的追求，促使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公益慈善。
不論是捐款還是成立基金會，或者親自踐行公益活動，我認為不必糾結於企業家們踐行公益的形式。在我看來，企業家們把企業做好，這個可能更重要。
中國企業目前普遍存在產品和服務水準不高這個問題，企業家們把企業做好，就解決了社會上三個最重要的問題，一是就業，二是納稅，三是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創造出越來越好的條件。
從這個角度來說，企業家們把企業做好，就是最大的公益。公益慈善領域應該交由專業的人去做，目前這個領域太欠缺專業的隊伍了，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麽企業家們會紛紛涉足這一領域。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進步最快的還是企業和企業家。在公益慈善領域專業人才意識、能力不能滿足需要的情況下，企業家們把他們沉澱、積累下來的理念和管理能力延伸進公益慈善領域，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問：當下經濟下行成為一種普遍共識，會對企業家們踐行公益造成哪些影響？
劉東華：經濟形勢不好，有時會讓人更團結，更能激發人們內在的鬥志。如果大家都去外面找原因，那麽經濟形勢不好會對大家的狀態造成影響；但如果大家眾志成城，共克時艱，每個人都把自身的正能量釋放出來，對別人產生更好的影響，那麽，經濟下行和踐行公益慈善之間，也許會呈現出可喜的反向關係。
市場上任何時候都有好人，而且越艱難的時候，好人越珍貴，越被尊敬。企業家們在這個時候做好自己，就越容易影響別人，他們的聲音就越容易被接納，他們的舞台也就越大。
我覺得，沒有必要刻意到外面從事公益，企業家們把自己做好了，把自己和自己的企業樹立成榜樣，就是最大的公益。
排版| 吳恙
審校| 潘姍姍主編| 葉正新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