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25年，他們抱著“改變聾人教育現狀”而來

何興武夫婦買回便宜的一包爛菜和一包爛豆，師生們圍在一起挑揀。彭海惠/供圖

余希建在刻紙畫。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為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馬宇平/攝

在巨大的聲音浪潮裡，南昌三聯特殊教育學校無聲地存在了25年。

學校經常因為房租問題被迫遷徙。去年，它像一枚圖釘，從地圖上的一個點被拔起，摁進現在的地方。這是它第六次搬家。

這棟處在城鄉接合部的3層民房，在貨車、農用車、牛車、馬車奔跑的公路旁。坐在教室裡，每隔一段時間就能聽見3米外火車撞擊鐵軌的聲音。繞到學校後面，是一大片荒地，穿過黢黑的隧道，再走上10來分鐘，便到了另一條馬路。

周圍環境對學校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學生和老師都是聾人，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學校，手語是這裡唯一通用的語言。

老校長何興武大多在學校需要“物資”時出門。他蹬著人力三輪車撿過菜市場的剩菜葉，拉過高新區的鋸木屑，到舊貨市場淘學校需要的二手床。

老師們不拿工資。何興武的愛人被學生們稱呼為“師母”，負責學校後勤。74歲的余希建比何興武小2歲，在退休後加入這所學校，教語文和數學。

生於1988年的鄔凱旋在這裡待了16年，她從這裡畢業，又回到這裡。最年輕的教師李尚津是95後，去年在網上尋到學校的信息，抱著“改變聾人教育現狀”而來。

2006年，何興武的兒子何彪來了，成為這所無聲學校裡唯一一個聽說能力健全的人。他想幫父親把學校辦得好一些，“至少不要太苦”。

1

拔出鐵柵欄內側的插銷，推開一米寬鐵門，便進入了學校。

除了房東的狗和一隻乖順的貓，沒有人察覺到訪客的到來。

學生們都在3樓上課，分為低年級班和高年級班。教師李尚津講著六年級語文課文《草船借箭》，他掄圓胳膊在頭上畫個圈，左手握拳敲下右手掌心，踮起腳，喘著粗氣，佯裝奔跑，兩隻手靈活地在空中變出“曹操”“周瑜”“吃驚”“希望”等學生需要識讀的詞語。

五年級學生悶頭算著數學題，偶爾也會走神兒“聽”一段兒草船借箭的故事，興奮地打著手語回應，喉嚨裡不時發出聲音。

四到六年級的同學能與人寫字交流，但是文字與手語建構的溝通總有差別。來的人寫：“在這裡讀書開心嗎？”一個女生寫下：“在這裡讀書使我很開心。”再追問：“有什麽開心的事？”她想了一下，把上一句的答案又抄了一遍。

學生吃住都在學校。有的孩子能在寒暑假和法定節假日被父母接回家。也有被遺忘的，只有過年才有機會回家。

升級和畢業都由老師考核認定。基礎不好，四年級得讀3年；進步快，一年後能跳兩級；也可能某一年，一個畢業生都沒有。

年近80歲的老校長何興武戴著老花鏡，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聽課。“長期生活在這個特別的環境，感受不一樣。用一個詞語來說，‘我們是另類的人’就行了。”何興武寫道。

2

學校創辦於1994年。打那時起，周邊農村的300多個聾孩子扛著鋪蓋，陸續來到這裡。

何興武見過十七八歲、二十幾歲被送來讀一年級的聾孩子。在農村，水牛和黃牛是家中貴重的資產，要有專人看管。這些孩子在家裡負責放牛。每天早晨，他們將幾塊煮地瓜放進乾糧袋，太陽下山前再趕著牛回去。來上學的前一天，有孩子對著牛抹眼淚。

也有光著腳板來學校的。除了上課、吃飯，他們大部分時候喜歡待在操場旁的樹上或籃球架上，“像野人一樣”。

2006年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數據表明，全國有殘疾人的家庭戶共7050萬戶，佔全國家庭戶總戶數的17.80％，農村殘疾人口為6225萬人，佔全國殘疾人口的75.04％。12.95％的農村殘疾人家庭戶2005年平均收入低於683元。15歲及以上殘疾人文盲人口（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3591萬人，文盲率為43.29％。

