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輝：挖掘古老而獨特的涼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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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輝在甘肅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的作品在中國文學也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他的寫作，給我們展示出了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由此，我們才從他的《末代緊皮手》得以知道，一個活土地爺的最後的歷史，才從他的《國家坐騎》得以了解，還有從男嬰出生起即被當馬培養的“義馬”，而這“義馬”承載的是普通民眾的國家意識和國家精神，他曾經當過八年教師，每逢周末就去拜訪“三老野少”。那時熟知涼州歷史掌故的民間讀書人大多都還健在，他們一肚子的故事絕非方志記載的那麽正統和刻板，李學輝就從這些活色生香的故事中確立了自己的寫作寶庫。當然，他的“搜集式的行走”並不浪漫，甚至充滿凶險，夜間行走或攀岩，往往冒著生命危險，但李學輝有一股百折不撓的韌勁，他把周末的時光變成了探求涼州野史的戰場。幾年下來，收獲頗豐。一個不一樣的涼州立在了我的面前。

有學者認為，李學輝一向追求有難度的寫作，選材獨異，較好地體現了一種歷史感，以碑刻的形式呈現歷史，以寓意性構建民間精神的可貴和普通民眾的國家意識和情懷，有較強的指向性，文本辨識度高，在當代文學中彰顯存在的意義，在諸多方面可圈可點。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教授認為，《國家坐騎》挖掘古老而獨特的涼州文化，以詩意的方式雕刻出了當代殉道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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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緊皮手》，李學輝著，敦煌文藝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42.00元

中華讀書報：您評價自己的寫作戲路“偏瘦偏硬偏怪”，為什麽這麽概括自己的創作？

李學輝：“偏瘦偏硬偏怪”，是有的讀者和評論家在閱讀我的小說之後的認知。也許他們認為我的文字較為簡潔。我一向喜歡古典筆記體類的東西，喜歡魯迅、汪曾琪、廢名，喜歡契訶夫、海明威等人的文風，總覺得表達必須形銷骨立，換言之叫做“石頭上開花”。儘管我做得還不到位，但在潛意識中，我一直堅持用中國方式講中國故事；在文字表達上，亦竭力尋求古典與現代表達的氣息，這就加快了敘述的節奏感。瘦而有力，硬而不硌，怪而不誕。有時，一個短篇小說的開頭就耗去我一個月乃至三個月的時間，即便別人不理解，我依然故我。這也與我的寫作態度有關：別人怕寫不長，我怕寫不短；別人怕寫不快，我怕寫不慢。

中華讀書報：無論是《末代緊皮手》還是《國家坐騎》，題材對於多數讀者來說，都是陌生的。這種陌生感既是獨一無二的，同時也可能會帶來一種閱讀的障礙。您考慮過這一點嗎？

李學輝：這種題材易於讓人認為是傳奇，這種陌生的傳奇的認定讓我在作品出版後屢屢面對讀者提出的一個問題：有這種事嗎？在創作之前，我也認真地思考過這個問題：給讀者呈現一個什麽樣的文本，能否得到認同？但這樣的思慮一多，肯定會影響創作。好在我是一個固執卻不自負的人，認定的事絕不回頭。

中華讀書報：是從什麽時候意識到，自己原來擁有這麽獨特而豐富的資源和庫存？

李學輝：2000年之前，我一直抱著“本土的鄉土”不放，抒寫的東西基本被人打上“鄉土”的烙印。在發表若乾小說後，自己突然醒悟了一點。我覺得自己抒寫的鄉土儘管有粗礪的詩意，但有些單薄，缺乏歷史的支撐，於是我便翻看多年的“行走積累”，那些已經消失和正在消失的“非物質文化”在我心裡激起了震撼。那些事原來在特定歷史間存在，在當時實屬自然，被後世者認為傳奇，在於它的稀有。稀有的東西，在文學中才能彰顯它的價值。

於是，我腦洞大開，打開了被評論家稱為“黑洞資料”的庫存，開始了另一番思考。

中華讀書報：有評論認為，“李學輝為中國文壇貢獻了兩個不可複製的人物形象，即緊皮手余土地和義馬。”的確如此。余土地半人半神，義馬半人半馬，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部作品是有其共同點的。

李學輝：我從庫存中打撈緊皮手余土地和義馬，並非一時即興，而是這兩個人物在我腦海裡已轉悠了20多年。我曾想以短篇、抑或中篇的形式來描述這兩個形象，發現無法承載。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兩部小說看似有共同點，但表達的主旨不一樣。《末代緊皮手》“負載的是一個活土地爺的最後的歷史，更是鄉村由自然史主導的時代的終結”；而《國家坐騎》承載的是普通民眾的國家意識和國家精神，有一種“燭照作用”，在任何一個時代，普遍民眾的精神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基本品質。圉人用手指在地下摳出“脈斷藝絕”四個字，也是一種絕歎，他呵護的義馬身上負載的那種民間精神其實就是一種國家精神。

中華讀書報：在處理“緊皮手”時，你曾經廢掉已經完成的兩三萬字，為什麽？後來是怎樣找到順暢的敘述視角的？

李學輝：我廢掉已經完成的幾萬字，是想擯棄一種慣常的敘事。這種寫作的慣性有時會破壞一個文本。我之所以選擇了類似章回的寫法，是為了讓細節飽滿。長篇小說關乎結構、人物、語言的問題。人立不起來，結構松散，語言拖遝無味，足以讓讀者形成“審醜疲勞”。廢等於立。余土地向我走來時，我的確在自己給自己“緊皮”。他抽打土地的每一鞭，也在抽擊我的靈魂。人與土地靠外力來依附，這是一種可悲。在一個以土地為本的傳統農業國度，余土地抽的每一鞭理應引人思考。

