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到了貴陽一定要講王陽明，一定要講陽明心學，這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選擇這個題目也給自己出了一個難題。難在王陽明和陽明心學已經“火”了十來年。舉個小例子：河南一家出版社印王陽明的《傳習錄》，不到十年發行幾十萬冊。所以，在座朋友有的也許聽過好多次了，或者自己也有研究，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一點沒接觸過。起點不一樣，那我怎麽辦呢？只好兩方面往一起湊。一些基本的東西我要介紹，但是重點要講深入一點的、獨特一點的。
作為歷史人物的王陽明，以及他的思想——陽明心學，為我們提供了三面鏡子。哪三面呢？第一面，歷史的鏡子。他處在中國歷史一個很特殊的節點。海外有一位歷史學家黃仁宇，寫過一本《萬歷十五年》，認為那是中國國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這個意思大體不錯，但如果機械地理解為某一年就不妥了。實際上，他講的這個歷史十字路口，在六七十年前，在王陽明的時代已經開始進入了。正是這個歷史背景成就了陽明心學。我們來了解陽明心學，它會給我們提供一面歷史的鏡子，啟發我們思考很多問題，以史為鑒而知興替。第二面，哲思的鏡子。這面鏡子的特點是一定要把思想理論觀點與其人生經歷結合起來看。王陽明的純粹理論表述並不多，他只是提出某個命題、某個觀點，而不是像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動輒幾十萬字的論述。王陽明的思想放到中國思想史的大背景之下，放到他個人的言行過程中，他的意義才會充分顯現，也才能產生智慧的衝擊力。第三面鏡子，人之鑒。王陽明是非常獨特的一個人。中國歷史上沒有第二個。那麽作為這樣的一個人，我們通過來了解他的學說、他的經歷，“尚友古人”，“友直友諒友多聞”，從他身上認識很多事情，理解很多事情，對自己的生活、工作有所啟示。希望通過今天上午兩個小時的時間，或多或少照一照這三面鏡子，帶一點收獲離開。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講王陽明，我馬上想到一句詩——“萬古雲霄一羽毛”。這是古人對諸葛亮的讚頌，移過來形容王陽明無比恰切。“一羽毛”好像很輕，其實不是這個意思。“羽毛”在這裡是一個指代用法，就是大鳥，鯤鵬那樣的大鳥，能夠在歷史的天空中留下它飛行的痕跡。這沒有幾個人能做到。現在我們到了貴州，在陽明祠旁邊講這句話，特別有意義——“大鵬當年由此起”啊，他就是從這起飛的。今天，我們在這來討論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精神，真是一大事因緣，意味特別深厚。
王守仁，字伯安，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和軍事家。因曾築室於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故世稱陽明先生。
王陽明的“心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也是今天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歷史上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讚賞王陽明，如林則徐說“以王陽明之才，國家所祈禱以求也”——在目前國家形勢下，非常需要王陽明這樣的人才。左宗棠，文武雙全，非常高傲的一個人，說“陽明先生，其事功、其志業，卓然一代偉人......亦斷非尋常儒者所能幾及”。 維新派的梁啟超亦稱“陽明先生，百世之師”。孫中山則認為日本由於學習王陽明學說，發生了歷史的轉折，日本 “（明治）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皆具獨立尚武的精神”，“救四千五百萬人於水火，成就大功”。蔣介石亦讚同此觀點，講“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竟成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日本海軍的偶像東鄉平八郎“一生俯首拜陽明”——我這一輩子就佩服王陽明這個人，並把這句話刻成印章隨身攜帶。
