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讀史，不外功名利祿；九萬裡悟道，終歸詩酒田園。
諸葛亮死後,蔣琬成為蜀漢的執政者,主政12年,政通人和,經濟複興,百姓安居樂業,蜀中呈現了一派“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的大好天氣。然而,在《三國演義》中,這位舉足輕重的蜀漢重要人物卻是個極其次要的過場角色,他的名字僅僅出現了24次,與出現了1747次的諸葛亮相比根本就不成比例,甚至與他的後繼者薑維比較亦相差甚遠(薑維的名字出現了302次)。這不能不說是件十分遺憾的事。平心而論,蔣琬是三國時代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德兼備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為蜀漢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寬廣容人、秉公處事的領袖氣度
古往今來,多有這樣一類人:就個體而言,才能超拔,但心胸狹隘,不能容物容人,缺乏凝聚力,因而就群體而言,其才乾實難發揮積極作用。這樣的人雖然是人才,但不是大才,不是領袖之才。蔣琬胸懷寬廣,謙恭和順,容物容人,具有不同尋常的領袖氣質。陳壽《三國志·蔣琬傳》載:諸葛亮很早就看好蔣琬,向劉備舉薦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裡之才也”。
事實上,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後,魏、吳虎視眈眈,蜀漢國力脆弱,人心浮動不安。在此危難之時,堪當重任的最佳人選正是蔣琬。《三國志·蔣琬傳》雲:“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蔣琬繼諸葛亮之後之所以能成為蜀漢眾望所歸的執政者來支撐大局,同他的個人魅力密不可分。他不卑不亢,待人寬厚,處事冷靜,善於團結同僚。部下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對上司不願曲意逢迎,蔣琬同他談論,他常常默然不應答。於是,有人便向蔣琬進讒言,說楊戲輕慢上司。
蔣琬當即駁斥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讚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不僅不怨恨楊戲,反而認為楊戲是個快人、直人而予以肯定。部下督農楊敏曾在人前批評蔣琬做事糊塗,能力有限,趕不上前任諸葛亮。有人將這話轉告蔣琬,主張推問整治楊敏。蔣琬十分平靜地說:“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來,楊敏犯罪下獄,眾人以為楊敏必死無疑,豈料蔣琬心無親疏厚薄,依法秉公處理此案,使楊敏得免重罪。其公正無私寬厚容人如此!這與生活中那些隻喜歡別人對他溜須拍馬大唱讚歌而聽不得不同聲音極力排斥異己的昏庸官僚相比何啻千里!
可惜這幾條史實沒有被羅貫中采入《三國演義》中,致使蔣琬的美德未能得到充分的表現。不過,《三國演義》對蔣琬豁達大度的胸懷還是有所描寫和肯定,一個典型的例子對楊儀的處罰。楊儀雖有才乾,但是個狷狹自私的小人。
小說第105回說,諸葛亮死後,楊儀自覺才能超拔,且平定魏延功高蓋世,理應繼任諸葛亮之職。沒料到諸葛亮選定的接班人是蔣琬,於是楊儀深恨蔣琬等人,“自以為年宦先於蔣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賞,口出怨言,謂費禕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將全師投魏,寧當寂寞如此耶!’”結果,“後主大怒,命將楊儀下獄勘問,欲斬之。”但寬厚的蔣琬不但沒有記恨而落井下石,反過來還替楊儀說情:“儀雖有罪,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未可斬也,當廢為庶人。”
