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經濟從未如此複雜，內因、外因的變化和相互作用從未如此超預期，不確定性是主線，變化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元敘事”，並帶來多元化、超大數量的可能性和動態演化的結果組合。
來源|財經五月花
若要標記當前的經濟形勢，最為直觀而強烈的感受就是“這次不一樣（This time is different）”，是真的不一樣。全球經濟從未如此複雜，內因、外因的變化和相互作用從未如此超預期，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人類之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鋪陳，不確定性是主線，確定性是間奏，變化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元敘事”，並帶來多元化、超大數量的可能性和動態演化的結果組合。
複雜性之一，科技以第一生產力的作用重塑第四次產業革命的進程，全要素生產率的技術要素成為生產力提升的重中之重，並且經濟結構的複雜性和精確性要求前所未有。
如果將量度工業經濟的標尺類比為黃金成色，“9999”幾乎是精度的最高級，且兩個“9”還在小數點後；那數字經濟的標尺則相當於半導體矽片的最低門檻，精度至少要達到小數點後11個“9”，二者之間精度的差異顯然不是數量差，而是維度差。突破性技術簇群的爆發式湧現極大稀釋了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傳統工業基因甚至後工業化特徵，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即便不是對前三次工業革命的全然質變，也是量變與質變兼而有之且質的變異在趨於顯著，經濟已進入了全新範式。
複雜性之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百年未有之大疫情，“雙百年”的歷史縱深疊加現實寬度作用於經濟的方向和力度難以準確計算且幾乎無法前瞻預測，加之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以及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
對經濟運行簡單計算至少是近20（2×3×3=18）倍的乘數效應影響，而實際中再加上其他關聯因素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最終形成的是矩陣式、組群式、多維、互動的複雜系統。這種經濟運行超出矩陣式的複雜變化並非中國獨有，而是全球經濟必須共同面對的現實存在。
複雜性之三，經濟問題的動因並非經濟，甚至經濟現象的表征之下也不是經濟。“沒有什麽事是純粹經濟的，其他維度永遠存在，且往往更為重要”（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沒有純粹的、獨立的經濟問題，也沒有純粹的、獨立的政治事件。瑞典學派的繆爾達爾（Karl Gunnar Myrdal）就闡述過政治價值判斷對經濟分析的作用，並堅信“沒有純粹的經濟問題，只有問題”。
特別是當前形勢下，全球減貧、能源和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氣候變化等長變量之外，美國對中國的脫鉤斷鏈、病毒變異中的新冠疫情、俄烏衝突，歐洲政治右轉、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等中短變量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的形格勢禁，能源和糧食危機助推高通脹和經濟衰退風險，經濟問題與政治、社會、軍事、外交、生態等領域問題融合並相互作用，使得經濟問題事實上成為多重問題系統和多維矛盾系統的顯性表達。
複雜性之四，全要素生產率對生產力的全新詮釋，印證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傳統的生產力三要素——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似乎與科技的第一生產力作用無法直接對應，但科技對勞動和生產力三要素的重構是突破性的，影響是非線性和全周期的。
今日之勞動已非昔日之勞動，其方式由物理到虛擬，其驅動因素由人“手”到人“腦”。科技更多反映勞動者的智力維度、而非體力維度。人是科技的創造者和實踐者，科技對生產力的作用貫穿人自身、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其作用機制也增加了虛擬維度，如元宇宙。
