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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三大征至少有兩場得不償失,其中一場被這裡全程見證

文/陳路

萬歷三大征,除抗日援朝之戰確有其必要性之外,寧夏哱拜之亂和播州之役都屬於官逼“夷”反,本來完全可以不打,打完了也是得不償失,交戰雙方都是輸家。其中播州楊氏歷史久遠,為歷代中原王朝立下汗馬功勞,竟遭受滅門之災,使得西南土司人人自危,更大規模的奢安之亂揭開了明亡的序幕。

公元2015年7月4日,德國波恩召開的第39屆世界遺產大會作出了一個決定,準許將貴州遵義海龍屯土司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海龍屯,這座湮沒於深山中近四百年,人跡罕至的古城,在一夜之間吸引了來自世界的目光。人們很想知道,一座名不見經傳的古城,一片深山老林中的廢墟,究竟為何會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座古城的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故事。

要解答這些疑問,還要從另一座古城的誕生說起。

釣魚城的姐妹城

公元1242年,南宋王朝在蒙古鐵騎的衝擊之下,連戰皆北,趙氏天下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余玠臨危受命,出任四川安撫製置使,負責四川抗蒙戰事。

到任後不久,余玠招攬的播州賢士冉璡、冉璞兄弟,便向其獻策,擇險要築山城水寨,以為長久計。而時任播州安撫使的楊文,也向其致書,獻“保蜀三策”,其中中策,下策,皆力陳營建山城水寨之利。

余玠權衡再三,遂采納楊文與冉氏兄弟的意見。以“冉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以冉璞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徒城之事,悉以任之。”冉氏兄弟也不負眾望,在短短數年間,“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棋布星分。”

冉氏兄弟所築十餘城中,以雲頂、運山、大獲、白帝、青居、苦竹隘、得江、釣魚城八城為重,時人稱之為八柱。八柱之中,又以合州釣魚城最重。

釣魚山雖三面被嘉陵江、涪江、渠江包圍,山勢陡絕,倚天拔地。素有“三江送水開天塹,千嶂排雲控蜀疆。”之稱。然三江環抱,倚天拔地的地形特徵,無疑使得在此處築城,有著極大的技術難度。故在此處築城的冉氏兄弟,不僅眼光獨到,更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築城名手。

公元1259年,蒙古大軍在蒙哥汗率領下,將釣魚城團團圍困。然苦攻五月有余而不能下,連蒙哥汗也死於軍中。儘管其死因尚存爭議,但是釣魚城難攻不下,最終迫使蒙古大軍铩羽而歸,則是不爭的事實。

在釣魚城之戰爆發數年前,海龍屯也在播州的深山中拔地而起。

公元1253年,蒙古大軍繞避四川侵入大理後,又向西侵入播州西境。於是南宋朝廷遂派湖南節度使呂文德、呂逢年部署播州防務。曾獻“保蜀三策”的楊文,在與呂文德商議之後,依釣魚城“因山為城”的理念,在播州城西北的龍岩山上修築龍岩新城,即今日之海龍屯。

龍岩山位於雲貴高原向四川盆地過渡的斜坡北段的大婁山東支龍岩上,其南北為腰帶岩勾與白沙水所環繞,山腳海拔970米,山頂海拔約1350米,四面皆為懸崖,僅西南端有一條山脊與後山相連接,溝通內外。可見海龍屯無論是在形勢、還是在築城理念上,都酷似合州釣魚城,又皆出自同時期的播州人之手。

實際上,以海龍屯為中心的播州防禦體系,本來便是被視為以釣魚城為核心的西南防禦體系的補充而被構築的。根據《宋史》記載:在海龍屯修築的過程中,南宋朝廷也撥出了若乾的資金。故而後人也將以釣魚城為核心構成的防禦體系與由海龍屯為核心的防禦體系,合稱為釣魚城——海龍屯防禦體系。真可謂是如假包換的姐妹城。

然而,與其在軍事史上濃墨重彩的姐姐不同,海龍屯在軍事史上,似乎並沒有多少存在感。儘管其在築城時,被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夠成為作為抗蒙的重要堡壘,但是曾在釣魚城下吃盡苦頭的蒙古大軍,並沒有興趣強攻以海龍屯為核心的播州防禦體系。

