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為德國擔心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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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對德國經濟前景的擔憂一下子多起來。最新的信息指示情況也確實不太妙。

其一、2018年第四季的經濟增速淪為0.2%的負增長。

其二、德國2月製造業PMI終值47.6，從2017年的峰值63.3自由落體般一路下滑，降至榮枯分水線之下，製造業活動趨於萎縮。

其三、商業信心指數也呈現加速下行的趨勢，在2019年2月僅錄得98.5，創下3年來的新低。

多數經濟指標顯示衰退的可能性在不斷增加，德國經濟距技術性衰退僅差一步。

但情況也許並沒有想象中糟糕。

現在德國經濟遭遇的困難主要來源於兩個外部因素：一是英國脫歐進程依然降低了德國對英國的出口，由於英國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所以對英出口的萎縮引起了製造業的收縮。如果英國“硬脫歐”，德國經濟研究所估計德國對英國出口劇減的幅度可能高達57%；二是美國挑起的全球性貿易摩擦，疊加新興經濟體市場走軟的雙重影響，同樣導致德國的出口受到挫折。如果這兩個問題得到順利解決，德國將重回增長。

況且，德國強勁的基本面使其擁有很強的抗風險能力。一是微觀層面企業集群仍保持著全球性的競爭力，充滿生生不息的活力。二是穩定的宏觀層面也使得德國政府擁有充足的風險對衝政策空間。因此，即便發生衰退，也不可能重蹈“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覆轍。相反，可以預期德國將很快修複以重回經濟適速增長的軌道。

總體看起來，所憂者不在眼前的下行風險，而是民粹主義抬頭帶來的政府應對失措。

穩健的宏觀基本面

低杠杆率

德國在債務控制上一直非常出眾，各部門的杠杆率都大幅低於英法兩國。根據世界清算銀行的數據，2018年6月30日德國的宏觀杠杆率僅有174.4%，其中政府杠杆率僅有66.5%，非金融企業杠杆率更低至55.5%，遠低於歐洲另外兩個動力火車頭——英國和法國的水準。如果按國內慣常的保增長思維，加杠杆的余地是大大的。

連續5年財政預算盈余

根據最新信息，2018年德國財政預算繼續實現1.7%的盈余，已經連續5年實現財政預算盈余，在歐盟內部是獨一無二的。尤其在當今政治家為了討好選民不斷擴大福利開支的時代，5年的財政盈余絕對是一股難能可貴的清流，背後隱含了默克爾無以倫比的領導力。因為只有領導力才能凝聚民心，才能抗拒民眾對福利的欲求，最終縮減財政開支以實現盈余。

與此相對比的就是：2019年法國的預算赤字可能相當於GDP的3.2%左右，超過歐盟規定的3%上限，這是總統馬克龍向民粹主義低頭同意增加福利開支的直接後果。

低失業率和低通脹率

歐洲債務危機以來，整個歐洲都在和通貨緊縮做鬥爭，因此低通脹的環境裡，貨幣政策仍有擴張的空間。與同受歐盟央行貨幣政策控制的法國相比，德國的通脹率也要好一些（注：英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於歐盟）。真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德國的失業率也比法國低了好大一截，這展示出德法兩國迥然不同的境遇：德國因低失業率，居民的收入有保障，自然因消費有支撐而獲得更多的增長動力。而法國則深陷泥潭，“黃背心”示威抗議不絕，背後的本質原因就是失業率居高不下，居民增收困難，以至於消費不起，消費不振自然不利於提振經濟增長。

在2010年不變價的口徑下，2017年德國GDP為3.86兆美元，人均GDP為46747.19美元；相比之下，2017年法國GDP為2.85兆美元，人均GDP為42567.74美元。這個差距貌似沒有想象中大，但是東西德統一之後的1991年，德國人均GDP為33742.21美元，當時的法國人均GDP為32855.99美元，法國落後不足2.6%，而16年後差距拉大到了8.9%。這期間，德國還吸收了東西德合並帶來的經濟代價，折合計算約為1.5萬歐元（柏林大學一報告估計）。

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

德國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貿易順差國，貿易順差對GDP的佔比居於全球少有的高水準，且持續多年，這與日本已經發生了明顯的分化。強勁的貿易順差使德國面對的是全球市場的需求，將受益於新興市場國家增長帶來的新需求。