學校招收學生不設門檻。家裡特別窮的，不收費或者學費減半，超過學齡的孩子也收，父母要外出打工，一年只能接回家一次的也留下。還有一些，是“家裡多餘的人”。

何興武的兒子何彪記得，一年端午節假期，有個家在市裡的孩子許久未見到父親，想回家看看。能回家的孩子老師們很少阻攔。

幾個小時後，這個請假的孩子又出現在了學校裡，獨自坐角落裡抹眼淚。“我繼母讓我趕快回學校去，”他用手比劃著“說”，“她說我們給學校交了生活費的喲，怎麽能回家裡來吃飯。”

何彪在電話裡問這位繼母：“他不可以回家嗎？他回家住一晚，明天你們全家來學校吃一星期！”

看他拿著手機情緒激動，學生拉著他的衣角,“老師，不告狀，不說了。”

學校還收了4名智力障礙孩子。最小的來時只有4歲，患有先天性精神病，被公益組織發現時，她已被關在小黑屋裡多年，“像狗一樣”。

學費收不上來，學校窮得“账上一直是負數”。何興武和愛人把工資都墊進了學校，另外3位老師也不拿工資。

徐茜茜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校長的人力三輪車。多年來，為了省菜金，何興武蹬著車到20公里外的蔬菜批發市場買菜——其實多數是撿些人家不要的菜葉，每兩周去一次，往返需要4個多小時。

何興武採買回來，學生們一窩蜂圍上去幫忙。那些破菜爛葉攤在地上，學生和老師蹲成一個圈拾掇起來。

有一年開春的採購，何興武連人帶車翻在了路邊，菜灑了一地。他自己坐在辦公室擦紅花油、紅藥水。

“我作為過來人，深知聾殘人在這個無聲世界裡所受到的痛苦和無形的無奈。”何興武寫道，“為了這些孩子，我別無選擇。”

3

何彪第一次見到這所學校是在2005年，他從深圳回南昌省親。一片雲霧繚繞中，他打遠兒看到一條印著校名的紅色條幅懸掛在二樓。

走近才發現，白茫茫的不是霧氣，是一樓的作坊在生產膩子粉。他撩起衣服，捂住鼻子和嘴巴，眼睛眯成一條縫，直接奔上二樓。

教室門窗緊閉，學生們在上課。他使勁砸門，試圖讓殘存著微弱聽力的父親何興武聽到。

“你們就在這種地方上課？你們活這麽大年紀無所謂了，孩子們還小，天天吸這個粉啊？”他沒好氣地問。

“我們這裡挺好啊。”何興武見到兒子一臉驚喜，堆著笑說，“門窗都關得好好的，不要緊。”

5月南昌的氣溫已超過30攝氏度。教室頂上的舊吊扇晃晃悠悠地轉著。

宿舍裡的床高低寬窄各不相同，沒有兩張床是一樣的。學生從家裡帶被子。何彪捏了捏被子，很多被子中間空蕩蕩，頭上一點棉絮，腳底一點棉絮。有的床單舊到不能再舊，輕輕扯一下就要碎掉了。

午飯時，何興武留他在學校吃飯。一盆白菜燉豆腐塊，沒什麽油星。他就著父親從家裡帶來的辣椒醬，看著孩子們吃得狼吞虎咽。

“孩子們都在長身體，你給他們吃這些真是好狠的心喲！”何彪忍不住和父親爭吵，“回去吧，別辦了，別把這些孩子坑死了。”

何彪回到深圳後不久，學校又一次被“趕走”。何彪幫父親找場地、籌措經費，還了之前欠下的2萬多元房租。2006年，何彪辭了銷售經理的工作，拎著幾個包，帶著妻子和兩歲的兒子回到了南昌。他找了份時間相對自由的工作，方便幫父親打理學校。

替父親去教育局開會，給來學校做公益活動的大學生、志願者當聯絡員和手語翻譯官，何彪成了學校裡唯一聽說能力正常的人。

4

讓何彪下定決心回來的，是他發現普通人輕易能做到的事，在聾兒眼中卻是“天大的困難”。

“很多孩子一年才能見父母一面，家長都不來接，讓他們自己回去。”從學校到汽車站，再坐上回到家鄉正確的車，對於聾啞孩子來說是一件非常難的事。何彪幫他們買好車票，送上車，再電話和他們的父母聯繫。

