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林記李可染先生：事如春夢了無痕

文︱胡桂林

李可染先生去世，到今年正好三十年整了。他的大名和成就，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李可染先生的遺篇巨製，在拍賣場上連創佳績，價格扶搖直上九萬裡，他是“海內外拍賣有史以來作品過億元最多的畫家”。在一切向錢看的浮華塵世裡，這自然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引來眾多看客的熱捧。人往風微，和大多數人不一樣，李可染先生不但沒有“人走茶涼”，反而更熱鬧，“身後名”更大了。

從眾從俗，也先從拍賣說起，資料來自網上：“2010年李可染的《長征》拍出1.0752億元人民幣，創下當時中國近現代書畫新紀錄。2012春拍李可染的《韶山》拍出1.24億元，又新了紀錄，之後不到一個月,創作於1964年的《萬山紅遍》，拍出2.9億元，再次刷新記錄。”“李可染1976年作的巨幅力作《井岡山》成交價高達1.265億元，李可染1964年創作的《萬山紅遍》鏡心，再次以高達1.84億元成交。”囉裡囉嗦，列舉了這麽多金錢數字，是不是也有“望海心”了呢？那倒不是，我還是有自知之明的，那些買家、賣家的財富故事，絕非升鬥小民所能想象，且不去管它。

可以注意到，李可染先生這些過億元的拍品，都創作於改革開放前，全部為紅色經典題材。內容主要表現領袖故居、領袖詩意，頌揚革命聖地，謳歌社會主義新時代。這也是其他老藝術家，如傅抱石等，在新社會常畫的題材。所謂“皇圖永固，帝道遐昌”。這些紅色經典作品，不但學術界評價高，在拍賣市場上也搶手熱門，創造了炫目的財富神話。反觀同一時期的文學家，和美術家的境遇完全不同。如巴金、曹禺、老舍等人，鼎革後也經過思想改造，以飽滿的熱情創作謳歌頌揚之作，在改革開放後卻遭人詬病，連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很快就被人遺忘。這是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也是如今文壇寂寞、畫壇火熱的原因之一吧。

李可染先生出生在1907年，是江蘇徐州人。原名李永順，一個很平凡的名字，但是他有與生俱來的、不平凡的繪畫天賦。他的小學圖畫老師認為他“其質可染”，所以給他改名李可染，可說是慧眼獨具。李可染的家庭背景既不是書香門第，更非鍾鳴鼎食之族，“雙親均不識字，父親是貧農，逃荒到徐州改做廚師，母親是城市貧民”。這樣的家庭出身，按照過去的階級鬥爭分類法，算是“階級成分好”。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家庭出身，生活壓力大，社會地位低，家庭教育差，為求生計，迫切需要孩子長大後來分擔家庭負擔。許多各方面表現有天賦的孩子，往往就被生活扼殺了，一生碌碌無為。

然而李可染是幸運的，他雖然出身貧困，父母不但送他去讀書，還包容他喜歡畫畫的天性。要知道，在普通人的眼裡，畫畫是不務正業，是浪費錢的事，按常理是被嚴厲禁止的。可是他的父母卻沒有這樣做，他的人生“第一任老師”是通情達理的，這是他日後成為“畫壇一代宗師”的非常重要的起點。李可染童年求學時候，在“學堂上寫字畫畫，塾師寵愛，不加阻止”，任由孩子的天性自由發揮，沒有強迫打壓，也沒有應試教育，教育環境也是寬鬆的。十三歲時，李可染遇到了不擺名士架子的畫家錢食芝，他的繪畫天賦就這樣被激發了出來，從此走上了藝術人生之路。

李可染先生無疑是畫壇的天才人物，他自己並不承認，說：“我不依靠什麽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個苦學派。”這是他的謙遜之德。苦學流汗，“廢畫三千”，也都是走向成功所必備的。他的啟蒙老師錢食芝曾誇他“童年能弄墨，靈敏世應稀”，應該不是溢美之詞。考杭州國立藝專研究部時，從沒畫過西畫的他，求教於一同前來報考的張眺，臨陣磨槍，竟以優秀成績考中，給他輔導的張眺卻名落孫山。不能不說這是他的天賦起的作用吧。

時代的力量改變了李可染的人生軌跡，抗日戰爭讓他離開了家鄉，他用畫筆投身到全民抗戰中。曾見過他畫的抗戰宣傳畫，和爬上梯子畫壁畫的圖片。抗戰後期，李可染在重慶擔任國立藝專中國畫講師，埋首“有君堂”，“是時鑽研傳統，遊心疏簡淡雅”，他這時期的畫追求隱逸情調，人物畫都是高人逸士，逸筆草草，不求形似。抗戰勝利後，他青春作伴未還鄉，應徐悲鴻之約，來到北平國立藝專任教，從此，北京成為李可染先生的第二個故鄉。

在北平期間，他拜師齊白石，相隨老人十年，成為白石老人晚年最得意的學生。那個時期，李可染的山水人物，還是以疏簡淡雅為尚，以放逸恣肆為真，很受白石老人的激賞，他曾誇讚李可染的畫：“若使青藤老人為之，恐無此超逸也。”當年，李可染先生年方不惑，在高手如林的畫壇尚無大名，白石老人卻預言：“中國畫後代高出上古者，在乾嘉間，向後高手無多。至同光間，僅有趙撝叔。再後只有吳缶廬者。缶廬去後約二十餘年，畫手如鱗，繼缶廬者有李可染。”白石老人看到的，是李可染作品裡的清氣、逸氣、靈氣和率真之氣，這種天縱之才，苦學是學不來的。所以，白石老人說“昔司馬相如文章橫行天下，今可染弟之書畫可橫行矣”， 可惜他未及見李可染先生後來橫行天下的“山河壯帝居”的紅色山水畫。

