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電影，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或許有些人會不喜歡弗朗索瓦·特呂弗，另一些人對夏布洛爾或裡維特有點意見，而更多的人討厭讓-呂克·戈達爾。

但毋庸置疑的是，很少有人會不愛阿涅斯·瓦爾達。她在2019年3月29日因病逝世，房前擺滿了鮮花。

她會希望我們因她的逝世而落淚嗎？她會因為自己的衰老而悲傷嗎？我想不會的。對於這位直至九十歲仍在創造、仍在發現的“少女”來說，死亡對她而言，或許不過是另一場冒險。

而她那些動人的電影，或許正是她可以與我們共享的不朽之物。

之前耳朵發表在“幕味兒”的一篇文章，以時間為軸，對瓦爾達的一生進行了一次動人的縱向回顧。他倒敘的寫作手法，想必是致敬瓦爾達那部精彩的倒敘式自傳體電影《阿涅斯的海灘》。

而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將采取橫向的寫作思路，來總體地談一談瓦爾達的電影作品，與其他的大師相比，究竟有什麽獨到之處。這或許正是瓦爾達最後的作品《聽瓦爾達說》所講述的東西，這部作品也於近日在百老匯的法國電影展進行了放映。

在瓦爾達最後的作品《聽瓦爾達說》中，她總結了電影創作中最為重要的三個關鍵詞：靈感、創意與分享。在瓦爾達的作品中，這三個詞常常是相輔相成的。

對筆者而言，瓦爾達與其他導演最為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她處理靈感的方式。她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令人意想不到的主題。但她的作品更迷人的地方在於，她從不局限於事先劃定的主題。

她總能通過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從既定的主題發散開來，而這些發散出來的元素，卻又總是與影片的主題存在著有趣的聯繫。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這個特點，那就是“千變萬化，卻又萬變不離其宗”。

正因如此，觀看她的電影，總能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總能讓我們切身地體認“日常生活中的驚奇”。她影片中那些具體的手法，可以說都是服務於這一觀感的。

首先，她形式最為精巧的那些作品，幾乎都具有某種“知識考古學”的意味。這個詞出自福柯的著作，否認具有超越性的主題，轉而以空間橫斷面作為基準，追溯某一現象的衍生過程，探討該現象與其他事物之間的關係。

用這個概念來討論阿涅斯·瓦爾達的《尤利西斯》（1982）這樣的作品，實在太合適不過了。這部影片從瓦爾達1954年拍攝的一張照片切入，照片中有一個男人、一隻山羊和一個小男孩。

鏡頭在這張照片上不斷地尋找新的重點，並通過訪談與導演本人的口述等方式，來還原當時的情境。於是，從這張簡單的照片中，漸漸流淌出無數的記憶、故事與思考。

雖然像這樣從一張照片衍生出來的影片，已經有戈達爾的《給簡的信》（1972）這樣精彩的先例，但瓦爾達相對溫和的立場，也讓她創造出了思緒更自由、層次更綿密的考古影像。

《給簡的信》是一部純粹的政論電影，目標明確、效果顯著，而《尤利西斯》則帶領觀眾不斷提出新的問題，不斷去探索更廣闊的的時空。

瓦爾達作品中的這種傾向，其實非常適合短片這一形式。因此，在《女雕像物語》（1984）和《走近藍色海岸》（1958）這樣的影片中，我們便隨著她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看待雕像、藍色海岸，看待這些我們本已經習以為常的事物。

當然，在這類作品中，最為純熟的想必仍是那部著名的紀錄片《拾穗者》（2000）了。這部影片從米勒的名畫《拾穗者》出發，以“拾荒者”為命題，捕捉了當代法國拾荒者的影像。

在《拾穗者》中，畫中的農民、被展出的名畫、撿拾廢棄物的貧民、撿拾“廢棄影像”的瓦爾達，產生了一系列極為有趣的連鎖反應。這部影片完美地詮釋了瓦爾達創作“命題作文”、建構微型宇宙的能力。

瓦爾達影片中的第二個最為重要的特點，就是紀錄片與劇情片的結合。此前大鵬導演獲金馬最佳短片、將在北影節展映的作品《吉祥》，正是一部模糊了紀錄片與劇情片邊界的作品。而毋庸置疑，瓦爾達正是拍攝這類影片的大師。

事實上，上文中提到的紀錄片《拾穗者》，就蘊含著她大量精巧的構思與設計。紀錄下真實的影像，然後發散開來，為這段影像賦予更多的意義，正是瓦爾達最為擅長的東西。

《紀錄說謊家》（1981）這一片名，其實就體現了瓦爾達對紀錄片的理解，她的紀錄片並不一定就意味著“真實”，也有可能在說謊。這部紀實與虛構相結合的作品，從偶然中尋找推進“劇情”的線索。瓦爾達極為敏銳的感知力，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這類影片中，最為迷人的，想必就是瓦爾達為著名演員簡·伯金創作的傳記片《千面珍寶金》（1988）了。在那部影片中，簡·伯金千變萬化的形象，在瓦爾達別出心裁的拚貼之下，被賦予了夢境般的質感。

瓦爾達的紀錄片拍得像劇情片，劇情片也拍得像紀錄片。她也在《阿涅斯論瓦爾達》中提到，她在拍攝虛構的影片時，常常會添加一些帶有紀錄片特質的元素。

如果說《拾穗者》是她最著名的“劇情紀錄片”的話，那麽《天涯淪落女》（1985）就是她“紀錄劇情片”的代表作了。這部講述流浪者的影片，採用了大量紀錄片式的移動長鏡頭，為這部影片賦予了幾分真實的質感。

有趣的是，瓦爾達指出，她在這部影片裡使用的推軌鏡頭，大多是從右往左移動的；而在一般的影片中，人們習慣從左往右移動的推軌鏡頭。她通過這種逆反性的手法，對“現實”進行了風格化的重組，我們既看到了她所記錄的現實，也看到了她讀解現實的方式。

上述的兩個特點——“知識考古學”式的結構，與“紀錄+劇情”的視聽風格——共同造就了瓦爾達的影片極為獨特的觀感。觀看她的影片，就像是和她一起踏上旅程，我們知道自己的起點，但不知道自己的終點——因為意外在不斷地發生。

在《臉龐，村莊》（2017）的最後，她沒能敲開戈達爾的家門，這或許是一場意外。但有趣的是，這場意外卻讓這部影片顯得更加動人。我想，這位絕頂聰明、可愛的導演，到了死後的世界，無論遇到什麽樣的意外，都一定能夠找到她的解決方法。畢竟，在她那些無比迷人的影片中，她就是這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