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磁州窯繪畫枕上的蒙元人物形象與服飾

元代磁州窯繪畫枕上人物題材多為傳統的漢族服飾人物，但也可從中找出蒙元人物服飾、發飾者。以元代磁州窯枕上繪製的昭君出塞圖為例，實物見於大英博物館藏枕。

兩件畫枕的枕面構圖大致相同，都表現了昭君出塞遠嫁的人馬行列，在這一傳統的漢族歷史故事中，王昭君形象都頭戴蒙古樣式的“姑姑冠”，與台北故宮收藏的元世祖後像與元順宗後像冠飾相同，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舊藏的元代佚名絹本《番騎圖卷》上，也有兩名頭戴姑姑冠的蒙古婦女頂風而行，《番騎圖卷》題有清乾隆皇帝於卷首書“吉光寒采”4字，又在幅上題詩兩首，鈐有清梁清標“棠村審定”、乾隆5璽等26方璽印。

蒙古婦女形象

該畫舊時被認為是五代契丹畫家胡環作品，徐邦達依據畫中婦女頭戴的是元代蒙古人特有的“姑姑冠”考證為元人畫作，全卷畫6人4馬和2駝。這幅被重新考證斷代的畫作，蒙元婦女特有的姑姑冠是斷代考證的主要依據，磁州窯畫枕上頭戴姑姑冠的王昭君形象，無疑也為瓷枕的年代確定提供了依據。

姑姑冠又作顧姑、故姑、固姑、罟罟、罟姑等，其名稱都由譯音而來，“姑姑冠”其實是蒙古語“婦女頭飾”的漢語音譯，它是以木條作框架，用樺樹皮圍合縫製而成，下為圓筒形，上為“Y”形，外裹紅絲綢，綴以珠飾，冠頂並插一杆修長的羽毛。《蒙古史》、《草木子》及《長春真人西遊記》等書中都對這種冠的形狀進行了具體的描述。元末明初的葉子奇《草木子》中曾描述到：“元朝後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大袍”。

對比元代皇后禦容繪畫和磁州窯繪畫枕上的王昭君形象，磁州窯畫枕融合中原傳統與蒙元風格，人物形象並不拘泥於傳統技法。“這種姑姑冠在漢族婦女中很少戴，惟接近元時都城的漢族婦女或亦有戴之者，但在南方是不戴的”。據當時詩詞可知江南人看見這種冠飾是非常驚奇的。元亡之後，姑姑冠在中原絕跡，自然也不會出現在磁州窯繪枕之上，因此可知磁州窯繪製的昭君出塞枕帶有濃厚的蒙元時期色彩。

除了姑姑冠，在磁州窯繪製的昭君出塞枕上，行列中胡人均戴笠帽、留婆焦發式，都是典型的蒙元人物形象。《黑韃事略》載，蒙古男子“冬帽而夏笠”。元末明初人葉子奇在其《草木子》一書中也說，蒙古“官民皆帶〔戴〕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蓋兜鍪之遺製”。

這種笠帽和婆焦、不狼兒發式在元代墓葬出土的黑陶俑上也有突出表現，以西安近年考古發掘的元代劉黑馬家族墓為例，2009年在西安市長安區韋曲夏殿村附近，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發掘了一組規模較大、排列有序的元代墓葬群，經對這十二座墓的墓葬形製及出土墓志、隨葬品的整理研究，確定其為蒙元時期漢人世侯劉黑馬的家族墓地。墓葬中出土有墓志的四座墓墓主分別為劉黑馬、劉元振及夫人郝柔、劉元亨、劉天傑，其中劉黑馬、劉元振父子見載於《元史》，這是迄今陝西地區發掘規模最大的元代家族墓地，出土文物種類多樣，尤其是細泥灰黑陶俑和明器具有區域文化特色，真實反映了蒙元時期漢軍世侯的社會生活、等級制度、喪葬文化與器具組合等重要內容。

通過比較這些元代圖像，除了昭君外，隨行的其他男侍從也著蒙古發式和裝束，說明磁州窯畫工在繪畫時除了臨摹話本插圖，對一些人物和構圖也按照當時的蒙古人物加以修改以創造新的繪畫素材。這些蒙古人物在磁州窯瓷枕上反映，對這些繪畫枕的斷代提供了幫助，同類人物形象在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元青花昭君出塞罐上也有反映，但元青花上繪製的蒙古服飾準確性顯然不及磁州窯，說明磁州窯位於北方，反映蒙元人物更為真實。

原文作者：杜文

原文來源：《收藏家》2015年2月刊《試析元代磁州窯繪畫枕上的蒙元人物形象》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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