充滿活力的微觀系統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德國全球排名第三。在創新支柱方面，德國首次排行第一，因為在申請專利的數量、科學文章的刊登數量和客戶對德國產品的滿意程度三個維度上表現突出，企業圍繞這些進行更多改進和創新。綜合看，德國的微觀企業生態非常健康和強大，三大企業集群維持著強悍的活力。

世界商業巨子集群

2018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德國有32家企業上榜，數量居歐盟之首。其中包括大眾集團、巴斯夫公司、西門子等國際型大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發展商業，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些大型企業與全球經濟共命運同呼吸，能從不同市場需求中攫取增長的動力。

隱形冠軍集群

德國出口對GDP的佔比冠絕天下，背後隱藏著兩個關鍵信息：一是德國經濟的全球化程度非常高，德國的貨物和服務暢銷於世界各地；二是德國的貨物和服務在全球範圍都很有競爭力，否則就無法滿足國外市場的嚴苛要求。

那是什麽讓德國出口擁有如此強大的競爭力呢？答案並非來自於西門子、戴姆勒-奔馳之類的工商巨頭，因為這些企業與其國際級競爭對手相比並沒有什麽碾壓性的優勢；真正做出貢獻的是隱形冠軍企業集群。

對此進行開創性研究的赫爾曼·西蒙發現德國擁有世界上最多數量的隱形冠軍集群，它們的共同特徵是：

該企業所經營產品或服務的市場份額不低於世界市場排名前三或者某大洲第一；

年產值在二十億歐元左右；

鮮為大眾所知。

簡言之，這些企業是垂直細分市場裡的世界冠軍，在所屬的領域裡深耕細作，擁有著“高度專業性”，非常貼近客戶，因此深知客戶的需求，然後運用持續不間斷的創新和改進去滿足客戶。經歷過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沉澱，這些企業對其所屬領域的市場擁有了無可匹敵的認識和經營能力。

赫爾曼·西蒙收集了全世界3000家隱形冠軍公司的數據，其中德國共擁有1307家隱形冠軍，是數量最多的國家。如以百萬居民口徑下的“隱形冠軍”數量考量，德國更是絕對領先。

出於對隱性冠軍企業的格外喜愛，這裡插播兩個德國隱性冠軍企業的案例。

愛孩子的中產階級都有過認真研究兒童汽車座椅的經歷，或許就知道瑞凱威控股公司（RECARO Group ）。這家成立於1906年的企業，一百多年就專注於一件事，造座椅。隨著工業的進化而不斷增加提供產品的門類，先是汽車座椅，之後是飛機、高鐵座椅，進而延伸到公共座椅和兒童座椅，目標就是追求更完美和精湛的工藝技術，令坐乘更舒適。所以，這家公司用一百年的時間積累製作座椅的專業知識，一直在探索人類的乘坐狀態，去琢磨熟悉人體運動過程，乃至運用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知識，只為集結人體工程學、功能性及美學，最佳滿足各個應用領域的坐乘需求。

次貸危機發生時，飛機座椅行業受到衝擊，訂單下滑。但瑞凱威卻獲得了更多的訂單。因為此前公司通過嚴苛的工藝革新，將原來的飛機座椅BL3520的重量從原來10公斤減至7公斤，比以前的型號輕了30%。這滿足了航空公司進一步減輕重量、降低燃油成本的現實需求，部分航空公司應對危機更換座椅的計劃反而給瑞凱威帶來了增長的機遇。

這種成功並不複雜， “無他唯手熟爾” ！只要堅守能力圈，用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時間專注做好一個領域的事情罷了。就如創始人Reutter所說 “我們只想做得更好”。

再比如，德國巴魯夫公司BALLUFF成立於1921年，專業始終就是製造傳感器，只是產品品類隨時代進步而進化豐富，從創新的電子和機械傳感器，旋轉和直線位移傳感器到工業RFID以及網絡產品和連接設備，以優異的專業技術和質量滿足客戶在傳感器方面的種種需求。

無論哪種製造業需要傳感器，巴魯夫公司都會跟進研發，並盡力提供最好的產品。風電製造業在三十多年前興起，要用到傳感器，巴魯夫就開始介入其中，最新一代研發的智能化節能電源，擁有93％的有效能率、80萬小時平均故障間隔時間以及長達20年的極長使用壽命，基本碾壓其他的所有競爭對手。更重要的是，這個電源可以提高整個風電產業智能化程度和生產效率，成為風電行業創造增量價值的重要一環。這樣的企業，常敗不衰，自有其道理。

