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一家
鄧雲鄉君看到了《文匯報》上的拙作《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貽書以為他的大著一評相屬，理由是“大文與拙著似或稍可拉上瓜葛，且夫子眷戀春明舊事”雲雲。按雲鄉所著，是不可多得的鄉土民俗讀物，寫燕京舊時歲時風物、勝跡風景、市塵風俗、飲食風尚，文筆雋永，富有情致，作了結合文獻資料和作者個人生活經歷的很有趣味的敘述。其價值應不讓於《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等作，所以它不僅與歷史人文地理有關係而已，無疑還為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種極好的素材。因讀此書勾起了我當年在燕京生活經歷的回憶，引起一些感慨，寫成讀後感，以謝雲鄉的盛意。
眷戀春明舊事
燕京是北京的別稱，因春秋戰國時的燕國都於此而得名。唐都長安，長安城東面三門的中間一門叫春明門，後人即以長安和春明作為當時的都城的別稱、雅稱。明清人所謂長安春明，即指當時的都城北京。燕京可以通指任何時代的北京，不管它當時是否都城。長安春明則只能指作為都城時代的北京，如明萬歷時人蔣一葵的《長安客話》、自明入清的孫承澤的《春明夢余錄》、民國初年張恨水的小說《春明外史》皆是。若以移指北伐以後解放以前的北平，那就不合適了。雲鄉將此書題名為《燕京鄉土記》，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書中所記主要是五六十年前北平的風土習俗，在鄉土記三字上既不能題作北京，也不能以長安春明命名；而儘管作者所親身經歷的是北平時代，這些風土習俗卻又不僅限於北平時代，多數是沿自前代的，有些又是至今猶然的，所以也不宜採用北平二字，只有用燕京題名，最為恰當。至於在私人來往書柬中，那就不必那麽認真嚴格，雖然我所生活過的燕京是北平時代而不是作為都城的北京時代，卻也不妨把我對北平的眷戀說成為“眷戀春明舊事”。
我從1930至1940年孟春止在北平時代的燕京生活過將近10年。雲鄉在此書回憶中的燕京也主要是北平時代的情況，因此我讀此書，倍感親切，不免要彌增懷舊之感了。30年代我有幾年或單身或攜眷住在北平城裡，有幾年雖住在城外燕京清華，也經常進城，時或留宿。但我的記憶力太壞，現在能夠記得起來的景物舊事少得可憐。雲鄉記憶力之強令人吃驚，舊時一事一物，歷歷如數家珍，其文筆又那麽優美、生動、幽默暢達，讀其書真能令人渾然如溫舊夢。
懷舊不等於眷戀。舊時經歷一般都值得懷念，卻不一定值得眷戀。不過我對30年代的北平生活確是不僅懷念，並且眷戀。當時國難日甚一日，凡我國人，心境當然都是沉重而憤慨的，談不上輕鬆愉悅。但這是大局，與北平這個城市無關。論在這個城市裡的日常生活，卻相當舒服；這是當時的北平之值得眷戀之處。
陳援庵先生每月收入上千
當時建立在南京的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已成為全國的中央政府，南京已成為首都。北洋時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機構都已不複存在，改稱北平，只是一個華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作為首都時代的富貴榮華，已煙消雲散。因而全市成為一個徹底的買方市場，不論是衣、食、住、行，吃喝玩樂，都供過於求，商店店員服務性行業從業人員態度之好，無以複加。作為一個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確實令人處處滿意。