黑格爾講，密納法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才會起飛。他的意思是說，一種思想學說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會產生。那麽，是什麽樣的歷史條件成就了王陽明這麽一個人，這麽一種思想理論呢？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王陽明一輩子就是如此。他一輩子生活在各種艱難困苦當中，但是他走出來了，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他了不起的功業。
第一個要提到的歷史背景，是王陽明碰到了一個成就他功業的“奇葩”皇帝——正德帝。
封建專製王朝不能長治久安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家天下”。“家天下”必然導致最高統治者素質退化，歷朝歷代概莫能外。正德繼承了弘治的天下。弘治帝13歲登基，但性格比較平和穩定，所以任期內國事平順。弘治帝去世時，正德帝15歲，性情叛逆，是個頑劣大男孩。他登基後幹了大量奇葩的事情，促使明王朝開始轉入衰落。此時王陽明大約30歲。
正德帝（朱厚照）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弘治帝在世的時候，有人管著他；現在終於自己做皇帝了，沒人管了，手下又有八個太監哄著他玩，人稱“八虎”。正德帝就經常跟這幾個太監跑馬遛狗，滿街市跑，基本不理朝政，弄得整個朝廷上下不安。
這是王陽明碰到的第一個皇帝。這個皇帝對王陽明是個什麽作用呢？砥礪與機遇！王陽明在他的統治之下，在八虎等佞人的打擊之下，多次出生入死，遇到的都是常人活不過來的事情，卻硬挺著走出困境。這樣一番經歷成就了王陽明這個人，所以正德皇帝對王陽明來講既是砥礪又是機遇。
正德皇帝31歲死在豹房裡。他在很多人的保護下，徒手和猛虎搏鬥，結果為虎所傷。隔了半年，劃船時，又因翻船而嗆水，身體就日漸衰弱。再加上縱欲，胡作非為，結果31歲就死了，沒有後嗣。
正德去世後，群臣討論找接班人，先是公推了一個21歲的江西某藩王的兒子，但是首輔堅決反對，認為湖北某藩王15歲的朱厚熜更合適（真正的理由是更好控制），這就是後來的嘉靖皇帝。嘉靖帝也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變態皇帝，王陽明一生的後一半就在嘉靖皇帝權力籠罩之下。
嘉靖帝統治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禮議”。這也是明朝歷史上的頭等大事，是整個“廟堂-社會”政治生態的轉折點。朱厚熜雖然只有15歲，但是特別有主意。群臣把他從湖北接過來，在離北京還有二三十裡的時候，他把人馬都停住，不要走了，問群臣：“我以什麽身份進京？”群臣說：“你是繼承人，我們以迎接太子的禮儀迎接你進京。”朱厚熜說：“不對，我是新皇帝，先得承認我是新皇帝，以迎接皇帝的身份我才去。”群臣說：“這不合理，你得先到那兒，我們把你當太子迎接上去，你坐了殿，按照禮儀，由皇太后宣布你即位。”朱厚熜說：“那我不去了，我回家。”結果就在京郊停了兩個月。最後群臣讓步了。進京後，朱厚熜又要求必須得追認他父親朱祐杬是皇帝，他是繼承自己父親的皇位。群臣為此事展開爭論，余波持續了18年，大批官員為此被撤職、被當場打死。最後此事以追認朱厚熜父母為皇上皇后，葬入皇陵而告終。“大禮議”之爭的本質是帝權和相權之爭。中國古代的皇帝看起來至高無上，但是政府的運轉是由宰相負責，所以從來宰相和皇帝都是又配合又矛盾。嘉靖皇帝當年15歲，好像是個小孩子，但在大事上，特別有心機，最後他取得勝利。一是帝權壓倒相權，二是個人的意志壓倒了制度。相應的，一批專事逢迎的人物因為“站隊”正確得以高升，也造成了官員隊伍的逆淘汰與官場風氣的進一步敗壞。
最重要的是，反對嘉靖帝主張的人，依據的是程朱理學。朱熹繼承程頤的學說，程頤直接講過類似的話題，就是必須要按照皇統，而不能按照血統。他們這一派失敗了，意味著程朱理學的權威性受到打擊。這一大事件史稱“大禮議”，是非常大的一個事情。
在嘉靖帝統治的近半個世紀，明朝加速從繁盛走向衰落。嘉靖帝的晚年，海瑞上書諷諫：“嘉靖嘉靖，家家皆淨！”就是講整個社會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王陽明學說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形成的。正德朝產生了大框架，確定了基本理論體系，進入嘉靖朝最後完成的。而隨著王陽明名滿天下，主政的人開始猜忌，佞臣迎合嘉靖帝添油加醋。王陽明因功封新建伯，嘉靖帝後來把他這個伯爵給褫奪，並宣布“王學”為偽學。直到嘉靖朝結束，王陽明才恢復名譽，不但恢復了新建伯，又進了一級為新建侯。於是，王學開始暢行天下。
