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領域都有個問題——事情做成了，功勞算誰的？
在科學界，重要研究的功勞歸屬是寫在紙上的，誰都可以查看。如果躋身作者、把名字署在了科學論文的頂端，那就能換來名譽和事業，而如果功勞只是淹沒在少有人讀的致謝部分，那就什麽都得不到了。
然而在過去幾年裡，布朗大學的艾米莉亞·韋爾塔-桑切斯（Emilia Huerta-Sánchez）和舊金山州立大學的羅麗·羅爾夫斯（Rori Rohlfs）帶著一群學生，在檢索了二十年間的遺傳學論文中的致謝部分，並從中發掘了一批沒有像今天的研究者那樣獲得應有表彰的女性。
具體來說，她們發掘了幾十位貢獻卓越、卻從未得到認可的女性程序員。其中的幾位女性反覆出現在了好幾篇論文的致謝部分，卻始終沒有獲得作者的地位。她們共同創造了那段科學史，最後卻淪為了科學史上的注腳。
女科學家曾經只是科學史的注腳
羅爾夫斯說：“當我和艾米莉亞檢索種群遺傳學領域的那些先輩時，我們發現其中很少有女性的身影。但實際上這門學科是有女性的，她們也真的從事了研究。知道有她們存在後，我被深深觸動。”
開展這個項目的契機是2016年的電影《隱藏人物》（Hidden Figures），影片講述了60年代三位黑人女數學家幫助美國宇航局贏得太空競賽的故事。看過影片之後，韋爾塔-桑切斯和羅爾夫斯都感到驚訝：這三位女主角的名字她們居然從來沒聽說過。她們由此想到：歷史上還有多少女科學家是她們不知道的？
她們的腦海中隨即冒出了一個名字：詹妮弗·史密斯（Jennifer Smith）。
韋爾塔-桑切斯想到了自己讀過的幾十年前的一篇經典論文，其中的致謝部分感謝史密斯“能乾地編寫和執行了研究中的所有運算”。這就奇怪了：在今天，編程被看作是一項關鍵工作，如果一項研究中的所有編程都由一位科學家擔當，她就理應獲得論文的署名權。
“然而令我奇怪的是，史密斯卻不是那篇論文的作者。”韋爾塔-桑切斯說道，“我和羅爾夫斯想找一找是否還有其他像她一樣被埋沒的女性。”
兩人招募了五個大學生，讓她們遍讀了一本期刊《理論種群生物學》（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學生們仔細閱讀了1970至1990年間出版的每一期，近900頁的列印稿，找出了致謝中的每一個人名，然後確認這些人是否曾擔任編程工作，並盡可能推測出了這些人的性別。
其中一名大學生羅切爾·雷耶斯（Rochelle Reyes）說，自己對這項研究“充滿乾勁”，因為她從小就聽說了不少沒有獲得認可的先驅，比如揭示DNA結構的關鍵人物羅莎琳·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以及憑自身細胞革新了醫學研究的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雷耶斯表示：“我很幸運能成長在一個多元的環境裡，讓我對科學和社會公義都充滿熱忱。”
雷耶斯和幾位同事發現，在那些1970年代的論文致謝中，有59％的程序員都是女性，但獲得署名的女性僅有7％。那十年正是種群遺傳學的關鍵十年，許多現代研究的基礎就是當時奠定的。雷耶斯團隊寫道：“如果只看當時的作者署名，會覺得這門學科的研究都是由少數科學家獨立完成的，且他們幾乎都是男性。”但事實並非如此。
隆德大學的遺傳學家傑西卡·阿博特（Jessica Abbott）指出：“很難知道過去的幕後英雄們到底做出了怎樣的貢獻。”不過眼下的這項研究“也說明了只要創造性地思考，就有可能獲得正確的數據。”
比如一篇發表在1975年的論文[2]就感謝了一位瑪格麗特·吳（Margaret Wu），說她“參與了本項研究的數字工作，對表格I的運算貢獻尤大。”其實這位吳女士的功勞遠不止此，她參與發明了一件統計學工具，直到今天還常被韋爾塔-桑切斯這樣的科學家用來估算某個特定規模的樣本中有多少遺傳多樣性。這件工具被稱為“瓦特森估計量”（Watterson estimator），命名的根據是1975年那篇論文的唯一作者，G.A·瓦特森（G. A. Watterson）。論文迄今已有了3400次引用。
有人會反駁說，這些舊論文裡羅列的程序員做的都是卑微的工作，並不夠署名的資格。但羅爾夫斯表示這個說法難以成立，尤其是對吳女士、珍妮弗·史密斯和芭芭拉·麥卡恩（Barbara McCann）而言，因為這三人都出現在了好幾篇論文的致謝中。“她們的工作都是夠分量的，所以才會一次次地被人召回來共事。”她說。她的團隊甚至訪問了威廉·希爾（William Hill），即詹妮弗·史密斯在愛丁堡大學的前任導師，希爾也肯定了史密斯的工作技術高超又不乏創意。可惜希爾不知道史密斯的下落，研究團隊也沒有再找到她。
