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一座被嚴重低估的經濟強市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 | 付一夫

2020年，已經過去了一半。

當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全民戰疫”的劇情所吸引時，有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城市，卻悄無聲息地達成了兩次進階：

先是GDP突破10000億元大關，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兆俱樂部”城市；

再是與合肥攜手“擠”掉昆明和寧波，榮登新一線城市的榜單。

這就是佛山，一座緊挨著廣州、歷史悠久的名城。

提起佛山，很多外鄉人第一時間都會想到“佛山無影腳”——的確，佛山是中國功夫的重地，黃飛鴻、葉問、李小龍等武術大師的祖籍或故居都在這裡。

而在經濟層面，大概是隔壁的廣州光芒過於耀眼，以至於佛山的實力長時間被人們所忽視。殊不知，任憑外面時局紛擾、環境變幻，佛山都能實現經濟的穩步增長，這種厚重、穩健而又樸實的氣質，又是城市名字最好的詮釋。

有道是“世人皆言北上廣，厚重少文是佛山”。而今，這座低調寡言的城市身上所蘊含著的驚人力量，已到了被世人看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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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毗鄰港澳，東倚廣州，南鄰江門、中山，西接肇慶，北通清遠，地理環境優越，交通便利發達。

早在秦漢時期，這裡就有了幾個頗具規模的漁村，並因為魚產豐富而小有名氣。唐貞觀二年，因在城內的塔坡崗上挖掘出三尊佛像，遂立石以敬，命名為“佛山”。在唐宋年間，佛山的手工業、商業和文化已十分繁榮；

明清時，更是發展成商賈雲集、工商業發達的嶺南重鎮，與北京、漢口、蘇州並稱“天下四聚”，與湖北的漢口鎮、江西的景德鎮、河南的朱仙鎮並稱中國四大名鎮，陶瓷、紡織、鑄造、醫藥四大行業鼎盛南國。到了清末，佛山得風氣之先，成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源地之一，先後誕生了中國第一家新式繅絲廠和第一家火柴廠，並建立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竹嘴廠”。

改革開放後，佛山抓住了時代賦予的機遇，一路高歌猛進。雖然城市面積在廣東21個地級市中隻排名第15位，但已然成為了廣東省第三經濟大市，實力之雄厚有目共睹。具體可以從如下幾個經濟指標中反映出來：

（1）經濟總量及增速

經濟規模上，佛山的GDP在省內僅次於深圳和廣州兩個一線城市，2019年達到了歷史新高的10751億元，成為了全國第17個“兆俱樂部”城市（見圖1）；增速方面，佛山長期高於廣東與全國，表現出頗為迅猛的增長勢頭（見圖2）。

（2）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9年，佛山的人均GDP為131775元人民幣，不僅大幅度高於廣東及全國的整體水準，還達到了世界銀行認可的高收入標準（即人均GDP高於1237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佛山人均GDP折算後為19070美元（見圖3）。

從人均可支配收入上看，2019年佛山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分別為55233元和31503元，均高於廣東和全國（見表1）。值得一提的是，佛山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幾乎為全國平均水準的2倍，這表明佛山的城鄉收入差距並不大，而當地老百姓家中經濟條件整體都頗為殷實。

有意思的是，佛山既不是中心城市，也不是省會城市，更不是計劃單列市，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地級市而已；同時，佛山既沒有山西那般豐富的資源儲備，也不具備深圳那樣的特區優勢。可即便如此，佛山依然在不經意間達成了全國只有極少數城市才能實現的壯舉，並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佛山模式”。

也正是這種缺乏先天稟賦、更多依靠後天努力而崛起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於我國其他城市才更具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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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模式”的第一個要義，是擁有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強大實體經濟。

眾所周知，實體經濟是社會生產力的集中體現，也是綜合國力與社會財富最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命脈，擁有發達的實體經濟，對於任何國家和地區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抵禦各種風險、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來說，都具有深遠意義。其中，製造業又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國民經濟的主體和根本，任何地方皆是如此。

典型如德國，之所以能屢次抵禦區域乃至全球範圍內金融危機的衝擊，其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功不可沒。

佛山，就是一個製造重鎮，也是目前國家唯一的製造業轉型升級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擁有很多世界之最：

陶瓷產量世界第一、電風扇產量世界第一、微波爐產量世界第一、冰箱產量世界第一、空調產量世界第一、鋁型材產量世界第一、消毒碗櫃產量世界第一、熱水器產量世界第一、醬油產量世界第一……