公元1277年,即南宋首都臨安城為蒙古大軍攻陷的次年,楊文之子楊邦憲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由此,新築城不久的海龍屯,便未能投入戰爭使用。直到三百多年後,才與其主人一道,接受戰火的考驗。

海龍屯的築造者與主君——播州楊氏

說到海龍屯,便不得不提及海龍屯的築造者與主君,播州楊氏。

關於播州楊氏,有一則著名的傳說。大唐乾符三年(876年),南詔入寇,攻陷播州。大唐皇帝下詔,征天下豪傑將兵討之,能複播州者,準“永鎮斯土”。太原楊端同舅父謝將軍,率領八姓部眾進入播州的白錦,屯軍於高瑤山,據險立寨,並聯絡豪族臾、蔣、黃三姓以圖固守。

平播後,朝廷便讓他領播州,世居其地。天佑四年(907年)因朱溫奪位建立後梁王朝,滅唐,楊端憂憤而死。其子孫至明萬歷年間世掌播州。

這則傳說將播州楊氏的世系與據說曾產生過楊家將的太原楊氏聯結起來,並塑造了楊端這一公忠體國的忠臣形象。然而很遺憾的是,這則傳說最初的出典,為明初宋濂所著的《楊氏家傳》,而楊氏家傳的材料,又直接來自於播州楊氏自己提供的家譜。所以該材料究竟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歷史,恐怕要打個問號。

而即便不去考慮材料提供者的問題,但從材料本身而言,主持編撰了《元史》的宋大學士,似乎編故事的水準不是很高,整個故事編的太假了。

首先,播州在當時不過是西南邊陲的蠻夷之地,怎麽會驚動大唐皇帝,征天下豪傑收復?而且連節度使世襲都無法容忍,屢屢試圖削藩的大唐皇帝,怎麽可能開出“永鎮私土”這種條件。

特別是最後,楊端自太原率八姓部眾入播州這段記載,放在連私人部曲都幾乎不存在的唐末,更是顯得莫名其妙。相較於已經被編戶齊民的差不多的漢人而言,“八姓部眾”更可能是不服王化的蠻夷之物。

實際上,學界幾乎一致認為,《楊氏家傳》其先太原人及楊貴遷為楊家將之後的說法,都是明初編造的。楊氏應當是唐末從瀘、敘二州的邊境羈縻州地區遷來播州的少數民族中的酋豪,即為羅族(今稱彝族)的一支。

故宋代以來的很多史書,都將播州楊氏稱為夷人。如《宋朝事實》稱楊氏為“蕃帥”;《宋會要輯稿》稱楊氏為“播州夷族”。甚至連為楊氏編造出身的明代士人,骨子裡也並不將楊氏視為漢人。在萬歷年間所頒布的詔書中,依舊將楊氏稱為“夷人”、“夷長”。擊滅楊應龍的李化龍,更惡狠狠的宣稱楊氏:“本以夷種世廁漢官”。足見播州楊氏從未被士人真正接納過。

現在已經很難弄清楊氏對於來自漢人士大夫的歧視,有著怎樣的看法。但漢化程度極高的楊氏一族,其無疑非常清楚,漢人士大夫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也非常清楚漢人官僚對夷人的歧視與蔑視。

故而他們改姓楊氏,並想方設法的與大名鼎鼎的楊家將扯上關係,試圖借此打入漢人士大夫的小圈子。然而這種努力,經常是徒勞無功的,而非常諷刺的是,被他們視為漢人先祖的楊家將,也不是漢人,而是沙陀人。

不論播州楊氏在將自己打扮成漢人上如何的失敗,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其與漢人士大夫的合作,或者說與宋、元、明等大一統秦製帝國的合作關係,還是比較融洽的。

