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我國歷史上思想控制空前強化的一個時期，統治集團自明初以來所堅持推尊理學為唯一官方意識、禁止在程朱學說之外進行儒家經籍的闡釋，希圖在嚴格的文化守成態勢下實現精神層面上的思想文化大一統。
為了實現這種大一統，確保官方意識形態的權威性，壓製在之前的元代盛行的民間俗文化，明朝自明太祖時期起就確立、實行了一系列禁戲政策、法令，對全國戲劇活動進行規約。
終明一朝，其禁戲政策經歷了一個由明初的厲行約禁，到明代中後期的漸露廢弛趨向的變化過程。其間，明初朝廷在樹立“禮樂治國”的形象以拉攏士人、實現吏治清明、倡導節儉風尚等方面的需要，是這些政策頒布的重要原因。
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一個新興政權在建立之初往往會以各種政策、制度、法令的確立、施行，來體現其正統性，從而獲得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士大夫階層的認同，以達到鞏固統治基礎的目的。
明代亦是如此。洪武初年“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因此對明初政府來說，樹立政權的正統地位、獲得士大夫廣泛認可的任務在當時極為迫切。
明太祖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在洪武元年九月詔書中就指出“今賢士多隱岩穴”，並在同年十一月，“遣使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又在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四月丁醜、九月己酉，數次遣使求賢。
但即使如此，獲得的效果也並不理想，當時葉居升《上萬言疏》就說求賢時士人被“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在明初重法的壓製下“今之為士者以混跡無聞為福，以受站不辱為幸”，缺少對明初政權的認同感。因此樹立崇尚儒家綱常教化的正統形象，對當時的明廷來說確是迫在眉睫。
早在至正二十四年春，朱元璋即吳王位之初，就下詔申明“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而作為整頓綱紀、體現儒家正統觀念的重要形式，重新制定區別於元代的禮樂，便成為當時的吳政府、後來的明政府的一項當務之急。
《明史》記載，“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逞，首開禮樂二局，廣征譽儒，分曹究討”，並於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擬祀典。乃歷敘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廟儀以進。”
此外，還通過於至正二十五年設置國學進行開科舉士、洪武元年二月“丁未，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戊申，祀社櫻。壬子，詔衣冠如唐製”。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二十一年和二十五年兩度完善地方儒學教育體制等舉措，努力恢復儒家禮教體制，爭取士大夫階層對政權正統性的認可。
作為“複禮”的配套措施，同時也為去除元以來北方少數民族音樂和外來音樂對正統“雅樂”的影響，重修古代“雅樂”就成為明初政府的重要任務：“明興，太祖銳志雅樂。是時，儒臣冷謙、陶凱、詹同、宋鐮、樂韶鳳輩皆知聲律，相與究切厘定。”
在這批“知聲律”的儒臣協助下，明太祖通過洪武元年、二年的祭祀太社、太程、太廟、昊天上帝、皇地、先農、歷代帝王、孔子等儀式的舉行，終於“定舞樂之數，奏曲之名”。
“銳志雅樂”的明太祖還對與雅樂、古樂相對的俗樂、今樂有著一套自己的理論。他曾“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製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抵，飾為樂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又“嘗諭禮臣曰:‘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詩章淫以誇。故一切淫詞豔曲皆棄不取’。”
可見，在明太祖心目中，俗樂、今樂代表著浮豔、淫巧，甚至以胡犯華的非正統、反綱常的觀念，與中正、諧和的古樂、今樂完全對立，必須清除。因此他下令“自今一切流俗喧攜淫裹之樂，悉屏去之”。
在這一定位下，在元代作為俗文學大興其盛，同時屬於俗樂、今樂範疇的戲劇，受到政府禁限政策的約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從整體上看，在樹立政權正統地位、希求士大夫廣泛認同政府統治合法性的大背景下，以抑製俗樂、今樂來體現對古樂、雅樂所代表的儒家禮樂教化之道的追求，也是勢所必然之舉；制定並厲行禁戲政策，也就成為明廷在士大夫階層中確立並體現政權正統性的重要一步。
另外，在官員中推行禁戲政策，也是明政府對元朝滅亡的教訓進行總結，所得到的一個結果。朱元璋在即吳王位時發布的詔諭說:“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今宜鑒之。”意即要反思元朝統治的得失教訓。而元代官員中盛行的飲宴挾妓、觀戲、宿妓等行為，正是滋生吏治腐敗的取禍之道。
