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時代與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

呂利/文

亞裡士多德曾在《政治學》中把一切政治實體的邏輯源頭歸於家庭，認為城邦之君長無論服膺於君主政體還是共和政體，本質上都源自父親對其他家庭成員的權威。雖然將這一理論套用到近代以來的人類社會已不具備說服力，但在人類歷史上與近代相比遠為漫長的古老歲月，亦即某種形式的君主政治主宰絕大多數人類社會的時代裡，家庭關係、或者“王室”這一特定家庭的內部關係，往往會對一個國度的政治史乃至社會史造成不成比例的長遠影響。然而，在強調發現“客觀規律”的近代歷史學探究（以及因此而生的歷史學公共教育）面前，這些充滿了“主觀”因素的瑣碎細節既沒有得到重視的資格，也對大多數人的記憶力造成了不必要的負擔；而在具有強烈禁欲色彩的社會背景下，在關注公共事業變遷的宏觀歷史討論中混入宮廷“私”事，不但與主流的認識論不合，在道德上也難免被認為“不嚴肅”乃至“不文明”。

始於公元8世紀末、終於公元12世紀末的日本平安時代歷來以傑出的宮廷文化遺產聞名，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一時代也曾因上述“客觀規律”的清教徒主義，在日本的政治—歷史敘事中備受排擠。在日本史學界首次引入西方史學斷代法的原勝郎曾在1906年的《日本中世史》序言中將文化昌明的平安時代貴族社會比作帝政後期的羅馬，在“被文明所桎梏”，耗光了古典文明的所有活力之後，注定被日耳曼尼亞一般“質實剛健”的關東平原武士集團所取代，這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明治人對平安時代的一種廣泛的拒斥感。日本戰敗後，雖然具有左翼傾向的“戰後歷史學運動”對上述以民族主義為綱的史觀進行了系統性的批判，取而代之的唯物史觀仍對平安時代的王朝政治抱有頗為負面的態度。中古日本社會的先鋒隊從帶有軍國色彩的武士變成了庶民，這一歷史認識不但與戰後嘗試建立新體制的現代日本遙相呼應，也進一步夯實了平安朝貴族作為頹廢、反動力量的印象。

與上述兩種史觀相比，學者保立道久試圖在《平安時代》一書中呈現的視角無疑大有徑庭。作為“岩波少年新書”書系的一部，在短短二百頁篇幅裡，保立道久並未試圖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主題展開敘述，而是以看似繁瑣、實則清晰的線索遍歷了平安朝四百年間歷代天皇與後妃、外戚和重臣間的往來折衝。這種特殊的通史寫作既是作者思路清晰、論證扼要的體現，也折射出一個獨特但常常被忽視的歷史認識：看似與民族構建、階級解放等“客觀”主題背道而馳，充斥著“主觀”兒女情長的平安朝貴族政治，恰恰是日本政治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個階段。正是因平安朝的宮廷政治自上而下產生的效應在9到12世紀波及了整個列島世界，才讓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政治社會成為可能。

父權政治的永劫輪回與天皇製的嬗變

日本的君主政治雖一向以“萬世一系”著稱，但在8世紀後半葉，亦即平安時代的開創者桓武天皇即位以前的時期，由於天皇家族內部的世系承繼發生重大變故，皇室成員個人的相對正統性也多有動蕩。與中古中國北族政權的狀況類似，曾於7世紀主導了“大化改新”的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在死後遺留了兄終弟及與父死子繼的問題，最終在672年引發了內戰。雖然在內戰中取得了勝利的皇太弟天武天皇一族在8世紀上半葉主導了天皇世系，但隨著天武系的直系血脈在770年無嗣而終，出自天智天皇一系的桓武天皇之父被貴族擁戴為光仁帝，從皇室的邊緣走上前台。

