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過“讀史使人明智，知古可以鑒今”，但我以為光讀史書上的文字很容易被忽悠瘸，還得有自己的思考和認知。魯迅先生讀史書就品出了“吃人”二字，我自然沒有那麽高的境界，但也能看出來一些門道，比如很多史官都願意按照自己的喜好給歷史穿衣打扮——凡是自己人或是看著順眼的就拚命吹捧，非我同道或是瞧一眼就來氣的當然要往死裡埋汰。
唐宋之前的史官還算靠譜，大抵能夠做到秉筆直書，“人傑有瑕疵必說，梟雄有善意必錄”，但是古人做學問的方法有問題。我們今天搞夏商周斷代工程，集合了近10個專業領域的上百位專家搞了好幾年還留下一大堆瑕疵；清史纂修工程更是集合了15個部門、上千名學者折騰了近20年還沒出成果。可是古人呢？拿《史記》舉例，從上古黃帝時代一直到漢武帝太初四年這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一個人花了14年就全部搞定。
所以說古人做學問比今天簡單太多了，他們可以用主觀的思想、主觀的判斷和主觀的文字來決定歷史的本來面目，並代替（或者說是扼殺）所有人的觀點，這還算是好的。北宋歐陽修在修撰《新五代史》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那就是不但完全按照個人好惡述史，還動輒大發議論、大肆刪削史料（《新唐書》也沒少被他禍禍），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頗受此影響。明清史書就更不用說，（不論官修還是私修的）作為政治工具的價值遠大於史學價值。
對自己（或同一利益集團）有利的就拚命粉飾、神化，不利的或是有害的呢？那些出身士人的史官倒沒有無恥到一概否定或是塗改的地步。但是凡人都有優缺點，什麽地方需要大說特說，什麽地方不說少說的權力可是拿捏在他們手裡的，玩這種文字遊戲可是他們的獨門絕技。
所以不知有多少史實和先人成了任他們打扮的小姑娘，又有不知多少後人被他們忽悠瘸了還不自知。
比如說明武宗朱厚照時期的大太監劉瑾，史書中給我們留下的印象似乎就是個媚上欺下、納賄自肥、禍亂人間、迫害忠良的大壞蛋，人稱“立皇帝”，可見囂張跋扈到了何種程度。
劉公公肯定不是什麽好人，但是這種單一臉譜化的形象也肯定不是他全部的面貌。
比如說，有多少人知道劉瑾不但變過法、還變得挺像那麽回事？
劉瑾其人——壞蛋肯定是個壞蛋，如果他有什麽遺憾的話，那就是還不夠壞。
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後來入宮認大宦官劉順為乾爹，並因此改姓。別看劉公公後來火得很，堪稱有明一朝除了魏忠賢以外的太監第二人，但其實在人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過得很淒慘。
可能是因為惡名昭彰，所以史書中對於劉瑾在正德年間以前的記載幾乎就是個空白。我所能了解的僅有幾個片段，比如在弘治年間這貨不知道因為啥犯了死罪，差點被砍死；在僥幸得免以後，又費盡了心思賄賂了當時內廷最紅的大太監李廣，這才得到機會去侍奉時為太子的朱厚照。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朱佑樘駕崩、明武宗朱厚照即位，隨即任命劉瑾執掌鍾鼓司，這一年他已經54歲了。不久劉瑾又被調進內官監，總督團營，次年就掌管司禮監，走上了一個太監的權力巔峰。
明朝宦官的權力主要來自於“照閣票批朱”；提督東廠，治理詔獄；凌駕於三法司之上的審案權；監軍、鎮守、守備、巡視；出使；提督市舶、礦使稅監、采辦、監工、監器、織造這麽幾塊，其中權力凌駕於內閣之上的司禮監才是重中之重：
“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於是朝廷之綱紀，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間有賢輔，卒蒿目而不能救。”（《國榷·卷四十三》）