播州楊氏所統治的播州,宋朝時,屬於羈縻州郡皆難以控制的“生界”地,不僅路途遙遠,山河阻隔,又多為苗夷部族。再加上又與大理相鄰,故很難直接將其編入齊民,郡縣化之。

有鑒於此,宋廷便通過播州楊氏這樣的地方“蕃帥”,來實現對這片地區的間接控制,甚至在蒙古大軍逼近之時,還允許播州楊氏代為規劃軍事防禦,以鎮疆土。

事實證明,播州楊氏並未辜負宋廷的信任。宋蒙戰爭時,楊粲、楊價、楊文三代土司,不僅為宋廷提供資金和物資上的援助,其自身也率部奮戰在防衛蒙古人的第一線。

蒙古在攻略南宋的過程中,無論是東路攻伐臨安,還是中路力拔襄樊,皆可謂是屢戰屢勝,一往無前。唯有經略西南的西路軍,屢屢受挫,雖攻滅大理,但一直到臨安陷落,也為達成經雲貴迂回南宋後方的戰略目標。這無疑與播州楊氏等地方蕃帥的奮戰,有著直接關係。

經略西南的屢屢受挫,使忽必烈認識到,在俗異地險、民風強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區,如不利用那些世襲守土的土酋大姓,而單靠軍事征服,就只會得逞於一時,而難於進行長期有效的統治。

因此,元室對曾給蒙古人帶來很大麻煩的播州楊氏恩寵有加。封土歸降的楊邦憲赴大都覲見時,被忽必烈讚為“國器”,“賜名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紹慶、貞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撫使,贈金繒、弓矢、鞍勒,遣歸。”忽必烈之孫鐵穆耳即位後,又詔賜播州楊氏世守其土。

可以說,在對待播州楊氏等西南蕃帥上,元朝中央朝廷大體上延續了南宋的政策。故而,終元一代,西南地區不僅未有大亂,以播州楊氏為首的西南蕃帥,還屢屢出兵,協助元室平定各地叛亂。

朱明立國之後,儘管在經略西南上,要比南宋與蒙古人更為積極,不僅加強了對雲南的統治,而且開始在雲貴地區推行改土歸流,並設定貴州省,作為其經略西南的軍事前線。但是,直到萬歷年間,明廷對待播州,依舊延續了宋、元兩代的基本政策。即通過播州楊氏,來對這片地區進行間接控制。

此時的播州,儘管承擔著沉重的軍事義務與錢糧攤派,然而在播州楊氏數百年的境遇之下,已經呈現出一派繁華景象。

據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勘處播州事宜疏》中記載,播州“莊田一百五十處,莊田子粒六百萬餘石,馬五百餘匹,牛兩千余頭,豬場、菜園、漆山……不計其數”,“擅開尚瓷寨等處鐵冶二十四處……專造軍器”,“遞年煎銀萬千余兩,黑鉛數萬餘石”……播州楊氏還大力發展水利設施,開荒屯田,使得播州的經濟在西南土司當中遙遙領先,為當時綜合實力最強的土司政權。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漢人士大夫所撰寫的史書中,充滿了對播州楊氏“為非作歹、奴役土民;濫殺無辜、盤剝百姓”的指責。但是,另外一些當時漢人士大夫的日記中,關於播州楊氏的治理,卻又是另一番景象。

成化年間,有名叫張瓚的中央官員曾率官軍,與播州楊氏一同去鎮壓黔東南的苗變。張瓚在日記中,曾這樣記載他所見到的播州:

抵播州,為湘川驛。是日山勢自永安驛至播已漸低,路可通車,居民富庶,有江南天氣。楊宣慰父子率其土兵萬人布營壘於十裡之郊,炮馬交作,軍容甚都。抵城,宿宣慰司。謾賦一首:山到湘川勢漸平,田連阡陌戍連營。居人萬井青山外,雲水中間是播城。

鑒於海龍屯與釣魚城一樣,具有江水環抱,倚天拔地的地形特徵。故張瓚所看見的位於雲水之間的播城,無疑便是那座為抗擊蒙古人而興建的海龍屯。張瓚不會想到,在不久的將來,這座雲水之城,會在戰火之中毀於一旦。

