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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軍:華為可以不上市,但科技企業需要科創板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21日的講話,在全社會引發了一輪中國科技發展的思考熱潮。他對資本的警惕態度,也引起了不少科技公司創始人的共鳴——談及為何不上市時他說“擔心資本貪婪的本性會破壞理想的實現”。

科技企業到底需不需資本支持?資本進入科技企業,到底是提供支持,還是進行破壞?這在華為身上似乎是一個矛盾。

“我非常敬佩任先生的戰略思維,華為拿出相當比例的收入來做研發,拿自己的錢去投入。在中國企業裡面,我很少看到。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世界經濟論壇(WEF)未來製造委員會主席倪軍出席中經合集團股東2019年股東大會暨“數字化轉型:投資與創新”論壇期間,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

他認為,華為通過多年滾雪球式發展,體量足夠大,已經可以內部循環。但對於更多尚未建立起如此龐大生態的科技企業,還需要借助外來資金去提升研發能力。但是,近幾年社會資本(也包括了部分政府資本)大批進入商業模式創新類的移動互聯網企業,真正的硬科技創新創業公司沒有獲得太多的資本支持。這主要是投硬科技企業的回報周期長、風險也相對較大。

不過他相信,根據科創板的制度設計,是可以將“講故事”的企業與“真科技”企業區分開,找到那些有實力、真正做研發創新的企業。而資本,可以幫助科技企業去創造更多“不可能”。

倪軍2018年當選WEF未來製造委員會主席,他是美國密西根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密西根學院創院院長,智能製造領域專家。從事先進製造技術的研究已經近40年,發表論文近500篇。

《關於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注冊製的實施意見》提出,重點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及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和製造業深度融合。

倪軍對於人工智能與製造業的融合發展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他對記者表示,中國在消費場景的移動互聯網應用確實在世界上領先。但是,這與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業,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中國智能製造現狀

第一財經:科創板實施意見中提出,重點支持六大領域,並“推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和製造業深度融合”。現在許多企業身上都貼著“人工智能”、“智能製造”的標簽,但哪些才是真正的智能製造企業?

倪軍:近兩年人工智能(AI)炒得非常火熱,甚至有些過頭了。給人的感覺是似乎未來所有的都會被AI取代。目前AI成功應用的領域主要集中在語音識別、人臉識別,以及輔助決策領域。但這都不是智能製造。

智能製造,這個名詞比較“好用”。大家都說自己是智能化,沒有嚴格的標準,來判斷什麽是智能化。有的是將簡單的自動化,等同於智能化;有的將信息化、可視化,等同於智能化。

有的民企老闆見面喜歡向我展示他的“智能工廠”,拿手機給我看,你看我的工廠,機器都在動,我這是智能工廠。但這不過就是簡單的信息化、可視化而已。

智能化,最基礎的一個條件,是有數據來源。在最底層構建設備,然後以工業互聯網也就是物聯網,抓取數據並傳輸回來。第二,對數據進行可視化,以曲線、圖表的形式對數據進行直觀描述。第三,對數據進行深度分析、建模,將數據裡更有價值的信息挖掘出來。根據應用場景不同,可以對機器進行自我調整、優化或輔助操作人員作出其他決策。

第一財經:很多科技企業會用酷炫的宣傳片,和絢麗的文字,來描述人工智能在生產當中的應用。但是,實際上,現在我們的智能製造,到哪一步了?

倪軍:在工業領域,無法簡單的把“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用去解決問題,我倡導的應用方向應該是“Augmented Intelligence”,即對現有生產經營,根據不同的KPI指標進行提升。

將人工智能應用於工業領域,國內做的不錯的,華為應該是做的最領先的,但它離工業應用還稍微遠一點。阿里、百度等雖然在其他商業AI領域做的不錯,但離真正投入工業領域就更遠了。

可以看到很多國內企業都在往智能化方向發展,比如軌道交通,他們希望實現智能化。還有電力電網、煙草製造等,都要進行工廠的智能化改造。另外我接觸到好多汽車廠、地鐵公司、石化企業、礦業企業等,都要智能化。

只不過大家都還不太清楚,什麽叫智能化。通俗來講,智能製造,就是你的設備能夠自我感知,根據設定的KPI指標進行自我判斷,並自我優化和控制或預警。

這些KPI指標,主要有四類。第一類,安全第一。有的企業最關注安全,高鐵、核電等領域,需要完全地安全。第二類,質量第一。有的企業對質量非常關注,無論如何不允許出次品。第三,成本控制第一。應用智能系統之後,成本要得到降低。第四,效率第一。工廠規模越大設備越多,協同提高效率、排除故障,對成本的影響就越大。另外,還有汙染控制指標、資源利用指標等等。

第一財經:什麽場景,可以直觀看到智能製造帶來的改變?

