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可以穿黃龍袍嗎？

前陣子《國家寶藏》第一期裡的李晨版宋徽宗，一身淺黃色繡團龍袍扮相，引起了極大的爭議。看過歷代帝王肖像的朋友們基本都知道，南熏殿舊藏徽宗禦容，穿戴的是大袖紅袍、紅束帶、展角襆頭，確實和舞台上的形像差距挺大，於是紛紛表示此造型距離歷史真實太遠。那麼實際上宋徽宗是否真的不能穿黃龍袍呢？

文/圖揚眉劍舞

大家腦海裡印象最深的皇帝形象，第一個能想到的便是黃龍袍，“黃龍袍”幾乎已經成為傳統觀念裡帝王的象徵。可是徽宗畫像中為何穿著一身無紋大紅袍？徽宗是不是真的不能穿黃龍袍？這個問題倒值得再探討探討。其中包括了兩個部分，一是黃袍，二是袍上的龍紋，是如何以及何時成為中國人概念中的帝王服的？

【從庶人黃袍到帝王赭黃袍】

其實，黃色最早只是平民百姓使用的袍色。

首先來聊聊黃袍，多年前曾寫過一篇《皇帝為什麼穿黃袍》，這裡再重新稍作解釋。以不同顏色的袍服區分等級的“品色服”制度，大體形成於北周至隋之間，是當時隨著胡式圓領袍在中國大規模推廣同時形成的新概念。官員的服色大體自上而下為紫、緋、綠、青，歷代略有調整，並一直沿用至明。這種色彩排列次序的成因有很多，更重要還與當時色彩染製獲取的難易程度有關。

此外還有黃、白色系，則屬於使用最廣的色彩，黃色來源豐富、染製容易，白色更是無需染色的本色，所以自然而然就成為了服色制度建立之初最末端的庶人色彩，因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的大原則，很長一段時間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均可以穿著。

比如隋代“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蓋取於便事。”（《隋書·禮儀志》）隋代宮廷天子、百官常常為了方便，而穿著和庶人類似的黃袍。唐初也延續了這個制度，黃色依然是低品級官員和庶人用色，“丈夫通服黃、白”，並且官員“入朝參及視事，聽兼服黃，與庶人無異” 。“白衣”、“白丁”也一直都被用來稱呼無功名官職的平民或低等小吏。

但唐高宗時曾有一次“禁黃令”，起因是某次“洛陽尉著黃衣夜行，為部人所毆”，官員夜裡穿著黃袍，被當做普通人毆打之，不成體統，高宗得知以後特地下詔“自此朝參行列，一切不許著黃”，禁止官員朝參著黃（《唐會要·輿服》、《冊府元龜·立制度》）。這則記載在《舊唐書》裡被省去緣由以及適用範圍，簡單記錄為“始一切不許著黃”，幾乎被以往所有服飾史研究視為是舉國“禁黃”，將黃色推崇為帝王獨享之色的開始。

但需要注意的是，若仔細分析史料原文，就能發現實際上恰恰相反，此令僅僅限定的是官員在“朝參行列”時不許穿著和庶民一樣的淺淡黃色，其餘場合和身份者依然可以通用黃袍。我們翻查唐朝政府之後反覆頒發調整的各種制度裡，黃依然還是庶民服色。比如唐開元二十六年《唐六典》“常服……流外、庶人服用黃”，中唐太和六年禮部式也延續這一規定，唐《通典》中還特別補充了一句“非朝參處，聽兼服黃”。另外看唐代三百年間的各種出土壁畫、繪畫、陶俑人物形象，黃袍小吏或奴僕、樂伎的形像比比皆是，非常普遍。可見“黃色”，或者說淺淡的黃白色，在整個唐代都還屬人人可穿的百姓色彩。