播州楊氏與海龍屯的覆亡

作為播州楊氏世代統治播州的居城,海龍屯的誕生與陷落,皆與楊氏一族的命運緊密相連。

關於播州楊氏的末代土司楊應龍何以造反,目前依舊是眾說紛紜,沒有定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至少在楊應龍造反之前,他依舊與歷代楊氏土司一樣,忠實的履行著其對漢人朝廷的義務。在其統治播州的二十三年間,不僅“從征喇麻諸藩;協防松潘;隨征蜀建呂蠻”,為明廷立下汗馬功勞,四川巡撫李化龍曾稱其“數赴征調有功”。

此外,他還先後進貢十次,貢品不僅包括明廷急需的馬匹,還有極其貴種的金絲楠木。根據當時的史料記載,僅其前後兩次進貢的金絲楠木,就達一百一十根之多。

由於金絲楠木生長於深山之中,播州都地處山巒疊嶂的雲貴之地,無論是采伐還是運輸,皆極有難度。然而為了表示對明廷的忠誠,楊應龍還是毫無怨言的完成了朝廷所交代的采辦任務。

這位播州楊氏的最後一任土司不會想到,盡心竭力為朝廷“置辦皇木”,日後竟會成為剝削百姓的罪證。他也不會想到,對朝廷的一片忠心,最終竟會換來滅門慘禍。

萬歷十八年(公元1580年),貴州巡撫葉夢熊上疏朝廷,言楊應龍犯有“二十四條大罪”。關於這二十四條大罪的具體內容,史書並未留下詳細的記錄。然而,從歷史上來看,所謂的XX條大罪,大體都有點欲加之罪,其無辭乎的味道。從日後楊應龍的對應,及漢人士大夫對楊應龍的態度來看。葉夢熊所言的“二十四條大罪”恐怕也是此類性質。

當明廷根據葉夢熊的彈劾,做出“由黔蜀兩省會同勘問”的決定時。楊應龍表示願意在四川而非貴州接受勘問。

需要注意的是,播州雖然一直之協濟貴州錢糧,但是就行政區劃而言,播州向來接受四川官府管轄,四川巡撫乃播州宣慰司的直輸上司。故而貴州巡撫上疏彈劾四川巡撫所管轄的楊氏土司,本身便是名不正,言不順。楊應龍再傻,也不可能跑到貴州去自投羅網。

然而,楊應龍沒料到的是,其在重慶接受勘問之時,竟然也會飽受折磨。據萬歷年間首輔申時行記載,兩省官員勘問楊應龍時“委官故遷延不行,度應龍且去,則猝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賄乃已。以故應龍每赴勘,若就刑戮。”(申時行:《雜記》,《明經世文編》卷381)

真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黔蜀兩省官員最終裁定楊應龍有罪,並“依律”判其死刑。對此,楊應龍似乎並未放棄挽回的事態的努力。他先表示認知,並當即繳納2萬兩黃金贖罪。此外借日本伐朝之機,提出願率部趕赴朝鮮,以軍功贖己罪。

然而楊應龍率領的五千播州軍尚在半路,朝鮮的戰事便進入停戰狀態,於是只好折返。

此時,一向對其抱有善意的四川巡撫已去職,繼任者為朝廷特派的都禦史王繼光。王繼光剛一到任,便做出強硬姿態,硬要嚴提勘結楊應龍。楊應龍不敢再度前往重慶接受勘問。王繼光便一力主剿,並在獲得朝廷許可後,於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分兵三路,侵攻播州,卻在婁山關為楊應龍所敗。

即便到此時,楊應龍依舊對明廷抱有幻想,不僅屢屢上疏自辯,還交出在婁山關擊敗朝廷大軍的播州將領,迎接前來調查的成都知府王士琦時,身著囚衣,自縛於郊外以祈求寬恕。最終還接受朝廷的條件,以四萬兩黃金為朝廷采辦木材,並派次子楊可棟去重慶為質。

然而,這一切都未能挽回播州楊氏與明廷的關係。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先是其子不明不白死於重慶獄中,楊應龍欲領回屍體時,重慶官府又以驗查未完為由,拒不交還屍體。而與此同時,朝廷又急迫的催繳贖金。這一切使楊應龍激憤不已,最終決定起兵反明。

