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大夫的衣袖，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特別的角色

寇研 作家，出版了《思奔》《上官婉兒和她的大唐》等作品多部。

大明王朝開國前夕，朱元璋放言：“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這段話的意思無非是埋汰元朝，說這個外來民族搞亂了中原大地的傳統禮製，現在他決定撥亂反正，“洗汙染之習”了。

明太祖馬不停蹄制定了一系列規矩。在組織人馬編撰的50卷《大明集禮》中，他不僅包辦了老百姓的洗剪吹，還核定了吉禮、嘉禮、賓禮等各種禮製，甚至不同社會地位之人的居所面積、酒杯規格乃至什麽人才能戴鬥笠等等都有詳細規定。

禮製改革當然也離不開服飾。在明太祖的規矩中，不同社會地位的人都須按照規定來穿戴。士大夫、樂工、士庶、士庶妻等人的日常衣飾、修飾都有明文規定。簡言之，什麽人穿什麽衣服。這等於是把等級披掛在身，你是天蠍座還是處女座未必一眼能看出，但你所屬的社會階層，卻是實實在在有明碼標注的。

因明太祖“替天行道”造反的對象是元朝這樣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的民族，所以在服飾改革上，明太祖還要刻意糾正的一個“汙染之習”便是，士大夫的衣袖。

單從服飾角度看，衣袖只是古人袍服的一部分，但古代士大夫的衣袖，卻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一個特別的角色。簡言之，袖子的寬窄關乎漢族社會的等級乃至權力。從商周起，“大袖一直是歷朝歷代祫祭所服的標配結構”，祭祀既是一種貴族統治的政治行為，也和儒家思想息息相關，因之，“大袖”自然而然納入“禮”的系統、貴族服飾手冊中。相反，窄袖則和體力勞動者相關，這自然因為實用性。比如古裝劇中，殺手的衣袖總是僅僅縛在胳膊，而殺手的主子往往寬袍大袖。

大小袖的等級之分一直延續到魏晉時期，但緊跟而來的民族大融合衝擊了這種大袖時尚。原因不難理解，那些動不動馳騁草原的馬上民族，肯定是嫌大袖累贅的。唐王朝的建立，因了自身的血統，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胡服風尚”，相應的，當時的“官紳時尚由大袖變為小袖”。但到了宋朝，官方重新秉承“秦漢袖製”，重又加強了袖子和官製、禮製的關聯。再到元朝，又一個馬上民族入主中原，帶來了濃厚的蒙古色彩，自然便有了明太祖痛心疾首數落的“元氏廢棄禮教”雲雲。

明朝官方規定，“庶人長衣，去地五寸，袖長過手六寸，袖椿廣一尺，袖口五寸。”而文武官公服，“盤領右衽袍，用紵絲或紗羅絹，袖寬三尺……”士紳的大袖時尚重新回到了中原，回到了“禮”。據載，明太祖在位31年中，僅服飾制度，就進行了十幾次的修訂、增補，一步步將百姓牢牢捆在他所屬的等級中，以“滿足儒家思想和漢族血統的需求”。由此可見，從商周到秦漢到魏晉再到隋唐、宋元乃至明王朝，士大夫袍服及袖子寬窄的變化，著實和統治者的民族背景緊密相關。

但到了明朝末年，大袖時尚又有了新的動向。崇禎皇帝接手的王朝，外憂內患，已是一隻到處漏水的舟子。東北關外滿州軍虎視眈眈，中原大地李自成、張獻忠率領下的“流寇”四處肆虐。若要堵住這些不斷漏水的破洞，就得不斷往外掏錢、打仗。

崇禎皇帝因為少年經歷，在錢這事上天生沒有安全感。一有大臣請求他出“內帑”充軍餉，他的心就要滴血。崇禎天天為錢操心，變著花樣攢錢。事實證明，不僅統治者的民族背景會影響袖子時尚，統治者的性情也會。崇禎帝一會兒慫恿貴族捐款，一會兒組織后宮妃嬪、宮女紡線，後來為了節省綢布開支，又“下令袍服大袖一律隻留一尺五寸”，並將之“定為天下共式”。

從“三尺”到“一尺五寸”，崇禎帝裁窄了士大夫的袖子，省了綢布……諸如此類，功夫不負有心人，崇禎帝的“內帑”中，僅白銀就攢下了3700多萬兩，還不算那不計其數的珠寶首飾，後來李自成足足裝了四十多車才運完。

·大明風物· 文/寇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