幸運的是，研究者找到了瑪格麗特·吳，在用電郵和電話反覆聯絡之後，吳女士終於回應了。她告訴她們，她當年參與瓦特森估計量的論文時是一名研究助理，是在工作中自己學會編程的。韋爾塔-桑切斯說：“好像大家都認為那時候的女性做的都是秘書工作，平時只打打代碼、穿穿卡片什麽的，並不從事智力研究。但是聽吳女士描述當年的工作，那都是現在的研究生和博士後做的事情。”
那篇論文之後，吳女士並沒有接著去念博士。現在回想，她說，“如果當時有人慫恿，我可能還是會動心的。”
她到四十多歲才拿到了博士學位，那時已經作為統計員和數學教師工作了二十年。現在，吳女士在墨爾本大學任教職，專門開發分析教育數據的統計方法。我提出了當面採訪的請求，吳女士未回復，但韋爾塔-桑切斯告訴我，吳對1975年的那篇論文似乎並無遺憾：“她是微笑著提起那件事的，還笑了幾聲。我感覺自己比她更難過。”
男程序員多了，也就有了署名權
到了1980年代，隻把程序員打發到致謝部分的做法變少了，部分原因是編程工作漸漸落到了研究生和博士後的肩上，而研究生和博士後是有權署名的。但也有一個原因是，編程從原來低收入女性從事的“粉領”工作，變成了一個男性主導的職業，這個局面一直持續到了今天。說到底，程序員變成了男人，於是有了署名權。
“這次研究是一個機會，它讓我們反思在署名和其他衡量學術成就的標準中潛藏的規則。”羅爾夫斯說。即使到了今天，也還沒有一套明確的規範指出一個人到底要做多少工作才有權署名。一個教授可能隻給同事電郵了一些數據就署上了大名，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可能付出了大量對實驗不可或缺的勞動卻仍被忽略。羅爾夫斯坦言：“這裡頭還沒有標準，現行的署名制度肯定是將一些群體排除在外的。看看那些實驗技術員，就會發現有許多女性和有色人種做出了創造性工作卻沒有得到署名。”
但即便女性得到了署名權，彌漫在現代科學中的系統性偏見仍對她們不利。首先，她們在數量上處於劣勢。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就算以目前的勢頭髮展，男女比例在各個科學領域也要花上16年才能持平，而在物理學的之類的領域則要258年之久。[3]這個差距在高級期刊上表現得尤其突出，在那裡，人人嚮往的第一作者只有25％到35％是女性。[4]且至少在有些領域，女性作者研究的被引用次數，要少於男性作者研究的次數。
此外，女性還要面臨其他不利因素，比如訓練不足、工資較低、得到的指導較少、缺少發言機會、負面的刻板印象、比男性更易受到騷擾和虐待等等，這一切都使許多女性早早放棄了科學職業。那些留下的則要受到比資質相同的男同行更加嚴厲的評判。她們中的一些就此被遺忘了。
好在這些問題已經越來越受重視，最近已經有幾本暢銷書發掘出了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受到低估的女性的生平。比如瑪戈·謝特利（Margot Shetterly）的《隱藏人物》（那部同名電影就是據此改編的）和娜塔莉塔·霍爾特（Nathalia Holt）的《火箭女孩的崛起》（Rise of the Rocket Girls），都介紹了美國宇航局歷史上的精英女數學家。克萊爾·埃文斯（Claire L. Evans）的《寬頻》（Broad Band）發掘了另外一群傳奇女性，她們憑計算和工程技能參與了互聯網的創建。還有麗莎·芒迪（Liza Mundy）的《編碼女孩》（Code Girl），寫了二戰期間破譯德國和日本密碼的女性。
羅爾夫斯希望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也能開展類似工作，去找出那些曾有傑出貢獻卻長期受到埋沒的人才。“其實女性向來對科學影響很大，只是她們的成就從未獲得應有的認可罷了。”參加這項研究的五名學生之一埃茲奎爾·洛佩茲（Ezequiel Lopez）說道，“這一點未來是可以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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