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六朝時的酒

文︱許志強

酒可助興，亦可排憂，還能壯膽，又能緩解疲勞、祛濕驅寒，且味道醇美、回味無窮。漢代人稱酒為“天之美祿”（《漢書·食貨志》），意為上天賜給人類的禮物。因其獨特魅力，酒自誕生至今，一直在人類生活中佔據著重要位置。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紛爭不已，社會動蕩不安，人們朝不保夕。許多人深感生命短暫、世事無常，或飲酒消愁，或以酒放縱，或借酒避世。“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成為這一時期許多文人名士的共識。魏晉之際的“竹林七賢”正是此中典型。

酒中“七賢”

“竹林七賢”是魏晉名士的代表，包括阮籍、嵇康、劉伶、向秀、阮鹹、山濤、王戎七人。“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世說新語·任誕篇》）“七賢”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的對象，顯然非酒莫屬。七人好飲，能飲，尤以阮籍、劉伶、阮鹹、山濤更甚。

《晉書·阮籍傳》載：“（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司馬昭）初欲為武帝（司馬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阮籍為避免卷入紛爭，連醉六十天以躲避司馬昭求結姻親。又得知步兵廚營善釀酒，藏有美酒三百斛，因此求作步兵校尉一職，以方便飲用。“酒仙”劉伶經常攜酒出遊，走一路喝一路，讓仆人扛著鋤頭跟隨，吩咐“死便埋我”。自稱“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解酲”。五鬥起步，一斛到位，不僅嗜酒如命，而且酒量驚人。阮鹹的狂放不羈亦體現在飲酒方式上。他曾直接用大盆喝酒，有小豬過來搶酒也不驅逐，而是人畜共飲，當真與眾不同。山濤酒量很大，且自控力極強，每次喝到八鬥後便止杯不飲。司馬炎想測試山濤酒量，“乃以酒八鬥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文獻中關於“竹林七賢”嗜酒好飲的記載，已經被考古出土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內容所證實。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1960年出土於南京市西善橋宮山南朝墓，現藏南京博物院（圖一）。壁畫分為兩個畫面，分列墓室南北兩壁，每幅畫面均由一百五十餘塊模印畫像磚拚砌而成。北壁由外向內依次為向秀、劉伶、阮鹹、榮啟期，南壁由外向內依次為嵇康、阮籍、山濤、王戎。人物之間以樹木相隔，旁有榜題標注姓名。榮啟期是春秋時期的高士，或因對稱的需要而被嫁接其中，其余七人正是“竹林七賢”。八人皆席地而坐，彈琴飲酒，長嘯沉思，神態各異。其中劉伶、阮籍、山濤、王戎或身前置酒，或手持酒杯，一幅酒至酣處、慵懶閑適的景象。

圖1.2：“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南壁）

酒量驚人

六朝時人不僅好飲，而且酒量驚人。如前述山濤能飲酒八鬥；劉伶自稱“一飲一斛，五鬥解酲”。東晉名臣周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晉書·周顗傳》）。劉宋吳興太守沈文季“飲酒至五鬥，妻王氏飲亦至三鬥”（《南史·沈文季傳》）。南齊都倉尚書孔稚珪“飲酒七八鬥”（《南齊書·孔稚珪傳》）；蕭梁平西將軍鄧元起“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梁書·鄧元起傳》）。陳後主“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南史·陳本紀下》）。斛、石、鬥是古代容量部門，斛與石相同，一斛（石）等於十鬥，一鬥等於十升。六朝時的一升約相當於今天兩百毫升，則一鬥酒為兩千毫升（兩升），重約四斤。當時人飲酒動輒三鬥（十二斤）、五鬥（二十斤）、八鬥（三十二斤）、一斛（四十斤），便是喝水也難到此量，酒量何止是驚人，簡直是恐怖。眾所周知，古往今來對於他人酒量的轉述，從來都是虛虛實實，就高不就低。上述記載固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誇張成分，但也反映出當時酒精度數普遍偏低。