正是在這一年,楊應龍在海龍屯原有的基礎上,新建了三重城垣九道石牆,重修整修海龍屯。據楊應龍親手書寫的《驃騎將軍示諭龍岩囤嚴禁碑》記載:其整修海龍屯的目的,在於海龍屯乃“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之地,他希望經過整修的海龍屯,能夠為“子孫萬代之基業,保固之基本”。

或許,楊應龍之所以敢以播州彈丸之地,對抗明廷,除了對秦製帝國與漢人士大夫的憤恨之外,其最重要的憑借,便是海龍屯——這座難攻不落的雲水之城。

根據後世對海龍屯的考古發掘,海龍囤前後左右共築九關,分別為“銅柱、鐵柱、飛虎、飛龍、飛鳳、朝天、萬安、西關和後關”,關內設箭樓三重,並且儲備滾木擂石;關口由巨崖開鑿而成,上有箭樓,以吊橋出入。

城垣合圍的囤頂中部有建於南宋時期的“老王宮”、兵營以及閣樓,囤西兩道山梁上則是末代土司建立的“新王宮”,囤內殿宇、宮室、廳堂、亭、閣、倉廩、營房、金銀庫、廚房、水牢等設施一應俱全。“明史”稱海龍屯於“諸險中為最”、“飛鳥騰猿,不能逾者”。

與其姐姐釣魚城一樣,海龍屯也並未辜負其主人的信任。為征討楊應龍,明廷前後動員了十五個省份共計二十四萬軍隊。在輕易攻破婁山關後,二十餘萬明軍蟻聚海龍屯下,狂攻五十餘日而不能下。若非機緣巧合,明軍恐怕會如當年圍攻釣魚城的蒙古大軍一樣,不得不铩羽而歸。

原來,明廷征集四方軍力圍攻播州楊氏之時,素與播州楊氏對立的水西土司安疆臣,表示願意為朝廷效勞,以軍功贖罪。而明廷也許諾剿除楊應龍之後,以楊氏所佔水西、烏江兩地六百餘裡,作為報償劃予水西土司。

據說,在圍攻海龍屯的過程中,明將陳璘發現,負責圍攻後關的安疆臣,不僅不進攻海龍囤,反而為其輸送火藥,讓楊應龍集中兵力守衛東面的飛龍關。陳璘不動聲色地調開了安疆臣的部隊,秘密換上明軍精銳士卒,準備攻破後關、切斷播軍退路。

萬歷二十八年六月六日四更,明軍趁夜對後關發起了全面進攻;明將吳廣、陳璘率軍攀入城牆,配合城牆外計程車兵衝入關內,一時間殺聲四起。海龍囤正面的明軍在得到友軍攻入後關的消息之後,動用重型火炮一起開炮,轟塌了飛龍關的城牆一角。

海龍屯的最後時刻來臨了,聚集在山頂上的播州老弱婦孺頓時相擁而泣、哭聲震天;剩下的播州士兵依然揮起苗刀砍向洶湧而來的敵人。明軍則在海龍囤的每一個人身上,發泄在多日以來冤罪殺機。據後來明軍將領的奏報,播州之役共斬首兩萬餘級,這其中有多少是戰士的播州軍士,多少是手無寸鐵的平民,恐怕只有天知道。

海龍屯最後的主人楊應龍與兩名愛妾一道登上了新築不久的宮殿,在一把火將宮殿點燃之後,自縊身亡。然而這並未使其免受明廷的羞辱,明廷將楊應龍的屍體剁碎,並將其子楊朝棟,其弟楊北龍肢解於市。

就此,三百多年來一直守護著秦製帝國的播州楊氏與海龍屯,最終被秦製帝國徹底毀滅。

雲水之城的重生

海龍屯的陷落,雖緣起於地方官府對於播州楊氏的敵意。然而,地方官府之所以能夠為所欲為,明廷之所以決意鏟除歷來忠心耿耿的播州楊氏,關鍵還是秦製帝國越來越容不下封建秩序。意圖將歷來被視為苗疆的西南地區,通過改土歸流、編戶齊民而郡縣化之。

