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強戰士大比拚之明朝邊塞將門之家的興起

元明交替之際，明朝繼承了元朝的很多制度，它雖然是中央集權製，但同時保存著若乾封建制度的特徵。換言之，古老的封建制度在新政權中仍然佔有一席之地，私人武裝在新的時期又有了新的發展。

但朱元璋對在外諸將不太信任，所以不斷限制與削弱高級將領的權力。同時，他又陸續分封自己的兒子們到邊塞重鎮及內地各個城市為藩王，特別是在北方邊境數千里的防線上設立了遼、寧、燕等九王，駐軍於要衝之地，統領諸將，世襲鎮守。朱元璋分封諸子的做法，表明他試圖將兵權從軍事貴族的手轉運站移向宗室諸王。

朱元璋的孫子建文帝在位時試圖削藩，在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不服，以此為借口於1399年舉兵。叔侄倆在長江以北打得熱火朝天。最後朱棣出奇兵渡江南下，於1402年六月佔領南京。建文帝在戰亂中下落不明。不久，這位新皇帝又將首都遷到了北京，號稱“以天子守國門”。

朱棣在位期間秉承建文帝的政策，派親信將領到邊塞要地統軍，廢止各地藩王領兵出征之權，使坐鎮一方的藩王淪為了地主。因此也使兵權再一次從宗室諸王的手轉運站移到了軍事貴族手裡。不過，只有世代鎮守雲南的沐氏一族地位仍然不變。沐英的子子孫孫都鎮守雲南，一直到明亡為止，前後總共十四代。

軍事貴族與高級將領們重新掌握了邊陲要地的軍權後，很快便發展成為世代鎮守邊塞的軍功集團，並紛紛擁有了自己的私人武裝。

演練陣法的明軍

整個明朝在近三百年的時間裡始終面臨著外部勢力入侵的威脅。朱元璋與朱棣父子在位時采取積極的對外政策，經常派遣大軍出境對塞外蒙古諸部進行犁庭掃閭式的打擊。可是，朱棣死後，明朝政府轉而采取了以防禦為主的保守策略，具體措施是在邊境上囤積重兵，並讓一批熟悉邊關情況的將領在外鎮守，以保境安民。從1425 年二月開始，遼東、宣府、大同、甘肅、廣西等地的總兵之職由過去的臨時任命改為常設，此後，山西、陝西、廣東、福建等地也增設了總兵。

總兵在明初由公、侯、伯等軍事貴族出任，明中葉以後多由五軍都督府將帥出任。總兵有權從衛所中抽調精銳部隊，以營為基本部門執行軍事任務。總兵以下的官銜有副總兵、參將、遊擊，皆稱將軍，而遊擊以下的都司、守備、提調、千總、百總，皆稱營官。各營的編制不一、人數不等， 故此叫作“營伍製”。很多營伍的武官是從衛所的世襲軍官中抽調而出的，他們的手下也有大批衛所士卒，所以官兵之間的主從隸屬關係沒有什麽改變。衛所官兵離開營伍後，仍可返回衛所，乾回自己的老本行。隨著營伍製的興起，衛所軍隊不再是明軍的主力，它慢慢成為老弱殘兵寄居的老家。

總兵及其轄下副總兵、參將、遊擊等營伍將領，名義上是流官，不能世襲，但是由於邊軍將領長期鎮守一方，在這些人當中，出現了不少“父子相繼，兄終弟及” 的將門之家。

明朝統治者一般是不允許官員在原籍任職的，這對防止地方勢力坐大很有好處。但是邊塞地區卻是例外，很多將領都是由本地人出任的，這是因為這些人熟悉本地情況，朝廷為了國家的安全，不得不破例允許他們就近任職，讓他們世世代代保家衛國。這表明朝廷對於邊塞將門之家的形成采取了默許的態度。

