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讓理性的歸理性，感性的歸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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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他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撒切爾夫人授予大英帝國勳爵，被裡根總統用來作為政策標杆……光鮮亮麗之餘，也被貼上了形式多樣而褒貶不一的標簽，如：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右派、小政府主義者、反理性主義者、不可知論者等等。

如果把思想家比作股票，把思想市場比作股市，那麽哈耶克的行情可謂有漲有落：他曾在社會主義思潮在英、美、德等工業發達國家風靡的時期一騎絕塵，與凱恩斯進行過長達數載的經濟學論戰，成為一匹受熱捧的“黑馬”；但《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後不久，芝加哥大學的赫爾曼·芬納就寫了一本《通往反動之路》來譴責哈耶克對民主制度的攻擊；1974年，已過古稀之年的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與其一同獲此殊榮的卻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理論家繆爾達爾；而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計劃經濟的大旗已經難以為繼，市場經濟深入人心，哈耶克得以在逝世之後仍然名聲大噪。

一種思想不僅要放在其身處的環境中考察它賴以生成的契機，更需要放在身後的歷史中，觀察它的影響和長久效應。前者可以向我們指示思想的出發點，而後者能夠讓我們有幸目睹思想的高度。哈耶克即使在去世之後也難以獲得清靜，因為後來有源源不斷的推崇者和反對者湧現，把他揪出來重新投入思想市場。

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哈耶克自己是一個極為堅定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幾乎不存在思想上的重大轉折，他是那種“固執己見”的“老頑童”，儘管因此也受到了左右兩派的共同攻擊。

在眾多標簽當中，他本人曾寫過長文《我為什麽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來撇清流派關係和自己的學術路徑。而相較於“保守主義者”，“反理性主義者”更像是一個強烈的“指控”，儘管他本人生平沒有撰文對此標簽進行評述，但我們不妨深入到其思想背景和學術觀點當中，一起來探個究竟。

▲童年時的哈耶克

1899年5月8日，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出生於日耳曼語世界的文化中心維也納。他的父親在維也納大學擔任兼職植物學講師；他的外祖父是奧地利經濟學派三大鼻祖之一的歐根·馮·龐巴維克（Eugen von Bohm-Bawerk）的密友；引發二十世紀語言哲學轉向的偉大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其遠方表親，兩人曾一同以軍官身份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學術環境的熏陶之下，哈耶克對理論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然，一開始是生物學，後來是經濟學、心理學，直到最後的人文社會科學整體領域。

儘管在日耳曼語文化世界中長大，但哈耶克的思想路徑卻更多地傾向於英吉利海峽彼岸的英式傳統，尤其是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思想傳統。根據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即AB、BC、CD、DE式的家族相似關係，一個成員與其他成員至少有一個或多個共同屬性），哈耶克與亞當·斯密、大衛·休謨以及亞當·弗格森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分別共享著某種思想特質，是這個家族共同體現代延續中的一份子。這一傳統中對演化、漸進的強調深深地塑造了哈耶克的思想品性，這一傳統裡有著對理性泛濫的警覺性的提防。

另一個無法忽視的傳統——奧地利經濟學派，則更稱得上是哈耶克的“江湖門派”。哈耶克因讀到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而如獲至寶，就此和經濟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早年從一戰中卸甲之後，便立刻投奔到當時的大思想家馬克斯·韋伯門下，可不幸的是韋伯在1920年便猝然長逝。後來哈耶克師從維塞爾，他最先提出“邊際效用”一詞，說明價值是由“邊際效用”決定的；拿到學位之後，得益於維塞爾的推薦，哈耶克找到了米塞斯，後者在維也納的一個戰後臨時政府機構“清償局”工作，負責處理國際債權債務等事務，哈耶克在這裡成了米塞斯的助理，這使得在20世紀20年代兩人成為了真正的良師益友。

奧地利經濟學派洞開了哈耶克的理論視野的大門，其“主觀價值論”和“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知識論和方法論結構，以及對“計劃經濟”矢志不渝地反駁，對哈耶克有關“理性”的探討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計劃經濟”在奧地利經濟學派看來，會導致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全權控制，進而導致對政治過程本身的全權控制，市場機制賴以運行的自由選擇，便會因此而喪失，自由社會也就會被極權專製所取代。這正是哈耶克的巨作——《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核心主張。

從最初的經濟學論戰到後來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問題診斷，哈耶克有一項命名為“理性濫用”的研究計劃，探討理性被濫用的信念及其社會過程，這項計劃主要包括四個部分：第一，探討18世紀的個人主義理論；第二，探討反個人主義的思想根源；第三，對反個人主義從其源頭法國向德國、英國和美國的擴散傳播做一番歷史性的說明；最後，考察20世紀籠罩於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陰影之下的理性衰落。然而，這項計劃最後並沒有形諸於成套論著，而是散見於其各種論文和專著當中。

哈耶克對理性的看法可謂是其理論中的“阿基米德支點”，通過此，我們可以明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實質差異，可以理清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來龍去脈，同時也可以觸摸到哈耶克理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自生自發秩序）的深刻內涵。

▲哈耶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課堂上

哈耶克對理性的檢省來自於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的深入和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深刻地塑造和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技術革命勝利的喜悅彌散於各個社會，而哈耶克則“不合時宜”地認為，當人們沿著這條給他們帶來過巨大勝利的路線繼續走下去的時候，鍾擺就開始朝著相反的方向擺動，深淵就在前方不遠處。

