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攝影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改變
攝影，是可以帶來改變的
但也需要影像本身的力量
還有無限接近事實本身
所呈現出來的價值
代表作《騰格裡沙漠汙染》、《天津大爆炸》、《懸崖上的村莊》等，曾獲中國攝影最高獎金像獎、獲得2016年荷賽獎一般新聞類三等獎、5次獲得中國新聞獎、2次獲得金鏡頭年度傑出記者、2015年中國最佳環境記者、2016年當選CCTV中國十大法治人物等。
2017年，陳傑獲獎無數、好片頻出，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而2018年，陳傑突然“沉默”了，我們幾乎沒有看到他的作品。2019年視覺中國&500px年會盛典現場，沉寂已久的陳傑再次現身，以主題演講《影像的態度》向我們講述了2018這一年裡他的所見所聞與內心的蛻變歷程。
2014年，我選擇回歸一線
我做了20多年的攝影師，實際上卻是在2014年才真正回歸攝影，之前我在報社做記者，都是碎片化的去拍照。那我為什麽選擇回歸一線？
對自己強烈不滿。我覺得攝影師首先要否定自己和批判自己，尤其是在如今，所面臨的複雜性，恰恰是給予了影像表達更多的可能性；
作品為立身之本。我過去拍了很多照片，也獲得很多獎，可是我自認為自己是沒有作品的；
知識結構從碎片化到系統化；
作品即能量場。我經常會用能量場來解釋自己，其實攝影的能量是指攝影的認知水準、影像的表達水準和行動的力量，而能量場則由這些因素構成，最後才是傳播。
自由的拍攝。我目前的拍攝都是跨度幾年的項目，從過去的碎片化到系統化，從過去表層的理解到深入的理解，包括對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解，能更為深入的去探知一些東西，實際上是自我解構重新建構的過程；
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更踏實的養活自己。因此目前我拍的照片都是我自由選題，根據社會熱點、歷史的脈絡去呈現自己想要的東西。
2017年，我到底拍了什麽？
《騰格裡沙漠現巨型排汙池》
《天津大爆炸》
《懸崖村》
在2014年之後，我做了幾篇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報導，《騰格裡沙漠》、《天津大爆炸》、《懸崖村》等。大家都在問，2017年，我到底拍了什麽？實際上，2017年，我走了將近100多個鄉村，包括甘肅、新疆、青海、四川和貴州，做了大量的調研。我在17年、18年這兩個年裡都在思考怎麽進一步提升自己，因此，我決定籌建工作室。
2018年，建立“傑出工作室”
在建立工作室以前，我一直是單兵作戰。我有了一些作品以後，常自以為是。實際上，當我和劉旻一起做一些調查領域的報告後，更加意識到“嚴謹是最大的安全”。比如我做環境方面的報導，出一點紕漏可能會葬送我整個職業生涯，是在刀尖上如履薄冰。在過去那幾年，環境是個熱點問題，但我的很多相關報導還需要更嚴謹。
直至2017年，我與劉旻合作之後，發現劉旻知識豐富、對學術態度十分嚴謹，這兩點對我來說，起到了非常好的互補作用。因此我們在相互博弈的過程中，不斷的給對方最好的支持，最大程度消除“自以為是”，使得我們展開更寬闊視野的思考和素材積累。
貧困和環保是我們重點關注的選題和領域。我們不追熱點，我們力求讓我們所關注的事件或故事成為熱點。有時候我覺得，我接觸的題材單純用圖片和文字來表達時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會用攝影、攝影的形式呈現。
不能說我目前是在拍紀錄片，只能說我是在拍記錄片的素材，如果它需要構成一個紀錄片，則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可能需要跨度一年到兩年。因此我目前所有的拍攝項目，都是按照兩到三年，甚至五年的時間去開展。我覺得攝影師最擅長的就是學習，而我目前也是處在不斷地學習過程中。
環境類報導