1949年，對中國來說是天翻地覆之年。作家趙樹理曾為“勞動人民文化宮”（太廟）寫過一首詩，從中可以形象感知這個時代。詩曰：“過去誰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誰老大，工人眾弟兄。時代一改變，根本不相同。還是這座廟，換了主人翁。”詩很淺顯通俗，現在重讀，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是當年知識分子共同面臨的困惑，尤其是畫家，困惑更大。李可染在“有君堂”時期的隱逸閑散，自然是不行了。用現在很時髦的話說，要“與時俱進”，要“轉彎子”。李可染先生回憶說：“五十年代，我幾次外出寫生，背著學生的畫具，每天跋山涉水，行程數萬裡，力求創造有現實生活氣息、反映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的新山水畫。”李可染先生無疑是成功的，他對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改造，否定了文人畫中個人感情的表達，和過分形式主義的表現。所謂“思想一改變，筆墨自不同”，他在六十年代以後，形成了極具時代特色的新山水畫風格，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祖國河山立傳，從而被理論家稱為“李家山水”。

1963年，老舍先生在北戴河療養，有“北戴河贈四友詩”，發表在當年的《詩刊》上。其中贈李可染的詩，是：“牧童牛背柳風斜，短笛吹紅幾樹花。白石山翁好弟子，善從詩境畫農家。”老舍先生和李可染的友誼可以追溯到抗戰時期，他們是老朋友了。老舍先生的這首詩，寫得確實好，一幅田園牧歌式的盛世景象。上過中學的人都知道，分析一篇作品，首先要了解它的時代背景。好在那個年代去今不遠，上點年歲的，或對新中國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1963年，正是人民公社“大躍進”與“三年自然災害”之後不久，農村凋敝，饑荒蔓延，文獻俱在，用不著多說。可見，老舍先生這個時候寫的這組詩，並不是簡簡單單的懷友抒情。而李可染先生在此前後，也正在畫他的“萬山紅遍，層林盡染”。

黃苗子先生說：“可染作畫有膽，而做人卻十分慎重矜持。”黃先生話說得很委婉，說白了就是膽小怕事，不出風頭。托天之福，這樣的性格，讓李可染先生安然度過了歷次運動，就是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時期，和其他人如葉淺予、潘天壽等相比，也只是淋了點毛毛雨，到丹江口乾校勞動，不到兩年就奉命返京了。批“黑畫”的時候，那已經是“文革”後期了，無論規模還是激烈程度，都已是強弩之末。據說李可染先生還是嚇得“失語”，所幸很快就過去了。1973年他離開大雅寶胡同，住進釣魚台旁的南沙溝高級公寓。可見那時的待遇還是很高的。他的老朋友老舍先生就沒那麽幸運，自覺跳入太平湖，解脫了。

中國畫研究院成立於1981年，李可染先生是國務院任命的首任院長。那年他已七十三歲高齡，推想有關方面的人事安排，主要是借重他在畫壇中的名望。因為他分量重，能壓得住陣。 李可染先生恬淡自守，從不以院長自居，當年好像也沒人叫他院長，他在任內，就像傳說的古代聖君賢相那樣，實行無為而治。因為他年高望重，大家都尊稱他“李老”。有時見到他，總是面帶笑容，更像一位藹然可親的老人。他的司機曾和我講過一件趣事，一次開車送李可染到北京飯店，參加什麽宴請。飯店門口人很多，李先生在前走，他跟在後，李可染一身褪色的舊中山服，人造革舊提包，布衣布鞋，土氣。司機是西服革履，洋氣，服務生連忙把司機讓進門內，李先生則擋在一邊。可見他生活儉樸不講究、行事不張揚的品行。幾任院長裡，論名望，李可染先生最高，但是，數他最不像“院長”。

李可染先生是當代畫壇可以和齊白石比肩的另一座高峰，他們雖然所處的時代，走的路不盡相同，同樣是名滿天下的人物，這些盡人皆知，也就不再多說了。餘生也晚，在李可染先生治下，也討了幾年生活。雖非桃花源裡人，所見所聞，也是有所感的。這期間，畫院發生了許多事件，最著名的是“二黃之爭”，轟動畫壇，以致驚動高層，上達天聽。為此三位副院長黃胄、葉淺予、蔡若虹先後離職，尤其是黃胄先生的淒然離去，令人唏噓。從此，畫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受那次事件的影響，畫院一度非常冷落，經費無著落，靠吃黃胄的老本，租房度日。1989年的一天，畫院派車去文化部接有關人員，到“師牛堂”談話，結果大家都知道，談話中李可染先生“突發心髒病”，畫壇一代宗師，就這樣走了。具體怎樣沒打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人生如戲，逝者如斯，三十年了，一切都隨風過去了。

有些人因為天分高，資本厚，很容易目空一切，自我膨脹。而李可染先生卻不是這樣，他曾說：“現在我年近八旬，但我從來不能滿意自己的作品，我常想，我若能活到一百歲可能就畫好了，但又一想二百歲也不行，只可能比現在好一點。”他刻有圖章“七十始知己無知”、“白發學童”，都足證其謙謙君子的美德，他待人寬，律己嚴，用傳統眼光看，更是位躬行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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