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靈吸怪
電影《西虹市首富》中，王多魚因為“慈善”得了個西虹市“一大”傑出青年的表彰。其實什麽某某地十大傑出青年這種榮譽，大明朝早就會了。大明朝不叫“傑出青年”這麽長，大明朝管他們叫“義民”，而要想成為“義民”，途徑很簡單，給前線捐軍糧就可以了！
大明《明英宗實錄》裡這個記載，應該是現在全國各地XX十大出青年榮譽的祖先了。正統二年五月戊午，旌表義民十人：胡有初、謝子寬，吉安府人；范孔孫，浮梁縣人；於敏，榆次縣人；鞏得海，邳州人；張雷，石州人；梁辟、李成、俞勝、徐成，俱淮安人。人各出稻千石有奇，佐官賑濟，詔賜璽書旌勞，複其家。
明英宗的那個正統年是個多事之秋。天災，外敵，一股腦全來了，而且來的都是狠角色。既然是狠角色，那全靠祖宗的辦法顯然是應付不來的。冷兵器研究所的《說好以慈悲為懷的明代僧兵怎麽就突然大殺四方了》一文，提到的大明朝最早的募兵就能追溯到正統年間。賑濟災民也好，供應客軍長途跋涉遠程作戰也罷，糧食的供應是必須要保證的。
不但要籌措大量糧食，而且得保證糧食能夠送到需要的人碗裡。既然是額外供應，那就得有額外的辦法。大明朝臣想出的辦法，就是發獎狀。捐米運米的人，只要達到一定的額度，比如兩噸，就通報全國嘉獎。明英宗正統五年（１４４０）正月，行在翰林院修撰邵弘譽上疏言：
直隸大名、真定等府水澇，人民缺食。朝廷雖已遣官賑濟，然所儲有限，仰食無窮。先蒙詔許南方民出谷一千石賑濟者，旌為義民。其北方民鮮有貯積，乞令出谷五百石者，一體旌異優免。朝廷確實被災難搞得焦頭爛額，於是批準了邵弘譽的請求，並定下一個相對統一的“旌表”標準：南方富民出谷一千石、北方部分地區富民出谷五百石，“佐官賑濟”，可“一體旌異優免”，旌為“義民”並免除其家若乾年雜役。有了標準，有了明確的目的，表彰就成了一種動員行為。我們現在常見的“舉報XX行為最高可獎勵XXX”就是一種政府動員。
在大明聲望如日中天的地區，政府頒發的獎狀含金量非常高。它不但代表了字面上的免除若乾年雜役的現實好處，對獲獎者在鄉間的話事權有極大提升。景泰時期，巡按直隸監察禦史楊言指出了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天下各府州縣納米旌表義民中，有倚朝廷旌表為由，門立三門，中門常杜人，不令往來。又創立高樓峻閣、刻畫龍鳳，名為‘禦書樓’、‘敕書閣’，況有酷害良善、暴橫鄉曲、乘轎引導者。
還是那個詞：多事之秋。英宗皇帝的騷操作導致了“土木之變”的大敗。影響之大不用細說。此前不久，東南有礦徒葉宗留、佃戶鄧茂七在江西、浙江、福建掀起風波，西南有土司思任發、思機發父子在雲南、緬甸邊境地區引發動亂。由於多處用兵，加之水旱連年、地震頻發。之前“發獎狀換糧食”的成功經驗讓大明朝廷認為這是一劑救命良藥，於是就自己給自己加藥。
從正統十四年十月至景泰元年(1450)七月，朝廷連續頒布各項有關賑災助餉的條例，主要包括：各色罪犯運米贖罪例、召商納米中鹽例、軍民運米冠帶旌異例、在京辦事或聽選官吏運米升遷並予冠帶例，等等。凡軍民人等有能捐納一定數量的糧食，或者從通州、臨清等地官倉運米至京師倉或居庸關、隆慶衛等邊倉者，可以獲得各種榮譽。榮譽的等級，由正統年間的“旌異優免”即旌為“義民”並免其三年至五年雜役，上升為“冠帶榮身”即授予一定品級的“冠帶”，使其享受朝廷的“功名”。此外，死刑以下罪犯通過納糧或運米，可以減輕或免除刑罰；候選的低品級官員和吏員納糧或運米，可以得到升遷並且給予一定品級的冠帶。
病人給自己隨便加藥這種行為之所以被醫生們所厭惡，就是因為副作用難以預測。典型的副作用就是身體產生了耐藥性。大明也不例外。到景泰元年，大明百姓已經對受朝廷表彰沒什麽熱情了。尤其是受一次政府表彰還得千里迢迢自費上一趟北京，先不說錢的事情，就這份舟車勞頓的罪很多人就覺得不值。朝廷一看，這有何難，糧食吃到軍士嘴裡要緊。你們覺得麻煩，那就就地嘉獎。景泰三年九月，朝廷分別給正在發生災荒的南北直隸及山西、山東、福建、廣西、江西、遼東等處巡撫發出敕文，要求他們會同巡按禦史及三司官員，對各地災情進行核實，按口支給災民官糧，同時動員富民納糧助賑，於當地授予冠帶，以榮終身，並將獲得冠帶者的姓名上報朝廷，以行統一旌表。
交門檻太高交不起？沒問題。同年十一月，山西“冠帶榮身”的納米數由８００石降為５００石，江西由１２００石米降為６４０石。次年四月，蘇州等府“冠帶榮身”的價位由１５００石降為８００石。五年七月，浙江已經獲得“冠帶”的富民，九品、八品者再納米３００石，七品、六品者再納米６００石，“俱升一級”。六年八月，朝廷再行降價，命江西、浙江軍民，有能納米２００石者，即授從九品“冠帶”，再納者每２００石遞升一級。到七年正月，由於“連年水旱民艱，加以遠運軍儲”，命“湖廣軍民”有能納米１００石者，即給冠帶。而且，有能納米５００石者，授軍職百戶，８００石授千戶，“俱終其身”。
一旦國家開始不珍惜榮譽，允許獲獎者和國家討價還價，獎狀的貶值速度絕對比紙幣快
之後，雖然朝廷以“旌異優免”、“冠帶榮身”、 “納米入監”進行賑災助餉動員並不斷降低其門檻，可“國家動員”卻越來越得不到民眾的認同，效果越來越不如人意。這其中既有部分地區災荒連年、“民力已盡”的因素，也有民眾對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強製性動員的厭倦，更是因為隨著社會風尚的變化，人們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對財富的追求、對享受的追求，已經超過了對於國家榮譽的追求。而且，既然朝廷可以持續揮霍財富，憑什麽不斷要求百姓進行賑災助餉？既然一些 “不才官員”正在 “歌唱奸淫，因囑公事”，又怎能令百姓放心將賑濟錢糧交付他們支配？
交上去的錢糧都讓你們拿去養柳如是了！這不是真的，至少不全是。但當時的人就是這麽認為的。
參考資料
《明太祖實錄》卷26，卷53，卷150，卷179
《明英宗實錄》卷30，卷40，卷42，卷43，卷45，卷63，卷190，卷220，卷223，卷228，卷229，，卷257，卷333
《明憲宗實錄》卷11，卷23
《明代蘇松江浙人 “毋得任戶部”考》，《歷史研究》2004年第６期。
《抑庵文後集》卷27《義民胡有初墓表》方志遠、李曉方、王直
《義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獎勸之法》， 《史學月刊》2005年第3期，趙克生
《關於明代捐納制度的幾點思考》，伍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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