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五人都是葉沙器官的受捐者，左起：劉福、胡偉、顏晶、周斌、黃山。圖片來自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
文｜新京報記者 王文秋
編輯｜滑璿 校對 | 郭利琴
本文約6993字，閱讀全文約需14分鍾
“我是葉沙，葉沙的肺。”
黑暗中，一個臉色黑黃、有些謝頂的中年男人慢慢浮現，右手輕放在胸口。他的暗紅色球衣上用白色線條寫著“YE SHA”“20”，胸口處簡單勾勒出肺的模樣。
他叫劉福，湖南漣源人，是一名肺移植受益者。他的肺來自一個16歲的男孩——葉沙。
2017年4月27日，葉沙因突發腦溢血不幸離世。父母將葉沙的心髒、肝髒、肺髒、左右腎髒、左右眼角膜進行了器官捐獻，救助了7個人。
在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下稱“器官中心”）的策劃安排下，7人中的5人從湖南、江西來到北京，拍攝了一部宣傳短片。片中，他們選擇了葉沙生前最喜愛的運動籃球，組成了一支名叫“葉沙”的特殊球隊。
48歲的劉福是葉沙的肺，在隊裡列20號。49歲的胡偉是葉沙的腎，列1號。53歲的周斌是葉沙的肝，列4號。13歲的顏晶、22歲的黃山是葉沙的眼睛，分別列7號、27號。五人站成一排，球衣上的數字正好定格在葉沙離世、他們獲得新生的2017年4月27日。
葉沙是這支球隊裡的16號，一個本該是人生裡最燦爛、最美好的年紀。
“我們就是葉沙，葉沙就是我們。”周斌說，“我們是一個人。”
葉沙生前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熟悉的陌生人
2018年8月18日上午，劉福在長沙華天酒店的大堂裡第一次見到黃山、顏晶。按計劃，他們會一起計程車去機場，一起飛往北京。
眼前的黃山一米七出頭，皮膚黝黑，壯實敦厚，正在低頭玩手機。劉福此前就知道他是眼角膜的移植受者，剛一見面，便下意識地看向他的眼睛。那是一雙因為長期夜班而略顯浮腫、眼角處帶著血絲的眼睛，在濃重的眉毛下，寬厚的臉龐上。
“我知道我們之間有葉沙這層聯繫，那種感覺很奇妙。”劉福說，二人的年齡相差超過兩輪，但見面時沒有任何生疏感。他有些心疼黃山的眼睛，家長教訓孩子似的說道：“不要一直看手機啊，要保護好眼睛。”
在黃山的印象裡，劉福戴著一頂紅十字會志願者的帽子，面色青黑但身體健康，“怎麽看也不像得過塵肺病的人”。
平時在公司裡，黃山性格內向，不怎麽說話，更喜歡對著手機消磨時間。但面對劉福，他把自己從小到大的成長經歷、因圓錐角膜導致眼角膜持續薄化、視力急速惡化的過程、手術後病情的恢復等等，一股腦全說了。他喜歡這個爽朗實在的大叔，答應他，等從北京回來就把夜班調到早班，“為了保護眼睛”。
兩人聊天時，另一位眼角膜受者、年齡最小的受助人顏晶，在哥哥的陪伴下出現了。和劉福一樣，黃山的目光最先集中到了她的眼睛——那雙單純的眼睛又黑又亮，在陽光下閃著光，看不出任何異樣。他很高興見到這樣的顏晶，看看她手裡的平板電腦，學著劉福的樣子提醒她，“盡量少玩電子產品，這些東西對眼睛不好。”
2018年8月18日，黃山（左）和顏晶從長沙一起飛赴北京。受訪者供圖
這是顏晶第一次坐飛機，前天晚上興奮得幾乎一夜沒睡。見到兩位陌生的叔叔，她始終低著頭，偶爾靦腆地笑笑。那是她自我保護的一種方式。眼角膜移植手術前，因為一隻與眾不同的眼睛，她曾被同學們一次次地嘲笑、戲弄。
但這裡沒人嘲笑她。去機場的路上，大人們鼓勵她唱歌，為她鼓掌喝彩。剛一到北京，她就收到了導演組送的漫畫和玩具，別人誰都沒有。漸漸地，她與大家熟悉起來，和年齡相對接近的黃山關係最好。她對這位“小叔叔”說起自己的偶像肖戰，催著不怎麽追星的他到QQ上為偶像點讚。