在德國，之所以有隱性冠軍，是因為德國的文化和傳統裡，一個家族持續好幾個世代去做同一項細分領域的事業，不追求成為獨角獸、也不追求成為巨無霸，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們缺少中國人闖入世界500強的雄心和指點江山的大氣魄。但正如任正非評價那樣“高級水晶杯、高級的銀餐器都是德國小村莊生產的，我去過兩個小村莊，他們打出來的表格說他們從來不談銷售，他們談佔世界份額的多少，村辦企業啊，講的是他佔世界份額的多少。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我們要回歸踏踏實實的經濟，經濟的增長不可能出現大躍進。”

中小企業集群

德國370萬家企業中，除了商業巨子和隱形冠軍之外，還隱藏著一批極具競爭力的中小型企業。這約佔企業總數99.7%的中小企業（根據歐委會的定義，雇員少於250人、年營業額不超過5000萬歐元，都屬於中小企業），貢獻了約54%的增加值，拉動了62%左右的就業，它們堪稱德國工業和服務業的中堅力量。這些中小企業具有很強的市場化能力，其產品或服務質量精良，因而具有超強的定價力，甚至是在全球市場範圍裡都擁有很強的定價能力。

經濟壓艙石

相比西門子、大眾和寶馬這些大公司而言，隱形冠軍和中小企業集群才是德國經濟的真正壓艙石。在經濟下行周期，大企業傾向於裁員增效，但失業就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失業者無法維持既往的消費水準，導致消費萎縮從而加劇了經濟收縮的風險。

但對於隱形冠軍和中小企業群落而言，它們有更緊密的勞資關係，企業主（同時也是管理者）與員工是世俗生活裡共同生長的熟人，因此即便在經濟危機或經營狀況不好的情況下，他們也不輕易裁員，而是嘗試大家共度難關。對於經營歷史長達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這些企業，連殘酷的一戰二戰都挺過來了，更有能力去應對經濟周期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企業的壓艙石作用恰恰在於可以吸收經濟周期波動帶來的種種不利因素，比如訂單萎縮帶來的收入下降，這些企業以更靈活的成本調整（對應大企業的高固定成本）可以與之適應，避免企業遭到致命打擊。此外由於規模小，這些企業有著更快的市場反應和更高的經營效率，能更快地適應經濟衰退引發的市場變化，也能更快地從衰退中恢復。這有助於熨平經濟下行波動的幅度並縮窄下行的時間。

而且，德國隱形冠軍企業和中小企業追求的是內源性增長，並不像國內中小企業那樣渴求融資（自然也不需要政府降息降準或總理喊話來解決中小企業債務融資難問題），它們依賴利潤留存的資金來維持運營，杠杆率很低，這也大大減輕了德國金融系統的周期性風險。德國企業部門的杠杆率如此之低（見上文表格），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這些企業的債務融資很少、杠杆率很低造成的，至於德國大型企業的杠杆率則與全球水準差異不大。

德國的幾點成功經驗

德國健康的宏觀基本面和有活力的微觀結構的成功經驗是什麽？

其一、2003年的勞動力要素改革至關重要。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高福利政策在歐洲大行其道，德國也參與到其中，向公民提供的福利水準（其中之一是失業領取的救濟金仍可維持較高的生活水準）不斷上升，但隨之帶來了新的問題，隨著失業率的攀升，社會福利體系日益負擔沉重，亟待變革。這時候有兩個選擇，一是和英法等同路，擴大政府債務以維持高福利，但最終會使得國家債務水準攀升至難以持續的水準，造成代際之間的巨大不平衡。因為今天的債務固然使當代人受益，總須後來人償還（歐債危機就是這一問題的總爆發）。另一個選擇是進行勞動力市場改革，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減少福利保護，讓民眾面臨失業的威脅以及在失業後努力尋找生機重拾尊嚴。

這是個兩難的選擇，德國當時的總理施羅德竭力避免走第一條道路，但又受製於代議製環境，因為政治選擇很容易屈服於輿論和民眾的短視。施羅德號召公民一起回顧納粹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往事，當年希特勒就以人民社會福利（初期是以搶劫猶太人和犧牲佔領地區的其他民族為代價）的方式賄賂德意志民族從而攫取了權力，最終綁架整個民族走向戰爭。這喚醒了民眾。