《寓圃雜記》記載：“唐宋間，皆有官妓抵候，仕宦者被其牽製，往往害政，雖正人君子亦多惑焉。至勝國，愈無恥矣。”雖然這裡是說官妓之弊，但也可以看出，在元代，“妓”的問題對官員來說己不僅僅是關乎風化，甚至己經發展到了“害政”的程度。
更有甚者，在元代，官吏納倡女優伶為妾的現象也頻頻發生。如:“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歷經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這類倡優與士人的結合，混淆了封建道統所強調的貴賤之別，嚴重背離了儒家倫理綱常規範，勢必為標榜正統的明太祖所不容。
針對這些問題，明太祖時期制定了禁官員宿娼、婚娶娼女的法令，“害政”現象“其風遂絕”，以避免類似元代的吏治因妓女“牽製”而陷入腐敗泥潭的重演。
此外，我們也應看到，明初禁戲政策中通過特別限定樂人著裝、禁止婚娶樂婦、嚴禁樂工參加科舉等，嚴格地劃分了士庶與樂工之間尊卑身份的界限，對逾越封建等級現象形成了防範，充分體現了統治者對禮法制度的悟守，也體現了明政權尊奉儒家“尊卑有別”思想的“正統性”，同時維護了作為統治基礎計程車人、庶民的階層“權益”，有助於籠絡人心。
自元代以來，官員的挾妓飲宴活動花銷巨大，與明太祖倡導的崇儉惡奢的生活作風相悖，這也是明初在官員中厲行禁戲的一個原因。例如，元代娼女張玉蓮“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張也因此“積家豐厚”，“複揮金如土，無暫惜愛”。
又如“藝絕流輩，名重京師”的張怡雲，參加史天澤等人舉辦的宴會時，“史取銀二錠酬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從中當不難想見在當時盛行的飲宴伴妓風習下，倡優“纏頭”之豐、宴會開銷之大、官員奢靡程度之高，已令人怎舌。
相比之下，明太祖一生注重保持儉樸的生活作風。在吳元年營造宮殿時，“所司進宮殿圖，命去雕琢奇麗者”；“郡縣貢香米、人參、葡萄酒，太祖以為勞民，卻之”。他還曾告誡負責“乘輿服禦”的官員：“第儉約非身先無以率下，且奢泰之習，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
不僅個人生活保持儉樸，明太祖還希望為官者也能做到這一點。在洪武元年召見前來朝賀的“天下府州縣官”時，他告誡說：“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安息，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勉之。”即要求官員不僅要保持清廉，還要克服自己的欲望，約束自己的行為，不能為滿足一己之私而勞民之力，傷民之財。
相對於明太祖的這一吏治理想，花銷不菲、用具奢華的挾妓飲宴活動自然容易成為官員勞民傷財、貪汙腐敗的溫床，因此明初厲行禁戲也是實現吏治清明、保證官員廉潔的一個必然選擇。
在官員中推行禁戲律令的同時，明太祖也在軍中厲行禁戲，這一舉措很可能是明太祖本人基於元末起義戰爭中，從元軍身上看到的教訓而制定。葉子奇記敘元末軍隊情況雲:“將家之子，驕奢淫佚，自奉而己。至於武事，略之不講。但以飛筋為飛炮，酒令為軍令，肉陣為軍陣，謳歌為凱歌。兵政於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為國爪牙哉。”
可知元軍因將領長期伏身於酒宴、歌舞之樂中，導致戰鬥力大幅度削弱。因此明太祖以極為嚴酷的手段推行軍中禁戲，特別對世代為軍士的軍官、軍戶子弟進行嚴格規約，力圖保持軍紀嚴明和將士的戰鬥能力，避免重蹈元軍覆轍。
此外，明初厲行禁戲還有一定的“正民風”的教化目的。明太祖曾言：“古人之樂，所以防民之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指責“今樂”為“乖決而不合，陵犯而不倫”。可見，他對音樂對民心世風的教化作用十分重視，批判“今樂”的出發點就立足於“防民欲”與“縱民欲”的差別上。
聯繫到明興以後他在全國範圍內推廣“鄉飲酒禮”、並規定在該禮儀中使用雅樂的史實，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明太祖十分偏執於古樂、雅樂所蘊含的教化功用：“鄉飲酒禮”的設定本意就在於恢復尊重長者、敬重尊者的“古風”，以明太祖的觀點看，在這一場合中奏以“防民之欲”的古樂、雅樂，不止是在形式上合乎古代“鄉飲酒禮”的規範，更重要的是有助於訓導民風、讓“古風”的深入民心。
由此也不難理解竭力貶斥戲曲的明太祖竟不吝美辭，讚揚《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一一雖然是屬於“今樂”、“俗樂”的南戲，但《琵琶記》宣揚子孝妻賢的主題十分符合儒家禮法規範，更契合了明太祖的治世理想，“貴富家不可無”的讚譽揭示的是明太祖希望這部作品能夠迅速普及於富家貴族，使“貴富家”由此樹立類似子孝妻賢、尊卑有序的禮法意識，從而達到教化之功的目的。
至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帶來的追求享樂、重“聲色之娛”等社會風氣的蔓延，禁戲令本身無法全面禁絕戲劇活動、也沒有對戲劇在文壇業己取得的地位形成根本性衝擊，宮廷演劇風尚對士大夫的影響，以及皇帝個人對戲劇的愛好所帶來的聯動性影響，都加劇了對政令法規管控力度松懈、戲禁趨弛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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