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於穩重，他才善於權衡利弊，及時變招，一旦遇上問題或挫折，知道從中認真汲取教訓，盡快刹車，條條道路通羅馬，此路不順換他路，而不至於一條黑道走到底，直至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春秋五霸”，真正名副其實的只有三位：齊桓公、晉文公和楚莊王。三人中間，楚莊王是“蠻夷”的頭子，出身本來就有“問題”。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春秋公羊傳》僖公四年），楚莊王統率“南夷”北進中原，問鼎之輕重，害得中國命系一線，危在旦夕，自然是大夥兒的“公敵”。所以，他際會風雲，一鳴驚人，爬上霸主的寶座，對那些諸夏本位論者來說，絕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純粹是屈辱的標誌，只是迫於形勢，大家才不得不強打起精神，膩膩歪歪、言不由衷地承受下來。由此可見，楚莊王儘管神氣活現，躊躇滿志，但在大家的心目當中，他根本算不得是五霸中的正宗角色，典型的“紫色蠅聲，余分閏位，聖王之驅除雲爾”（《漢書·王莽傳》）。
晉文公當然不同，他是咱華夏自己圈子裡的人，他要出人頭地，大夥兒不會有心理上的障礙。事實上，晉文公也的確夠爭氣，上台沒多久，便施展拳腳，幾個回合下來，便讓那曾經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楚國好漢趴在地上，動彈不得，使諸多中原諸侯終於熬到了揚眉吐氣、重新露臉的時候。就霸業之盛、聲譽之大而論，晉文公無疑屬於春秋歷史上的頂尖人物。可惜的是，他做事過於張狂，不大計較輕重，口口聲聲尊重周天子，其實視天子如玩偶，呼來喚去，肆無忌憚。這如何不教人對他的行為持幾分保留。加上他機心太重，韜略太多，用兵講求詭詐，謀事注重算計，更給人留下老奸巨滑的印象。無怪乎孔子對他要不無微辭了，“晉文公譎而不正”（《論語·憲問》）。既然是“譎而不正”，那麽晉文公在五霸中的地位，自然也得打上幾個折扣。
宋襄、秦穆不夠資格，晉文、楚莊又不無瑕疵，那麽“五霸”之中，也就隻余下那位齊桓公了。於是，人們便把齊桓公抬出來充當“五霸”的典範，孔夫子稱道他“正而不譎”；孟子的態度同樣鮮明，說是“五霸桓公為盛”。他們這麽說，可不是興之所至的信口開河，而是當時社會輿論的客觀反映。齊桓公身後受到人們的普遍懷念乃是不爭的事實，他生前的許多做法也曾為後人所效法模仿。公元前641年，魯、蔡、陳、楚、鄭、齊多國諸侯風塵仆仆、鞍馬勞頓趕到齊國搞會盟，中心的議題便是所謂“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左傳·僖公十九年》），這等於是舉辦了一場為齊桓公歌功頌德的專題國際論壇。公元前538年，楚靈王召集十三國在申地（今河南南陽北）開大會，在禮儀方式的選擇上，楚靈王也毫不猶豫地表示要向齊桓公看齊，“吾用齊桓”（《左傳·昭公四年》），透露出他企圖步齊桓之後塵，號令諸侯的勃勃雄心。這些史實說明，齊桓公才是春秋五霸中真正意義上的霸主，他身上所體現的才是純粹至高、正大光明的領袖風度，孔子說他“正而不譎”，真是說到了點子上。
齊桓公的“正”，說白了也簡單尋常，就是他的處事，從根本上合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庸”節製，凡事把握分寸，恰到好處，無過無不及，用最佳的方式實現了自己既定的戰略目標。這種境界，看上去平凡，其實最高明，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至也！用今天的話說，齊桓公的厲害是他的太極推手功夫，核心不過是兩個字——穩重。穩重，再穩重，如果細加體味，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才是政治上的大智慧，戰略上的大手筆。
齊桓公的成功，取決於他的穩重。由於穩重，他才善於權衡利弊，及時變招，一旦遇上問題或挫折，知道從中認真汲取教訓，盡快刹車，條條道路通羅馬，此路不順換他路，而不至於一條黑道走到底，直至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歷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計劃和方法有問題，但或因礙於面子，或因賭口意氣，或因心存僥幸，總是在那裡死頂硬撐，結果事情是越來越糟糕，直弄到山窮水盡，無法挽回。然而，齊桓公與他們不同，他懂得該撒手時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他剛登基時，也一樣是雄心勃勃，血氣方剛，老是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早早確立起齊國的霸權，汲汲於“欲誅大國之無道者”。管仲諫阻他，告訴他時機並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管子·中匡》）。可他全然當作耳邊風，一意孤行按著自己的性情去做，滿心以為中原霸主的寶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他的熱情之火，很快便讓長杓之戰那一大盆冷水給澆滅了。他引以為自豪的強大齊軍，居然讓曹劌率領的魯國兵馬殺得丟盔棄甲，狼狽逃竄，真是敗得無話可說，敗得窩囊透頂。不過這次出乎意料的慘敗，也有一個好處，就是使得齊桓公發熱的頭腦得以冷靜下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得以平複下來。既然憑借單純的戰爭手段連魯國這樣軍力很一般的國家都擺不平，那麽想靠它去對付比魯國強大十倍的楚國，比魯軍能打仗的戎狄，還不純粹是自討沒趣嗎！看來是不能單純依賴戰爭來實現自己的稱霸目標，而應該更多地運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謀、伐交、伐兵三管齊下，才是正道。齊桓公是這麽想的，也是這麽做的，他馬上調整了自己的爭霸戰略方針，改急取冒進為穩重待機，變單憑武力為文武並舉。而正是這種穩重的做法，才保證了他日後少走彎路，一步步走向自己事業的巔峰。
