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夏商周三時代“內諸夏而外夷狄”？

夏商周三代時期的國家觀是民族主體國家觀，這是一種民族關係雙重性的國家觀。對於中原王朝來說，認為本民族（華夏族）是國家的主體居民，是自己的人；華夏以外的民族，即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是異民族，是外人。這就是“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觀點。

所以形成這樣的觀點，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在當時，中原王朝的周圍已有眾多民族在生產和生活，而且彼此之間已存在聯繫，無視他們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之，對異族的包容，是華夏族的一個重要優點；二是華夏族的經濟比較發達，文化水準也比較高，自認為是有文化的民族，自視甚高，在與異族為爭取生存空間而發生矛盾鬥爭乃至發生戰爭時，有作為的、理性比較強的政治家多不斷協調民族關係，爭取和平相處。但其理論觀點，都是以本民族為主體。如《尚書·虞書·堯典》曰：“協和萬邦。”《詩經·商頌·玄鳥》曰：“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殷武》曰：“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這都是民族主體國家觀的表現。

此時邊遠地區較強大的民族也相繼建立國家，史稱方國，由於類似的原因，其國家觀亦非狹隘的民族國家觀，而是具有民族主體國家觀的特點。如《史記·楚世家》記，西周後期，楚國興起於江漢之間，兼並附近小國。其首領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至春秋前期，中原混亂，諸侯互相攻伐，楚武王又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所以這樣，據楚武王說：他的祖先曾任周文王之師，後來隻封給“子男”的爵位，他為此而不平，要求給予較高的尊號。楚在春秋的整個時期，一直北進，長期成為中原各國的威脅，尤其是“楚莊王問鼎洛邑”一事，華夏族人莫不心驚；可是楚是最早“向化”的族群，也是最早比較徹底地融於華夏的大民族。

民族主體國家觀在平常時期有其民族包容的一面，但在民族對抗時，常常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特點。此事在春秋的前中期，一度表現突出。如在南方的楚國和北方的戎、狄極力向黃河流域進犯時，有些華夏人士驚呼：“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為救援受到山戎、北狄嚴重侵犯的華夏系燕、邢、衛等國的危亡，齊國的名相管仲竟對齊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史稱這些言論為“華夷之辨”。齊桓公、晉文公等相繼以“尊王攘夷”的口號相號召，領導了中原地區眾多的華夏系諸侯國的民族自救運動。大約至春秋中期，即在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之後，“華夷之辨”才告一段落。

“華夷之辨”方熾之時，民族間和平的經濟、文化交流仍時斷時續，民族間的同化或融合亦未停止。《韓非子·有度》曰：“齊桓公（前685—前643）並國三十，啟地三千里。”又曰：“荊莊王（前613—前591）並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難二》曰：晉“獻公（前676—前651）並國十七，服國三十八”。《史記·秦本紀》曰：秦穆公（前659—前621）“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四大國原來的主體民族有華夏，有荊蠻，可能還有戎狄，被兼並的民族成分更為複雜，這四大國至此時都已是地區性的多民族國家了。有些民族經過數十年，可能會融於華夏族；也有的民族經過一二百年，仍保持其民族的主要特點。以屬於晉國的一支戎族為例。魯襄公十四年（前559），戎子駒支對晉大夫范宣子講述了他的族人歸服於晉國的情況說：

昔秦人負恃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晉）惠公（前650—前637）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

此時的范宣子對於歸附晉國百年並在晉國境內生活，還參加過若乾軍政事務的戎人，猶以異族視之，這就是民族主體國家觀的體現。可見民族隔閡之消除並非一日之功。

正文/張傳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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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傳璽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