倪軍:舉個例子。一座無人工廠中,機械加工的刀具在無限次重複使用中出現了磨損。如果沒有人檢查,沒有發現,那它就會繼續使用,可能會生產大量的瑕疵品,造成巨大損失。

這是1985年我在美國讀博士期間,參與美國通用汽車一個科研項目的經歷。當時我們就在想,既然完全無人,那怎麽發現磨損刀具需要更換?我們就開始將計算機應用到工廠中,希望能夠從數據當中,看出來道刀具需要更換了。

以安全生產或降低故障率為目標,進行智能製造,還面臨比較大的挑戰。因為對計算機而言,需要有足夠的故障數據,來學習、訓練,然後進行智能化處理。但工業界往往很難獲取足夠的故障案例。故障庫沒有那麽大。

一個更突出的例子是核電或高鐵。這些領域對安全的要求是百分之百完全安全。一次事故就是巨大的災難。那麽要應用AI,就很難獲得可以學習的故障數據庫。

但在提高效率方面的應用較為常見。比如我們跟中船工業合作,利用智能化改造,將一年油耗降低6%。如何實現的呢?一般大副開船都是靠經驗,但是智能化之後,可以根據洋流、風向等數據,來調節船舶開動的角度、速度,實現最優油耗。

第一財經:有人認為,中國借助移動互聯網,已經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實現“逆襲”,甚至說“杭州趕超矽谷”。你同意這種說法麽?

倪軍:我們一直在觀察哪些驅動力,在幫助我們塑造未來的製造業。

我們已經毫無疑問處於第四次科技革命當中。前三次科技革命的驅動力分別是蒸汽、電力、計算機,而第四次是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推動力。

在過去幾十年間,製造業生產範式發生了多次轉變。從美國福特創造的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大規模製造”,到日本為主導的、關注成本控制同時關注質量的“精益製造”,再到美國、日本及歐洲國家推動的、關注品種豐富和多元服務的“柔性製造”,到2000年美國再一次創造出了關注對市場響應速度的新生產範式“可重構製造”。

那下一個生產範式是什麽?那就是“智能製造”。目前主要參與方包括了美國、德國、日本,以及中國等。中國從2012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

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領導國是英國,第二次、第三次的領導國都是美國。而這兩次科技革命,真正使美國成為當今的超級大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歐盟以及中國,都希望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爭做領頭羊。

不過,作為世界經濟論壇未來製造委員會的主席,我們也在倡議,希望更多國家共同參與第四次科技革命,實現包容性發展,而不僅僅是幾個主導國家。

中國近幾年經歷的所謂移動互聯網浪潮,出現了很多商業模式創新類企業。但是,新一輪科技革命需要的是硬科技創新。消費移動互聯網,它沒有辦法幫助我們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佔據有利地位,它不是主導,只能是輔助。

第一財經:為什麽智能化技術在工業領域發展這麽困難?

倪軍:人工智能,需要大量數據進行學習和訓練。在消費場景中,消費者和商家都希望“貨比三家”或讓全世界的消費者都能看到他們的產品,因此分享這些信息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都願意分享自己的數據,數據越多智能化越強。但是工業場景,完全不是這樣。

大家不願意分享數據,因為這是公司的商業秘密。如果我是英特爾,我是絕對不會讓數據離開我的企業。哪怕我買你的設備裝在我的工廠,對不起,這個數據我不會讓任何人拿到。

所以在工業領域實現“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很難的,但“Augmented Intelligence”是可行的,即“增強化智能”。

政策與資本的力量

第一財經:智能製造是國家重點支持的領域,你認為,政策支持,能否真正推動科技崛起?

倪軍:中國製造業必須轉型,這一點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國的製造業已經全球最大,但是大而不強。就像我們很多原創的核心系統或芯片,並沒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我們之前制定了很多長期發展規劃,大概有16個重點發展領域。

但是,我認為支持機制一直沒有理順。比如,從國家範圍來看,研發經費使用效率很低。

我們的高校裡面有很多人在做科研,但是很大一部分沒有轉化,沒有產生社會效應。咱們的科技項目管理,經費使用非常不靈活。

比如一個100萬的項目,研究團隊可以做一個預算,把它消化掉。如果給你一個2000萬的項目,你不可能通過吃幾頓飯、培養幾個學生花掉,逼著進口了大量國外的設備。越貴越好,只要不被進口限制的設備,國內多得很。太浪費了。

實際上,我們的科技投入,養了一批海外儀器設備供應商。國家這麽多科技投入,產出卻非常可憐。而且大量研究成果沒有得到產業化,只是出幾篇報告,找幾個專家評審一下,就束之高閣了。