初唐至中晚唐壁畫、人偶中的黃袍小吏

除了通用的黃色外，隋唐帝王特別喜愛穿著的則是另一種特別的黃，色澤略深、黃中帶赤的“赭黃”“赤黃”。《隋書》和兩唐書多次提到“隋文帝喜服赭黃文綾袍”，初唐“因隋舊製”，皇帝也“以赭黃袍、巾帶為常服”，或“天子袍衫稍用赤黃”。赭黃常常又寫作“柘黃”、“皇帝柘黃袍衫”，應是用柘木或黃櫨染出之色。這在《步輦圖》中有很明顯的體現，畫中唐太宗所服常服色即相對較深的赭黃，而緋袍禮官及錦袍祿東讚之後尾隨的小吏，則穿著淺淡的黃白袍。

這種赭黃袍，開始不禁臣庶使用，也沒有正式進入唐代服製，只不過是帝王日常的偏好服色而已。玄宗時期官修的《唐六典·殿中省》之“尚衣局”陳述天子服飾制度，在羅列所有正式服飾之後，僅在最後加一小注：“自隋文帝製柘黃袍及巾、帶以聽朝，至今遂以為常。”不過正是因為這個“遂以為常”，起初隨意穿著的赭黃袍被皇帝用久了之後，漸漸就成為皇帝的專屬顏色，“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新唐書》）。所以當時帝王專用的禁色是“赭黃”“柘黃”“赤黃”，而不是“黃”。

杜甫在《戲作花卿歌》中講段子璋在綿州自立梁王后被誅，雲“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便用著柘黃袍指代其謀反之事。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著名的“黃袍加身”，也是柘黃袍，“陳橋一夜柘袍黃，天下都無鼾睡床”。《水滸傳》裡僭越稱帝的方臘，敗走逃亡路上則“脫了赭黃袍，丟去金花襆頭”。在兩宋同時期的遼、金、高麗各政權都曾模仿唐宋製將赭黃袍作為帝王服，“太宗即位，始服赭黃。”（《金史·視朝之服》）“國初製用柘黃袍”（《高麗史》）。《大元典章》中也有“庶人不得服赭黃”之令。

所以宋代帝王的代表袍色一定包括了赭黃。

天長日久，赭黃袍作為皇帝服的概念逐漸根深蒂固。到了明代，帝王服黃的色相也漸漸擴大，不僅赭黃，整個黃色的地位都在逐漸轉變和升級。明代建國後，朱元璋直接定皇帝常服為“袍黃色”，下詔“士庶服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開始全面禁黃。而後禁黃的範圍延伸至“柳黃、明黃、薑黃”。但赭黃依然還是帝王常用色，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不少帝王也身著各種赭黃、赤黃色袍服。

《西遊記》裡有一段“鬼王獻黃袍”的情節，獨角鬼王來拜見孫悟空，奉承道：“今見大王授了天籙，得意榮歸，特獻赭黃袍一件，與大王稱慶。”孫悟空穿了赭黃袍，也自封起“齊天大聖”與天庭抗衡了。明天啟五年，魏忠賢曾陷害寧安大長公主之子“新作赭黃五爪龍袍”，致其被按盜用禦物例處以大辟。明《天工開物》“龍袍，凡上供龍袍，我朝局在蘇杭……赭黃亦先染絲”，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柘木條中提及“其木染黃赤色，謂之柘黃，天子所服”，可見直到晚明的一般觀念中，也還把柘木染出的黃赤色視為天子服色。這種用色習慣還一直保留到了現在的日本，至今天皇登基使用的還是“黃櫨染禦袍”。

到了清代，帝後朝服顏色才正式明確調整為明亮度最高的“明黃”，皇子及貴妃、妃用略偏赤黃的“金黃”，非特賜禁臣庶使用。因為清代距離我們最近，所以現在中國人一般概念中的帝王之色，就是這種金燦燦的“明黃”，而不是更加傳統的“赭黃”。