蔣琬這種不感情用事容物容人的氣量明顯優於諸葛亮。諸葛亮雖然智慧超絕,善於識人,但在用人和處理問題上常夾雜著個人好惡之情。魏延英勇善戰,但生性“矜高”,傲慢少禮,又有主見,敢於向諸葛亮提出不同意見,因而向來不被諸葛亮所喜歡。街亭之戰中,不派魏延等宿將擔當大任,而重用自己關係親密卻無任何實戰經驗的馬謖據守要衝,終致北伐失敗。晚年在處理楊儀和魏延之間的矛盾問題上明顯偏袒楊儀而壓製傷害魏延,直接導致他死後魏延不服楊儀節製而同室操戈,給蜀漢集團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
羅貫中借費禕之口指出:“楊儀於丞相前累譖魏延,因此逼反,人皆知之”。其實,《三國演義》的讀者都明白,逼反魏延的豈止是楊儀,諸葛亮亦難辭其咎。諸葛亮的偏心狹隘與蔣琬的公正豁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正是由於蔣琬虛懷若谷,容物容人,善於化解矛盾,使得他當政的十多年中,蜀漢上下齊心,百官勤勉,政治清明,民風純良。這充分顯示了蔣琬深具魅力的領袖素質。
二、精明幹練、沉著穩健的政治家風范
作為蜀漢後期的中流砥柱,蔣琬的聲望不僅僅建立在優秀的人品上,更建立在他出色的才乾上。蔣琬考慮問題細致周到,辦事精明強乾,深得諸葛亮信任。《三國志·蔣琬傳》說,蜀漢建興八年,諸葛亮任命蔣琬為丞相府長史,負責處理軍中日常事務。蔣琬任職期間,一切井然有序,“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沒有後顧之憂的諸葛亮常對人講,蔣琬才高而“忠雅”,足以共謀王業。晚年又上表囑咐後主道:“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可見,諸葛亮選擇蔣琬接替他來支撐蜀漢大廈決非偶然。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儘管對蔣琬的描寫十分簡略,但蔣琬精明幹練的辦事作風和處變不驚的應變能力依然得到了形象的再現。第98回寫東吳孫權繼曹魏、蜀漢之後登壇稱帝,派使者赴成都通報情況,並向後主表示願與蜀漢建立同盟以抗曹魏。其時,諸葛亮駐扎漢中。成都君臣反覆“商議”,“眾議皆謂孫權僭逆,宜絕其盟好”。蜀漢君臣此時還嚴守所謂“正統”,其迂腐、不懂權變可知。獨有蔣琬不讚同與東吳絕交,因為絕交只能使東吳反目為仇,對蜀漢相當不利。但他又不便違背“眾議”,他深知諸葛亮的意見能起決定性作用,因而他向後主建議:“可令人問於丞相”。詢問的結果是諸葛亮與蔣琬不謀而合,從而避免了一次吳蜀危機,足見蔣琬的精明和老辣。
第105回寫諸葛亮新亡,蜀中舉國上下人心震悚,大有倒了擎天柱的悲觀。而就在這時,邊庭告急,“東吳令全琮引兵數萬屯於巴丘界口,未知何意”。這對於蜀漢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以致後主驚問:“丞相新亡,東吳負盟侵界,如之奈何?”在此危急之時,蔣琬沉著冷靜地估量形勢,在不明對方真實意圖的情況下,他提出做兩手準備:“臣敢保王平、張嶷引兵數萬屯於永安,以防不測。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以探其動靜。”結果很快消除了東吳君臣的覬覦心理,使孫權折箭為誓:“朕若負前盟,子孫絕滅!”蔣琬面對突發事件,處變不驚,從容措置,充分顯示了他善於應變的大將之才。
蔣琬的過人之處還體現在他善於處理複雜棘手的問題。魏延楊儀事件是蜀漢有史以來最大也是最複雜的內亂,諸葛亮執政時,魏延領丞相府司馬,楊儀為丞相府入伍,一文一武,都參與軍機大事,是諸葛亮在軍事上的左右臂。但二人向來水火不相容,諸葛亮又未能秉持公心妥善化解他們之間的矛盾,終致二人在諸葛亮死後徹底反目。魏延不服職位低於自己的楊儀節製,而楊儀仗諸葛亮遺令,撇下魏延不管,獨領大軍南撤,使魏延勃然大怒:“豎儒安敢欺我!我必殺之。”於是魏延率部徑先南歸,放火燒絕棧道,以斷楊儀歸路。其後,二人羽檄交至,紛紛向後主誣告對方叛逆朝廷。