就這樣，明朝的邊疆地區不斷有將門之家出現。例如衛所千戶楊洪，他曾經在明初跟隨明成祖朱棣北征，有著豐富的作戰經驗。他在正統年間調入營伍，從遊擊將軍乾起，一路升任為總兵官，長期鎮守宣府。他有三個兒子在營伍中秉承父志，身居要職，其中楊能、楊信因功歷任宣府、延綏、大同等地總兵官，而楊俊也從衛所調入營伍，任遊擊將軍。明史稱楊洪“父子兄弟皆佩將印，一門三侯伯（楊洪生前封侯，死後晉封潁國公；楊能封武強伯；楊信封彰武伯；楊俊曾被封侯，後因犯事被朝廷奪去爵位），其時稱名將者，推楊氏”。

明朝中葉以後，類似楊洪這樣的將門之家還有很多。比如薑漢，他從榆林衛調入延綏出任遊擊將軍，因戰功在正德年間升為寧夏總兵官；他的兒子薑爽在嘉靖年間任甘肅總兵官，後因事遭貶，復出時擔任大同副總兵；他的孫子薑應熊嘉靖年間任寧夏總兵官；他的曾孫薑顯在萬歷年間歷任山西、宣府總兵官；後金擾邊時，薑顯的兒子薑弼在天啟年間做了援遼總兵官。史稱“薑氏為大將，著邊功，凡五世”。明朝中後期四境不寧，戰亂頻繁。邊塞將門之家得到了更大的發展，比較有代表性的還有號稱“一門多將才”的大同麻氏。人們將其與鎮守遼東的李氏一族並稱“東李西麻”。

將門之家普遍在邊塞地區有自己的產業。明初，朝廷解決軍餉問題的辦法之一是安排大量土地給衛所的軍戶屯種。屯軍需要將一部分的農產品上繳，剩下的可以自行支配，因而屯軍在某種意義上說可以算是國家的佃農。而邊遠地區由於土地貧瘠，官兵分得的屯田產量不足以上繳，便可以不交田賦而將農產品折算為本人的一部分俸祿（另一部分俸祿由朝廷支付），這類田稱為“準俸田”。此外，有的地方還專門為軍官提供“養廉田”，顧名思義， 這類田地專門獎給各級軍官作為養廉之資。例如，根據當代學者在東北發現的《創築孤山新堡記》等碑文的記載，萬歷年間在遼東鎮，百戶一級的軍官給田一百畝，而士卒則隻給田五十畝，百戶多出的五十畝就是養廉田。百戶以上各級軍官的養廉田都相應有所增加。

衛所軍官有養廉田，營伍的武官也享受這種優待。比如大同鎮的營官，上至總兵，下至守備，都擁有養廉田。

然而，明朝中期官僚地主階級間盛行土地兼並，邊境的各級將領也不滿足於有限的朝廷賜田，多數人利用職權巧取豪奪（具體的辦法有開墾荒地及霸佔軍屯等）而逐漸聚斂了大量的田產，一些將帥擁有田產多達百頃以上，變成了地主。特殊的例子是鎮守雲南的沐氏一族。沐氏早在洪武年間即獲得朝廷的賜田，後來又通過奏討、開墾、買賣、奪取以及投獻（一些老百姓為了逃避官府的稅賦而帶田投靠，自願成為莊民）等各種方式佔有了大量的莊田，《明神宗實錄》記載沐氏除了朝廷欽賜的之外，還有莊田八千余頃，是名副其實的大地主。

戰鬥在長城沿線的明軍

在此期間，衛所的管理日益疏松，士卒生活艱苦，動輒逃亡。邊境的很多士卒由於貧困而私自典賣耕種的屯田，對土地兼並的狂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致使官兵之間的貧富差距更大。對於這種不正之風，朝廷屢禁不止，束手無策。

中央政府無力製止各地的土地兼並， 表明了皇權的衰落。大地主的不斷產生， 官僚階級與鄉紳地主的互相勾結，也使地方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土皇帝。

本文摘自《最強戰士大比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