當天晚上，肝移植受者周斌還未趕到。在北京酒店的餐廳裡，從長沙來的三個人見到了從南昌趕來的腎移植受者胡偉。大家坐在一張圓桌上吃飯，善意地打量著對方。看著幾個人一一落座，湖南省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主任何一平突然發話了，“你們幾個人移植的都是葉沙的器官。”
這是幾個人第一次明確知道，他們移植的器官來自一位名叫葉沙的16歲少年。這個喜歡打籃球的男孩走得極為突然，一天之內，他的父母便決定捐出兒子身上幾乎所有能用的器官。短暫的沉默後，剛剛加入小團隊的胡偉最先開了口，“因為葉沙，我們才能重新呼吸、行走，重新生活。”胡偉認為，他們擁有一種無須言說的默契，“我們幾個人相當於共體嘛。”
周斌做完肝移植手術後，向葉沙及其父母敬禮。圖片來自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
多打一個勾，再救一個人
第二天一早，在攝影棚裡，劉福等人見到了葉沙的照片：騰挪的幾個身影中，一個少年正在飛身上籃。
這個身高一米八的大小夥子，嘴唇上冒出一層細細的絨毛，面孔還是稚嫩的。在一張照片裡，他穿著靛藍色校服，高鼻梁、單眼皮，眉毛粗黑整齊。
在母親段念可的記憶中，葉沙性格靦腆，成績一直是年級前幾名，拿過月考二等獎、化學單科王、數學競賽一等獎。“平時，他喜歡唱歌、打鼓，經常和同學們一起打籃球。”說起兒子，段念可嘴角上揚，臉上開始浮現笑容。但隻一瞬間，幸福變成了痛苦，眼淚從臉上滾落下來。
自從兒子走了，原本健談的父親葉俊傑幾乎不說話了，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煙。他記得最後一次跟兒子說話是2017年4月26日中午12點。葉沙打電話來說頭痛，葉俊傑讓他先回家。當葉俊傑趕回家時，葉沙一個人倒在地上，“喊不應了”。
葉俊傑開車送兒子到附近的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下稱“湘雅二院”），隻用了十來分鐘，但還是太晚了。送到醫院時，經醫生診斷，葉沙顱內出血嚴重，自主呼吸微弱，深度昏迷，對任何刺激無反應，即便進行開顱手術，挽回的希望也很渺茫。
4月27日上午7點20分，葉沙被宣布腦死亡。
“如果當時電話裡我讓他找老師、去醫院，現在也許是另一個結果。”葉俊傑捏著一支抽了大半的煙，抬頭紋更深了。
葉沙被宣布腦死亡後，湘雅二院器官捐獻協調人員很快開始接觸家屬，葉俊傑先是動了捐獻兒子眼角膜的心思，但段念可不同意。她怎麽也接受不了，前一天還好好的兒子，轉眼間就成了醫生口中的腦死亡病人，“人一下子就沒了，還要把器官捐出去，太殘忍了！”
葉俊傑尊重了妻子的想法，但醫院牆壁上“器官捐獻，生命永續”的標語在他心裡徘徊不去。第二天一早，他給一名做醫生的老同學打了電話，請她勸勸段念可。
老同學的話很簡單：孩子走了，家裡的氣息沒多久就散了。但如果捐獻了他的器官，只要器官還在跳動，就相當於孩子還活著。
段念可聽了老同學的話，又想起兒子想要考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做醫生的願望。她被說服了。
葉俊傑記得，在“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上簽字時，心髒、肝髒、腎髒、肺髒、眼角膜等器官名稱列成一排，同意捐獻哪個，就在“確認”項前打勾。葉俊傑一個對勾一個對勾打下來，到肺髒時突然停下了，他抬頭問了問負責協調捐獻的何一平，“我能留下肺嗎？我總得留點什麽吧？”
何一平什麽都沒說，輕輕點了點頭。葉俊傑的老同學卻拍了拍他的肩膀，用眼神指了指肺髒一欄的空白。她知道，有病人等著肺源活命。
就這樣，葉俊傑在肺髒一欄又勾了一筆，“還能再救一個人，好事。再打一個勾而已。”
隻用了不到兩個小時，所有的簽字確認程式敲定了。