在明治時代，桓武的進取作風被視為“天皇親政”的最後范例，但在保立道久看來，桓武帝精力充沛的施政背後存在著一個更為根本的欲望，即將天皇家未來的世系承繼完全壟斷在自己的直系子孫手中，並根據自己的遺訓在不同的皇子間輪番交接。有鑒於天武系王統在百年間絕嗣而終，桓武選擇讓自己的三個皇子與各自的異母姐妹結成類似古埃及的“聖婚”，從而產生三個互相角逐又互相補充的平行世系，根據子孫體內“桓武血統”的純正性依次繼承大統。雖然就結果而論，“桓武血統”確實壟斷了迄今為止日本天皇家的世系，但隨著桓武本人去世，無論對天武系絕嗣的恐懼還是對祖先的崇拜，都因君主政治內在的自然迭代性而逐漸淡去，只有對“父死子繼”的強烈追求在平安時代的政治史上流傳了下來。桓武的子孫們將繼承他對直系繼承的執念，但他們采取的策略不但違背了桓武本人的預期，也與東亞其他文明的做法大有徑庭。

“外戚乾政”的政治力學

中國歷史上，王朝政治的穩定往往取決於父死子繼的制度能否得到確立並自主運行。在儒家倫理的影響與宗族制度的特殊背景之下，“王統”與“父權”之間存在著辯證的包攝關係，家庭領袖必須將自己設想為一脈單傳的父系氏族的一部分，這一氏族在抽象的時間序列上無限延伸，也在每一代核心家庭中製造了內與外、男與女之間的權力層級。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江戶時代以來受到理學浸淫的日本思想界在看待古代日本王朝政治史時，常以後族對王族的干涉為朝綱朽壞的症結，這一觀念最終影響了明治人對日本歷史的看法，在中文世界也廣受認同。

但正如與《平安時代》同系列的《飛鳥·奈良時代》所述，早在“日本天皇”名號誕生以前，倭國的大王制度便具有鮮明的“橫向”色彩。作為氏族與諸遠枝皇族的宗主，上古時期的倭國（日本）君長必須憑自身的血統與人格提供政治凝聚力，即大王位者是否擁有純正的血統與健全的統治能力因此頗為關鍵。若在血統上最為純正的嗣子不及壯年（基準為三十歲），君長之位當在其父輩乃至祖輩中最具信望、親緣最近者之間流傳，而由於皇族之間盛行異母近親婚，男性女性、父系母系在王權承繼時亦無內外之別。換言之，倭國（日本）的王權並非沿抽象的宗族血脈縱向傳遞，而是在每一代君主的核心家庭之中橫向異塵餘生，所謂“萬世一系”並非對天皇“宗族”一脈單傳的堅持，而是一代代君主在經營自身家庭時作出的現實選擇所產生的層累效應。

與平安前期大體同時，中唐時代的中國皇帝為避免太宗、武後之事重演，曾大力打壓皇子與外戚的權勢，乃至拒絕立後；作為結果，宦官集團最終作為內廷心腹掌握了重大的軍政權力，反而在唐末成為皇權的威脅。但在上述強調權力在核心家庭內橫向異塵餘生，而非沿抽象的父子世系遺傳的古代日本，同樣追求父死子繼的平安朝天皇不但對父權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也與唐朝皇帝截然相反，選擇了與後族密切合作的政治策略。

在先史時代以來的日本貴族社會，夫族與妻族常在核心家庭的生活繁衍中有對等的密切參與，即便進入中古的平安時代，天皇家在皇子或皇女降生時仍遵循古時習俗，由帝後兩族輪流負擔保育工作。對於天皇的父系繼承，後族既有最強的共同利益關切，也在實際上參與了皇嗣的撫養與培育，因此在理想狀態下，天皇可以後族子弟有力者攝政，通過默契實現內廷與東宮之間的平穩交接，而攝政一族在外朝（太政官）的權力擴張，也在結果上構成了對父子相繼的保障。這一策略在宗族倫理的角度上或許難以理解，在古代日本特殊的家族制度背景下卻合情合理。