正德五年，在另一個太監張永的舉報、李東陽、楊一清等重臣的佐（cuan）證（duo）下，劉瑾被“磔於市，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示天下。族人、逆黨皆伏誅”，時年59歲。
也就是說劉瑾手握大權、過得很爽的日子不過5年而已。
劉公公乾的壞事別人已經說得太多，我懶得重複太多，先拿一段史書記載湊合事：
“瑾權擅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勳戚以下，莫敢鈞禮，每私謁，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明史·卷三百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這裡隻重點說兩件事，一個是貪汙受賄，另一個迫害忠良。
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搞了一個不怎麽靠譜的榜單，對象是1000年以來世界50大富豪——中國共有6人上榜，其中就包括了兩大貪汙犯和珅和劉瑾（另外四個是成吉思汗、忽必烈、伍秉鑒和宋子文）。和珅的“光輝事跡”大家比較熟悉，那麽劉公公又貪了多少呢？
據說他被抄家時，收繳出來的黃金有250萬兩、白銀5000萬兩。和珅被抄出多少財產有不同的版本，數字在2.2億兩～8億兩之間，可這是他“辛辛苦苦”搜刮了20多年的成果，比起劉公公起碼在效率上差遠了。不過這事要怪只能怪在朱厚照頭上，要是他再給劉公公幾年時間，以後者的“勤勉”和“敬業”，搶走和珅的史上最大貪官頭銜根本就不廢什麽勁兒。
明朝被罵得最狠的太監除了魏忠賢，就是劉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倆貨喜歡“迫害忠良”，這其實不過是掌握著輿論話語權計程車大夫物傷其類而已。相比於喜歡跟那些文官狗咬狗的魏公公，劉公公顯然對銀子更感興趣，死在他手下的文官不少，但跟魏忠賢比起來就差遠了。而且只要那些文官滾遠點、不在劉公公眼前礙眼、礙事，他並不追求非得肉體消滅——這就導致後來劉瑾倒霉的時候，那些恨他入骨的政敵大多還活著，自然破鼓萬人捶，於是劉公公死相極慘。
（瞎扯一句，如果那些被魏忠賢、劉瑾迫害過的“忠良”活在今天，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應該不會願意與他們共事，更甭提為友。因為這些家夥既不能任事，又難以相處，真的很煩人啊……）
劉公公最得意的時候，可以讓群臣跪在金水橋畔然後宣布這幫家夥統統都是奸黨——要是讓魏公公辦這件事，奸黨們能痛痛快快的挨上一刀都得感謝“九千歲”大慈大悲；可是在劉公公手底下，這些“奸黨”卻大都能活蹦亂跳的挺到“立皇帝”被碎屍萬段，然後破口大罵這貨迫害忠良。
魏公公最後死得還算好看，劉公公則慘不忍睹，我猜他死前肯定怨氣衝天，比如他的第一大罪狀居然是謀反，這得有多扯？
要是劉瑾早早把李東陽、楊一清等陷害他的家夥弄死（劉瑾的17條大罪裡邊，還真有不少純屬誣陷或是替人背鍋），下場也不至於這麽慘。
可這事能怨誰？
劉瑾為啥能獲得這麽大的權力？因為他是皇權的代言人。
中國歷史上閹宦之禍最為嚴重的時代非東漢、晚唐和明朝莫屬，但是明朝的情況與前兩者完全不同。
與漢唐宦官可以完全不把皇帝放在眼裡不同，明朝的皇帝是“威柄自操”的，不存在太監挾製天子導致“太阿倒持”的情況。就連被一個“九千歲”魏忠賢搞得毫無存在感的明熹宗朱由校都能自信的表示“政事朕所親裁”（《國榷·卷七十九》），更何況其余？而且哪怕魏、劉等大太監權擅天下，在皇帝面前也是“片紙中出而夜就縛”（《弇山堂別集·卷九十》明·王世貞），根本沒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這也是明朝太監與漢唐宦官最大的不同之處。
為啥明朝的皇帝這麽牛？因為與漢唐那些連活著都得看人臉色的可憐皇帝相比，他們手中有一個超級厲害的法寶，名為“君主專製”（從西漢到南宋，真正能專製起來的皇帝堪稱鳳毛麟角），而這還要感謝他們的老祖宗朱元璋。