【宋代皇帝的大紅袍】

既然如此，那為何宋徽宗畫像中會穿紅袍呢？

一定會有朋友想到五德始終、朝代德運尚色理論，每朝德運不同，是因為宋代火德所以服飾便改成紅色嗎？

其實尚色和實際服飾用色的結合情況很複雜，服飾體系包括不同場合、身份、等級的區分，不可能一色概之，也不可能一改朝換代便一改服色。在隋文帝即位詔書中，對其有一段很好的解釋，提到了很多重要的尚色原則：

三正回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袞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恆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

也就是說，每朝尚色雖然會根據德運改變而變化，但是“尚色雖殊，常兼前代”，服色制度更多還是在前代的基礎上繼承損益，並且祭祀、朝會、軍戎服色，不能混為一談，用色當然也不會只有一種。以隋朝來說，國運火德尚赤，於是朝會服盡用赤，制定以後甚至一直沿用至明代不改；祭祀服則延續周代玄衣之製；戎服即新流行的圓領袍，不在禮製條框之內，則以最便捷易取的黃袍為尚；而通常所穿的服裝，一般通用雜色，不受尚色影響。

宋代“國家受禪於週，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其色尚赤”，雖然也屬火德尚赤，但實際操作中絕大多數制度服色並沒有改變，屬於禮服的祭祀服、朝會服色依然延續唐代制度不改；公服服色也大體繼承唐代品色，為紫、緋、綠、青（後去青不用）。

但在帝王常服中，發生了一點微小的變化。我們先看看《宋史·輿服志》中的相關記載：

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帶，皂文鞸，大宴則服之。

赭黃、淡黃?袍，紅衫袍，常朝則服之。

窄袍，便坐視事則服之。

皆皂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禦烏紗帽。

中興仍之。

這段記載和宋《玉海》所記類似，提到了皇帝常服有袍衫、?袍、窄袍三式，以及赭黃、淡黃、紅色三色，共六款，分成三組，分別適用於大宴、常朝、便坐視事三種不同場合。

首先需要說明一下形製。由北朝圓領袍發展而來的袍服類型大體有兩種，一種是下擺左右不開衩，接一圈橫襴的“襴袍衫”，是標準的正式常服；另一種為便於行走活動在下擺開衩，被稱為“缺胯衫”“?袍” ，是百姓日常和軍隊使用的便裝（詳見舊文《唐代男裝的層次與搭配》）。

不開衩的襴袍衫在晚唐五代時逐漸演變成大袖寬袍，地位越發正式隆重，到宋代時，成為我們所熟知的大袖公服（在皇帝服製中依然稱為“常服” ，制度所說的“衫袍”便默指為此式）；兩側開衩的袍服則稱為“?袍”，等級稍低；最方便使用的窄袖袍（包括側開衩和後開衩幾種）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頻繁，等級也最低，被稱為“窄袍”。

宋代帝王常服，首先依然繼承了隋唐帝王的專用色“赭黃”，以及本屬上下通用的淺淡色“淡黃”。傳統的赭黃大袖襴袍衫、淡黃袍衫大袖襴袍衫，在常服諸款中地位最高，在大宴時使用；相對便利的開衩赭黃?袍和淡黃?袍則在常朝時使用。

保留下來的北宋諸帝禦容中，有幾例便穿著淺淡袍衫，頭戴皂紗折上巾（折上指兩繫帶往上打結，而非兩展腳折上）、係紅束帶。比如宋太祖、宋太宗，所穿都是接近於白色的大袖襴袍衫，下擺處可明顯看到橫襴線；仔細觀察衣褶有淺淡黃色渲染，應即制度所說的“淡黃袍衫”。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中在赭黃、淡黃?袍後還增加了一款“紅衫袍”，很有可能就是宋代服製中在“兼前代”的基礎上為本朝尚色所做的一點補充。宋代尚赤，於是將紅色大袖襴袍衫與傳統的赭黃、淡黃?袍並列為皇帝常朝袍。使用上以紅袍為主，這在其餘宋代皇帝畫像中也得到了體現，宋徽宗畫像所用也是紅袍。