廢封建行郡縣、編戶齊民、教化萬民,乃歷代大一統王朝的不懈追求。然而,作為一種自發生成的秩序,封建制度有著極強的生命力,並沒有那麽容易被郡縣化。

即便關中、華北、中原、江南等地區的漢人紛紛歸服王化,稱為編戶齊民制度下的順民。身處重山疊巒之中、民風彪悍的西南苗夷,卻不似內地漢人那樣,容易歸服王化。

而且唐、宋兩代中央王朝,鑒於西南地區山水阻隔、自然環境惡劣、民風彪悍的實際情況。多是羈縻治之,通過效忠朝廷的地方“蕃帥”,來對這些地區實行間接控制,最終經過元代的進一步發展,從而形成一套成熟的土司制度。

所謂土司制度,其實質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數民族的首領世襲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而土司,則通過朝貢、派遣軍隊、攤派錢糧等各種方式,對中央朝廷承擔一定的義務。雖然沒有發生明確的契約關係,但依然具有濃厚的封建性質。

然而,自朱明立國以來,便開始有意識的逐步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先是借思州土司內亂,滅亡思州田氏,裁撤思州宣慰司,設貴州省。隨後又以貴州為據點,逐步推行改土歸流政策。

而海龍屯的主人播州楊氏,作為當時西南地區綜合實力最強的土司,恰好是明廷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最大的障礙。故而無論其對明廷如何忠誠,也最終難逃覆亡的命運。

然而,對明朝而言,滅亡播州土司,雖然使得改土歸流政策獲得極大的進展。然而耗費的錢糧甚巨,據平播主帥李華龍的計算,大致耗費耗銀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四百一十五兩、銅錢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五百文、各色包米三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一石。在萬歷三大征中,僅次於朝鮮之役。

更要命的是,耗費如此多的人力物力,最終的結果不僅是剪除了一個對明廷極其忠誠的土司勢力,使得明廷在日後的一連串戰爭中,少了一支可隨意征調的生力軍。更使得西南地區的其他土司人人自危,有唇亡齒寒之感。故海龍屯陷落才21年,便爆發了規模更為巨集大的奢安之亂。在海龍屯陷落44年後,內憂外患之下的明王朝,也轟然倒塌。崇禎帝如同當年的楊應龍,自縊身亡。

沒有贏家的改土歸流

然而,無論是海龍屯的陷落,還是明王朝的崩塌,都未能阻擋大一統王朝在西南地區推行改土歸流,將土司遍地的西南地區編戶齊民,郡縣化之的企圖。然而西南地區的民風彪悍,無論是本土的少民,還是從外部遷來的漢人,都不似他處漢人那樣,易於編戶齊民、歸服王化。故素來叛服無常,屢屢起兵對抗中央朝廷與地方官府。甚至會出現如杜秀文起義那樣,將回民、漢人、少民聯合在一起,對抗官府的現象。

某種程度上,海龍屯陷落後三百五十多年的西南歷史,就是一部西南民眾抗拒大一統王朝編戶齊民、郡縣化之的鬥爭史。

而在這三百多年的歷史中,海龍屯——這種美麗的雲水之城,卻湮沒於崇山峻嶺之中,幾乎被世人所遺忘。

儘管遵義地區一直有“天神拿著趕山鞭,趕石鑄城”的傳說。然而長期以來,確沒人知道這座天神鑄造的雲水之城,所在何妨。似乎,這種雲水之城如同美洲的黃金國一樣,僅僅是個美麗的傳說。

直到1979年,遵義市考古研究員葛鎮亞才在大山深處的一片掩埋著無數白骨的玉米地中,發現了這座神秘的雲水之城。

隨著海龍屯的重見天日,這座已被世人遺忘近四百年的雲水之城,逐漸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關注。

這座完全為軍事目的而修建的雲水之城,與其稱之為一座城市,不如說是一座城堡。而且,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她就如同流星一樣,除了隕落的那一瞬間,很難說有什麽存在感。

然而,作為播州楊氏三百多年統治的見證者。這座美麗的古堡存在的本身,便無聲的訴說著土司制度由盛轉衰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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