那時我除開頭一年半還在當研究生沒有收入靠家裡供養外，從1932年年初起，在北平圖書館當了3年館員，每月薪水60元：同時又在輔仁、北大、燕京等大學當兼任講師。兼任講師俗稱教零鍾點，謔稱拉散車，蓋比之於拉洋車的不拉宅門裡的包月車，停放在街頭拉零星散座。教零鍾點每課時5元，一門課若每周2小時，每月得40元，3小時的話就得60元。一年只能拿10個月的錢，暑假一般從六月中放到九月初，七、八兩月不給錢。我教過每周2小時至6小時。北平城內城外大學很多，頗有些人教零鍾點教到每周十幾二十小時的。曾經有一位太貪多務得，每周教到四十多小時，結果累死在洋車上。我在北平圖書館呆了3年，嫌當館員要按時上下班不自由，就辭職不乾，專教零鍾點。我可從不教許多，鍾點費不夠用，靠不定期的稿費收入補充。稿費每千字5元，與上一堂課等價。
房租單身時每月5元左右，結婚後每月十幾元。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六七十元不稀奇。可他們的收入當時比我大得多，每月360元，庚款教授450元。陳援庵先生兼了許多職，每月收入上千。
單身時吃包飯每月10元出頭，卻不肯吃，買飯票按頓數算，經常外出吃小館。小館吃一頓花上幾毛，有時上1塊的便可以算大嚼。有些小館不講幾塊幾毛講幾吊，那就更便宜。（一吊即5大枚，等於100文製錢，1000蹦子。）
單身時家具全是上天橋買的，柚木書桌柚木床，都不過十來塊錢。藤椅子到處有得買，2元一隻，有時候又跌到一塊八。
出門都坐洋車，隨便你住在哪裡，大門口外或胡同口，準有幾輛洋車停在那裡，坐上再說到哪裡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時價路程給錢，很少有要求添幾文的，決不會發生爭吵。那時1角大洋換46枚銅元，就是23個當20文的大銅元，俗稱大枚。我住在景山西門陟山門大街北平圖書館宿舍時，在宿舍門口上車，到東安市場門口下車，給7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風下雪時酌加。全城不論哪裡，西直門外遠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動的老頭兒，沒有拒載的。
吃館子，逛書攤，聽戲
和我差不多地位這等讀書人的享受一般都是吃館子，逛舊書鋪書攤，聽戲。夏天還要上公園。
先談吃館子。除常吃小館外，有時還要吃大館子。多數是別人請吃，吃別人吃多了，自己也要做東請一次客。平均每年一次到兩次。長安八大春、前門外煤市街山西館、西四同和居、沙鍋店、東安市場森隆、洞明樓、東來順等，都是我們這等人常光顧的地方。通常魚翅席12元一桌，若酒喝得較多加小費吃下來將近20元。魚唇席10元一桌，海參席8元一桌，那就顯得寒磣了。最高級的是東興樓、豐澤園，我們這等人不敢問津。更高級的是吃廣東人譚篆青家姨太太掌杓的譚家菜，一桌要40元。沒有聽說過請客有請譚家菜的，那得湊10個人每人攤1份。到時一桌11人，譚篆青上坐，他是唯一不掏錢的，是客。主菜是一人一碗厚味的魚翅。我想吃，湊不齊10個人，始終沒吃成。解放後50年代吃過一次譚家菜，那是一個部門請的。已經是一家公開營業的館子，由曾在譚家廚房裡當過下手的人當大師傅。大約100元一桌，當然無複當年在譚篆青家裡吃那種味道了。
吃一桌席除了上足原定菜單上的幾冷盤、幾大件、幾飯菜、幾道甜點心外，另有一味菜單上沒有的菜端上來，夥計報了菜名隨口說一聲這是敬菜。敬菜不計價，實際你得在給小費時心中有數。吃完出門時，門口總有幾個夥計排列站著高聲道謝送別。