中華讀書報：能否簡單概括一下《國家坐騎》的創作起因？

李學輝：很多年來，我一直在回溯歷史，試圖從歷史的肌理中找尋與普通民眾相對應的精神承載。在漫長的一個時代，“普通民眾身處傳統文化的慣性之中，一切以朝廷的命令和意志為準，身負的使命也流露出宿命感，而這種頑強的使命意志可以抵擋住時代劇烈的變化而矢志不移。”面對此，以單純的盲從、愚昧來涵蓋國民性，是表面且平面的，如何從普通民眾服從的心理中找出一種精神的寄托，來彰顯時代、超越時代的認知，詮釋漫長時代的特殊性，不僅僅要解構一個時代的截面，更需要一個載體，這個載體必須是人們未發現的，這樣，“義馬”就擔負了此種責任。

中華讀書報：《國家坐騎》中，最令我動容的是義馬的母親。但無論是母親還是韓驤、義馬、相馬師，您的描寫都是簡潔生動，卻是讓人過目難忘的。這與題材及寫作技巧有關，我覺得您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是相當成功的，至少在中國文學的人物長廊中，貢獻的是無可替代的形象。

李學輝：處理《國家坐騎》中的人物形象和關係，我頗費了一番周折。圍繞義馬，韓驤、韓驤妻子、圉人、相馬師都承擔著不同的角色，但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目的，就是守護作為國家之馬的“義馬”，共同來完成這項使命。義馬的誕生，是時代使然，是命運使然，不能以常理來推測。義馬是一個文化符碼，他集諸多形象為一身，是在固化一種民眾的具象心理，他的形象越單純，四射的力量會越強。這種在部分讀者認為形象扁平的背後，我給義馬留下了無限延伸的太空，讓他在慣常體制下自我約束，在外力威逼下自我成長，竟而走向壯烈，完成肉體和靈魂的升騰。

這些人物中，我用力較多的是義馬的母親，因為她是這部小說中惟一的女性，她的身上，過多的母性湮沒在無奈之中。在漫長的一個時代裡，譬如女性，和親的公主一旦被選中，她就是國家的。為國家利益而犧牲自我，用簡單的韌性是不能說明一切的。所以，義馬母親所做的，是一種殘酷的本真，她也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她的內心的豐富只能隱忍在她有限的舉動中。

《國家坐騎》，李學輝著，敦煌文藝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38.00元；

中華讀書報：《國家坐騎》很容易被歸納為“巨集大敘事”，但是您選擇從“歷史的內部”來選取剖面，這種“由內向外”的寫作方式，緣自什麽？

李學輝：一提國家，或者天下，巨集大敘事就會當仁不讓。我選擇從“歷史的內部”來選取剖面，也是為了避開巨集大敘事，這易於讓人將主題與敘事錯位。我的每篇小說，包括鄉土題材，都在有意避開巨集大敘事，從鄉村內部來向外延伸，以小見大，讓內部的細弱來承載一種巨集闊，讓小人物來認知對大歷史的看法和意義，這與我的思考點有關。用卑微的身份和力量來負載時代的意義價值，而不是用空洞的力量架構來讓人物騰挪，小人物做不到，也無法做到。歷史對每個人來說，解讀的方式不同，其承載的意義也就有差別。其差異性的表現正是歷史最柔弱的部分，只有築牢精神防線，哪怕是些微的舉止，人物的使命才能得到擔當。

中華讀書報：“義馬”作為國家之馬的象徵意義重大。“義馬”誕生的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屈辱的年代。在這種背景下，“國家之馬”承載了一種民族精神。您認為《國家坐騎》的寫作，於當下有何意義？

李學輝：在傳統文化的馬崇拜中，“國有兵才穩，兵有馬才勝，家無馬不興”，面對國羸民弱的態勢，不同民眾寄希望於“龍駒一出，天下大興”，顯然，依靠固有的養馬方式並不能培育被給予厚望的“國家之馬”，只有將人的智慧和馬的忠誠合二為一，才能形成一種精神支撐。我寫《國家坐騎》的目的，不是為了使義馬單純的復活，而是為了探究某些國民性產生的根由。這些看似民間信仰的東西，在大文化的格局中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割裂或擯棄，對承繼傳統文化的優秀和貫通古今文化氣息都會帶來認知上的偏差和誤區。“提取到最豐厚的精神力量，才能創造性轉化出當今社會需要的文化心志。”這就是《國家坐騎》對當下的意義。

中華讀書報：寫了這麽多年，您覺得創作經歷了怎樣的過程？目前又是怎樣的寫作狀態？

李學輝：自步入文學創作之路以來，緩慢、孤寂、荒寒成為我的標簽。對於題材的選擇和敘事風格，我有“不管不顧”的頑固。因我一直堅持用中國風格寫中國小說，這種“不管不顧”，讓許多關注我創作的老師常常慨歎。彎路也罷，正途也罷，我從來沒有後悔過。生活在涼州，是我命定的幸福和選擇。

（原文出自： 《 中華讀書報 》 2018年08月08日 11 版 魯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