他給每個學生都發了一個小牌子，上面是自己的聯繫方式。何彪告訴學生，這是應急時用的，“如果你寫不好字或者人家不懂手語，就把這個給他”。

第一個打給何彪的，是上海市一個派出所。一個畢業生離開學校，被騙進了一個盜竊團夥，接受審訊時什麽都不說，隻提供了何彪的電話。

“他也知道父母的電話，不敢說而已。”何彪又氣又恨，“這時候就知道老師比他父母還好。”他聯繫孩子母親，電話那頭撂下一句“這孩子我們管不了”。

何彪買了當天下午的火車票，第二天天蒙蒙亮時，到了上海，把孩子接了回來。

何彪行伍出身，身材魁梧，說話的時候底氣十足。有陌生人在校門口轉悠，想接近學生，他黑著臉罵走。

“你看我，看看清楚啊，我原來是軍人，現在是這個學校的老師。你不要搞錯了啊，你如果想帶壞我們的孩子，當心我扒掉你一層皮。”

他知道的另一所聾校，有一次同時被拐跑7個學生。

“為什麽這些孩子到社會上就會被騙走？”何彪問自己。他不得不承認，學校更像一個封閉的世界，孩子突然進入環境複雜的社會，很難適應。

李尚津在文章裡寫道：“在特殊學校，學生只在同質群體裡組成關係網絡，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下進行社會化，從而創造了一種殘缺、封閉、狹隘的環境。”

有受騙的畢業生告訴何彪，騙自己的也是聾人。那些聾人告訴學生，老師很笨，不要相信他們，跟著自己走就能吃香喝辣。有的學生信了，跟著走了，到頭來發現，對方是一個盜竊團夥。

逃回來的學生描述，自己如何被教兩隻手往開水裡放，練習抓肥皂，如果不去偷盜就沒有飯吃，會被打。何彪氣得跺腳，有幾次被氣得說出“你們簡直是豬”。“我說過多少次，天上不會掉餡餅，不要相信那些人的鬼話！”

何彪搞不明白，為什麽聾啞人騙聾啞人更容易。

類似的案子並不少。2018年，長沙嶽麓警察分局牽頭破獲的“龍盈”投資詐騙案，受害人幾乎全都是聾啞人，涉案金額5.8億元，而主要嫌疑人就是聾啞人圈子中頗有影響力的聾人企業家。

何彪想過，辦一個針對聾人的再教育基地，幫助他們認識社會，也讓聾啞孩子走出學校的時候有保護自己的本事。

5

學校畢業的孩子，多數回到農村，少數城市孩子待業在家，只有極少數人在社會上工作，缺乏“穩定的工作和社會關係”。

學校的高年級數學老師鄔凱旋曾是學校最優秀的學生之一。2002年她從這裡畢業，何興武推薦她去讀初中。後來，鄔凱旋在中等專科學校學了計算機，在外短暫工作一段時間後，又回到了這裡做老師。直到現在，她已經在學校生活了16年。

在學生們眼中，小鄔老師“懂很多東西”。她平時喜歡看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和NBA，“主要看他們的‘戰術’”。

學校的新地址沒有了操場，除了定期由老師帶著去附近公園玩耍，學生幾乎不出門。他們喜歡看《老夫子》漫畫書，擰魔術方塊，在手機上看一些搞笑視頻。微信好友除了家人，大部分都是聾人。

放假回家，待上兩三天便會覺得無聊。父母們沒有學過規範的手語，近一半父母不識字，和孩子的交流僅限於吃飯睡覺。

三聯學校裡至今有5個畢業生不願意離開。有畢業生已經成長為工廠的業務骨乾，有望成為“既懂手語，又有技術知識”的管理人員，但還是辭職了，原因至今也不願意說；也有的受不了工廠“每天只能上3次廁所，每次不超過5分鐘”的規定，乾一段時間便又回到了學校。

畢業生徐三毛，兩年裡做過六七份工作，現在在南京做外賣騎手。在學校的微信群裡，徐三毛不時把送餐路上拍攝的小視頻、顧客寫的好評截圖發進群。“想到更多地方看看。”他告訴何彪。何彪一面擔心他做騎手的交通安全，一面覺得他應該盡快穩定下來，沉下心來在一個行業發展。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務中心主任彭海惠9年前關注到三聯特殊教育學校，甚至還搬進學校住了小半年。