再說聽戲，即看戲。那時經常演出的須生有馬連良，言菊朋、奚嘯伯、譚富英等，常聽；高慶奎在珠市口演，太遠，隻去過次把。余叔岩已不唱營業戲，隻唱堂會，我看不到。旦角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筱翠花都常演，是什麽時候看到梅蘭芳的，記不得了。富連成和中華戲曲學校的戲也常看，那時是李盛藻、劉盛蓮、葉盛章、葉盛蘭、袁世海和王和霖、宋德珠、李世芳、毛世來、王金璐這些人經常演出的時候。最使我傾倒的是武生泰鬥楊小樓，一頒布那份氣度，那份神情，一舉手，一投足，念白唱腔鏗鏘有韻致，無不令人叫絕。楊小樓演出票價一元二，其他名角都是一元。當然還聽昆曲班，最佳角色是韓世昌、侯益隆。侯益隆至少不比皮黃班的侯喜瑞差，而我又喜歡侯喜瑞有過於郝壽臣。任何名角能賣滿座的日子很少，言菊朋和昆曲班一般不過五六成，很慘。所以戲票可以不用預先買，往往吃晚飯時看當天報上登的各戲園戲報，飯後趕去，儘管戲已開場，還是買得到票，看得到中軸以下幾出好戲。我單身住在北平圖書館宿舍時，燕京同學進城看戲，常借宿在我屋裡。結婚後住在城外時，有時夫妻一同進城聽戲，在朋友家過夜。
再說逛書鋪書攤。陰歷新年裡要逛幾次廠甸，不用說了。平常日子隔一陣子要逛的是東安市場內的書鋪書攤；，逛不一定買，為財力所限，買的不多。所以《二十四史》不買百衲本，隻買了竹簡齋本；《四部叢刊》不買毛邊紙線裝景印本，隻買了白報紙的縮印本。儘管常常逛而不買，但逛本身就是樂趣。雖不常買，幾年下來也就不很少了。
教文史的大教授通常都藏書幾萬冊，自己不一定去逛書鋪，自有各書鋪跑外的經常送書到門，由你選擇，要的就留下。三節算账，端午、中秋不一定全給錢，到年底再清账，到時還可以退還些不一定要留的。我儘管始終沒有當上教授、副教授，始終是個拉散車的，1938年後住在燕京東門外北河沿時，居然也有一兩家書鋪送書上我門的。
不光是舊書鋪會送書上門，別的商品只要能指明品種，一個電話打過去，當天或第二天就會送上門來。燕京離東安市場那麽遠，要吃市場北門裡稻香村的熟食，還是肯派人騎著自行車給送來。可見生活在買方市場裡是何等的方便。
公園門票5分，平時少逛，夏天常逛。中山公園簡稱公園，北海公園簡稱北海，常去，其他都不常去。逛公園主要是坐茶座，偶然也走動，不多。上北海常坐五龍亭，上公園常坐長美軒。來今雨軒是洋派人物光顧的地方，我不愛去。春明館是老先生聚會的地方，我自覺身份不稱，不願去。曾在春明館座上遇到林公鐸（損），座無他人，被拉坐下。他口語都用文言，“之乎者也”，講幾句就夾上一句“譚君以為然否？”蒙文通、錢賓四（穆）、湯錫予（用彤）三人常坐一桌，我跟蒙熟，錢認識而不熟，湯我認識他，他不見得認識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園可以從太陽剛下山時坐起，晚飯就在茶座上叫點心吃當一頓飯，繼續坐到半夜甚至後半夜一二點才起身，決不會有人來干涉你。所以一夏天茶座的收入肯定很可觀。冬天北海漪瀾堂前、公園後門茶座前、筒子河裡都辟有溜冰場，另有一批溜冰客光顧；我不會溜冰，與我無緣。
解放後50年代中期有兩年單身一人在北京工作。有一個夏天的下午和兩個朋友重來長美軒，四點多到，坐了不到一小時，服務生就在旁邊掃起地來了，說是該5點下班的，現在5點已過，您該回府了。只得遵命趕緊走。回憶30年代舊事，不禁感慨系之。那時5點鍾不是茶座最熱鬧的時候嗎？現在可就下逐客令了。那時就要客人多坐多消費，現在就要你趕快走我好早下班，生意做多做少我管不著，還是少做點好，反正一樣拿工資。
70年代中期“四人幫”未垮台時，又因事在北京住了7個月，住在和平裡一個招待所裡，那個日子委實難過。夥食不好，又沒法上館子。主要不是嫌貴，而是任何館子都是那麽擠，誰有那麽多工夫排隊等座兒。但是招待所每逢星期日隻開上午10點、下午4點兩頓飯，太難受了，只得硬著頭皮上街進館子站著等座兒，好容易等著座兒坐下了，可坐下半個多小時硬是沒人來理你，不耐煩叫一聲同志，問“怎麽老不理會我”？回答是：“嚇！您這麽急，那就上別家去！”只得耐著性子再等下去，真上別處去，很可能已“下午休息”，不讓進門了。
以上說的是在我回憶中的30年代北平生活和50、70年代重遊北京時的點滴感受。我這樣說，是不是就認為50、70年代的北京比不上30年代的北平呢？當然不是。我還不至於昏憒到這個地步。
北平與北京
