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大學教授：1978年到1997年是改革中最精彩的20年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與進步

張軍，知名經濟學家，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複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入選國家“萬人計劃”。上海市委決策谘詢委員會委員，民進中央特邀谘詢研究員。張軍教授專注於中國經濟改革、轉型、政府治理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GDP從1978年的大約3700億元人民幣增長到了今天的約84兆元人民幣。其中最突出的變化，當屬我們的經濟很大程度上已經市場化了。

　　1978年到1997年這20年，是改革最精彩的20年，不斷試錯，從失敗到成功，從微觀到巨集觀，從理論到經驗，從爭議到妥協。那是一段很浪漫很有激情的歲月。那些改革實現了我們財富的快速積累，也給我們今天帶來了一些製約發展的體制弊端。這都需要我們繼續推動改革來完成未竟的議程。

　　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張軍

　　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GDP從1978年的大約3700億元人民幣增長到了今天的約84兆元人民幣。其中最突出的變化，當屬我們的經濟很大程度上已經市場化了。但大家也必須承認一點，就是在我們的市場經濟當中，政府依然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我國目前的體制架構，大約成型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一系列改革。而那個時候的改革又和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以及改革導致的主要問題有關。

　　在經濟學家看來，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影響是兩方面的，它的好處之一就是在過去，特別是在經濟面臨外部衝擊的時候，我們能很快度過困難。但它也帶來很多的弊端，最值得關注的後果就是所謂的資源或資本錯配。儘管今天我們的就業創造主要來自於非國有企業部門，對GDP的貢獻大部分也是來自非國有企業，但是金融資本以及銀行信貸還是主要流向了大型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項目，導致很多有活力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不能獲得平等的金融支持。資本錯配的另一個後果是，我們國內很多資產價格被非常嚴重地高估。如果你到亞洲地區，到新加坡、香港，你會發現很多資產比國內更便宜。什麽原因呢？我想是資本錯配的表現和後果。因為資本不能自由地跨境流動，導致資金留在了國內，衝高了資產價格。如果開放跨境資本流動，我相信，國內資產價格會受到非常大的衝擊，尤其是房地產價格，這會給政府帶來很大的挑戰。大家抱怨錢出不去，但如果錢出去，就會在匯率和資產價格之間造成非常大的壓力。對於政府來說，是保護匯率還是保護其他，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抉擇。這個問題如果長期不解決，未來就會越來越難解決。

　　那麽，我們的這個體制是怎麽來的？這需要我們弄清楚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是針對什麽而進行的，因為我們的改革方案從來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提上議事日程的。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要解決的問題，產生於80年代改革遺留的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核心是通貨膨脹。這個問題困擾了1978年之後至少15年之久。

　　在上世紀80年代，曾兩度放棄比較激進的改革方案，也就是1986年的綜合配套改革和1988年所謂的價格闖關，就是因為擔心物價上漲引起社會動蕩，讓老百姓對改革失去信心。那個時候，國務院長官被一些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的建議打動，覺得漲價不可怕，只要工資跟著漲就可以，一度想用5年時間允許每年漲價10%，工資每年增加12%~14%，實現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消息引發了1988年下半年全國的搶購潮，當時上海有的老百姓搶購肥皂、鹽，或許夠用上很多年。這個方案最終被國務院放棄了。

　　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始終面臨著漲價問題的困擾。在鄧小平1992年初發表南巡講話之後，改革再次提上了議事日程，而且鄧小平希望改革步子邁得更大一些，經濟更市場化一些。朱鎔基就在1993年開啟了一系列的市場化改革，這場改革奠定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整個中國經濟體制的基本架構。

　　當時朱鎔基的改革目標是什麽？他要做什麽？我們必須要回到1978年。1978年開始的這場改革始終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就是漲價，老百姓抱怨認為只要改革就漲價。為什麽呢？因為原來計劃經濟時代的所有價格都是政府定的，是不能變化的。那個時候價格不漲，但是我們會出現另一種現象，就是大家獲得產品的代價會遠遠高出政府的定價。比如說房子，那是政府定的價格，可是你沒有房子，你想住房子就要等十年，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再比如你要買一輛自行車，可是要憑票買，還要排隊等很長時間。這些都是真實的代價。所以說，價格是永遠消滅和改變不了的，所能改變的只有價格的表現方式。計劃經濟看起來很太平，低工資低物價，但實際上我們為了得到某個商品或服務，實際付出的真實成本遠遠高於官方定價所代表的那個水準。

　　從這個意義上講，要進行改革，用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要“把價格搞對”。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資源錯配和扭曲，供求之間的平衡才能實現。可是要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做到把價格搞對，這件事情沒有說起來那麽容易。

　　我記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1984年決定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的時候，對於如何推進價格改革，是有爭議的。在1984年秋舉辦的莫乾山會議上，“價格如何改革”就成為爭論最為激烈的話題。其中有一派認為價格應該徹底放開，另一派堅持應該逐步調整價格到均衡水準。後來也有些人主張應該把兩種意見結合起來，就是“調”和“放”結合起來，這就是以後所說的價格雙軌制改革。

　　至少在當時，大家覺得價格放開是有風險的，所以也許在計劃外放開、計劃內逐步上調比較穩妥。但是由於那個時候改革的基本思想是向企業和地方政府放權讓利，導致財政赤字持續擴大，倒逼銀行發鈔，形成消費膨脹和物價上漲。在那個局面下，任何想要對價格進行激進改革的方案都無法被真正采納執行。對於如何控制通貨膨脹，政府也缺乏理論指導和經驗借鑒。