中國古代的酒大致可分為三類，即自然發酵的果酒、穀物釀造酒和蒸餾酒。其中果酒和穀物釀造酒出現較早，酒精度數偏低。蒸餾酒是以蒸餾工藝製取的酒精度在四十度以上的酒，因可以點燃，故稱燒酒（因透明無色亦稱白酒）。蒸餾器雖然在東漢時已經出現，然而蒸餾酒的製造技術大約至元代方始盛行。六朝時期人們飲用的酒多為穀物釀造的液態發酵酒，受釀酒工藝的製約，很難超越現代黃酒的酒精度（十到十二度），大多度數偏低。形象一點對比，六朝時酒的酒精含量類似現在的啤酒或低度黃酒，在延長飲酒時間的情況下，一旦上下通透，喝下十數斤酒也就不難理解了。上述載入史冊的能飲者，酒量 “三鬥”“五鬥”“八鬥”“一斛”不等，差異明顯。這一方面源於當時度量衡標準不一，另外也跟釀酒工藝不同造成各地酒的品質和酒精度不同密切相關。

各地名酒

古人缺少精確的酒精測量方法，難以準確控制和標明酒的度數。酒的品質和度數不同，造成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人們的酒量“各有長短”。《齊民要術》中記述了九種酒曲和四十餘種酒的製作方法，釀酒原料包括粟米、秫米（黏性的粟米）、黍米、糯米、粳米等。由於曲種、原料、處理方法和發酵工藝不同，酒的顏色、清濁、口感、濃薄以及酒精度等必然有所差異。

六朝時期南方地區出產的名酒多徑直以出產地域為名，如酃酒、蒼梧酒、京口酒、烏程若下酒（箬下酒）、山陰甜酒等。

酃酒出自長沙郡酃縣（今湖南衡陽），以酃湖水釀成，故名酃酒。《水經·耒水注》：“（酃）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 酃酒在孫吳西晉時期已經聞名於世。《初學記》卷二十六引張華《酃酒賦》說：“衡陽東有酃湖，醴酒甚美，即謂酃酒。”西晉左思《吳都賦》中曾提及“飛輕軒而酌綠酃”，則酃酒酒液大約是青綠色的。到南北朝時，酃酒仍被列為貢酒，足見其品質穩定，歷久不衰。《齊民要術》卷七《笨曲並酒第六十六》中記載“作酃酒法”：“以九月中，取秫米一石六鬥，炊作飯。以水一石，宿漬曲七斤。炊飯令冷，酘曲汁中。覆甕多用荷、箬，令酒香。燥複易之。”

蒼梧酒產於嶺南蒼梧郡（今廣西梧州），兩漢時已名揚天下，桓譚《新論》曰“玄酒不如蒼梧之醇。” 劉熙《釋名》卷四《釋飲食》：“猶酒言宜城醪、蒼梧清之屬也。”可知蒼梧酒流傳之廣。曹植《酒賦》重點提及宜城酒與蒼梧酒兩種佳釀，“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昭明太子蕭統《七契》曰：“古聖所珍，其酒則蒼梧九醞，中山千日。”蒼梧九釀酒和中山千日酒同為馳名美酒。

京口酒產自江東京口（今江蘇鎮江）。東晉時期，京口為南遷僑民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朝廷在此以僑民為主體組建了強大的“北府兵”，四方匯聚的僑民可能也帶來了不同的釀酒方法。桓溫名言“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流傳甚廣。《輿地紀勝》卷七引《輿地志》雲：“京口出酒，號曰京清。”京口酒同北府兵一起名揚天下。

烏程若下酒產自會稽郡烏程縣（今浙江湖州）。若下又作“箬下”，為烏程縣內的一條水流，當地稱為“若溪”，兩岸人家以若溪水釀酒。若下酒起自秦漢，至魏晉南朝時期仍然馳名四方。《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四“湖州條”引《吳錄》雲：“烏程箬下酒有名。”又引《輿地志》：“村人取箬下水釀酒，醇美勝於雲陽，俗稱‘箬下酒’。”