在不明事實真相的情況下,太后及蔣琬等朝廷大臣都保楊儀而疑魏延。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滿朝文武都知道諸葛亮不喜歡魏延,因諸葛亮的名望而偏向楊儀是很自然的事,同時,楊儀是不懂軍事的文官,照常理推測貿然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魏延是驍勇善戰的武將,造反的可能性比楊儀大,因此對魏延加以防範亦在情理之中。當蔣琬率軍北上處理這一事變時,魏延已殘死於楊儀的追殺,並被踐踏頭顱和夷滅三族。魏延的悲劇固然同他的意氣用事有關,但公報私仇的楊儀和偏心的諸葛亮實負有罪責。魏延屢建戰功,善養士卒,在軍中頗有威信,加上魏延實無叛逆之心,如果不給魏延一個公正的結論,恐怕難服眾心。為蜀漢整體利益著想,蔣琬毅然推翻先前的判斷,將事件真相如實稟告朝廷:“(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三國志·魏延傳》)算是給魏延摘去了叛臣的帽子。接著又幫助後主妥善處理相關事宜:念及魏延前功,厚葬魏延;楊儀統領大軍安全南歸及扶孔明靈柩至成都有功,但在誅殺魏延事件中顯得自私狹隘和殘忍歹毒,因此加楊儀為中軍師而“無所統領”(即升其職位而不讓掌兵權)。這樣的處理十分得體,既安撫了同情魏延不幸命運的將士,又抑製了囂張狠毒的楊儀,從而避免了蜀漢內部矛盾的激化。毛宗崗對此處置非常欣賞,在《三國演義》105回的行批中評曰:“處置得停當,想必蔣公琰所教也”。的確,在蜀漢的政治家中,蔣琬最善於處理內外複雜事件和棘手問題,其辦事的穩健和老到甚至是諸葛孔明所不及,即使置於整個三國時代,蔣琬仍不失為一位出類拔萃的政治奇才。
三、貴柔守靜、用兵以奇的戰爭謀略
在世人看來,蔣琬是治國之文臣,在軍事上無所建樹。《三國演義》沒有把蔣琬作為重要人物來加以刻畫,恐怕正是這一因素的影響所致,因為《三國演義》流傳、成書於漢民族遭受欺凌的宋元時期,人民崇拜民族英雄,渴望民族英雄收復失地,《三國演義》將蜀漢作為漢民族的象徵,那些舍生忘死主動討伐北方強敵的蜀中將領如諸葛亮、薑維之流自然成為小說熱情謳歌的對象。然而,客觀公正地講,儘管蔣琬沒有具體指揮過一場重大戰役,但他英明的戰略思想對蜀漢政權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一)審時度勢,大膽修正北伐戰略
劉備、諸葛亮等蜀漢早期執政者都渴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北伐中原、統一中國的大業。尤其是諸葛亮,幾乎把畢生的心血投入到統一大業之中。《三國志·諸葛亮傳》說,諸葛亮“爰整六師,無歲不征”,但始終“未能有克”。北伐曹魏是蜀漢制定的巨集偉目標,這個戰略思想本身並不錯,諸葛亮的失誤就失誤在急於求成上。“連年動眾”,窮兵黷武,這是犯兵家之大忌的。戰爭的勝負在許多情況下取決於國力是否雄厚,蜀漢連年征戰,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入不敷出,使本來就處於劣勢的國民經濟更加單薄,諸葛亮晚年不得不承認蜀國“民窮兵疲”,對北伐中原之戰他本人也沒有任何必勝的信心和把握,“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可見諸葛亮生前的北伐之戰基本上屬於毫無實際意義的消耗戰。
有鑒於此,成為執政者的蔣琬審時度勢,以極大的勇氣果斷修正諸葛亮的北伐戰略:改變“無歲不征”的局面,推行道家“貴柔”、“守靜”的戰爭思想,以守邊為本,以靜製敵;為節省財力、人力,將北伐大本營由漢中遷往涪縣(今四川綿陽),將漢中作為北伐基地;在經濟上,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減輕賦稅,使民休養生息。事實證明,蔣琬從實際出發,制定、實施貴柔守靜的戰略決策給蜀漢帶來了生機,在蔣琬和費?相繼執政的近二十年中,除一些局部征戰外,沒有貿然發動過一次大規模的戰爭,使得蜀漢社會經濟穩步發展,綜合國力明顯增強。