還有人做過這樣的統計：佛山平均每秒鐘就有2個電鍋下線，每分鐘能生產100台微波爐，每小時能生產洗衣機273台，每天生產冰箱超過2萬台，每年生產空調器2300萬台、電子元件17億隻、電光源20億隻……用“恐怖”二字來形容佛山製造業，相信沒幾個人會反對。

宏觀經濟數據也可以佐證這一點。

從規模上看，改革開放至今，佛山GDP從1978年的12.96億元增至2019年的1.08兆元，增長了830倍，而工業總產值從1978年的13.72億元增至2018年的2.16兆元，足足增長了1574倍，增勢之猛遠勝於前者。

從結構上看，2019年佛山三次產業比例關係為1.5：56.2：42.3，第二產業佔比接近六成；而在第二產業中，工業佔比更是超過96%，這樣的產業結構，在全國所有的“兆俱樂部”城市中極為罕見（見圖4）；此外，佛山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能佔到廣東全省的14.2%，足見其實體經濟實力之雄厚。

事實上，佛山發達的實體經濟並非一朝一夕，早在明清時期，佛山製造業就已經是當地經濟的主要支撐，並圍繞著陶瓷、紡織、鑄造和醫藥四大行業，發展出300多個上下遊關聯產業，4000多個手工作坊。改革開放之後，佛山形成了備受全國矚目的“一鎮一品”專業鎮現象：北滘家電、陳村花卉、樂從家具、鹽步內衣、張槎針織、南莊陶瓷、大瀝鋁型材……城市土地面積雖然不大，但卻盤踞著41個褶褶生輝的專業鎮，構建起光芒耀眼的佛山經濟版圖。

數百年來，發達的製造業給佛山帶來了無數榮耀，古有“南國陶都”、“南國鐵都”的美稱，現在又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風頭比起省內另一座製造業城市東莞來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這些，也成為了佛山經濟穩健發展與崛起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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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模式”的第二個要義，是發達的民營經濟。

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是拉動經濟增長、推動轉型升級、促進市場化改革、吸納城鄉居民就業的關鍵力量。而組成民營經濟的眾多民營企業，又是市場經濟中最為活躍的主體，它們經營靈活，效率更高，擁有較強的市場應變能力，追逐利潤的動機也極為強烈，對提升經濟發展活力的作用不容小覷。

廣東向來都是以民營經濟發達而著稱，佛山的民營經濟自然是十分強勁：

2019年佛山民營經濟增加值規模為6748.3億元，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62.8%，個別區域的民營經濟佔比更是超過70%；

截至2018年底，佛山共有民營企業26.1萬戶，佔全市企業總數近90.4%，可謂名副其實的民營經濟大市；

在廣東省工商聯對外發布的“2019廣東省百強民營企業”榜單中，佛山共有13家企業上榜，名列全省第三，僅次於深穗，其中碧桂園位列榜單第4位，美的集團排名第7位。

至於佛山民營企業經營上的靈活和韌性，在今年年初得到了很好的證明。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舉國上下的對外貿易都承受著巨大壓力，而佛山不少民營企業卻憑借著快速的反應和出色的應變能力，一舉扛住了突如其來的重壓。

例如，廣東溢達紡織有限公司在短時間內研發出一款可水洗重複使用的棉布口罩，對細菌的過濾效果可以達到80%以上，日產量接近100萬隻，其接到的幾千萬隻訂單中有九成都是海外訂單，客戶遍及新加坡、日本、美國及歐洲。

再如，面對疫情期間體溫檢測儀的需求，佛山華數機器人有限公司迅速轉產紅外智能體溫檢測系統，7天就完成了樣機生產，12天實現規模化量產，不僅解決了國內大型公共場所的測溫難題，還將產品出口到美國、意大利、伊朗、西班牙、印尼、菲律賓以及非洲一些國家。

直接結果便是佛山一季度的外貿居然實現了逆勢增長，進出口規模達到653.8億元，增長33.8%，佔同期佛山外貿進出口總值的64.1%。

除此之外，佛山發達的民營經濟不僅解決了430多萬戶籍人口的就業問題，還吸納了350多萬外來人口來此謀生，既造就了一大批富有階層，亦庇護了一個層次豐富的平民和草根階層。有人說，到佛山“搵食”相對容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佛山的眾多民營企業提供了更為靈便、包容、廣闊的造富機會。正因如此，佛山的失業率常年顯著低於全國整體水準（見圖5），居民收入也相對更高。