王學的形成與盛傳，與上述政治生態有關，同時又是因應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發展、變化而生。王陽明生活的時代，工商業空前發展，社會逐漸富足、繁榮，社會風氣也急劇演變。稍晚些的張瀚《松窗夢語》記載：“以機杼致富者尤眾”。機杼，指紡織業。靠工商業富足的人越來越多，以至於當時很多高官都在經商，大家全向錢看。反映到文學中就是《金瓶梅》。《金瓶梅》名義上是寫宋朝，實際就是從嘉靖到萬歷這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生活的寫照。“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人們物質欲望空前膨脹，貪婪成風，禮崩樂壞。什麽是禮崩？儒家最根本的基礎是禮。禮是社會的等級制度和與等級制度相關的規定。封建統治者嚴格規定了各階層人從生到死的衣食住行的等級標準。衣食住行，都必須受到身份、品級的限定，不可僭越。但是到了明朝中晚期，隨著商品消費大潮的衝擊，有錢就什麽都可買到，於是以賤逾貴的事件常常發生。王陽明思想的核心是強調人的主體性，很大程度上肯定個體的性情與要求。這就帶有思想解放的性質，與當時的突破禮法的社會潮流產生互動，互相推進。
鯤鵬之志
王陽明的一生是傳奇瑰麗的一生，太奇特了，可以用他自己的兩首詩概括，第一首：“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複荊榛，雨雪更紛驟。”自成人後，王陽明就一直處在這樣的處境中，遍地荊棘，到處陷阱，他從中殺出一條路來，而且還是無往不勝。那麽在這樣一個處境下，他是一種什麽心態呢？這就是第二首詩所表現的：“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禦，經書滿我幾。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至。”這兩首詩描繪的是同一個場景。上一首是他現實的經歷和處境，後邊這個是他自己的感受和應對。特別像《維摩詰經》和《壇經》裡寫的“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我們看《壇經》、看《維摩詰經》都有類似的意思。《壇經》說得更生動。腳往下使勁一踏，你就看著都是荊棘叢生，垃圾遍地，我把腳一抬，立刻是一種光明清淨的世界。這是帶有比喻的說法，就是境由心生，環境和人的關係，關鍵在於你怎麽來應對它。
王陽明的一生在這個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例子。王陽明沒有非常優越的環境，也沒有各方的有利條件。這一輩子沒有誰比他處境更險惡的了。 他凝練了一個理論來應對這種險惡處境，最後得到了成就，這個理論就是“致良知”。
王陽明的一生有六大節點。第一個節點可以概括為“頭等事業、鯤鵬之志”。
王陽明從青年時代就不同凡眾。他的祖父叫王倫，對他影響特別大。他父親叫王華，是狀元。王陽明11歲時，祖父帶著他跟朋友一起去北京，過金山寺時朋友們聚會。酒過三巡，大夥兒提議就金山寺寫首詩，王陽明在旁邊張口就來，說道：“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這首詩的境界和氣魄非同尋常。“打破維揚水底天”，這是什麽氣魄！大家都很驚訝。有人不服氣，認為他可能提前有草稿，於是當場另命題，讓他就身後的蔽月山房再作一首。王陽明不假思索：“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當見山高月更闊。”這可見王陽明很小的時候，氣魄、眼界都和別人不一樣。到了北京以後，王陽明的父親是狀元，就給他請了非常好的家庭教師。有一天他去問老師，“何為第一等事”？家庭教師說當然考狀元是第一等事。王陽明說，“登第恐不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是讀書學做聖賢”。家庭教師非常驚訝，科舉考試中的名次是讀書人的首要目標，整個社會都企盼的事，王陽明卻放到一旁，要做虛無縹緲的聖賢。他父親知曉後有點不以為然，但是祖父非常欣賞他。王陽明在北京的時候，自己跑到北部邊境考察地形地貌，考察軍事形勢，甚至還出邊到蒙古（當時叫“瓦剌”）的軍人中去。26歲的時候，北部邊境很緊張，他和朋友聚會時，就拿桌子上的碗、盤之類東西擺戰陣，講兵法。當時北京文壇很活躍，他文才好，大家都來追捧他，就開始有了文名。有一天，他忽然就說，這些東西都是很虛的事情，我不參與了，還是要回到讀書做聖賢的初心。這期間，，他既讀孔孟，也學佛，也讀老莊學道，而目的是領悟聖賢大道。這就是王陽明的青年時代。