最終，德國在大政治家施羅德的領導下，凝聚成民主共識，啟動了旨在提高勞動力市場化改革的“哈茨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就是大幅削減對失業者的補貼，激勵失業者盡快重新投入到工作當中去，即便為此接受更低的薪資待遇，而不是在福利救濟中消極等待。這個被批評者（往往是平等主義者）貶低為“貧窮、社會階層降級”代名詞的改革方案，最終促成了德國21世紀的“就業奇跡”——失業者從400萬降到200萬，長期失業者從160萬降到100萬，相應地失業保險金的費率得以從6.5%降到3%，受雇人和雇主的負擔都大大減輕了。

市場化的殘忍之處在於，當個人缺乏自我奮鬥動力的時候，市場就施以近乎惡毒的壓力。“哈茨方案”的本質就是將失業救濟（失業保險金是另一類）變為“救窮措施”，聯邦勞動局所核定的失業救助金與社會救助金甚至不能保證“溫飽”，這讓領取救濟金變成不可長久之計。相比之下，法國等其他歐洲國家因為高福利的滋養而甘願失業的人不在少數，民主淪為這部分人索要社會福利的工具。其結果是：高福利導致了高失業，歐洲這些國家至今還深陷高失業的泥潭，更糟糕的是還拖垮了財政。

說到底，歐洲債務危機就是由於高福利引致的國家債務不可持續帶來的，亟待進行堅決的自由化改革，讓市場對民眾形成壓力，以短期痛苦換取長期活力。同理，中國1998年之後削減國企鐵飯碗等的改革與“哈茨方案”有異曲同工之妙。法國則沒有實施改革。

歷史也要記住希特勒也曾慷慨地許諾：“每個落地的麻雀都會得到上帝的看護”，每個“遇到麻煩”的德國人，無論是患病或是陷於貧困之中、無論是失去工作或是無家可歸，都會得到納粹黨的照顧。這種諾言最終只能讓國家陷入泥潭，因為靠勤奮者養活懶惰者的社會機制是不可持續的，要不走向崩潰（蘇東模式），要不走向極權戰爭。

其二、並不是政府造就了隱形冠軍和強大的中小企業群。赫爾曼·西蒙認為：“只要通過提供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讓其自由生長，中小企業方就可以蓬勃發展。沒有單一的因素可以解釋中小企業和隱形冠軍的持續成功。重要因素包括尋求成為世界最優的企業家雄心，專注於細分市場，以及全球化。隱形冠軍也非常具有創新性，這不單純是技術問題，而是客戶需求與技術的整合。不過，作為德國競爭力支柱之一的職業培訓，是政府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領域。公司提供學徒製培訓，政府管理職業學校。”

背後的道理很簡單。因為政府沒有能力在事前識別哪些中小企業是適應市場的，是值得扶持的。只有激活民眾無窮的創造力，讓企業自己在政府事前無法預料的領域和產業展開商業實踐，並經過殘酷的商戰存活下來。放任自由生長之外，別無他法。

另外，面對新世紀中國、韓國等後發工業國家通過發展先進技術、海外並購等措施的快速崛起，德國並沒有簡單地用加征關稅、設置貿易保護壁壘等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是任由殘酷的市場競爭來汰劣存優。所以，德國的隱形冠軍和中小企業才能在壓力和動力之下不斷成長，在今天仍維持著全球性的競爭優勢。而沒有生命力的企業遲早要掃地出門，與其保護或救助他們苟活，不如讓市場出清，讓其所佔用的要素重歸市場配置。這一觀點，也是中國決策者反覆向川普先生所闡述的（而內外一致，不持雙重標準是我國的一貫政治美德）。

其三、1982至今，德國社會與政治的高度共識是堅持競爭秩序的經濟政策。赫爾穆特﹒科爾領導聯盟黨於當年重新執政，宣布回歸社會市場經濟基本原則，“從更多國家到更多市場”。施羅德政府在極大阻力之下於2003年以“我們將削減國家職能”為號召推出德國戰後力度最大的改革方案“2010議程”，主要的措施包括：減稅、削減補貼、勞動力市場靈活化和削減社會保障等措施。這些改革措施多被隨後執政的聯盟黨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政府所繼承和發揚。