哪裡的民營經濟發達，哪裡的經濟就充滿生機，民眾就更富裕。這在佛山得到了極好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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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模式”的第三個要義，是扎實的內源型經濟。

按照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在封閉的經濟體系裡，各個國家或地區主要依托本地的資源和市場實現經濟增長；而在開放的經濟體系裡，各地則是統籌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來實現經濟增長。當外部環境發生不確定時，很多經濟體便傾向於將經濟發展重心放在本地，並著手培育一種內源式增長能力；而反過來看，一個經濟體若是已經具有強大的內源式增長能力，那麽它往往對外部環境變動與外部風險的抵禦能力更強。

佛山便是“內源型經濟”的典範。

在衡量內源式增長能力時，業內常用“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這一指標來衡量：內源式增長能力與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大體上呈現出反向關係，在一定經濟增速下，投資佔GDP比重較低，則意味著內源型增長能力較強。其實不難理解，消耗投資較少恰恰意味著城市經濟增長不過度依賴於投資，而是更多地依托於產業的壯大，這種情況下的經濟發展往往更有效率和質量，更具備自我造血功能。

放眼全國，新世紀以來，國民經濟增長的“投資驅動”模式愈演愈烈，只因投資對於經濟拉動的短期效果最為立竿見影，更容易出成績，各地紛紛近乎瘋狂地“大興土木搞基建”。反映到宏觀經濟數據上，便是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逐日走高，從2009年開始就始終高於60%，個別年份甚至超過80%。

反觀佛山，該比重竟然常年低於40%（見圖6），這在投資衝動彌漫、轟轟烈烈造城的大環境之中，簡直就是一股清流。同時也側面反映出，佛山內源式增長能力之強勁。

有學者曾用這樣一段話來詮釋其中的奧妙：

“別的地方都把資本投向了鐵工基、地產等領域，而佛山的投資，更多偏向工業設備、技術和人力等領域……佛山第二產業投資、技術改造投資、全市專利申請增長都大幅度超過同期國內大多數城市……

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佛山的大幅度技改投資，需要相當的擔當與膽魄。這對GDP的撐門面效果遠不及重工業、鋪路架橋和建房造城來得快，但是真實效率也高得多，這樣的GDP，是一刀一槍拚出來的，亦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此外，不同於其他絕大多數城市的發展思路，佛山似乎對招商引資或引入重大建設項目的做法並不感冒，而是專注於培育本土企業的成長，修煉“內功”。該模式雖然難以在短時間內迅速“見效”，但卻格外扎實，能夠保證佛山發展的可持續性，同時還大大降低了因外資撤離而可能引來的種種風險，從而為城市的未來注入源源不斷的後勁。

於佛山而言，除了前文提到的碧桂園和美的之外，大名鼎鼎的格蘭仕、萬和、海天味業、東鵬等行業巨頭均誕生於佛山，並由此形成了根植於本土、門類齊全且產業鏈完整的經濟體系。這也是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佛山都能做到穩如泰山、激流勇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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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佛山經濟並非一點問題都沒有。

被詬病得最多的地方，莫過於佛山的傳統產業佔比過高，即便是發展始終迅猛的製造業，也面臨著低端產業比重較大的局面，同時自主創新能力仍不夠強大，新舊動能轉換步伐較慢。

根據廣東省社科院發布的《2019年度廣東產業轉型升級指數評價研究報告》，在各個城市產業轉型升級指數排名中，佛山僅僅位居第七名，在珠三角核心七城中排名倒數；《報告》也明確提到，“佛山、肇慶、江門等市由於高技術製造業比重、生產性服務業比重不高，得分排名較為靠後”。

而這些，也明確給出了佛山經濟未來的前進方向。

不過，“佛山模式”依然值得關注，尤其是在當前的時間點。

近幾年，全球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日益增加，我們越來越強調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來推動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眼下，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肆虐全球，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體系遭受嚴重衝擊，世界經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這又迫使我們必須參透“打鐵還需自身硬”的深刻道理，上至國家下到城市，皆是如此。

在此過程中，既需要夯實實體經濟、增強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又需要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不斷提升經濟發展韌性——而這些，剛好是佛山最根本的城市底色。

佛山是反思中國經濟的一個極佳樣本。

參考文獻：

1、羅天昊：《中國需要佛山模式》，2015年；

2、戴小京：《尋路中國製造：佛山樣本解密》，2018年；

3、智谷趨勢：《一座所有二三線的市長都該來學習的城市》，2019年；

4、顏彭莉：《佛山製造的轉型攻略》，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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