雖然赭黃、淡黃、紅都是帝王通用色，在具體搭配上，逐漸還形成了一些穿著細節規範區分：

比如赭黃級別最高，使用最少；相對肅穆的場合如喪期小祥大祥、先帝後忌前、拜陵等，必須需要更換淺淡的淡黃袍或白袍，同時也更換腰帶。“改服大祥之服，素紗軟腳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紹興五年五月，車駕謁太廟別廟，其日乃章懷皇后忌前一日，皇帝合服黃袍，禮官請禁中先服紅袍，謁廟行禮畢，還內，至宮中易忌前之服。”紅袍則是常用袍。

最日常的便坐視事場合，另外使用最方便的窄袖窄袍，顏色在制度中沒有做具體限定，很可能和歷代實際操作一樣，雜色均可，畢竟非儀式性場合相對自由，讓皇帝日常永遠穿某種顏色也不太合情理。

所以綜上所述，赭黃、淡黃和紅色大袖袍衫宋徽宗均可以穿著。只是三者均屬於相對正式的服裝。

至於《國家寶藏》中徽宗與蔡京在書房賞畫、題跋此類便坐場合，按制度其實應該穿窄袍，可戴折上巾（展角襆頭），也可戴烏紗帽（一種無翅黑帽，非明式烏紗帽），色彩很可能並沒有太多限定。

【宋帝袍服上會有團龍嗎】

於是第二個問題來了，宋代帝王的袍服上，可以有團龍嗎？

今人印象最深的帝王袍服便是“龍袍”。誠然，龍作為帝王像徵由來已久，《廣雅·釋詁》“龍，君也”；《史記》以祖龍喻秦始皇，“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 ；又傳漢高祖劉邦為其母與龍所生，稱其面貌“龍顏”。

龍紋出現在帝王服飾中的歷史更悠久，是帝王袞冕服十二章紋之一。但很長一段時間來，也僅限於大禮服袞服，並且只是其中一種紋樣，沒有成為其餘各種帝服的主體紋飾和禁用紋飾。尤其是圓領常服，隋唐時大多為單色暗紋，沒有花邊，也沒有彩色花紋。如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唐代藍色菱紋羅袍，便是一件暗紋青圓領襴袍。袍服的相關暗紋飾制度也只限於官員常服，不涉及帝王常服。

（順帶一提，當時龍紋也並非皇帝獨享，諸禁敕令中沒有提及對於龍紋的禁斷，武周時曾製作繡袍賞賜文武官員，為一時之製，其中諸王便飾以盤龍和鹿。日本正倉院所保存的奈良時代綠綾大歌袍，是仿唐大歌樂表演服，使用的便是雙龍聯珠紋綾。類似的唐代龍紋綾在新疆阿斯塔那唐墓、青海唐墓、以及日本正倉院、法隆寺、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都有大量發現。）

各地傳世、出土的唐代龍紋袍服面料，均為暗紋。

由隋唐圓領襴袍發展而來的宋代大袖襴袍衫公服，也繼承了這一特點，都是單色無彩繡寬袍，僅以顏色做等級區分。天子用赭黃、淡黃、紅，皇太子及一至四品官用紫，五六品用緋，七八九品用綠，這在大量宋代傳世繪畫、壁畫、文物實物中都可以得到印證。如今年剛剛清理完成的浙江台州黃岩南宋趙伯澐墓所出無紋公服袍。

所以如果是前文提及的宋代帝王在正式場合所用大袖赭黃袍衫、淡黃袍衫以及紅袍衫，確實不應該有彩繡團龍紋。如前面的日本天皇黃櫨染禦袍，便和宋代皇帝大袖赭黃襴袍衫同屬一源，也沒有彩繡紋樣。