是故，橫向的事件擾動疊加縱向的時序更迭，造成經濟複雜性呈幾何級數上升。基於數據和事件進行系統性辨析，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重要的趨勢性變化：
變化之一，科技衍進的定律被實踐進一步調校，並與經典理論實現互動作用下的再抽象和再升華。
嚴格意義的摩爾定律（集成電路板上的晶體管密度約每隔兩年翻一番）在2016年4月隨著Intel不能量產10nm似乎接近終結篇，儘管芯片製造商試圖跟上摩爾定律的步伐，但傳統摩爾定律加倍效應的減弱已成不爭事實。但通過大規模算力、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結合，如Apple公司A9到A14納米仿生系統級芯片（SoC，System on Chip）開發進程，反映出規律性認識的“摩爾定律”實際上依然成立，並出現一定意義上的加速度。
以“數據+算力+算法”為底座的數字經濟，對經典的邊際效用遞減理論實現先證明再超越，證明的部分是基於原有假設和單一範疇，超越的部分是範式變遷和多範疇跨界交叉，摩爾定律邊際效用的維度內遞減和跨維度增進的並行不悖是典型例證。
學科邊界一旦被突破，顛覆性成果的出現概率就會增大，摩爾定律的適用範圍發生了變化，但其倍速增長的結論依然成立。比如，Alfa fold已解析出約100萬個物種超過2億種蛋白質結構，人工智能對生物學家特定工作的全方位取代重新定義相關分工，其對生物學邊界的拓展和生物學家工作的“不破不立”使專業的邊界越來越模糊，而人類探索未知的動力也越來越足，能力也越來越強。
變化之二，數字經濟對GDP增速有所下拉，基於量的經濟增長自然減速有其內在必然性。
一方面，工業經濟的邊際收益已然顯著減弱，基於工業經濟的技術體系和發展邏輯幾乎被用到極致，即便有進一步開發的可能性，投入產出分析也不支持全球經濟繼續在“舊世界”裡打轉轉。另一方面，新經濟語境下生產消費不再是流程的兩端，而是在諸多新模式下相互重疊，互聯互通、共享經濟、零工經濟等以及隨之而來的去中介化，都在生產消費的鏈條變短和效率提升上發揮巨大作用。
生產要素更快速度、更有效率的鏈接，以及生產消費不必要環節的減少甚至去除，使GDP增長的程序節點變少，對傳統意義的增速有一定的下拉作用。因此，在新的支柱產業產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系化之前，傳統意義上的增長有自然減速的內在必然性。
從日、韓和部分歐洲經濟體的經驗來看，人均絕對收入達到一定水準以後，經濟增速會台階式下降。以韓國為例，在以年均8%的增長率推動人均GDP達到1995年的11850美元峰值後，韓國在其後的12年間GDP增長率大幅降至4.6%，而其經濟的技術指標仍在進步。
發達經濟體在經濟領域取得的進步和形成的經驗被後來者迅速學習，而後來者陡峭的學習曲線在新技術的產業化、規模化和社會性上更充分體現出維度差和效用差的“後發優勢”，“先發優勢”和“後發優勢”的雙螺旋上升，實現了以更快速度、更廣範圍、更大深度提升人類的生活質量和文明程度，單純的GDP增速不再是唯一目標。
變化之三，產業政策走向台前，政府“看得見的手”頻繁動作。
發端於工業社會初期的產業政策，被認為是一國為改變資源在各產業之間的市場配置而實施的乾預政策。比如，美國開國元勳漢密爾頓就提出過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旨在堅持限制工業品進口而積極扶持本土製造業發展，為美國工業體系全球領先做了扎實的準備。在日本，針對特定產業的縱向結構性政策和提供發展環境的橫向功能性政策構成其產業政策的主體，被認為是上世紀70、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的重要動力。
國際上有一種聲音，中國是頻繁運用和積極實踐產業政策的典型。事實上，發達經濟體作為產業政策的“鼻祖”，在運用上輕車熟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更是進一步常態化。
比如，歐盟8000億歐元的新冠復甦基金（COVID-19 recovery funds），幫助歐盟成員國應對疫情衝擊；美國《2022年降低通脹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 IRA），包含一項在十年間以補貼或稅收減免方式提供的總值3700億美元的氣候支出，並對國產化做出了苛刻的限制，字面上是強化能源安全，實質是強製使戰略性產業回流和全面在岸化；《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則著眼確保美國在半導體產業鏈、未來能源、生物科技及新興關鍵技術領域的絕對領導地位。
這些政策經濟和政治目的兼而有之，最典型的如“靶向”中國的美國國防授權法案（NDAA）。但在全球共同危機已不可能僅賴於一國力量解決的情況下，依靠“斷鏈”、脫鉤以保障所謂的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是偽命題，大國合作和全球協調才是正解。