這不得不叫人擊節稱讚，一場痛苦的改革，可以受益十年二十年。而拖延問題，會讓社會更難自愈，還會成為進一步拖延改革的新動因，因為過去的成功拖延構成了某種激勵，形成路徑依賴。只有改革才能促進改革，而但凡改革必然帶來社會痛楚和撕裂。社會面臨存量改革抉擇時，政治家尤其警惕的是輿情和民意最響亮的聲音，因為聞香識女人的著名對白非常適用於很多場景——“如今我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我總是知道那條路是對的，毫無例外，我知道！但是我從不去走，你知道為什麽嗎？因為媽的，太苦了！！！”因為存量改革必有利益受損的一方，一定會高聲疾呼自己的訴求，而沉默的是絕大多數。

2003年以來，德國物價穩定，財政赤字與社會福利支出不斷縮減，抗擊外部風險的能力一直很強，科爾、施羅德與默克爾歷任政府堅持以“競爭秩序”為核心的市場經濟模式功不可沒。這種觀念為民所有、為民所享是德國經濟繁榮不可動搖的基石，也是德國經濟繁榮的最重要的力量來源。

值得為德國擔憂的因素

沒有長盛不敗的政治生命，也沒有永不衰退的經濟增長。且不說德國今天還只是在衰退的邊緣徘徊，即便落入衰退也不稀奇。奧地利學派認為，經濟增長放緩或是小幅負增長，並不值得恐懼，而僅是市場的自我糾錯。相反，反周期的乾預可能會引致更嚴重的後果，造成烈度更強的非理性危機，助長周期的波動性和波動幅度。衰退就如人感冒發燒一樣不可避免，且生病有利於檢驗和調動人體免疫系統以增強未來的健康，拒絕生病反而會埋下大隱患。2003年以來，經歷了次貸、歐債等各類危機的衝擊，德國經濟都能快速調整而走出困境。今天的困境也不外乎如此。

所以，德國所憂者不在當下的經濟狀況，而在於政府試圖開出的藥方。至於國際情勢發生不利變化則近乎不可抗拒的因素了，畢竟多邊秩序不依賴於一國之努力。

其一、民粹主義在德國有所抬頭，有幾個不好的苗頭：1、德國政府發布《國家工業戰略2030》，政府將對被認定為德國製造的傑出代表產業予以支持（德國政府將考慮建立一個基金，建議德國政府出面協調建立跨企業的聯合體，來共同進行電動汽車電池的開發、人工智能研究等工作，並由政府持股。簡言之，在貿易摩擦加劇的今天，德國政府更趨於保護主義。雖然，這個戰略更多的是建議性質的，未來能否獲得聯邦議院的批準獲得資金並采取切實的行動還需要觀察。2、2018年12月19日，德國聯邦議院修訂了《外國投資監管條例》，將監管審查的股權比例從25％降至10％，這為德國政府乾預投資自由化提供了可能。去年5月份，德國聯邦金融監管局認為，吉利收購9.69%戴姆勒股份並成為後者最大單一股東的收購案中，因為通報時間過晚違反了當局的相關規定。這成為德國政府對外國投資不友好的重要信號，隨後又有了修法。這些不好的民粹主義思潮抬頭值得警惕，由此拒絕維持和優化既定的“競爭秩序”，才是真正限制德國未來進一步發展的核心風險。

其二、國際化進程的潛在中斷。全球化帶來的利益不言而喻，但每個國家的受益程度有差別，這導致國際社會出現了一種反動的潮流和力量。中美貿易摩擦就是其中一個例證。當然，把中美貿易摩擦視為國際化進程可能中斷的信號，是相當可笑的。其實，雙方的貿易談判本質是在重新制定雙方都能接納的新規則以利於自由貿易。但是，處置失當仍是國際化出現逆流的巨大風險因素，其中民粹主義的走強就是主要風險。德國的GDP中有一半依賴於出口，如果國際自由貿易的趨勢發生變化，對德國的衝擊要遠大於其他國家。

德國所值得擔憂的，也恰是中國值得擔憂的。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理應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共同阻止國際化進程放緩以及民粹主義抬頭的趨勢，其首要任務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對內外革除非市場競爭秩序，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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