山陰甜酒產自會稽郡山陰縣（今浙江紹興）。梁元帝時常飲之，以緩解關節疼痛。“銀甌貯山陰甜酒，時複進之，以自寬痛。”（《顏氏家訓·勉學篇》）《金樓子》卷六：“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既曰“甜酒”，口味當更偏甜。

以上為見諸記載馳名天下的名酒，至於區域內自產自銷，或莊園自釀自足，乃至普通百姓自家釀造的酒類，就更加數不勝數。這些產自各地、品種繁多的酒類，經各種酒具的盛裝，成為當時宴席上的主角。

飲酒器具

酒自釀造到飲用，均需要放置在不同的酒器當中。作為物質載體的酒器，不僅印證了酒文化的發展歷程，也有助於我們還原當時的造酒過程和飲酒場景。按照功能不同，可以將六朝時期的酒器分為貯酒器、盛酒器、分酒器和飲酒器。

貯酒器：釀造和貯藏酒的大型容器，如甕、缸等。《齊民要術》卷七詳列作曲製酒的方法，多次提及甕是當時的釀酒貯酒的主要器具。《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甕貯酒，暴於日中……”可知當時釀酒、貯酒的容器，以甕一類的大型容器為主。此類器物在兩漢時期偶有發現。如西漢中山王劉勝夫婦（滿城漢墓）墓內出土三十三口大陶缸，出土時陶缸內壁仍有酒乾後留下的痕跡，這些陶缸高六十六到七十六公分，部分缸上朱書“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密縣打虎亭漢墓東耳室墓壁“釀酒備酒圖”線刻畫上欄的幾案上擺著六個大酒甕，亦為貯酒之器（《密縣打虎亭漢墓》）。（圖二）

圖2.1：滿城漢墓出土陶缸

圖2.2：密縣打虎亭一號墓東耳室線刻畫“釀酒備酒圖”

盛酒器：日常盛裝酒的容器，是貯酒酒甕至飲酒酒席之間過渡的酒器。六朝時期常見的盛酒器有樽、扁壺、盤口壺、罐等。樽和扁壺在戰國時已經出現，當時主要為漆器；六朝時期出現了青瓷樽和青瓷扁壺。樽是飲酒時不可缺少的盛酒器。《宋書·禮志一》：“元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上蓋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可見樽是正式場合的盛酒容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在描述理想中的田園生活時，特別強調：“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可知樽也是日常家庭盛酒器。盤口壺、罐則為六朝時期非常流行的青瓷容器，既能裝水，亦可盛酒。（圖三）

圖3 .1：南京丁牆村出土孫吳青瓷帶流罐

圖3.2：南京東晉溫嶠墓出土青瓷扁壺

圖3.3：南京西善橋賈東南朝墓出土青瓷盤口壺

分酒器：酒席上分裝酒水的器具。飲酒時，先將酒壺（瓶/罐/樽）等容器內的酒倒進帳酒器內，通過分酒器倒（舀）進酒杯。目前考古出土資料所見的“分酒器”主要有帶柄盆形器與附鋬帶流罐兩種。

上述“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壁畫圖案中，阮籍、山濤、王戎身前均放置帶柄盆形器盛酒，發掘者將其稱為“瓢尊”。類似實物在東晉南朝墓葬經常出現，考古人員將這種帶柄的盆形器稱為“魁”。從器形特徵看，“瓢尊”與“魁”應指同一類器型。出土的實物“魁”與“杓”通常以器物組合的形式在墓葬內出現。飲酒時，用“杓”將分酒器“魁”裡的酒舀入耳杯，以便飲用。考古發現的六朝時期作為實用器的魁、杓多為青瓷質地，如東晉溫嶠墓內出土青瓷魁，江寧博物館藏東晉墓出土的青瓷魁、杓等。此外，東晉南朝墓葬當中發現大量專供隨葬用的陶質魁、杓，也是當時飲酒習俗的直觀反映。壁畫中阮籍、王戎身前的魁裡還浮著一隻小鴨子，類似“浮標”，提示剩餘酒量的多寡。（圖四）