前面已經提到過，30年代的北平是一個衰退中的城市。從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做了五百多年首都，一下子喪失了這一地位，過剩的建築、設施、用品、行業、人員、勞動力，不知有多少。所以不但1949年後作為新中國首都的北京不可能再有這種現象，就是生活在30年代的南京、上海，也享受不到這種過剩之“福”。何況舊北平純系一消費性城市，而解放後的北京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又很快建設成了一個具有多種輕重工業的生產性城市，城市人口已比舊北平的150萬翻了幾番。一個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城市，出現一些求過於供，服務性行業不能滿足市民需要的情況，應該是在所難免的。
再者，30年代的我雖不是官僚、資本家，卻也是一個生活水準比較優裕的大學教師。不用說一般體力勞動者，就是有一定文化水準的人，也未必都能掙到我這點收入。記得在北平圖書館當館員時，館裡曾配備了一名青年雇員為我抄寫稿件，他的月薪只有20元。1937年上半年我家住清華園，學校給了我一間在圖書館樓上的工作室，我自己也以每月20元的報酬找了一個家住清華附近的中年旗人替我抄寫文稿和資料。他對這點微薄的酬金已十分滿意，書翰中以“沐恩某某”自稱。30年代北平留給這等人的回憶，大概決不會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輕鬆。至於那時的社會最低層，我雖未曾親身接觸過，可是冬天經常在報上看到昨有路斃凍屍若乾具由善堂收殮這類消息，也就大致可想而知。這種情況，當然可以說明舊北平大多數市民的生活，過得並不像我那樣舒適。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發展中的產業興旺發達的城市，未必就可以不顧到各階層市民的生活。消滅了餓殍和極度貧困戶，也不等於完成了建設社會主義城市的職能了。對一般市民的住房、交通、飲食以及精神生活都予以適當的滿足，似乎也還是合情合理的。普遍提高商店店員和服務行業的服務質量，可能更屬必要。公園茶座似乎不必下午四五點鍾就下逐客令；無須增加多少設備，加一班服務生就足夠應付了。這不能說是提倡有閑階級的消閑生活，勞動人民也需要在環境優美的公園裡休息。延長公園的開放時間，至少可以使一部分市民不至於在路燈下打紙牌，擠在狹窄的居室裡築方城。飯館、理發室、浴室等也應分區按需配置，使市民不至於花過多的排隊時間，免遭營業員的呵斥。
這幾年北京新建了許多高層建築，許多高級賓館，許多高消費場所，作為八九十年代的新中國首都，需要經常接待大量外賓外商與港台同胞，這當然是必要的。但這些設備與一般市民無涉。我在30年代的北平就從沒有跨進過北京飯店、六國飯店的門，想來今天北京一般市民也不會與這些場所打交道。一般市民所要求的，無非是日常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相當價廉物美，相當方便，相當舒適。雲鄉書中所記和我對30年代北平生活的眷戀，都僅限於此。這種要求，我認為不論在舊時代還是新時代，都不能算過分。所以我迫切期望隨著新中國首都的日益飛躍發展，一般市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也能夠日益得到提高。
作為知識分子，對於故土舊地，免不了“一草一木總關情”，多少有一點“眷戀”，從而又發了這麽一番議論，不知雲鄉以為然否？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摘自《譚其驤全集》，篇名和標題為編者所擬
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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