龍場悟道
王陽明人生的第二個重要節點是所謂“龍場悟道”，可說是“破繭成蝶”。
王陽明立志學做聖賢，在當時要按照流行的程朱理學來作來修。不過，宋代的時候程朱理學不是官學，朱熹的學問也曾被宣布為偽學，直到他死後才平反，但是沒成為官學。反而元朝時候，元文宗對程朱理學評價很高。明初，科舉考試八股取士，需要官方指定教材。明成祖時，四書五經、程朱理學被欽定為官方意識形態，大家都來讀這些書，都被這些書影響。程朱理學講，人學做聖賢，就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的方式是格物致知。按照朱熹的解釋，這個世界有最高的真理——天理，天理存在於任何一件事情裡面，每一個人都要從具體事物中去體會、體認這個天理，這就叫“格物”。體認得多了，豁然貫通，就是“物格”。通過格物、物格，修身達到一定程度後，再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為內聖外王。
王陽明少年立志做聖賢，就從格物開始。他回紹興後，想從竹子裡看出天理，就對著竹子看，靜坐、默想。想來想去，想得頭暈眼花，昏倒在竹子面前。他覺得這個法不靈，怎麽能從每個具體事物裡面看出天理？什麽時候才能做聖賢呢？經過親身實踐，王陽明認為程朱理學的方法不對，是支離破碎的“支離之學”。
要想知道王陽明提出了什麽理論，很重要的是他否定了什麽理論，他否定的就是原來的格物論。他認為通過格物來體認外在的絕對權威天理，這個方法不正確。時隔不久出了一件事，就是他和“八虎”的鬥爭。
他反對“八虎”的奏章遞上去後，立刻被太監頭劉瑾抓到北京，廷杖四十。太監們特別恨他，打得很重，扔到監獄裡，基本上就還剩半口氣了。王陽明這個人一直身體不好，跟這很有關係。還算命大，他在監獄裡邊沒死，在錦衣衛的監獄裡住了不到半年，這事慢慢就涼了，沒人來管了。同情他的官員，就把他給放了。雖說放了，可是死罪可免，活罪難饒，就把王陽明貶謫到了貴州龍場去做龍場驛。驛是驛站，就是招待所，龍場驛就是龍場縣城招待所的所長。芝麻粒的的官。
王陽明到了龍場驛，連住的地方都沒有。招待所是給來往官員住的，王陽明自己不能住在這兒，否則違反規定。他開始搭了個草棚子，可是漏雨；又找了一個山洞，就是後來的“陽明小洞天”。可是就在這麽一個很險惡、困頓的環境裡，他還出來講學，悟道。有一天半夜，他忽然把道理想通了，產生了自己的一個想法，就是“心即理”。
程朱理學要求大家都要按照天理行事，一切道德的依據就是天理。而天理是外在的最高權威，管著我們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現在，王陽明說所謂“天理”就是每個人的內心，不假外求，自己的內心就是天理。他突然把這層想通了，想通之後，他覺得一切事情他都能解釋了。他在半夜不自覺地發出長嘯。按照當時的傳說，方圓十幾裡的人都被他驚醒，龍吟虎嘯一樣，一股精神的力量。當然這個事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也可能是他半夜忽然地長嘯，把他兩個隨從給驚醒了，這倆隨從一說就誇張了。有點像金庸小說裡寫張無忌：一聲長嘯，如同一條巨龍劃過少林寺，就這種感覺。這時，王陽明實現了他理論上的第一個突破，破繭而出，這是對程朱理學一個完全的逆轉。
王陽明理論第一個階段的兩個核心點，一是“心即理”，二“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我一切行為的準則，都不是外在的，是我自身的主體精神本身所具有的。這就是“龍場悟道”。這和程朱理學是有很大差別的。整體看，理學有兩個核心點，一是“尊德性”，一是“道問學”。這是來自《中庸》的“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道問學”是向外面去求取知識，求取知識裡所包含的天理。“尊德性”是人遵從自己的本性，本性就具有最高的品德。《中庸》本是兩面兼顧，但程朱的道學與陸王的“心學”分道揚鑣後，二者各自強調的重點就不同了。“心即理”、“吾性自足”更接近於“尊德性”，而與“道問學”有明顯的差別。