變化之四，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貨幣現象，但本輪通脹本質上並非貨幣問題。
“通脹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貨幣現象”（Milton Friedman： Inflation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monetary phenomenon）。但這一次，通脹本身似乎遠非貨幣現象能夠解釋。越來越多的事例表明，經濟數據背後的驅動因素不僅是經濟活動本身，還包括公共衛生事件、地緣政治衝突、意識形態角力等一系列非經濟動因，而合成後的力量正加速改變全球傳統貿易分工模式，並從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的角度出發建立新的全球製造業價值鏈和能源供應鏈，結果是推高交易成本，降低要素流動速度，人為犧牲效率換取所謂“國家安全”。
IMF歷史數據顯示，2019年之前的十年間，世界平均CPI年均變化位於3.6%水準，而基於最新預測，2022年世界平均CPI則攀升到9.5%，即便2024年或將降至4.1%，仍高於2010-2019年平均水準0.5個百分點。2022年3月俄烏衝突爆發，美聯儲也開啟加息周期，但仍無法逆轉CPI在2022年6月攀升至9.1%的歷史高位，期冀以加息等貨幣政策工具解決通脹的方程式，似乎不是“暫時通脹”或“持久通脹”的判斷錯誤，也不是0.5或0.75加息幅度的計算平衡，而是解題方法的食古不化和刻舟求劍。
傳統的應對通脹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在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左右互搏下已經效果大減，逆周期貨幣政策的作用力被逆全球化的反作用力對衝，一邊是經濟增長乏力呼喚政策供給，一邊是非經濟因素加碼加劇政策困局，通貨膨脹高企和經濟增長轉弱的兩難困局在非經濟因素離場前不會顯著改善，更不會徹底解決。而藥方顯然不能僅依靠加息，而是勢必要回到全球分工的軌道上，從緊致耦合的供應鏈效率視角向兼顧韌性和自我修複能力的新供應鏈體系躍遷，有增長的經濟是解決其他矛盾和衝突的前提，而不應該是代價。
變化之五，科技的作用已經超越技術閾限，成為經濟發展的方向儀和驅動力。
科技創新不再只是工具、催化劑或賦能者，其作用已經超越技術的邊界，並通過系統化、集成化的方式使能幾乎一切產業、形塑幾乎一切人類活動。
比如，隨著新能源技術的迭代發展，主要新能源與傳統能源在成本效益上逐漸可比，極大降低了能源綠色轉型的不經濟。據IRENA披露，全球光伏發電成本從2010年的0.381美元/KWH下降至2020年的0.057美元/KWH，新能源發電成本已經全面下降至化石能源發電的成本範圍（0.051-0.179美元/KWH）之內。新能源與化石能源在成本端的一進一退，使得全球能源結構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在投入產出上可行，人與自然和諧的技術和產業支撐已成為現實。
變化之六，製造業的重塑使得生產力的瓶頸不再顯著，需求成為繁榮的前提性變量。
凱恩斯曾在《通論》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論。與供給相比，需求特別是有效需求是經濟的源動力和主引擎，一定意義上是新經濟更重要的變量。
後工業化時代，生產已經不是經濟發展的最大製約，生產能力的系統性改善保證了供給的充足，無論是基礎產品、初級產品，還是複雜產品、創新產品，產能不足逐步讓位於產能過剩，即便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技術和產業的解決方案均能在一定時間內具備實際操作的條件。
數字經濟的智能化、工業互聯網、5G以及3D列印等新技術更是極大提升了生產力，IoT（一切皆互聯）廣域、泛在、動態配置資源，在數字化的驅動下使生產效率不斷挑戰原有的紀錄，而需求作為相對的慢變量其作用更為顯著，需求不僅牽引供給，而且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定義供給。供給在效率、能力和質量上進階難度在降低，而有效需求的煥發和創造反而成為難題。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有效需求必須同步推進，甚至基於需求的政策和措施的力度要更大。
綜上，這次真的不一樣，但全球化的大方向並沒有被逆轉，全球化1.0是以增長為目標、以效率為特徵的生產過程，那麽全球化2.0一定會在生產和分配更高水準的動態平衡中實現新的帕累托改進。
（作者為交通銀行行長）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台+實體”新型智庫，專注於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