那麼我們熟悉的團龍袍是從哪兒來的？

正式場合所用的大袖公服單色無紋，但在圓領袍服中，還有一種情況是非制服類的“窄袍”。窄袍的穿著場合較自由，可日常行事，更多作為平民、侍者、軍隊服飾。紋樣、材料也更豐富，可以用單色無紋面料、暗紋面料，也可以使用各色五彩錦、繡、金飾面料。

唐代綾羅和錦繡紋樣流行團窠構圖，從考古實物和圖像上看，唐代的無品級侍者、侍衛以及男裝侍女已經開始在開衩圓領袍上裝飾巨大的團花紋。比如陝歷博所藏一件西安三橋盛唐墓出土的男裝侍女俑，前後身各三大團、肩袖兩側也各有團紋。河南安陽中唐墓壁畫中也可見身著金色大團紋的侍者。

唐宋時所說的錦袍、繡袍多指此類華麗的窄袍，也常作為高級的軍官服、儀仗服和賞賜服。除武周時的特賜繡袍外，展示性的滷簿儀仗儀衛服中，也大量使用各種華麗的彩繡紋樣，文獻中對此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記載，各級人等使用各色圖案。宋代也繼承了這一制度，在鹵簿儀仗中還擴大至大袖袍。在北宋《大駕鹵簿圖》中可以看到各種裝飾了錦繡團紋的圓領袍服。

一窄一寬，一花一素，正好展示了緊身窄袍與大袖公服袍二者紋飾取向的不同。

五代兩宋同期，周邊民族政權習尚穿著窄袖袍，尤其喜愛以多彩的錦、繡、金為飾，其服裝風氣和追求暗紋低調寬鬆的宋代男裝風格大異其趣，但華麗面料也多取自中原。

花紋袍在遼金壁畫、繪畫中很常見。最流行的一種紋樣構圖，便是繼承自唐代的團窠紋。團窠的尺寸大小數目不一，大者直徑可達五六十厘米，單團幾乎佔滿前胸，小者二十餘厘米，數目也更多。其分佈也有多種模式，比如前後肩袖全身滿佈團窠，遼初吐爾基山墓棺前可見身著窄袖袍的侍衛，袍服全身有12團大金團花。河北宣化遼代漢人墓中的漢人侍衛，則多穿胸背兩肩四團花袍。

內蒙、遼寧遼代壁畫中身穿各種團紋圓領窄袖袍的契丹人、漢人。

此時團龍也成為一種高等級重要袍服紋飾。著名例子如敦煌莫高窟第409窟回鶻王，前後身各有一排四大團龍，兩側肩袖也各有四團龍。其他貴族供養像中也常見團紋袍服。黑水城出土西夏繪畫中，有一副打扮似漢裝的貴族像，頭戴漢式巾帽，所穿袍服也飾有十團龍，被推測是西夏王便裝像。

倫敦私人收藏的一件遼代黃羅地蹙金繡團龍袍，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一例金繡團龍袍，全身有11團蹙金繡龍紋，前身內外襟各有兩大團升降龍，後身則背一下擺二大團升降龍，肩袖裝飾四小團龍。類似的實例還可以看到多件，或許是遼金帝王貴族所用窄袍。《宋史》記載，金亡以後，京湖製置司以所獲亡金人寶物來獻，其中就有完顏阿骨打傳下來的一件銷金盤龍紅紵絲袍。

同時，也自遼金開始，龍紋成為士庶禁用的帝王專用紋樣，《遼史》記載“禁士庶服用錦綺日、月、山、龍之文”，《金史》也有“禁私家用純黃帳幕陳設，若曾經宣賜鸞輿服禦，日月、雲肩、龍文黃服、五個鞘眼之鞍皆須更改。 ”