王陽明在《傳習錄》中寫道，“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去我的靈明，便沒有價值與意義。這話是兩層意思。一層有點像佛教，這個世界是和我內心相互作用形成的現象界，這是第一層。另一層，這個世界的意義、價值，是我給的，這層更重要。如果我不給它價值，它只是一個冷冰冰的存在，那對於我沒有意義，對於主體沒有意義，它就等同於不存在。我的靈明就是我的主體，我的主體精神。我們說高天厚地，高和厚都帶有一種價值判斷，是我給這個世界的意義。假如沒有人、沒有我，它就是一個普通的星球，一個運轉的石塊，沒有這種附加的意義和價值。
王陽明又說，“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天理”的文獻載體，就是四書五經了。“五經”加上《樂經》（實際已失傳）就叫“六經”。他說“六經”不是別的，“吾心之常道也”——六經不是外界加給我的，是我內在精神的一種對外顯現；“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六經”是我內心正能量的記錄；“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六經這些原理實際在我本心裡都有，不過是把它表現為文字和書本記錄下來了而已。這就是王陽明的龍場悟道，也是他整個理論的一個基礎。
王陽明的詩《再過濂溪祠用前韻》表現了他悟道的基本精神。濂溪指周敦頤。北宋的第一個理學家周敦頤的故裡是濂溪，周敦頤也被稱為濂溪先生。“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髙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這兩句話是批評朱熹的。程朱理學在宋代實際有兩個傾向，周敦頤和二程中的“大程”——程顥，他們的思想傾向和王陽明有相通的地方，小程和朱熹是另一派。“支離”就是支離破碎，批評的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論，一個一個去格物，說是認識天理，實際支離破碎，破壞了學理正道。“雕刻費精神”與“支離乖學術”意義相近，也是講瑣屑地“格物”徒勞而無功。
知行合一
王陽明的理論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心即理”，第二個階段是“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提出是王陽明人生中的第三個節點。劉瑾被殺後，王陽明的命運就發生了轉折，被派他到江西廬陵做知縣。王陽明既抓教化又有行政能力、刑偵能力，結果把廬陵治理得很好。
當時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出了六股悍匪，每股都是幾萬人，打家劫舍不說，還攻城略地，最厲害一個自稱“金龍霸王”，朝廷派了幾批軍隊都打不下。這時候兵部尚書就換了一個叫王瓊的。王瓊一上台就說：“我舉薦王陽明協助我，才能把這事辦好。”大家說：“王陽明是個書生，聽說他就有講學的癮，特別喜歡到處給人家做報告、講學，他哪會打仗？”王瓊說：“我跟他有過一次交往，聊過天，我知道這個人肚子裡有貨。”王瓊力排眾議，給了王陽明一個巡撫職位，專門負責這個事。六股悍匪最多時候有六七萬人，盤踞在險要之地。王陽明從各地臨時征調了一萬多軍隊，隻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把六股悍匪全部平定。他以前也沒帶過兵，怎麽做到的呢？ 各種反間計、攻心計，疑兵計，王陽明變著方來，真是“兵不厭詐”，最後把幾十年誰都沒辦法的悍匪全部解決。一個文人，一年多時間，是不是有點不可思議。
除了殲滅悍匪外，王陽明還搞了很多制度建設。比如“十家牌法”，就是保甲連坐。每十家為一牌，牌上注明各家的丁口、籍貫、職業，輪流巡查。一家隱匿盜賊，其余九家連坐。如有人口變動，需向官府申報，不然被認定為“黑戶”。用這個法把土匪外部的資源全都給隔斷了。