老朱當上皇帝以後，總結前朝興亡的經驗教訓時，發現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明太祖實錄·卷十四》）有了理論指導，辦法自然多的是，比如建立高度的君主集權。
自從皇帝這種生物誕生開始，就本能的貪婪的攫取一切權力，並和任何試圖與其分享權力的利益集團鬥個不死不休——這樣的利益集團包括貴族、外戚、士族、勳貴武將等等，自從隋唐以科舉取士，便統統被作為庶族地主代表計程車大夫階層所取代。士大夫對於皇帝的好處在於他們可能會撬皇權的牆角，但絕對不會也沒有能力把整面牆推倒，於是兩者和平共處了數百年。
可是自從兩宋以後，士大夫在政治、經濟上有了更大的影響力，自然追求更大的權力，這就與朱元璋主張的君主專製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所以在明初，相當一部分士大夫對朱元璋是非常抵觸的，類似清初讀書人拒絕出仕、隱逸山野的情況在洪武年間其實也非常普遍，把皇帝氣得要命。得罪老朱這樣的狠人自然沒有好下場，“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世以下萬數。”（《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當然最狠的手段就是殺了胡惟庸之後，乾脆連宰相這個職位都廢掉了（胡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宰相）。
宰相是啥玩意？那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長官，理論上任職時連皇帝都要“拜”的，不但是臣子從皇帝手中爭取權力最有力的保障，更是所有士大夫夢想的終點，你老朱說給整沒就沒了？
這個仇就結大了。此後的朱棣得位不正，殺人更狠，於是仇恨愈深。如果說唐宋時期士大夫們都在忙著內訌、黨爭，那麽在明朝就是有志一同的鬥皇帝——明朝十六帝中，君臣關係比較和諧的只有朱允炆、朱高熾和朱佑樘這麽三位。可是捧朱允炆臭腳風險太高，朱高熾在位時間太短、能誇的不多，所以明孝宗朱佑樘就被士大夫們樹為正面典型捧上了天，甚至稱之為“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
何為“三代以下”？那可是夏商周以後的3000多年，這也太過了吧？
沒有造反能力計程車大夫要鬥皇帝也只能文鬥，可是皇帝卻不一定非得跟他們講道理，畢竟刀子比道理更具有說服力。不過像朱元璋、朱棣這種殺大臣如宰雞的狠人太少見，後來刀子就變成了棒子（廷杖），可惜效果非常不好，還成了普遍具有受虐狂傾向的明朝士大夫的“心水之物”——一旦被廷杖打得屁股稀爛，甭管死活都成了不畏皇權、堅持真理的鬥士、君子，從此聲望值噌噌爆表，天下無不敬仰。所以明朝的大臣鬥起皇帝來都跟瘋狗一樣，就盼著能換來（或是騙來）一頓廷杖，往往挨打者興奮如狂，沒挨上的如喪考妣，簡直讓人神經錯亂。
其實這麽乾的皇帝不多，畢竟皇帝親自出馬鬥大臣如同大人欺負小孩，贏了不光彩，輸了更丟人。也就是明武宗朱厚照這樣以荒唐著稱的皇帝，或是剛從安陸那個小地方跑來京城的土鱉朱厚熜乾得比較多。比如一個左順門血案就讓134名官員入獄、180多人挨了廷杖，其中17人被打死，因此朱厚熜在史書上被罵得很慘。
明朝的皇帝更願意讓他們信任的宦官扮演這樣的角色，並在宦官和文官間的鬥爭中充當偏心眼裁判的角色。比如明武宗朱厚照在有人告劉瑾黑狀時，就公然吹黑哨——“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任瑾益專。”（《明史紀事本末·劉瑾用事》）更是在庇護太監時訓斥內閣首輔劉健道：
“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傳第六十九》）
一向不靠譜的朱厚照這回說的是句大實話。