2014年，我個人做了10篇以上影響較大的環境類的報導，如《沙漠之殤》、《被工業廢渣侵蝕的保護區》。2017年以後，我開始和劉旻合作，做了一些環境系列的報導，我們的目標很明確：每一篇文章都要求擲地有聲，甚至能夠推動改變。
《長江源》
過去長江源面臨著被開發的可能性，
但是在之前的30年時間裡，
長江源冰川退化了1600多米，
實際上應該要遏製人類的活動，
包括當地牧區人民的遷移。
但這個地方卻是媒體所不能觸碰的禁區，
因為涉及了青海和西藏兩地之爭。
但是我和劉旻頂著壓力，去到海拔5600米的地方，
忍受著艱苦的環境，調查了十幾天，
最終把這個問題報導出來。
長江源也因為這一系列的報導，
被保護下來，到目前為止，
這個地方被永久地封存，
且西藏自治區也對此進行了強有力的經濟支持。
《三江源》
《三江源》也是環境系列報導之一。
雖然國家對三江源公園進行了立項，
但是很多人對其生態環境並不知曉，
當我們在進行科學考察的時候，
發現一些問題，並對此進行了報導。
因此這個報導出來之後，有關部門采取了措施，
在三江源排查出44個礦點，
目前這些礦點已經全部封閉，進行生態恢復。
其實以上的環境問題都是隱藏在海拔十分偏僻的地方。
《蘭州有毒危廢》
我們對於每一個環境事件的典型性都十分關注。
這是去年關於甘肅蘭州的報導，在所有的報導中，
最艱苦的除了影像的拍攝之外，還有文字的調查。
我們不僅對企業、受害者、監管者進行調查，
也對監管部門瀆職進行了追問。
《內蒙古蘇尼特鹼業公司》
這是關於內蒙古的環境調查，
這種問題在內蒙古和青海都是十分普遍的，
也是一些歷史遺留問題。
《中寨村的“兔子洞”》
這是我們最近做的一篇報導，這篇報導結構非常嚴謹，
編輯在編輯稿件時，
對劉旻撰寫的調查稿幾乎不刪除任何專業性的闡述。
因為在面對一些汙染十分隱藏的企業，
我們會提出十分專業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敢有任何的糊弄。
因此我們所有有關環境等事件的輿論監督報導，
都能直擊核心，積極推動問題解決。
而且，報導內容的嚴謹，不懼任何的挑剔。
我覺得作為一個媒體人，需要珍惜每一個向公眾發出聲音的機會，讓每一次發聲，擲地有聲！這意味著，發聲的背後要有嚴謹的調查和對真相的潔癖。只有嚴謹的報導，才能真正推動事情的發展。
貧困類報導
這一年我們主要調查的主題是“貧困”，我們認為“貧困”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它是一個相對的東西。那如今我國的貧困現狀是怎樣的？我們在新疆的南疆、甘肅的定西、四川的涼山、貴州的畢節，中國連片區域，包括前一段時間國家指出的三區三州，也就是中國貧困發生率最高的地方，也是極貧之地做了大量調查。
如《懸崖村》，面對這樣的現實環境時，我們最關注的不是貧困，而是孩子的安全。正如我、我們在報導裡的最後一句話：“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這才是我們關注“懸崖村”的初衷。“懸崖村”的報導隨著報紙、網絡的傳播，引起了全社會和高層的關注，也推動了“懸崖村”的變化。
《懸崖村專題》
2016年5月14日，
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支爾莫鄉，
在3名家長的保護下，
15個孩子從山下的勒爾小學出發，
踏上放學回家的路。
他們要順著垂直的懸崖攀爬17條藤梯，
才能抵達比山下學校垂直高度超過800多米的“懸崖村”，
即阿土列爾村勒爾組。
阿土列爾村，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懸崖村”，
72戶人家居住在這裡，處於美姑河大峽谷斷坎岩肩斜台地，
所在位置就像三層台階的中間那級，海拔1400多米，
與山下的學校及公路垂直落差約800米。
2016年5月14日，爬山開始前，
陳古吉用背包繩繞過兒子陳木黑的胸口，
在背後打上結，以確保兒子的安全。
陳木黑6歲，是年齡最小的學生，讀學前班。
2016年5月14日，
孩子們在攀爬一段幾乎垂直的“天梯”回家。
15個孩子中多數是女孩，在3個家長的保護下，
背著十幾斤重的書包，用了2個多小時到達“懸崖村”。
2016年5月14日，
幾個男孩在攀爬過程中，
坐在“天梯”上休息。
2016年5月14日，孩子們在攀爬過程中，