　　就在這個時候，當時世界銀行駐北京的代表建議邀請歐美和日本的經濟學家到中國來分享經驗，看看通貨膨脹這件事情怎麽處理，政府應該怎麽管理好巨集觀經濟。於是，1985年9月在一條從武漢到重慶的“巴山”號輪船上，召開了一個關於巨集觀管理的國際研討會，討論政府如何穩定巨集觀經濟。這個會議對中國改革有很大的影響，提供了很多巨集觀管理與改革方式的經驗。

　　總體來說，在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改革都是涉及微觀的改革和激勵機制的改革，巨集觀上的改革基本還沒有。這恰是通貨膨脹反覆爆發的原因。

　　1989年後，中國經濟遇到很大的困難，經濟增速下降到個位數。改革何去何從面臨重大抉擇。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一路發表講話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他還說，誰不改革誰下台。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指引下，中央在1993年11月召開了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決定對之後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發揮了決定性影響。

　　今天回想一下，中國很幸運，鄧小平從1977年第三次復出到1997年逝世有20年，這20年間，中國在鄧小平的見證下基本完成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架構。

　　上世紀90年代，朱鎔基有力地推動了巨集觀層面改革。1993年以前，中國經濟遭遇最大的問題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問題出現的根源是財政和銀行不分家，所有放權讓利的改革最後都演變成財政向銀行的透支，包括國有企業補貼和職工工資的增長，都得靠銀行發錢。1993年底朱鎔基擔任中央銀行行長，決定不再給財政部借錢，而且要求商業銀行40天內收回預算外的貸款，開始整頓混亂的金融秩序。1993年底，中央決定推行分稅制。分稅制提高了中央的財力，使得中央權威再次樹立起來。由於國稅與地稅分開，地方再也沒有動機隱瞞收入，也減少了地方的預算外收入規模。這才逐步控制住巨集觀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實現巨集觀大局的穩定。

　　朱鎔基的改革針對的是如何穩定經濟，要消除通貨膨脹的結構性原因，但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就是分稅制改革創造了地方政府的高能激勵，讓地方政府開始高度關注地方GDP的增長，關注投資，關注基礎設施的改善。地方政府受到投資者用腳投票的壓力，就要不斷改進基礎設施，加大生產性和公共性的資本開支，這樣把中國的GDP持續推高，保障了中國經濟在1993年以後持續高速增長，同時又實現了巨集觀的穩定，這是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除分稅制之外，住房制度的改革也是在那個年代推出的，1999年最終取消了福利分房。還有一些結構性的改革就是我們稱之為國有經濟的戰略重組和抓大放小的企業改革。那個時候，國有企業和銀行之間存在巨大的債務關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1994年在京倫飯店召開了一個國際研討會，討論國有企業的債務怎麽解決，破產和債務如何處置？如何改革國有企業以及如何建立現代的公司治理結構，也是討論的核心。這些討論對後來的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1996年及1997年進行了國有經濟的戰略重組，縮短國有經濟過長的戰線，重要部門的國有企業可以保留，但必須改革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使其公司化。競爭領域的中小型國有企業鼓勵民營化。這一改革釋放了巨大的活力。

　　大家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其實可以分成兩個階段，1993年是一個分水嶺。這以前的改革是零敲碎打的、自下而上自發的，即使1984年決定了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但在計劃經濟如何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改革的基本導向就是微觀上放權讓利，巨集觀上沒有進行結構性的改革，結果反覆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當時中央對付通貨膨脹的方法就是治理整頓，讓經濟停下來，形成大起大落的周期現象。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後，才進入到巨集觀和結構性的改革階段。朱鎔基進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主要任務就是推動巨集觀層面和結構性的改革，解決通貨膨脹困擾經濟的體制根源，推行了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提高中央的財力和巨集觀調控能力。第二是把銀行和財政分開，整頓金融秩序，徹底終止財政向銀行的透支，然後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消除了之前長期困擾我們的經濟大起大落現象，實現了經濟的穩定與增長。

　　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40年改革開放，有這麽大的進步，整個市場經濟的基本架構成型了。如果說還有什麽遺憾的話，我個人覺得，在很多領域改革不徹底或者被無期限推遲。這些領域由於當時的約束條件，是沒有辦法做徹底改革的。比如說金融的改革，在當時沒有做好，所以金融的自由化一直沒有和其他的改革同步。第二個就是國有經濟這塊，當時抓大放小是權宜之計。方案中沒有預料到的是當民營經濟發展以後，大量的利潤都通過上下遊的關係轉移到了上遊，結果保留下來的處於上遊產業的大型國有企業，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後盈利持續改善，資產持續膨脹，很大程度上這不完全是因為國有企業變得有競爭力了，而是因為整個經濟在高速發展，在上遊的壟斷地位維持了它們的壟斷租金。這是我們今天在結構改革上面臨的非常尷尬的問題。此外，有關稅制改革以及公共財政的體制，特別是如何建立以直接稅主導的體制。這些遺留下來的問題就是未來改革主攻的方向。

　　回顧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後期的這段改革，我始終認為1978年到1997年這20年，是改革中最精彩的20年，不斷試錯，從失敗到成功，從微觀到巨集觀，從理論到經驗，從爭議到妥協。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很多至今我們仍耳熟能詳的改革家、創新者，那是一段很浪漫很有激情的歲月。那些改革實現了我們財富的快速積累，當然也給我們今天帶來了一些製約發展的體制弊端。這都需要我們繼續推動改革來完成未竟的議程。

　　（根據公開演講整理，經本人審閱）

責任編輯：王瀟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