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為什麽能贏？

作者：王小笨

很多人都知道了，《何以為家》的原名叫《迦百農》。

迦百農是聖經中的被詛咒之地，意思是混亂或者地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15節裡，耶穌曾說過，“迦百農啊，你已經升到天上，將來必推下陰間。”

導演娜丁·拉巴基第一次想起這個名字，是在創作劇本的時候。那天她思緒萬千，丈夫（後來也成了影片製片人）對她說，“你必須要組織一下你的想法。”丈夫把拉巴基想要表達的主題都寫在了一塊白板上，有那麽一刻，拉巴基看著白板，腦海裡冒出了一句法語，“C’est un Capernaum（這就是迦百農）”。

在劇本還沒有寫下一行字的時候，電影的名字已經有了。

那一天拉巴基之所以思緒萬千，是因為她在貝魯特的街頭看到了一個男孩，當時已經是凌晨1點，那個男孩就躺在兩條高速公路之間的一塊水泥路障上，路障也就半米寬，看上去他很想睡覺，但根本睡不著。

那不是拉巴基第一次看到生活在痛苦之中的孩子。黎巴嫩曾經大量接收西方投資，一度是中東最繁榮的國家，但在連年的戰亂之後，黎巴嫩已經破敗不堪，難民隨處可見。

那個男孩的形象在拉巴基的腦海中隨之不去，她一邊洗澡一邊問著上帝，“你想要我做什麽？我怎麽才能改變這一切？請賜予我做些什麽的力量吧。”

拉巴基能做的就是拿起導筒。在《何以為家》之前，她已經拍了《焦糖》和《吾等何處去》兩部電影，是黎巴嫩最有名氣的女導演。那時候她逐漸意識到了攝影機能夠改變人們的力量，她想承擔起一個藝術家的責任。

用《紐約時報》的話說，拉巴基所追求的，是成為黎巴嫩的眼睛、心髒和良知。

拉巴基和她的夥伴花了三年探訪，他們去到了貝魯特最破敗的難民營和難民監獄，拉巴基發現自己雖然對那裡的慘狀已經有心理準備，但現實的不堪還是讓她感到震驚，“身處其中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那裡一個孩子對她說，“如果沒有一個人愛我，如果沒有一個人在睡前親吻我，如果我每天就是挨打，我不知道我為什麽出生。”

這句話成為了電影最重要的靈感來源，拉巴基很確定，《何以為家》將是一個有關一個孩子說 no more 的故事。

選到小演員讚恩也是一場巧合，劇組在街頭選角時發現了他。他是一個敘利亞難民，自帶著憤怒的氣質，但又很聰明。讚恩沒有上過學，因為營養不良，他比同齡的孩子顯得更加瘦小。

因為讚恩和其他小演員都不識字，所以劇組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劇本。《何以為家》的拍攝不同於以往，劇組要為小演員們服務，他們充當的是觀察者的角色。拉巴基也不要求小演員們表演，她讓他們做自己就好，所以很多鏡頭一拍就是幾個小時。

在《何以為家》拍攝過程中，一群音樂家志願者去到一所監獄辦音樂會，有一部分犯人就在監牢中跟著音樂唱起了歌，但攝影機照到了那些沒有唱歌的人，拉巴基清楚那些人的絕望是任何音樂都不能觸達的，可她想試一試。

電影一共拍了6個月，最後積累下的素材多達500個小時，拉巴基和剪輯師光後期剪輯就用了兩年。但這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回報，去年坎城電影節的首映結束後，《何以為家》收獲了全場長達15分鐘的起立鼓掌。

它還拿到了坎城評審團獎，要知道去年可是公認的近年來最強的一屆坎城。之後就是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非英語片提名，以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甚至它還在遙遠的中國創造了一次票房奇跡，在有著複聯4這樣巨無霸對手的檔期裡，這部黎巴嫩文藝片以最高的上座率拿到了超過2億的票房，讓多部有明星陣容的華語片都相形見絀。

《何以為家》又一次證明了好電影的力量。

當然《何以為家》並非沒有爭議，黎巴嫩國內對這部電影呈現出了兩極分化的態度。一部分人將它視為冤罪殺機，他們覺得現實並沒有到這個地步，甚至有些人認為電影中的國家根本就不是黎巴嫩。

在西方主流評論界，《何以為家》也收到了“poverty porn”的評價，就是說它是投機的，是用展現貧窮和痛苦的方式來賺關注，包括小演員讚恩，他因為《何以為家》的成功，得以全家移民到挪威，開始了全新的人生，這也被許多人看作是對電影中揭示出的問題的一種嘲諷。

但拉巴基不這麽認為。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她隔空對影評人喊話，“真實一點吧，從你寫評論的咖啡館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你周圍正在發生著什麽。”

對於拉巴基來說，《何以為家》並不是又拍了一部電影這麽簡單，它更是一聲求救的呐喊和一個戰鬥口號。它並不是單純在講黎巴嫩的孩子，它要為全世界的孩子爭取基本權利，“美墨邊境的孩子，他們要和母親分離，巴西的孩子，他們就住在貧民窟裡，我們探討的是全世界的孩子。”

對於現在的黎巴嫩來說，比電影更嚴峻的事太多了。對於一個處在戰亂之中的國家，電影工業是絕對奢侈品，別的國家常見的男女導演不平等問題，拉巴基從來沒有遇到過，因為黎巴嫩的電影根本就是一張白紙。

但就這樣一個難民佔據了一半人口，城市變成一片廢墟，文化產業幾乎為零的國家，連續兩年有電影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去年的《羞辱》和今年的《何以為家》），是過去兩年唯一做到這一點的國家。

這是不是也在大聲提醒著我們，資金、大環境和審查制度似乎都不是拍不出好電影的借口，畢竟拉巴基是在子彈橫飛的沙袋工事背後的小錄像廳裡喜歡上電影的，拍《何以為家》的錢是他們夫婦抵押房子得來的，黎巴嫩高層中也有人不希望世界看到這部電影，但這都沒有阻止《何以為家》的誕生。

在《何以為家》之前，我們對黎巴嫩文化的了解大概都集中在紀伯倫身上。這位一生書寫愛與美的詩人，也許從未預想到故鄉有一天會成為迦百農一樣的被詛咒之地，但他的一句詩，也許正是對拉巴基這些後輩們所做出的努力最好的詮釋，

“我們所承受的災難，將成為我們來日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