彭海惠清點學校的物資，發現書包和筆“泛濫成災”，這成了他日後公益培訓的經典案例；愛心人士捐來了900多件衣服，學生和老師們歡喜地領回去；在一次全校大會上，他讓學生在黑板上寫，“我們的困難”“我們需要什麽”，他拿這些需求去找公益組織和愛心企業；他也為學校建立了部落格。

那一年，學校的辦學狀況有了明顯好轉。也有媒體扛著攝影機來採訪，拍紀錄片，還有更多的公益組織聯繫到學校。

2010年，20多名孩子在愛心人士的幫助下，從南昌坐臥鋪去上海看世博會。“我從來沒看過那麽大的城市，那麽高的樓。”徐茜茜用手語“回憶”著。

何彪感覺有了希望，和彭海惠討論學校與學生的發展出路。

他們研究《江西省殘疾人就業辦法》，企業安排聘用殘疾人就業，可以享受免交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和減免企業所得稅等社會福利政策。但也發現，有的企業為了享受政策，象徵性地聯繫幾個殘疾人名額，但並沒有安排他們上班，讓他們待在家裡，照發工資。他們依舊遊離於社會和人群之外，被進一步邊緣化了。

彭海惠和何彪希望學校向聾人職業技術培訓方向轉型，等孩子們畢業了，能真正進入企業工作。

為了試驗想法的可行性，何彪選出優秀的學生，課余時間帶著他們去撲克廠、手機充電器廠實習，從事簡單安全的勞動。裝一箱撲克得0.5元工錢，有學生一天可以裝70箱，相當於廠裡有八九年年資的工人。廠長驚喜地告訴何彪，“你們的學生有多少我們要多少！”

而去廣告公司實習的學生，因為不善於和客戶的“人情”交流，碰了一鼻子灰。

這項技能培訓規劃因遲遲未找到資助而宣告“破產”。再後來，學生們都從工廠退了出來。

彭海惠轉向了更廣闊的公益事業，何彪繼續回到現實，一面做自己的工作，一面讓學校就這樣活著。

6

隔三差五，何興武的朋友們也會來學校。他們都是聾人，年齡與何興武相仿，大多時候在後廚幫忙。

余希建是何興武的朋友，在一家工廠乾到退休，然後來學校義務做老師。每天6點半從家出門，騎一個小時自行車到學校上課，風雨無阻。

除了教學，他還負責豐富學校文體生活的工作。等孩子們升入四年級，他教他們刻紙畫，有“雙喜臨門”“年年有余”“為人民服務”，複雜一點的還有《紅樓夢》裡的畫片。每一名從三聯學校畢業的孩子，都會這一手兒，就像是“祖傳的絕技”。

有公益組織把這些紙畫帶到企業的年會上去義賣，40到60元一幅。何彪不喜歡“乞求”別人幫助學校，他希望孩子們能體會自食其力的快樂。

學生午睡，余希建忙著畫“乒乓球單打比賽（女子組）”“幼兒組和培智班組”的賽程表，設計選手出場順序和輪次。

學校和外界聯繫逐漸增多，每年接待的志願服務次數不少於100次，廚房的米面糧油雞蛋都由公益組織送來。鄔凱旋回憶，自己1996至2002年在這裡上學時，只有一所警察學校的學生來志願服務。

畢業生徐三毛在2010年的作文裡寫道，“學校雖然窮，但充滿親情，社會上好心人經常給我們學校捐贈的東西真是多啊！就像愛心如潮般湧進了學校。”

學生們也偶爾煩惱，比如六一兒童節前後，總有愛心人士來探望。有孩子歎著氣對何彪講，“我這兩天跳繩把腳都跳腫了。”但面對陌生人，他們依然配合著將活動進行完。

食堂餐桌正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台24寸的液晶電視，午飯時會播放新聞。

5·12汶川大地震時，學生捐出了自己的零用錢，那通常是5角、1元的紙幣。他們在夜晚站成一圈，手裡捧著小蠟燭，為遇難同胞默哀。

“很多家庭因為這次災難家破人亡，我想作為聾人應該更能感受不幸所帶給我們的苦難。我們希望遠方的同胞能在大家的關心下，勇敢生活。我們祝福他們明天會更好。”有人拍下了當年的照片，這是他們寫給災區同胞的話。