只可惜這種富有實效的戰略方針到薑維執政時被完全拋棄,蜀漢又回到了“無歲不征”的老路,薑維九伐中原,幾經折騰,虛弱的蜀漢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就煙消雲滅。陳壽在《三國志》中曾對蔣琬、費?、薑維三人的執政得失做過一個總評:“蔣琬方正有威重,費?寬濟而博愛,鹹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薑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說蔣琬、費?承諸葛之成規是不完全符合實際的,因為他們在軍事上恰恰改變了諸葛亮的北伐戰略,但說薑維一改蔣琬制定的守柔居靜的國策而窮兵黷武終於導致蜀漢“隕斃”,則點到了要害處。蔣琬等人的成功和薑維等人的失敗充分說明了決策的重要性,值得後世執政者深思。
(二)深思熟慮,積極籌劃北伐戰役
蔣琬推崇居靜守柔的道家方略,為蜀漢的穩定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但道家的居靜守柔之道在軍事上不是消極的防守,而是積蓄力量,待機而動,老子所謂“以奇用兵”,意即等待時機成熟突然發起攻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蔣琬在努力增強國力的同時,也在積極籌劃蜀漢的北伐戰役。
《三國志·蔣琬傳》說:“琬以為昔諸葛亮數窺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蔣琬對諸葛亮生前的軍事行動作過認真總結,認為失敗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道險運艱”,糧草、兵員供應無保障;二是進攻方位一成不變,敵人預先有所準備,憑高守險,不易攻克。為此,蔣琬深思熟慮,決定調整主攻方向和進攻策略,將西出漢中改為東出漢中,將攻堅戰改為奇襲戰,計劃順漢水東下一舉奪取魏興、上庸等郡。魏興即今陝西安康地區,上庸即今湖北竹山、房縣、竹溪等地。
上庸一帶是三國時期一個戰略要地,佔領此處可以威脅荊襄,進而佔領荊襄。蔣琬的本意正是攻其無備,出奇兵襲佔上庸後再積蓄力量窺視荊襄,北向宛、洛,同時派一大將經略涼州,進突破中,實行兩面夾擊,完成諸葛亮早年“隆中對策”的戰略意圖。只可惜蔣琬身患重病,未能及時實施這一戰略企圖。更加上蜀漢大臣多受諸葛亮謹慎作風的影響,沒有多少人敢冒風險來支持蔣琬的決策,“眾論鹹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結果使得蔣琬的北伐東征大計中途流產。蔣琬死後,再也無人謀劃東征之策。蔣琬奇襲上庸的軍事構想現實不現實呢?戰國時代,秦將白起正是從這一線路攻入上庸進而攻破楚國郢都的,當年劉備攻佔漢中後曾派劉封進攻上庸也是沿著這條線路獲得成功的,足見蔣琬的軍事部署雖冒風險但切實可行。無數事實證明,毫無章法的軍事盲動是蠢才,而基於周密計劃和充分準備的軍事冒險是奇才。所以,蔣琬雖然沒有在軍事上建立驚世奇功,但他毫無疑問是蜀漢最清醒、最富戰略頭腦的軍事家之一。
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生活中,都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許多人自以為才高八鬥,但未必有真才實學;另有許多人不言不語,謙虛自卑,但卻是真正的高才、英才。三國時代的蔣琬屬於後者。因此,儘管蔣琬在文學名著《三國演義》中是個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們不應忘記,他是一位真正的三國歷史名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社稷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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