4月27日晚，湘雅二院為葉沙進行了器官摘取手術。手術前，段念可的頭抵在葉沙胸前，手掌來回摩挲他的胸口，不敢相信兒子真的沒了心跳。葉俊傑語無倫次，哭得泣不成聲，“你怎麽丟下爸爸媽媽就走了！”
手術室內，8名身著手術服的醫護人員站成兩排，鞠躬，默哀三分鐘。之後的五六個小時中，他們把葉沙的心髒、肝髒、肺髒、雙腎和一對眼角膜一一取出、包好，放進專用冰桶，又為葉沙縫合遺體，擦拭身體，換上全新的衣褲、鞋子，再次鞠躬致意。
籃球場的葉沙。圖片來自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
“他在我這裡很好、很棒”
4月27日晚，葉沙器官摘取手術的同一時刻，劉福也躺在湘雅二院的手術室裡。
他記得自己是在深夜12點左右進入手術室的。不一會兒，有人拿著一隻儲存箱走進來，幾名醫護人員都圍了上去。“彈性非常好，供體品質非常好，”劉福聽見醫生說，似乎有人捏了一把。他知道，箱子裡那隻富有彈性的肺，即將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那時的劉福已被塵肺病折磨了19年。
這個出生在湖南漣源的農村娃，18歲起就在不同的礦井間輾轉。今年鎢礦，明年煤礦，無論在哪兒，炮眼總是轟地炸響，礦塊迸射的瞬間撒下無數粉塵，把人都湮沒了。時日久了，粉塵長進身體裡，把皮膚變成青黑色，把肺漚爛。1998年，28歲的劉福被確診為塵肺病，人佝僂著，瘦得皮包骨頭，肺裡 “嗚—嗚—”地拉著風箱。
2015年，劉福的父親和妻子相繼離世。他說服妻子的幾個兄弟，捐獻了她的三個器官，但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等著別人的器官救命。那之後沒多久，劉福自己就收到了醫院的病危通知單，要想活，肺移植是唯一的出路。
但活的代價太大了，僅手術費就要五六十萬。他為自己想好了死法，找了一段半人高的欄杆，卻怎麽也翻不上去。
直到移植手術的當天早上，他都沒想過自己能等到肺源。收到通知時，他把頭埋進被子裡，兒子躲進了衛生間，兩人的哭聲穿透了整個病房。
術後醒來時，劉福清晰地感覺到身體裡的肺在正常“運轉”，他的呼吸是那樣舒服、順暢。醫生的眼光很準，它非常健康。
4月27日晚，葉沙器官摘取手術的同一時刻，胡偉也躺在湘雅二院的手術室裡。
那天上午，湘雅二院詢問妻子當日能否趕到時，她還沒有意識到電話那頭有一個可以改變丈夫命運的腎髒。她給胡偉打了個電話：“我能打完這圈麻將嗎？”
胡偉的母親死於腎病，父親做過腎移植，2016年胡偉也得了尿毒症。隔天一次、每次4小時的透析讓他日益衰弱，黑色的疙瘩在身上成片地往外冒，就連小解都成了一種奢望，“每次只有幾滴”。
手術後將醒未醒時，胡偉發現自己有了尿意，他對醫生大喊：“我要尿尿！我要尿尿！”這表明新的腎髒已經開始工作，他從此不再需要透析。
兩個月後，長沙的一家眼科醫院裡，顏晶進了手術室。從葉沙身上取出的最後一個器官——一片眼角膜，將讓她的右眼重見光明。
12年前，顏晶帶著右眼上的一個渾白色的腫瘤來到這個世界。家人告訴她，那只是一塊“胎記”。
因為這塊“胎記”，顏晶的世界一天比一天黯淡，學校裡也總有人對她嘲諷、排擠、惡作劇。顏晶知道自己的不同，從不向家人述說學校的遭遇，她經常在睡前告訴自己，或許一覺醒來，“胎記”就不見了。
這一次，顏晶在麻藥的作用下很快睡著了，醒來後“胎記”真的沒了。術後長達一年的恢復期裡，她右眼中的世界從模糊慢慢變得清晰。她不知道誰給了她角膜，也不知道他是什麽樣子，她有時會想：“如果他知道是我用他的眼睛看世界，他會有什麽樣的心情？”
事實證明，包括劉福、胡偉、顏晶在內的所有受者恢復得都很好，醫生對那些來自葉沙的器官評估很準確，“非常好，非常健康”。
2017年4月28日葉沙的追悼會上，受者們送來幾段錄音，向葉俊傑、段念可講述他們的孩子在自己體內的近況。