何彪想過，如果沒有去年的搬校風波，也許學校可以一直這麽生存著。去年8月，學校迎來了建校以來的第六次搬遷。從接到通知到搬離，他們只有一周時間。

聽說搬家公司開價1萬元，群裡畢了業的學生急了，於是紛紛向部門請假，“我的母校要搬家，我要回去幫忙。”

8月的南昌連著幾天高溫預警。包括76歲的何興武在內的師生，揮動扳手拆卸上下鋪，整理圖書、教具，清點食堂的鍋碗瓢盆。

新租的民房剛剛裝修好，一樓堆著沒用完的水泥和膩子粉，空氣中塵土飛揚。學生們像從泥水裡撈出來的人。

教學場地的租金也從每年兩三萬元猛漲到10萬元。何彪靠自己的能力已經填補不了學校的“窟窿”了。一年的房租分兩次付，下半年的還差3萬元沒交齊。房東總是在學校堵住他。

教育局也對他們提出了整改要求，比如學校需要辦理消防安全許可證，同時需要聘請專職的財務人員。

7

三聯學校“鼎盛”時期曾有40多名在校生，現在不足當時的一半。六年級的學生羅峰用手語告訴記者，他的朋友在另一所聾校，現在學生也少了很多。

“最近助聽發展快速，聽力科學發展快，所以全國各聾校招聾生人數越來越少。”鄔凱旋在手機上寫。

在何興武看來，如果聾兒能采取補救措施，恢復聽力功能，那還能與有聲世界裡擁有同樣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方法。

何興武也關注著人工耳蝸技術，卻也有許多疑慮。他把一個叫胡營輝的孩子拉到跟前，許多年前，胡營輝做了人工耳蝸移植手術，但是失敗了，耳蝸開機後，他依然聽不到聲音。一對進口人工耳蝸的造價在20萬元左右。家人無奈，又把他送回這裡學習。

在另一家聾兒語言康復機構，記者見到了成功安裝人工耳蝸的孩子們。和三聯特殊教育學校的孩子們一樣，確診為重度耳聾時，他們大多剛過周歲。幸運的是，在言語發育的關鍵階段，這些孩子安裝了人工耳蝸，接受康復訓練，現在看上去和幼兒園裡其他孩子沒什麽兩樣。她們對來訪的人禮貌地說“阿姨好”，午飯後把小板凳搬到電視前看動畫片，時不時互相討論劇情。摘下耳蝸體外機的那一瞬，他們的世界瞬間安靜。

原國家衛計委2017年公開的數據顯示，我國有2780萬聽力語言障礙殘疾人，其中0~6歲的兒童有13.7萬，聽力殘疾每年新增2.3萬人。

2009年，我國啟動了“貧困聾兒人工耳蝸搶救性康復項目”，部分省市將人工耳蝸器械列入醫保報銷範疇。但仍有部分家庭無法支付高昂的費用。

“如果技術成熟，大量的聾啞症孩子可以進入有聲世界。如果只有少數人能植入人工耳蝸，或是成功的案例很少，那他還是‘另類的人’。既不屬於有聲世界，也不屬於無聲世界。”

“我們假設，下一代的聾兒都能享受醫學發展的紅利，那這代人和上代人呢？”彭海惠帶著一所大學的MBA總裁班又一次來三聯學校做公益活動。回望9年前他和何彪一起起草的《三聯特殊學校轉型建議書》，他仍認為“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他覺得三聯走不出困境的原因是“沒有專業的人”。

“因為學校危在旦夕。”彭海惠又重新投入精力到三聯特殊教育學校。他的初步打算是，把三聯學校辦成有文化教育、校辦工廠、聾人養老為一體的公益機構。

彭海惠看中這所學校的家文化，“他們（聾人）在一起待著很舒服，這既解放一個家庭的勞動力，也能保證他們不去做壞事，不被人騙去做壞事。”

下課前，高年級的孩子們填了一份問卷。被問及“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所有人都答道，“是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