所以像魏忠賢、劉瑾、李廣之流的大太監大肆“陷害忠良”，其實就是皇帝想看到的結果，絕對是太監們“忠於職守”的表現，所以他們怎麽可能會管、會糾正？所以明朝的太監們雖然多有作惡多端之輩，但只要現任皇帝不掛掉，他們的日子一般都會過得美滋滋。只有到了新君登基，魏公公之流作為用髒、用臭的破抹布才失去存在價值，才會被宰掉以平“民憤”，把他們存在的最後一點價值也榨乾。
所以當文官眼巴巴的盼著皇帝用廷杖打自己屁股、以求名揚天下時，迎來的卻往往是公公們的各種花式打擊。比如又是劉瑾，發明了扒掉褲子直接拿光溜溜的屁股開揍的新打法，既傷害肉體又摧殘尊嚴，大大降低了極度好面子計程車大夫對於廷杖的好感度。
所以在史書中越是惡名昭彰、越是“迫害忠良”的太監，皇帝其實打心眼裡喜歡，以至於他們以權謀私、貪汙受賄什麽的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反正這些錢財在卸磨殺驢的時候早晚還會落到皇帝手裡）。所以明熹宗朱由校在臨死前還向他兄弟朱由檢鄭重推薦了魏公公：“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大事。”（《明史·卷二十二·本紀第二十二》）
那為啥“忠貞”不亞於魏公公的劉公公威風了沒幾年就被朱厚照弄死了？
因為他好像犯了忌諱。
作為一名有理想的公公，劉瑾想要變法並身體力行，這就有點越線了。
明朝開國以後，一直嚴禁宦官參與政事，但是這一傳統卻被明宣宗朱瞻基徹底推翻——宣德三年，他下令翰林學士在內書堂教授宦官入學，以使他們能夠處理文書並能參與朝政。
可惜效果並不好，那些飽讀詩書的公公們要麽沒混出頭要麽悲催的混成了好太監（明朝好太監的下場也都不太好），而那些壞太監的文化水準大都不大怎地，比如魏忠賢就是個純文盲，劉瑾則是個半文盲。
劉公公雖然文化水準不高，但不代表就沒有理想。他一邊敬業的替皇帝鬥文官，一邊努力的給自己撈銀子，同時也沒忘了替大明朝的事業添磚加瓦。
身為司禮監大鐺，劉瑾有“照閣票批朱”之權，就是對內閣大臣做出的“票擬”進行批示。“批朱”本來是皇帝才有的權力，可是在明朝往往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尤其是攤上朱厚照這麽一個極度厭惡朝政的皇帝，“批朱”權就被劉公公獨家壟斷了。
劉公公很好面子，而且很有責任心，生怕因為自己沒文化鬧笑話、出亂子，便把相關奏章文書帶回家，拉上妹婿孫聰、秀才張文冕等人天天“加夜班”，一起商議決定。
在劉瑾“執政”的那五年，儘管把朝廷官場搞得亂七八糟，但是大明朝的國事並沒有出什麽大的岔子。以劉公公的本事，他也算是盡力了。
不僅對身前事很負責，劉瑾還在為自己的身後名做打算。可是太監的名聲實在糟糕，名垂青史的難度很大，所以劉公公覺得必須搞票大的。
還有什麽比變法更能抬高一個人的名望的嗎？想想人家商鞅、王安石，劉公公覺得自己一下子找到了人生的榜樣。
那就變法唄：
“辛醜，兵科給事中屈拴，請頒行劉謹所定《見行事例》，按六部為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以昭法守。詔下廷臣議行。”（《明通鑒·卷四十三·武宗》）
“已，廷臣奏瑾所變法，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悉厘正如舊製。”（《明史·卷三百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看人家劉公公，不變法則已，一變就變出85條，能把商鞅、王安石什麽的甩出好幾裡地……
而且劉公公變法不僅是以數量取勝，在質量上也有不少乾貨，大致總結如下：
1、政治方面。
因為跟文官長期鬥爭的不愉快經歷，所以劉公公對於天下官員普遍持不信任態度（這個態度是正確的）。於是他決定整頓吏治，比如建立官員不定期考察制度，“二月，劉瑾矯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兩京及在外方面官。”（《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七》）；比如發明了“罰米例”，、對失職官吏進行懲罰：