齊桓公的穩重，也表現在他善於正確判斷形勢，能夠根據實際情況與對手作必要的妥協，進兩步退一步，見好便收，在可能的範圍內滿足自己的戰略訴求。戰略是否成功，不在於戰略利益的內涵有多大，戰略目標的設定有多高，而關鍵要看它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脫離實際條件，脫離具體許可，那麽，最好的戰略方案也等於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所以，善於妥協本身就是戰略運籌中一門高明的藝術，是尋求戰略利益的一個重要手段。這方面的駕輕就熟，得心應手，無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標誌。
齊桓公就是這樣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舉行的召陵之盟，充分體現了他通過妥協的方式，實現雖說有限但卻實在的戰略利益的穩重政治風格。當時，楚國兵鋒咄咄北上，成為中原諸侯的巨大威脅，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在這種情況下，當縮頭烏龜是不成的，保護不了中原中小諸侯，任憑“南夷”四處橫行，你齊國豈能稱為“霸主”。然而，如果心血來潮，孤注一擲，真的同楚國真刀真槍乾上一仗，弄得兩敗俱傷，恐怕也不是正確的選擇。最好的辦法，是出面組織起一支多國部隊，兵臨楚國邊境，給楚國施加巨大的政治、軍事、外交壓力，迫使對手作出一定的讓步。如此，既壓製了楚國囂張的氣焰，安定了中原動蕩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戰爭的深淵，付出過於沉重的代價。這叫做“全勝不鬥，大兵不創”，“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略運用上的“善之善之者也”。
齊桓公像
於是，齊桓公與楚國方面便在召陵（今河南偃陵）地區聯袂上演了一出妥協大戲，楚國承認了不向周天子進“貢苞茅”的過錯，表示願意承擔服從“王室”的義務，算是多少作了讓步，給了齊桓公所需要的臉面；而齊桓公也達到了警告楚國、阻遏其北進迅猛勢頭的有限戰略目的，於是也就適可而止，見好就收。這種戰略上不走極端，巧妙妥協的做法，可能會讓習慣於唱“攘夷”高調的人覺得不夠過癮，可它恰恰是當時齊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確抉擇。
齊桓公的穩重，更表現為他善於把握時機，算账算得十分精明，從不做賠本的買賣，總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換回最可觀的利益，不費多少功夫而贏得充分的好處，不損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聲。成本要低，回報要大，這是從事政治、軍事鬥爭時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衡量評估任何戰略決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標。“殺敵一千，自傷八百”，絕不是聰明人所乾的事情，在戰略運用上，與其焦頭爛額，不如曲突徙薪。戰略利益是要爭取，但要爭得巧妙，爭得自然，爭得冠冕堂皇。否則便是犯傻，便是笨拙，落下話柄，留有後遺。
齊桓公的高明，就是求穩、求全，善於借力，走間接路線，做到名利雙收。他讓後人津津樂道的幾件大事，如遷邢、存衛、救助周室等等，都是投入甚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買賣。譬如，他遷邢、存衛，並不是在邢國與衛國一遭到戎狄的攻擊，便立刻出兵援救，而是當局勢明朗之後才展開行動，所以當齊兵姍姍來遲，抵達邢、衛時，邢、衛早已被戎狄所攻破，這樣齊軍就不必去同戎狄軍隊作正面交鋒了，而只需要做點場面上的文章：收容一下邢、衛兩國的難民，然後再予以安置撫恤便成了。如此一來，齊軍並不遭到損失，但卻贏得了抗擊戎狄，拯救危難的美譽，齊桓公本人也幾乎成了人們的大救星，歌頌之聲此起彼落，高大形象聳入雲霄，“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左傳·閔公二年》），普天下感恩戴德，全社會謳歌頌揚，這時的齊桓公豈止是“霸主”，簡直是“聖人”了！這不能不教人佩服他的老謀深算，收放自如。春秋其他幾位霸主同他一比，還不是小巫見大巫，統統黯然失色！
正因為齊桓公處事穩重，深合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所以，儘管他在霸業上的成就似乎不及晉文公、楚莊王，然而在後世所得到的褒揚則遠遠勝過其他霸主，人們一提起他，總是想到他曾“一匡天下”，好像離了他，春秋這段歷史就成了漆黑一團，全是子弑父、臣弑君的一筆爛帳。幸虧有了這位“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的人物，才給人以三分寬慰，三分希望。一個人物能以這個姿態存活在歷史上，應該說他沒有在世上白混幾十年。
（本文為黃樸民教授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账號，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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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黃樸民，男， 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黃樸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大寫的歷史》（系列三種）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中華文史論叢》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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