近年來模式創新企業比較多。但是重複性模式,會帶來大量社會資源的浪費。一個共享單車,可能確實改善了我們的出行。但是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小藍車、小紅車,以擠出原有競爭對手的方式,拿到對方已有的市場。一個被取代,然後又被另一個取代,把很多資源變成了垃圾。

那麽大的社會資本,還有大量政府資本,如果這些錢投入了真正的科技企業,好幾個偉大的企業出來了也說不定。

第一財經:是否應該用更市場化的手段?但是資金往往流向可以快速看到回報的領域,而非國家希望流向的硬科技。

倪軍:從資本較多,許多創投機構喜歡砸錢“種企業”,特別是互聯網企業,快速做大規模,然後拿到納斯達克去賣,未來還可能拿去科創板賣。但是從國家角度、社會發展角度,是希望資源流向真正具有核心技術的企業,提升我們的科技水準。

這就有一個矛盾。資本市場大部分是希望賺快錢的,三年五倍五年十倍退出,以回報論英雄。但是科技創新,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國家行為、社會行為。很多科技創新,沒有長期研發投入,沒有實現成果轉化,是賺不到錢的。

我認為,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出科創板,不要求一定盈利,只要證明聚焦前沿科技、有持續創新能力,也可以上市獲得融資,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但有一個前提,就是科創板能夠選出,真正有實力、真正做科技的企業。

第一財經:你認為科創板能做到這一點麽?

倪軍:我跟上交所負責科創板的管理層聊過,也跟紐交所、納斯達克專門負責中國企業的管理層有過交流。大家各有各的憂慮。

比如納斯達克,科創板推出後對於中國科技企業到海外上市還是有影響的,對此他們應該是有一些擔心的。

上交所很清楚科創板要選什麽樣的企業,但也比較擔心,如果企業進入科創板,流動性不足,企業依然融不到資金怎麽辦?新三板的發展經驗,也讓這一次科創板推出更加謹慎。

但我比較樂觀。因為目前推出的制度設計,是可以真正找到那些有實力、真正做科技的企業的。

國家已經明確了重點支持的方向,但是隻符合大方向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在研發投入、研發成果等方面,都達到一定的指標。通過這些機制,起到一個過濾作用,將講故事的企業和真正做科技的企業,區分開。

這些指標主要就是上交所在推薦指引中提出的“6個是否”。

(是否掌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是否擁有高效的研發體系,是否擁有市場認可的研發成果,是否具有相對競爭優勢,是否具備技術成果有效轉化為經營成果的條件,是否服務於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等國家戰略。)

第一財經:如任正非所說,資本是貪婪的,可能會影響科創企業實現理想。你認為上科創板對一個科技企業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麽?

倪軍:很多企業,都是靠融資去做研發投入。我很佩服任正非先生,華為拿出相當比例的收入來做研發,拿自己的錢去投資,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也要看到,華為發展早期,也是受益於各地方政府的資源支持。只不過現在華為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內部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具備了自己造血的能力。

對於一些還沒有像華為這樣能夠建立起一個生態的科技企業,就需要借助外來的資金投入,去提升研發的能力。

有很大一部分真正做企業的人,如果有別的辦法可以解決現金流問題,他不會輕易上市。因為上市之後,所有的東西都呈現在顯微鏡下,很多創業者或者企業家,都不喜歡這種管制。

但是,資本的支持,可以讓科技企業成為更偉大的企業,創造更多之前不可能創造的東西。比如Google,剛開始只是一個搜索引擎,但是發展足夠大了之後,就可以搞人工智能,搞自動駕駛,搞更多更高級的創新。比如Facebook,從社交媒體開始發展,現在也在向科技企業轉型。

第一財經:華為的“備胎”思路近日也引發高度關注。有觀點提出,之前我們評價一家科技企業是否受製於人,往往會看對這家供應商的成本支出佔比。但現在似乎要換一個角度,哪怕一個很小的零組件,成本佔比微乎其微,卻也可能會成為最掣肘的部分。

倪軍:經過二十多年的製造業全球化發展,幾乎已經沒有一個東西是完全靠一個國家單獨生產出來的。

波音飛機不是美國一家製造的,是全球幾十個國家做的東西集成的。可能你手中這支原子筆,很多零組件都不是中國的。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錯綜複雜的全球生態。

這就要求我們的企業,更加重視供應鏈管理。比如拿出70%的資金與主要供應商合作,同時20%去扶持一個“備胎”,10%還要給“備胎”培養“備胎”,就是“721戰略”。

而“備胎”裡面,至少有一個要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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