“丁末，工科給事中吳儀核寧夏、固原等處倉場秋坯虧折之數，劫歷任巡撫都仰史徐廷薄等十六人，侍郎碩佐及管糧郎中、副使、金事徐鍵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馬價鹽課劫巡撫寧夏全都禦史劉憲、巡撫陝西右副都禦史楊一清及苑馬寺卿、全事、知府、間知及管屯衛宮十餘人，皆入罰米例，重者五百石，輕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建立內廠鉗製東西廠的權力，”（《明通鑒·卷四十三·武宗》）
劉憲、楊一清等都是所謂的名臣，結果因為任職不力統統被劉公公罰了款——咱先甭管罰款是不是進了某人的腰包，但這起碼不是件壞事。
不僅如此，劉瑾還利用提督廠衛的便利，大肆偵緝官員不法事。劉公公自己雖然是個大貪汙犯，可是卻見不得別人貪汙腐敗，所以執法甚嚴：“瑾峻刑”。使得在他治下的大明官場頗有洪武遺風，也算難得。
2、經濟方面。
可能是因為出身的緣故，所以劉公公雖然對待官員要求非常高，但是對於百姓民生卻頗有同情、仁慈之心。在他當政期間，多次降低賦稅，減輕農民負擔。
他的另一大政績就是整頓了鹽法，清理鹽課。明朝鹽商勢力很大，與地方不法官員勾結，大肆侵吞國家財產，這讓最喜歡銀子的劉公公哪裡受得了？於是派禦史查核兩浙鹽課，追究官員責任、收繳贓款，而且據說全部收歸了國庫……
3、文化方面。
這方面劉公公就比較隨心所欲了。比如他調整了各省的科舉錄取名額——跟他作對的那些文官大多出自南方，尤其是江西最多，所以劉公公下令裁剪江西鄉試名額50個，同時給他的老家陝西加到100個（當年的科舉成績江西是出了名的好，陝西是出了名的差），至於河南、山西等省也因為盛產劉氏黨羽得到了照顧。
另外劉公公腦洞還比較大，變法措施中還包括“又悉逐京師客傭，令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焚之”（《明史·卷三百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等在當時令人難以想象的條目，簡直讓人目瞪狗呆。
劉瑾變法首先嚴重影響了文官的利益，其次其中不乏以權謀私的心思，而且有些措施過於“新潮”讓人無法接受，所以其結果自然是“輦下洶洶幾致亂”，幾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對。
可是劉公公不怕，只要皇帝支持他，誰反對都沒用。
不過沒過多久，朱厚照就下令將劉瑾碎屍萬段了。
這是為啥？
明朝的皇帝把太監推上前台與文官鬥，自己落個清閑不說，還不用生前挨罵、死後攤上壞名聲，這多好？所以作為皇權代言人的太監們無論怎麽折騰，成了“九千歲”也好、“立皇帝”也罷，他們都可以不在意。至於殺掉一堆大臣弄得朝堂鮮血淋漓、輿論怨聲載道或是貪汙了好幾個國庫那更是小事情，皇帝理都懶得理。
可問題是太監怎麽作都可以，但不能越界，更不能讓皇帝產生猜忌。
“九千歲”、“立皇帝”都是假的，這點皇帝心知肚明，“片紙中出而夜就縛”嘛；“批朱”也無所謂，反正真正有大事還得“朕所親裁”；循例處理各種國事就跟沒有問題了，反正這種不出格的事情皇帝大都懶得操心。
可變法肯定不行。那是對國朝制度作出重大的、可能涉及生死存亡的變革，那是一般人能乾的嗎？哪怕是商鞅、王安石這樣的人物，搞完變法也得或殺或廢，為啥？因為搞變法的家夥權力通常會變得很大、名望會變得很高，讓皇帝感到不舒服甚至不安全。
當然，朱厚照再荒唐也能掂量出劉公公的斤兩，就這貨的水準搞不出什麽么蛾子，也不至於對他造成什麽威脅。但問題是當皇帝的考慮問題從來不需要事實和依據，只要覺得你有動機，那就一定是大逆不道。
而且對於天下大多數人來說，劉公公權勢熏天有如高山仰止，但對於朱厚照來說不過是個家奴、一條狗而已。這條狗不夠聽話，換一條就是，也不是什麽大事情。
於是劉瑾僅僅囂張了5年，就被碎屍萬段了。
不過考慮到歷史上變法者的下場都不太好，劉公公也算死得其所了。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