這一時期彌漫著對自然科學成就的極度自豪，尤其在歐洲大陸的法國，工程型頭腦已經號稱要解決一切人類問題，而不是簡單地滿足於自然科學領域的成就。

的確，當一種從特定領域興起的方法論思潮企圖佔領其他從未涉及的領域之時，怪異的變種就會有如基因的錯亂雜交而不斷顯現，結出來的只會是畸形的思想嬰兒。觀念與思想的悲哀在於，其力量的強大有時確是以時代的災難來凸顯。

從孔多塞、聖西門到孔德以及各路實證主義者，都擎持著“自然科學”的衝鋒槍殺得這個世界片甲不留。這些人被哈耶克稱為“唯科學主義者”或“唯理主義者”，他們獨斷地認定“理性”的戰無不勝：凡是不能通過理性檢驗和證明的，就不能被稱為知識。因而，要麽把事物理解成理性的產物，要麽把事物解釋成非理性的雜草，因而不值一提。當他們從自然科學跨越到社會科學當中的時候，他們仍然夾帶著那種僅僅適用於自然科學的態度：當科學家強調自己研究“客觀”事實的時候，就意味著他要獨立於人們對事物的看法和行為來進行研究，個人的主觀看法應予以克服。

然而哈耶克恰恰認識到，社會科學的素材與自然科學迥然不同，它研究的不是物與物之間的關係，而是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這其中就必然涉及到人的觀念、看法，甚至是人無意間產生的或未經設計的結果。

前者似乎可以用一種獨立於研究對象的視角來進行探究，比如你研究土壤與植物生長之間的關係，你大可不必關心人們對此眾說紛紜的意見和看法是什麽；然而對於後者，你要研究人在社會當中的行為，你就必須考察他的動機、目的，甚至是預期與結果之間的彌合程度這樣的問題，由此才能明白某些事物在人類社會當中何以被如此稱謂。比如，你要研究價格波動，你就得清楚這實際上是個人對市場價格做出反應的結果，這其中蘊含著分散的、獨立的個人的行為與反應。

唯理主義者的謬誤在於，他們傾向於尋找一個做周密而整全計劃的“超級大腦”，這個擁有超級大腦的超人獨攬一切理性，他似乎可以做到對如此紛繁複雜的社會資訊了如指掌、事無巨細。這樣一種“老大哥”的論調是極為強調個人理性的，即使它時常以集體主義示人。

由此就涉及到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爭論。集體主義是唯科學主義的一種表現，它的特點在於企圖一開始就從複雜多變的社會“複合體”入手，再回頭來研究那些構成複合體的具體要素，他們把社會、經濟、國家或階級這類複合型實體作為客體，似乎只要觀察這些龐雜聚合的客體，就能發現各種規律。

比如，研究一國的富裕程度，一開始便從GDP這類巨集觀指數著手，由此得出相應的“經濟規律”，再運用於個人，似乎GDP的飛速增長必定帶來個人的同步富裕。然而根本的障礙在於，這個聚合的整體從來不是“既定事實”，而是人類心智建構出來的，比如語言，它不是因為通曉同種語言的人類都具有相同的自然屬性而產生，而是因為人類在不同階段的歷史社會當中不斷運用它進行表達、在心智中不斷找到與他人相似之處而得以建構的。所以說，這類聚合整體並不表示某種明確的物體，而更像是一種“關係模式或秩序”，借此可以理解人際關係。而脫離了人本身，這種實體的理性、客觀便都是假象。

更重要的是，集體主義的弱點在於，它聲稱集體大於個人，它很快就認為為了維護這個更大的整體的凝聚力，必須服從於某個“超級大腦”的控制。理論上的集體主義在實踐上卻極為尊奉個人理性，那個擁有超級大腦的個人的長官將全權管理整個社會。

這正是哈耶克所言的“知識的僭妄”，當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導向政治上的集體主義，極力想控制社會的狂妄之徒就找到了獲取權柄的借口，而這種聲稱的“理性”只可能是個人的理性而非社會整體的理性，個人控制論的唯理主義是排他性的唯理主義，它與個人自由水火不容。因為它既然獨斷地宣稱有某個“超級大腦”，其他個人便只能稱得上蒙昧和非理性，剩下的就只剩服從。失去了個人自由就失去了個人之間的互動，社會人際關係就發生斷裂，而這正是文明——這一並非個人理性設計產物，遭受毀滅的時刻。

▲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哈耶克始終強調諸如語言、經濟以及道德規則等的自生自發性，知識的分散性、個體性以及知識整體的範圍之廣，是任何個人理性所無法全然掌控的。個人對不受自己控制之物的恐懼感時刻存在，然而這種控制欲、支配欲若是一味擴張而不加收斂，就會認為未受自己控制的都是有缺陷的，這恰恰就是理性的自負。評價標準由此就被引導成了：受控制的等同於“好的”，不受控制的等同於“壞的、有缺陷的”。可以預見到的是，當認知尚未跟上文明的腳步之時，此種理性主義便草率地將文明視為殘缺的非理性之物，此乃理性的錯置，只會導致非理性的結果。

理性從來不缺乏推進者，卻缺乏檢省者。對於唯理主義者而言，要“理性地”理解到理性的自身局限，是一項最為艱難的任務。而當理性越過了其應有的限度，其帶來的結果就與理性所設想的結果無緣了。

哈耶克一再提醒，他所做的工作與合理地運用理性之間不存在任何衝突，他對理性的檢省，恰恰不是反對理性、敵視理性，而是為了糾正時代的錯亂，擺正理性的位置，最終——讓理性的歸理性，感性的歸感性。正如柯恩（M. R. Cohen）所言的那樣：“科學教會了我們謙卑，我們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無所不通，這就像一切偉大宗教的教誨一樣：人不是神，也絕對不可能變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須俯首稱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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