葉俊傑聽到了胡偉的聲音：“孩子的爸爸媽媽你們好，你們孩子的部分捐體，在我身體裡安家了。它現在很好、很棒，我會帶著它一起好好感受世界，真的非常感謝，感謝你們的孩子，感謝你們的大愛，謝謝了。”
葉俊傑捧著手機久久不願放手，像是握住了葉沙的身體。
2018年8月19日，受者們在北京拍攝影片。受訪者供圖
“我必須去，我有這個義務”
葉沙是2017年湖南省第110例器官捐贈案例，也是捐獻數量最多的案例之一。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下稱“器官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但是每年器官移植數量僅約1萬例。除了移植醫生、移植醫院稀缺以及手術費用高昂，供體缺乏是導致上述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全國各地，排隊等待的病人和救命的器官之間，阻礙重重。
為了推動器官捐獻事業發展，2017年8月，器官中心開始尋找那些足以打動人心的故事並拍成影片，最終找到了葉沙。
“葉沙”並不是一個真實的名字，它只是器官中心為那個捐獻了多個器官的16歲男孩取的化名。因為在器官捐獻、移植過程中，捐獻者、受捐獻者必須遵循“雙盲原則”，互不知曉對方資訊。這樣既可以減少器官買賣行為的概率，又可以避免捐、受雙方受到不必要的壓力或騷擾。
這一次，器官中心仍然沒有打破“雙盲原則”。來北京拍攝的受者們不知道葉家人的姓名、住址等真實情況，葉沙父母也是一樣。
在“雙盲”的前提下，策劃、安排此次拍攝的何一平只能通過進行移植手術的醫生們輾轉聯繫受者，依次征求7人的意見。當她幾經周折找到受者或其家屬時，遭遇的卻是不信任。
2018年8月，顏晶的母親接到何一平的電話時覺得不靠譜，便詢問了長沙的朋友。對方查閱資訊後回復“沒聽說有這回事”。
黃山接到電話時同樣以為遇到了騙子，“那時候都不知道自己的眼角膜是從哪來的。”
何一平只好一家一家打電話解釋，報上他們接到醫院通知可以移植的時間、具體的手術時間等資訊。資訊一一對上了，受者和家屬們才打消了疑慮。
不過，7人中有人拒絕了。“很多器官移植受者受到歧視，可能影響到工作，也容易被人指指點點。”器官中心宣傳部主任張珊珊說，這很正常。
最終，5人答應出鏡。
術後熱心參與器官捐獻志願者活動的劉福，答應得十分乾脆，電話裡隻談了一分半鍾就同意參加。周斌沒有拖泥帶水，帶著妻子和孫子一起來到北京。黃山告訴父親，“我必須去，我有這個義務”，為此還專門和同事換了班。身體一直不好、不能劇烈運動的胡偉，一開始擔心會讓他打球，聽說只是擺拍後還是答應了。
顏晶的媽媽替女兒做了主。當她在電話裡聽說捐獻者是個16歲的男孩時，一下子哭了。“雖然不知道他是誰、長什麽樣子，但我理解父母的心情。”
每年4月27日，為葉沙掃墓
2018年8月19日早7點，劉福、顏晶等一行人就從王府井附近的酒店趕到了奧森公園的攝影棚，簡單化妝，換上事先定做好的球衣。
打頭陣做示範的是老大哥周斌。這位53歲的司法所長來自廣西桂林，國字臉，短寸頭。做完肝移植手術後，他插著導管，躺在病床上為葉沙和他的父母敬了一個軍禮。他還曾被評為優秀乾警，沒少在公眾場合做報告。胡偉等人說他講話乾脆利落，“口才好，能適應場面。”
顏晶對這位周叔叔很崇拜，“想象他平時管教犯人、抓壞人的樣子，肯定很威武。”
隨著燈光亮起，導演一聲“開始”，周斌單手放在胸前，一字一字說出自己的念白：“我是葉沙，葉沙的肝。”這個頭開得不錯。
但拍到顏晶時，這個生長在湘西大山裡的小姑娘緊張了。簡簡單單一句話，她背了很多遍，在鏡頭前還是打磕絆。
頭天晚上便混熟了的叔叔們，想著法子幫顏晶放鬆。剛才還一臉威嚴的周斌湊過來，笑著將她封為隊長：“隊長，拍完你就成名人了，緊張啥？”“是啊隊長，以後出名了別忘了給我們簽名。”其他幾人附和著。