王陽明這個人確實很複雜。他一方面用各種詭計去打土匪，另一方面搞招安，軟硬兼施。他還搞了一個講學團，號稱喚醒人心中的“良知”。王陽明給土匪說：“我知道你們都是良民，完全是被貪官汙吏給逼上去的，但是你們這個樣子，我做地方官職責所在不能不來打你們，我是流著淚來打你們，希望你們跟我配合，放下武器，我保證你們性命的安全。”（《水滸傳》中招安的情節頗有相似處。不排除取材或受啟發於此——一說《水滸傳》成書於嘉靖前期）在剿匪過程中，王陽明就把他青年時代學的兵法，讀的兵書戰策，到邊境去巡視等等那些心得全用上了。這時候他的理論就有了第二個提升，提出了“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什麽意思呢？通常我們覺得肯定是知先行後，先了解，學習了然後再去幹。朱熹的理論基本也是這個意思，格物不就是求知嗎？格物致知。致完知，成了聖人了，再去治國平天下。王陽明的觀點不同，他認為知和行是一回事，求知的時候，實際就已經開始了行動。知的目的一定是行動，行動最重要，不能把知和行分成兩截。王陽明《傳習錄》中說：“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你想吃東西，就是行動的開始。這個東西好吃不好吃，什麽味的，入口才知，這是行的一個延續。而這個行的延續、這種實踐性，才是你求知的那個價值所在。知行合一，強調行動。這個對於古代讀書人來說是一個事關根基的說法。因為古代讀書人還是讀書明聖賢之理，搖頭晃腦，一讀讀二十年。王陽明認為這樣做不對，要動起來，要做，行動重要。他這些話說服力在哪兒？他自己親自在實踐。他一邊在用各種詭計打著，一邊在高調的講學，前方作戰，這邊上課。所以他這個人很有意思，實踐性非常強，用兵如神，斡旋乾坤。
致良知
剿滅匪患之後，又出現一件更大的事變——寧王之亂。而平定寧王叛亂，並在此前此後提出“致良知”則是王陽明人生第四大節點。
封建專製政體下，兄弟之間為了權力骨肉相殘是無法避免的，是帝王之家的永恆悲哀。為什麽呢？皇帝大多有若乾兒子，而皇位只能傳一個，剩下那些怎麽辦？剩下那些心裡不平啊。原來咱們是兄弟，現在我得稱臣，立刻得給你下跪。有的能接受，有的就不能接受。尤其是做了皇帝的這個人如果才智平平，底下的人有點本事，這個矛盾就更深了。歷朝歷代都是如此。
正德做皇帝太不稱職了。他的堂兄弟，江西的一個寧王，認為自己比正德強多了。他想：“當初成祖能趕走建文帝自己登基，我為什麽不能呢？”他就用各種方法收買太監，自己平常攢起了十幾萬人的軍隊，造反了。實際上王瓊當初派王陽明到江西，除剿匪外，潛在的意思是怕寧王造反，覺得王陽明有本領，他在江西做官可以起點作用。等到寧王一造反，周圍的大臣向皇帝報告信息時，都不敢說寧王造反這個詞，怕寧王萬一登基坐了天下，要來追查這事就麻煩了。只有王陽明敢說：“寧王造反了。”這個時候王陽明正在江西，但是他手下沒有軍隊，就趕快召集各府縣的地方部隊，攢了一萬多人。寧王當時手下有十二萬到十四萬，而且兵勢很盛，一起兵，兩天之內就攻下九江。結果，王陽明隻用了43天就把寧王叛亂給平了，而且活捉了寧王。王陽明平寧王叛亂立了大功還惹來一大堆麻煩，到最後也是利用自己的智謀把它給化解了。在化解的這個過程中，他還不斷地講學，將“知行合一”又發展了一步，提出了“致良知”，這是他人生的第四個節點。
“致良知”的意思是什麽呢？王陽明在龍場悟道的時候提出了“心即理”。如果進一步講，這個心叫什麽？就叫“良知”。那為什麽叫“致良知”呢？朱熹講格物致知，格物指從這個物體裡去體認外在的天理。王陽明卻認為，“格者，正也”，格物的意思是端正它，糾正它。我是要去接觸各種的外物和外事，但每一次都是把我的“良知”（純粹的、端正的本心）投射出去來改正、匡正它，把良知投射到外圍世界，給它以價值和標準，而不是通過觀察外在物體去體悟天理。
“致良知”就是進一步強調主體性。他說：“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就是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無論是對待人、對待親情、對待事物，都是用我這樣一種心態，把我主體的意志、主體的價值投射出去，賦予外在的事物價值，這樣我這個人就與天地合體合流。我的觀念、意志、價值，也就在這過程中得到實現。這就是“致良知”。
他提出這個說法之後，自己有一個對朋友的表白。他說，我以前還有點鄉願，現在我想透了，既然我這個良知,有這份自信，信手行去，不用任何遮掩，我現在就是做一個狂者的胸次，我就是個狂人，天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就是都來攻擊我太狂了，我也不怕了。“鄉願”就是老好人，好好先生。我有了良知有了自信，就不害怕得罪人了。“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這是什麽氣魄！所以王陽明的“致良知”，首先是這種自信和主體精神的樹立。充分的自信，充分的自強，然後以這樣一種姿態來應對萬事萬物，所以面對有幾十萬精兵的寧王，面對這樣的困局，他一丁點畏縮也沒有。當然了，也不能純靠盲目的自信，還得有高度的智慧在。首先在精神上先把敵方壓倒了，然後再在技術層面上去做，這就是“致良知”的一個最核心的東西，先把自己的主體樹起來。