宋代帝王日常窄袍紋飾在制度中未有記載，實物也尚未發現，但在傳世繪畫和文獻中可以窺見若乾蛛絲馬跡。南宋《望賢迎駕圖》中繪有二位身著黃、紅窄袍的帝王，紅袍者前身便有兩大團龍紋樣。南宋《孝經圖卷》中繪有一位頭戴朝天襆頭的帝王，其窄袖紅袍也有兩大團龍。雖然此二幅並非帝王紀實性繪畫，但可看出在時人觀念中，帝王窄袍裝飾團龍，已經成為可能的現象。

《宋史》提及趙匡胤曾將一件飾有真珠的盤龍禦袍賜予功臣董遒誨。宋《經筵玉音問答》記載宋孝宗隆興元年，太上（高宗）曾賜孝宗一件“真紅羅銷金團龍汗衫”，為高宗身著十八年的真愛舊衣。孝宗甚為重視，“不輕著，隻往德壽官，及朔望臨朝，與大祭祀，則用此襯袞衣”，此處提及的銷金團龍汗衫，很可能指的是宋代禦容中所繪襯於大袖袍內的窄袖細小團龍衫，而非大團窠盤龍。成書於宋經元人增補的《大宋宣和遺事》有一段描述：“徽宗聞言大喜,即時易了衣服,將龍袍卸卻,把一領皂背穿著。”也出現了龍袍的稱呼。可見制度雖未明確提及，但宋代帝王袍服中已實際出現龍紋，只是形態尚不明確。

到了元代，帝王服中飾龍紋大為盛行，不管是出土服飾、文獻、還是繪畫中都有大量體現，相關禁令出現得也更多更頻。《元典章》《大元通製條格》裡反覆提及對於龍紋的禁斷，比如至元七年、十年，元貞元年，中書省多次禁止生產和銷售“各種禦用日月龍鳳肩花並緞匹紗羅綢緞”，“不得織造日月龍鳳緞匹”。至元二十四年服色制度中也稱，“惟不許服龍鳳紋，龍謂五爪二角者”“不得用赭黃龍鳳紋”，大德元年“禁織大龍段子”。強調五爪二角龍紋為帝王獨享的服飾紋樣。除了傳統的團窠龍紋，更多還使用四垂雲肩膝襴袖龍紋、纏身龍、胸背方龍紋紋等新的形式（參見趙豐《蒙元龍袍的類型及地位》） 。這些形式全部被明代袍服所吸收，正式成為皇帝代表服飾，也是大家最為熟知的部分，不再贅述。

而明初重繪的唐代帝王肖像，也按照當時的概念，添加了各種團龍紋，惟龍紋是明代樣式。不過這些畫像也給後人造成很大程度的誤導，誤以為自唐代起，黃龍袍便是皇帝專用服。在影視劇服飾中，但凡遇到隋唐以後的帝王袍服，一律設計為黃龍袍，也是在這種根深蒂固的晚期觀念影響下的結果。

紅色色窄袍+展角折上巾，淺色窄袍+帽子，團紋窄龍袍+帽子。可為宋帝日常窄袍參考。

所以，對於處於北宋末年的徽宗來說，除了大禮儀使用的傳統冕服、通天冠服，其余正式大宴、常朝場合穿著的應當是赭黃、淡黃、紅色無紋圓領大袖袍衫，頭戴展角折上巾。

平常時候，為了方便行事，更多應該如制度所稱，頭戴展角折上巾或烏紗帽，身著雜色窄袖圓領袍，皂、白、紅、黃都有可能，或素或暗花，或有團紋紋飾。也可能身著便裝褙子。

當然，對於舞台表演來說，若宋代皇帝穿著這樣真實的普通單色窄袍+烏紗帽，或許會導致區別度不高，影視中為了提高身份辨識度，使用大家熟悉的大袖紅袍也是無可厚非的第一選擇。《國家寶藏》裡徽宗用的這套黃色團龍圓領，若是袖子再窄些，倒和遼代窄龍袍頗為相似。考慮到綜藝節目服飾多為現成租借，實在沒有合適的服裝可用的情況下，若有赤黃、淡黃團紋窄袖袍，也是勉強可接受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