不過，正如桓武天皇在防範絕嗣與父系繼承間作出的折衷安排在一兩代人之後即告破產，潛在皇子不止一人的問題也在平安時代的王朝政治中構成了一個不斷更新的不穩定因素。而如果藤原北家的同輩子弟也與不同的皇子結盟，帝後兩族同時分裂的風險便難以消除。事實上，直到藤原道長在公元1000年前後壟斷了連續數代天皇的姻親關係，在“王統”與藤原北家的正統世系中分別實現一元化之前，兩系近親“王統”之間的交迭與競逐才是平安朝宮廷政治的主旋律。只有在藤原道長的基礎上，平安後期的天皇才得以脫離與後族攝政合作的模式，轉而通過生前退位成為太上天皇，從而直截了當地對年輕的繼位者行使父權，令“天皇”頭銜本身成為一種形式化的工具，藤原北家的外朝權力也通過禮製、文書行政與議政程序等方式得到固化。可以說，正是在這種建設性的“外戚乾政”模式之下，先史時代那種依賴大王個人權威的體制才在平安時代逐漸成為體系化的、基於政治傳統的“天皇製”，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以前。

王土與王民：東洋“舊制度”的誕生

因應19世紀的國際形勢，明治時代的日本近代化進程除了建立追趕西方的輕重工業設施與軍事力量之外，也在制度上試圖打破江戶時代根深蒂固的身份制度，用“一君萬民”的天皇製民族國家取代以人身從屬為基本原則的封建秩序。但在保立道久看來，無論是將整個日本列島置於天皇大權之下的王權思想，還是被認為與這一思想相抵觸的封建秩序，在實質上都源於平安時代的政治與社會發展。

中文世界的歷史教科書常把“大化改新”與明治維新並列，視為日本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認為中大兄皇子通過大化改新奪取政權之後，積極引進唐製，開創了以租庸調為基礎的律令製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史料記載中“大化改新”政變的借口是來自朝鮮半島的使者前來贈送“禦調”，而此處的“調”恰與“大化改新”之後建立的租庸調體制中的“調”一脈相承。中古中國的“調”是政府直接向民戶徵收的稅賦，但正如關於“大化改新”的記載所示，日本（倭國）語境下的“調”本意是其他氏族向倭國大王家進獻的貢品。易而言之，大化改新確立的所謂唐製更多的是一種基於隋唐律令的文書行政體系，至於以具有神權色彩的倭國大王為宗主，將諸多氏族統合於下，既不穿透基層社會也無明確對外邊界的古老氏族國家傳統依然存在。

雖然在歷史書上常常被視為封建割據的淵藪，但平安時代的新興貴族大多與桓武以來的天皇家及其後族藤原北家過從甚密。他們在地方社會的權勢擴張在表面上導致了律令體制的瓦解，卻在客觀上令宮廷政治的凝聚力得以空前滲透到列島全境。到12世紀，擁有完整邊境與健全管理體制的莊園已在實質上成為一種囊括耕地、人口與山野河海資源的行政單元。在後世看來以“王土王民”思想為基礎，旨在限制權門圈地的“莊園整理令”，反而證明了平安時代的王權意志在攝政藤原北家的支持下，通過貴族之間的內部紐帶，能比之前更深地觸及地方社會的基層。而在這一日益壯大的統治體系中，利用文武兩道的才能服侍於上級權威，或在平安京內部維持治安、保障大貴族安全，或在地方社會代管領地、控制民眾的，便是在之後的日本史上大放異彩的“侍”階層。即便在鐮倉幕府與武家政治崛起之後，這種形成於平安時代的政治與社會格局也沒有受到顛覆性的改變，毋寧說平安時代以來以自上而下、公私混淆的“侍”體系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形式，直到明治維新之後才決定性地走向終結。

在今天，如果把明治時代比作日本歷史上的“大革命”，那麽被其所針對的“舊制度”在根源上仍不乏平安時代遺留的色彩。然而，正如一部單純講述“大革命”如何顛覆了“舊制度”的著作無法概括法國歷史，把平安時代片面斥為“頹廢”或“反動”之世的敘事也難以揭示日本歷史的真實面貌。保立道久的《平安時代》雖只是一部面向日本青少年讀者的普及性著作，卻在“微觀”的王朝政治與“宏觀”的社會變革之間達到了精妙的平衡。中文讀者今後若有機會以這部短小精悍的著作為切入點，進一步接觸土田直鎮、戶田芳實等中古日本史大家的具體論述，必將進一步發現平安時代與日本文化傳統中更多意想不到的魅力與機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