天泉證道
“天泉證道”是王陽明一生中的第五大節點。和前面幾個節點比，有些特別，有一點詩意。
王陽明平定寧王之後立了大功，也封了官，但是朝廷上對他的排斥越來越厲害。進入嘉靖朝後，嘉靖猜忌他，佞臣也都排擠他，王陽明就回老家講學了。在講學的過程中，王陽明在天泉和他的兩大弟子錢德洪和王畿討論心學理論體系，這兩位學生的理解完全不一樣，爭論很厲害。王陽明提出了“天泉證道”四句教，實質就是老師和學生切磋過程中，老師對心學理論體系的闡發。
“天泉證道”就是這樣四句話：“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陽明通過這四句話把心學理論整合到一起了。這可以和他另外一個表述參照來看。一個學生旅遊歸來，王陽明問：“你路上看見什麽了？”學生說：“滿街都是聖人”。陽明說“你看滿街是聖人，滿街人看你是聖人”。
怎麽來解釋“天泉證道”？錢德洪和王畿兩個人在討論心學體系時，錢德洪就強調:“要在日常切切實實地一點一滴地積累，才能把個人的修養提升上去。”王畿說：“不對，既然天理就在心裡，你只要突然地把自己的心的最澄明的這一面有了自覺，你就證道了，用不著一點一滴地積累。”王陽明說：“你們倆的見解正好可以相互補充。我教學是因材施教，學生可以分為兩類人，一種是錢德洪這樣的很扎實的人，我就會給他證道需要踏踏實實積累這個解釋。王畿屬於很有靈性的人，我會給他另一種解釋。這兩種解釋看著表面不一樣，實際上都是對的，是因為你們資質不一樣。”
實際上，作為思想方法，天泉證道那四句純粹是從佛教來的，就是阿賴耶識的思想。阿賴耶識是世界的最基本的種子，它有善惡嗎？它沒有善惡。按照佛教的思想，世界的善惡哪兒來的？它有一個熏染的過程，阿賴耶識經過熏染，它就有了善惡。王陽明說本體是無善無惡的，為什麽現實中有善有惡呢？因為人和外界一打交道，一有交往，人的心意就會動，一動就不完全是本體了，就有了善惡。而對善惡的判斷，發自良知。按照良知去做事，為善去惡本身就是格物，格物就是把你的良知投射到事物上去。“格”有“正”的意思，就是為善去惡，就是實踐，就是知行合一。
“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陽明用這四句話把他前面的理論給串起來了，哲理性更強一些，但是佛教的影響還是很明顯的。所以後來嘉靖帝把王陽明的學說定為偽學，說王陽明是把佛教偽裝到儒家裡了。
廣西平叛
王陽明一生最後的功業，就是在廣西平定思田和斷藤峽的叛亂。也是他人生第六大節點。
思田叛亂，實際是被貪官汙吏激起來的，最後誰都沒辦法了，只好又讓王陽明去。王陽明兵不血刃，完全靠“政治思想工作”和對方推心置腹，使叛軍就接受他的招安，由此平定了思田之亂。招安之後，雙方也沒有翻臉，就此安定。平定思田叛亂之後，王陽明發現當地實際最混亂的是斷藤峽。斷藤峽就是所謂的“生蠻”，不接受統治的深山裡的少數民族。他們經常出來攻城掠府，幾十年了，誰也拿他們沒有辦法。朝廷一打，他們就跑到深山裡去了，不打，他們又出來了。王陽明最後也把給斷藤峽平定了。並沒有人給王陽明派這個任務，是他發現問題，主動去做的這個事，在很困難的軍事環境中，順利地拿下了斷藤峽。也是立了一個了不起的功勞。沒想到，朝廷卻來譴責他：“誰讓你多事了，你不接受命令，擅自調動軍隊，這本身是違法的。”然後又跟他談條件：“你要想讓我們不追究這事，你調回頭去打越南，把越南給我平了。”王陽明說這事我是決定不乾的，然後就自行撤回了。平定思田和斷藤峽叛亂是王陽明最後一件功業，也是他軍事奇才的又一次體現。
王陽明就在廣西把他生命裡最後的一點油給耗光了。這又一次體現了他兩個特點：一方面打仗，是真的下辣手；另一方面他用人心感動，完全靠“致良知”，和平地解決了一個大亂。
臨死他就留下一句話，“此心光明”。這就是王陽明傳奇的一生。王陽明形容自己這一生，“我總是在各種的艱難困苦當中、在猜疑當中，在迫害當中，我是怎麽保持此心光明呢？這就是一個心態的問題。我要是憂讒畏譏、小肚雞腸，那我就一天也活不了。可是我把自己心態給調整好了，這一切外在的橫逆反而不能加害於我。”
心學思想的源頭
王陽明的思想不是憑空來的，其源頭是孟子。孟子強調主體精神，這和孔子有很大的不同。孔子講溫良恭儉讓，作謙退的君子。而孟子是講“吾善養我浩然之氣”，要做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又講人性善，天然就是善的，性善在於“四端”，這些都是王陽明思想的源頭。 禪宗也是王陽明思想的又一個重要源頭。
