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洶湧來襲，新聞業如何自救？

紀錄片《頭版內幕》（2011）劇照。片中，美國報業巨頭《紐約時報》面臨互聯網的衝擊，出現即將倒閉的傳聞。然而，數年後《紐約時報》成為全世界數字化轉型最為成功的傳統媒體之一。

《新聞業的救贖》

作者：彭增軍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年6月

《總統班底》（1976）劇照，電影根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對“水門事件”跟蹤報導的故事改編，這場持續兩年多的報導最終促使美國總統尼克松辭職，成為新聞監督的經典案例。

《新聞業的救贖：數字時代新聞生產的16個關鍵問題》最近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殺青出版。正如書名所言，這是一本探討當下新聞業困局與出路的書，作者彭增軍是美國聖克勞德州立大學教授，而早前，他曾是我國著名外宣媒體《北京周報》執行主編。作為一名經常來往於大洋兩岸的國際學人，他筆下講的是美國的故事，但心中所想的，卻是中國的讀者；作為一名業界出身的著名學者，他的話是講給業內同行的，但同時，也是說給社會大眾的。

1

為什麽要替新聞月台？

彭增軍教授在書中的一個洞見，是強調嚴格區分中文所說“新聞”一詞的兩重意涵：一個是作為具體新聞事件和消息的新聞，即news；而另一個，則是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新聞業及其承載的新聞傳統，也就是journalism。

每當有學生問及對當前報紙死亡問題的看法，他總是說：“我為報紙致哀，我為新聞月台——A eulogy for newspaper； a defense for journalism。”

那麽，我們為什麽要替新聞業月台？

按照美國學者克萊·舍基的預測，包括新聞出版在內的許多行業，都將進入一個“大規模業餘化”的時代。樂觀的觀點認為，動態的新聞、碎片的資訊，無處不在的網民可以提供；還有更樂觀的看法認為，無數網民從多個視角的參與，將使事件背後隱藏的東西無所遁形，所謂“廣度成就深度”，調查記者經年累月孜孜矻矻的努力也就變得多餘。

於是，我們在無數次的網絡狂歡後，迎來了傳統新聞業真正的嚴冬。眼下，報紙停刊已經不再成為新聞，當傳統媒體花果飄零之時，我們卻發現，重大事件中的媒體缺席已經成為一種常態。我們從社交媒體上看到更多的，是養生、成功和八卦緋聞。

回過頭來看，就社會公共事件而言，即使是網絡圍觀最強有力的時候，新媒體與傳統新聞業的議程是相互加持的，正如書中所說：“社交媒體上的討論，往往也是圍繞主流媒體的新聞展開的。”就社會公共事件的報導與討論而言，如今傳統新聞業危在旦夕時，社交媒體似乎也獨木難撐，當然，這不影響它繼續日進鬥金。

前些年，國內有學者出版專著《拯救報紙》，也有專家認為撤掉網絡版是挽救報紙危亡的必由之路。但是，究其實而言，報紙可以停刊，電視台可以關門，或許，一種媒介形式的存廢無關巨集旨，報社、電台、電視台員工的飯碗也並不重要——當年的調查記者如今轉型做公益，辦公司，甚至做公關，都過得不錯——但權力需要監督、真相需要調查，公眾需要高品質的公共論壇，傳統新聞業承載的理念和操守，肩負的使命至關重要。

傳統新聞業衰落後留下的巨大空白，怎麽填補？

挖掘幕後的真相，看到航線上淺灘暗礁，勞神，勞力也費錢，一位資深媒體人曾告訴筆者，他們雜誌每一期封面調查報導，平均成本都在3萬至5萬元之間，我們很難想象，打遊戲、聊八卦之餘“摟草打兔子”的網民，足以承擔這樣的使命。大規模業餘化重構了人類的傳播生態，但是，人類資訊傳播卻不可能走反專業主義路徑。也就是彭增軍教授在書中所說：“沒有新聞的社會沒有未來，新聞專業主義的生死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為新聞業月台，就是要在遍地瓦礫之中，要在大規模業餘化時代裡，探尋重建新聞專業主義的種種可能。

2

新聞業新的生存模式何在？

書中的另一個洞見，是強調新聞（journalism）不等於媒體（media），因此，“媒體”的“商業模式”不是“新聞業”的“生存模式”。

附著於作為一個商業機構的媒體之上，是現代新聞業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從歷史上看，媒體通過刊登廣告實現贏利，是一個了不起的制度創新。許多報刊借此擺脫外界乾預，實現獨立。

不過，商業化也不是新聞業的唯一取向。不必說CNN、NHK這樣的公共電視，熟悉中國新聞史的人都會知道，在中國新聞史上，那些著名的“同人報刊”，都不是以商業贏利為辦報辦刊宗旨的，那個年代或許已經無法複製，但是，它至少告訴我們，新聞業有商業化之外的另一種可能。彭增軍教授在書中指出：“無論傳統媒體的未來如何，都必須拋棄原來的思路，新聞特別是核心新聞，從來也不是商品，更不是買賣，媒體商業模式和新聞的生存模式是兩個問題，該公共的歸公共，該商業的歸商業。”

眼下，傳統媒體的商業模式難以為繼，那麽，新的生存模式在哪裡？正如書中指出的，當新聞業的價值不能在市場中體現，新聞業的問題已經不是新聞業自身能夠解決的，那麽，公眾可以為社會須臾不可或缺的新聞業做點什麽？