聚集在狹窄的崖壁上休息。
整個路程，大部分休息的地方處在懸崖邊，
空間狹小。
2016年5月13日，阿土列爾村，
一位下山趕集的村民用繩子拴著兩隻雞掛在肩上，
因道路不便，
村民種植的土特產和養殖的牲口很難運到山下。
2016年6月1日，陳古吉一家人一起吃飯，
他的孩子除了最小的，其余的孩子都已經開始承擔家務。
2016年5月12日晚上，
村民坐在玉米稈上搜尋手機信號，
村裡沒有發射塔，
全靠山下發射到的微弱信號接收手機短信和打電話。
2017年10月5日，陳古吉的家裡，
牆壁上掛滿了背行李的繩索，
這樣的情景在懸崖村家家戶戶都能看到。
過去，一般的情況，村裡8歲以上的人，
都要背負從山下購買的生產生活資料以及山上的特產，
往返上下危機四伏的藤梯。
2017年6月17日拍攝的，今年新增的一條最長鋼梯，
抵達阿土列爾村勒爾組最後一個休息平台，
去年這段沒有修鋼梯，存在安全隱患。
2016年11月19日，
孩子們攀登最後兩段垂直高度達100多米的鐵梯，
過去的藤梯幾乎和崖壁垂直，
現在的鐵梯傾斜在60度左右，
行走方便很多，也安全多了。
2017年10月4日，陳古吉的家中，
妻子俄地有洗照看著鍋裡的煮羊肉，準備晚飯，
陳古吉的孩子和親戚的孩子聚在灶台邊玩耍。
曾經在勒爾小學支教的老師萬朝輝說：
懸崖村的孩子和過去相比，
現在精神狀態、學習成績和個人生活習慣改變巨大。
他說，改變懸崖村，需要從知識開始，
這一代的孩子是懸崖村的希望。
2017年10月4日，懸崖村的清晨。
懸崖村鋼梯竣工後不久，纜車也建成使用；
3個助農取款金融服務點落地，
移動電信4G光纜已經牽到山頂的懸崖村；
農作物都新添了高經濟價值的油橄欖和三七等；
一項投資達6億元的旅遊產業投資項目，
也開始進入前期建設階段；
短短一年，懸崖村居民平均收入增長了7倍。
其實我們在做類似的報導時，有時會特別害怕當媒體過多乾預後，地方政府會把全省或者全區之力來支援這些地方，就容易造成其他區域的資源短缺。因此我們會在報導時提出一些方案，會更多地介入這個事件來推動它的改變，不是一味地去批判，要把事情的根源說清楚，讓專家和學者提出建設性的意見。
從今年開始，我們開始系列關注“懸崖村”，因為這個地方是整個彝族文化集中的地方，無論是從人文、社會學的角度，尤其是在當今“脫貧攻堅”的大背景下，這個地方更具有可記錄的價值，所以我們更願意用影像的方式，記錄它的變化。
我們在做關於“貧困”的報導時，也是對自己的知識結構重新梳理的過程。過去我們帶著一種同情、悲憫的感情，純粹的強力乾預和改變現狀的心態去做調研。但實際上，我們是在索取這些東西，因此我們會重新去看之前的報導，對一些問題重新認知，對農民、土地的認知，以及目前這種措施對村落或好或壞的改變，都需要重新觀察。
當扶貧措施與緩慢發展的農村發生碰撞時所產生的矛盾，就是我關注的焦點。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用了大量的視頻去記錄這些東西。即使有很多東西暫時無法公開，但是我們覺得攝影師最重要的就是記錄這個時代，能把這個時代你所感受到的痛點、矛盾、焦慮的東西呈現出來，才是最重要的。
《貴州貧困山區》
最近在拍攝的一組貴州貧困山區的過程中，
我陪著當地的小孩一起走六個小時的山路去上學，
對每一個拍攝對象都進行了詳細的採訪和記錄。
實際上，我已經不是在採訪了，
而是在解惑一些我所未知的東西。
對於這個地方，需要攝影師謹慎地去記錄、去改變，
如果你和採訪對象有充分的交換，
你可以充分地挖掘影像的力量，通過傳播，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推動作用。
我覺得很多時候，影像就在這個地方，
只不過是攝影師把它記錄下來，
讓它傳播出去，帶來更多的改變。
歷史是小人物書寫的，當透過鏡頭，凝視他們的時候，我獲得了尊嚴，摁下快門那一刻，我心懷感激。因此我對我的鏡頭越來越慎重、謹慎，我的影像是有分量的，能把影像的力量、事實本身的力量挖掘出來，以此來推動、改變。改變雖然很難，其實也很簡單，只是需要我們去行動、我們去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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