單人念白後，還要拍攝打球環節。5人裡唯一會打籃球的周斌成了教練，運球、傳球，各種動作一板一眼地來了一遍。8月天熱，攝影棚裡沒有冷氣機，頭頂上又有大燈烤著，一時間周斌的頭腦有些恍惚，身子有點晃。
拍攝間歇，受者們湊在一起聊天，聊各自身體的康復，聊葉沙，聊葉沙的父母。
2018年8月19日，受者們在北京拍攝影片。受訪者供圖
5人中，劉福是唯一見過段念可、葉俊傑的人。手術後，他在湖南電視台的節目裡看過關於葉沙的報導。雖然人物是化名，但葉沙的捐獻時間和自己的移植時間完全能對上，他暗暗記住了葉沙父母的臉。
2018年4月20日，在一次器官捐獻節目的錄製現場，劉福碰到了這對夫婦，“一見面就覺得親切”。他相信自己身體裡的肺原本屬於他們的兒子。那一刻，他“整個人都懵了”，呼吸急促、心跳加速，真想衝上去與他們相認。
幾乎同一時間，葉俊傑、段念可也以同樣的方式認出了這位曾經出現在電視節目中的受捐獻者。他們叫住與劉福一同錄節目的一名志願者，悄悄地問，“是不是他移植了我們兒子的器官？”
志願者本著“雙盲原則”撒了謊，“劉福的手術三四年前就做了。”
8月19日晚8點，拍攝終於結束。在球隊最後的集體照中，“隊長”顏晶手持籃球居中站立，頭微微昂起。她的左側依次是胡偉、劉福，右側是周斌、黃山，5個人的球衣組成了一個日期——2017年4月27日。
拍攝結束的第二天，5位受者便各奔東西。臨別前，他們做了一個約定：以後每年4月27日，無論大家人在哪裡，都到長沙的鳳凰山陵園小聚，為葉沙掃墓。
“讓葉沙吃上媽媽做的月餅”
2018年，段念可在家中開了一個烘焙坊補貼家用，生意不錯。兒子過世後，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烘焙坊是由葉沙生前臥室的一部分改造的，面積不大，收拾得乾乾淨淨，幾台烤箱支起來，一屜屜的糕點就香噴噴地出爐了。社區裡的幾位老人在烘焙坊幫工，熱鬧忙碌，這讓臥室剩下的部分更空了。葉沙去世後，他生前的物品基本都被捐了出去。
自從那次見到葉沙的父母后，劉福一直默默關注著這對夫妻。聽說他們家中的經濟條件不好，便想找機會做點什麽。“雖然我自己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但如果他們有困難，我一定盡自己的能力幫助他們。”劉福說。
胡偉也有過這樣的想法。5人中，他家的經濟狀況最好。剛做完手術時，他就問過醫護人員，能不能見見捐獻者的家屬，“無論是給一些經濟上的回報還是當面致謝，都是我的心意。”醫生說，根據“雙盲原則”，他們不能提供對方的資訊。
這一次，劉福從何一平那裡得知了烘焙坊的事。臨近中秋時，他在微信群裡提議，今年中秋節，要讓葉沙吃上媽媽親手做的月餅。幾個人一拍即合。
通過何一平，5個人都買了一些月餅，患糖尿病的胡偉訂了木糖醇款。他們特意選在中秋節前兩天才下單，避開了訂單的最高峰。
葉沙的父母並不知道自己的客戶是誰。他們總會問自己：“孩子在哪裡繼續活著，他們還好嗎？”
2018年9月20日，段念可在器官捐獻志願者群裡看到了器官中心製作的短影片《一個人的球隊》。一個多小時裡，她把這段影片看了數十遍。她看到5個穿著“葉沙”球衣的陌生人，知道葉沙的器官正在他們體內鮮活地跳動。她把影片轉給了丈夫葉俊傑。
一年多來，葉俊傑對兒子的猝然離世漸漸釋懷，但還是失眠。
深夜醒來，他想著兒子，一句一句哼出一首歌。其中兩句是“你在的時候我與你不曾相識，當你離開，你成了我至親至愛的人。”他想象著，那些和兒子從無交集的陌生人，因為他的器官重獲新生。在某個他不知道的角落，他們成了自己的至親至愛。
（應受訪者要求，劉福、周斌、胡偉、顏晶、黃山、段念可、葉俊傑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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