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譚嗣同為何會主張賣掉新疆、蒙古等地？

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為二國垂涎，一旦宋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出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而坐獲厚利。

不過，這倒不能責怪譚嗣同目光短淺或者賣國。以新疆為例，其實自從乾隆皇帝將新疆納入中國版圖以來，朝廷內外就一直有人持“棄守新疆”的觀點。

18世紀清朝統一新疆前，其西北的疆界極限是嘉峪關，這自然是沿襲了明朝的舊製。對於明朝而言，“嘉峪關以西置不問”，彼時的新疆其實是先後被葉爾羌汗國及準噶爾汗國所控制。長期的地理隔離，使得新疆在中原文人心中變成了域外之地，形成了文化上的隔離心理。

有趣的是，在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的過程中，這種文化隔離的心態仍然廣泛存在於清朝官員及文人的心中。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爾撒納攻擊伊犁時，深得乾隆倚重的劉統勳（死後賜諡“文正”）竟然上書皇帝，請求棄置進軍西域的要地巴裡坤，退守哈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學士史貽直再次對乾隆的用兵計劃唱反調，提出捐棄伊犁的主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學士陳世倌上折，以“糧餉、馬力、將帥”為由，反對繼續用兵新疆。

等到乾隆將新疆納入版圖後，由於統治新疆的財政成本極其高昂，又有人不斷提出“棄守新疆”的主張。這些做法，本質上都是文化的隔離心理——始終將新疆視作與中原相對立的異域。

晚清的海防、塞防之爭，其實也都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問題。乃至二十世紀前期，上述觀念仍然有影響力。例如，吳藹宸在《新疆遊記》中提到：“降至今日，（新疆）猶成為荒蕪不治之邊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歷代鄙視邊疆有以致之。”

簡而言之，譚嗣同的話其實代表的是晚清士人對“中國”的太空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