近年來，歐美及我國港澳台地區出現了不少另類媒體機構，他們風格不同，定位有別，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共同特徵：一是實現了“去規模化”，即都是一些小型機構，不走商業路線，而是定位於一個公共機構；二是通過種種辦法、通過與公眾的深度對話，引導公眾深度參與新聞生產，有些是實行會員製，籌集資金；有些則是選題眾籌，即為一個有價值的報導計劃面向公眾以小額形式募集經費，這等於給公眾提供了為媒體選題票的機會；有些甚至是選題眾包，即把一個選題分包給許多普通的公眾共同完成。

當然，從現在的情況看，這些模式都有各自的不足。去規模化的小型機構，固然使新聞業告別商業成為一種可能。但是，“傳統媒體……它是作為一個政治社會組織存在的，是一個組織的力量，只有這樣的獨立而又強大的組織力量，才有可能對抗各種利益集團和權力。”那麽，如今這些小舢板或許是精致無比的，但靠什麽抵禦大風浪？還有，選題眾籌等於讓公眾用鈔票為選題投票，這固然是對公眾的一種賦權，但是，如今那些10萬+的爆款文，是不是也代表了當代的公眾趣味？那麽，我們如何保證引入公眾深度參與的新聞生產，如何保證自身的獨立，如何保證把公共價值放在第一位？

坦率地說，這些問題目前沒有現成的答案。但是，在新的傳播生態中，社會各界的深度參與，新聞工作者與社會公眾的深度對話，是當今新聞生產的關鍵與核心，新聞專業主義的成敗，在於全社會的覺醒和支持，在於人民大眾是不是真的在乎。

因此，關心專業主義新聞業，以各種方式參與專業主義新聞業的新聞生產，是這個時代公民的基本責任。

3

彎道超車 中國新聞業的機遇在哪裡？

近代中國的新聞業是典型的舶來品，儘管在發展中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體制與風格，但是，向世界各國學習，一直是中國幾代新聞人的自覺選擇。

近年來，我們的許多媒體建立了耗資不菲的中央廚房，也做了一些類似分分合合的媒體融合。有一年兩會上，一些央媒記者鋼鐵俠式的裝扮確也大出風頭。但是，我們靠這些是不是已經足以有資格引領世界？

《新聞業的救贖》一書中，彭增軍教授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麽搞新聞的行業那麽守舊？”的確，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新聞業在創新方面乏善可陳，中外皆然，彭增軍教授分析的第一原因是居安不思危，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新聞業坐享壟斷帶來的高額利潤，日子過得非常滋潤。而中國媒體市場化大門開啟很晚，上世紀90年代以後，在西方媒體已經衰相盡顯時，中國市場化借助改革紅利，才開始高歌猛進，有了20年黃金發展期，小報養大報模式，讓很多媒體很是過了一段好日子。

而如今，市場化媒體落花流水之後，政府頒布政策扶持體制內媒體，很多媒體仍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但是，沒有危機意識之後，創新動力何來？財政支持能夠確保新聞從業者沒有飯碗危機，但能不能保證新聞業不失去閱聽人？

書中分析媒介融合為什麽做成夾生飯時指出：“現在完全不同了，媒體融合，媒體自己說了不算，必須有閱聽人的參與，任何媒體融合的模式都必須是開放的。”而社交媒體時代，閱聽人已經變身為“創眾”，所有的創新，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與閱聽人對話中試錯演進。

《新聞業的救贖》有大量針對美國主流媒體困境中尋求變革的案例分析，“乾貨”滿滿，但除了這些具體可操作的分析，我覺得這本書中倡導的理念更值得我們思考。他在書中特別批評了媒體行業對互聯網的工具化思維。書中強調“所謂工具思維，就是說有了金剛鑽，只能想到瓷器活兒可以做得更快更好，卻看不到金剛鑽穿透的不僅僅是瓷器，就傳統媒體來說，工具思維導致再好的技術也只是用來複製報紙。在上網時代搞報紙網絡版，到媒介融合時代也簡單成了跨平台出版，而不是從媒體生態環境的系統改變去認識問題。”我們一些試圖要引領世界的主流媒體，可能都在這種工具性思維中打轉。

這些年走訪媒體，最大的感受是許多媒體在亦步亦趨地照搬企業的管理方式，記者天天到報社打卡，每個月按寫稿數量計算工分，管理當然要追求效率原則，但是，把傳統上所謂自由職業，變成了典型的計件工，這樣的管理制度體現的是管理本位，但新聞業的本質似乎被無形中忽略了。在新聞業最需要創新的今天，我們對媒體的管理在重視效率原則的同時，能不能進行一點新聞學的反思，我們的管理如何讓新聞從業者從職業中有更高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如果我們把記者編輯都變成成天為飯碗和生計奔波的計件工，我們能期待他們在新的傳播生態中創造出新的媒體“金字塔”嗎？

回過頭來再說前面提出的問題，在新的傳播生態中，世界各國的新聞業都面臨著共同的問題，我國新聞業的確存在所謂彎道超車的機遇，中國媒體可以有引領世界的抱負，但是，只有開放的胸懷才可能有廣闊的視野，密切關注世界新聞業發展動態，虛懷若谷方能在創新的路上邁出堅實的步伐。

□王天定（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