圖4.1：江寧博物館藏東晉青瓷魁、杓組合

圖4.2：南京郭家山東晉溫嶠墓出土青瓷魁

圖4.3：南京虎踞關東晉墓出土陶魁、陶杓

另外一種分酒器為“附鋬帶流罐”，“鋬”指把手，“流”指出水口。目前尚沒有直接證據表明這類器物在當時被用作酒具，然觀其器形特徵，完全符合現代“分酒器”的要求。飲酒時，手持罐柄，將酒直接倒入杯中，更加方便快捷。（圖五）

圖5.1：南京高蓋村東晉墓出土青瓷帶流罐

圖5.2：南京華為基地南朝墓出土陶帶流罐

圖5.3：鎮江博物館藏東晉青瓷帶流罐

飲酒器：六朝時期最為常見的酒杯形態非“耳杯”莫屬。耳杯為口沿兩側置耳以便手握的橢圓形杯，是戰國以來最為常用的飲酒器具。兩漢時期的耳杯多為漆木器，三國時期青瓷耳杯開始出現。飲酒時，雙手合鞠耳杯兩側，抬起耳杯，將酒送入口中，動作舒緩，姿勢優雅。此外，瓷盞是東晉南朝時期常見的飲食器具，即能品茶，又能飲酒。（圖六）

圖6.1：南京甘家巷西晉墓出土青瓷耳杯、盤

圖6.2：南京後頭山南朝墓出土青瓷盞

圖6.3：南京上坊東晉墓出土漆耳杯

另有少量珍奇罕見的酒具，如銀碗、玻璃杯、鸚鵡螺杯等。《三國志·甘寧傳》載魏吳濡須口大戰時，孫吳大將甘寧曾以銀碗盛酒賞賜敢死將士，以示激勵。南京東晉王氏家族墓（M7）出土一隻玻璃杯，杯身磨花，腹部裝飾一周橢圓形紋飾。南京向山東晉王興之夫婦合葬墓出土的鸚鵡螺杯，利用螺殼自然卷曲的形狀，在螺殼外部包鑲銅框，杯身兩側伸出類似耳杯的雙耳，整體造型與用途與耳杯異曲同工。玻璃杯、鸚鵡螺杯在當時均屬於奇珍異寶，能用此類寶物飲酒者，地位自然非同一般。（圖七）

圖7.1：南京象山東晉墓出土玻璃杯

圖7.2：南京象山東晉王興之墓出土鸚鵡螺杯

以上所述飲酒方法，均為社會常態。任何時代都不乏不拘一格、率意而為者。今有“對瓶吹”“拎壺衝”，古有端盆暢飲。《晉書》卷四十九《阮鹹傳》記載阮鹹與阮氏兄弟飲酒的場景，“諸阮皆飲酒，鹹至，宗人間共集，不複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眾人徑直以大盆盛酒，省去了分酒器、舀酒杓和酒杯，饑渴狂放之形躍然紙上。

兩晉之際的畢卓曾暢想過這樣一個場景：坐在一條裝滿酒的船上，船兩頭擺些下酒菜，右手酒杯，左手螃蟹，隨波逐流……（《晉書·畢卓傳》：“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這恐怕也是很多好酒人士理想的生活狀態吧。

如今，不知不覺又到了秋風初涼、蟹膏已黃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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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朱大渭：《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王賽時：《中國酒史》，山東大學出版社，2010年。

張景明、王燕卿：《中國飲食器具發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王仁湘：《飲食與中國文化》，青島出版社，2012年。

董淑燕：《百情重觴——中國古代酒文化》，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年。

孫機：《我國穀物酒和蒸餾酒的起源》，《尋常的精致》，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曾春海：《竹林七賢與酒》，《中州學刊》，2007年第一期。

許志強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