佛教裡有他力成佛和自力成佛之分。淨土宗就是他力成佛，禪宗就是自力成佛。自力成佛就是相信自己，自己覺悟了就是佛。這也是王陽明思想的重要源頭。
朱熹同時代的重要論敵——陸象山也講心學。王陽明學說的近源是陸象山。另外當時還有陳亮，講文人要重實踐、講功業，也影響了王陽明。到了明朝還有陳白沙、湛若水，則是王陽明的思想前驅。
實際上，從思想史的維度來看王陽明，可以說王陽明心學是理學的自我救贖。儒家隻講日常的行為倫理，不追究生命的根底、本源。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活著還沒了解清楚，管那些死後彼岸世界乾嗎？佛教傳進來之後，儒家因為思想深度不夠受到極大的衝擊，唐朝有一句話就叫“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才智之士不再滿足於儒家隻講目前的理論體系了，儒家需要有一個重生，理學由此誕生了。理學借鑒了儒家本來的理論，把《周易》的地位提升，又從佛教和道教吸收了一些東西，主要是佛教，最後綜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理學提出了天理，無極而太極，就是世界的本源、道德的本源。
但是這個解釋有兩個大毛病，一個就是朱熹說的格物，一個一個慢慢格去吧，格成了聖人，再去做事，這確實有點支離破碎。第二個，過於強調天理對於人的指導，人的主體性受到壓製。有利於維穩，不利於創新。王陽明實際上是對這個殼、這個繭的一個突破，是理學的一個自我救贖，就是由支離到易簡。從支離之學到易簡之學，就是說很簡單，用不著一個一個地去弄，你只要把心裡的這個良知，正能量，自覺地發揮出來就可以了。程朱理學講“敬畏”，權力是外在的，你俯首帖耳聽它的，嚴格執行就可以了。王陽明說，不對，人應該活得灑落，強調自己精神的舒展和發揚。程朱理學原來更強調教條，王陽明更強調實踐、知行合一。程朱理學強調的是你上天要你做一個忠臣，做一個孝子，你本身是做一個服從者。而王陽明心學強調，你是主體，你是主導，忠臣孝子這些東西是你自己本來要做的，而且是按照你的意志去實現的。
了解王陽明可以由三個層次來講。第一個層次，最簡單，不少現在介紹王陽明學說的就是心靈雞湯，講心、講良知，良知就是道德，你內心的道德自律。現在有些書講王陽明，說“良知是什麽？是篤誠之心、是非之心，進取之心、感恩之心、淡泊之心，等等，等等”，這些並不是不對，但是都沒搔到癢處。程朱也講這些啊，對不對？怎麽能說是王陽明學說的精髓呢？這是一個很淺的層次。
第二個層次，就是歷史文化的層次。王陽明心學作為當時思想解放的潮流，它強調人的主體性，把人的進取心、執行力釋放出來。王陽明心學是在特定的歷史潮流之下，順應潮流產生的，並影響了當時的社會和歷史。
第三個層次，是思想對話的層次。
陽明心學可以和佛學來對話。《金剛經》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說“心”要超越於具體的事物、現象，既要隨時應對這些事物、現象，可是又不要執著、癡迷在任何一個具體的物相上。“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一種內在的相通。
王陽明可以與蘇格拉底對話。因為蘇格拉底特別強調“要認識你自己”。認識世界首先是要認識自己，認識你的內心和精神。康德說，世界上有兩個永遠不會窮盡的東西，一個是浩瀚無邊的宇宙，一個就是你自己的內心，就是道德律。為什麽你的道德是如此規定的，你行為準則是如此？這是永遠不可窮盡的一個領域。王陽明的學說跟這個恰好是有一個對接的可能性。
王陽明還可以與黑格爾對話。黑格爾的理論核心就是絕對精神，絕對精神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本來它是客觀的，但是在它發展過程中，演化成了人的精神。人的精神，每一個人的心，人的知識自覺，都是絕對精神的呈現。然後再倒過去通過你的心和絕對精神溝通，這就是所謂的黑格爾辯證法。這和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也存在著一個理論上的呼應。
還有，尼采說“哪裡缺乏意志，哪裡就急不可待地需要信仰”，“意志是自主和力量的最重要的標誌”，“上帝死了，你自由了！”王陽明的心學和尼采的對話可能更接近，更直接。
還有一種可能是更重要的對話，就是和毛澤東對話。王陽明的人生轉折是在貴州龍場，而毛澤東的轉折也是在貴州四渡赤水——當然，這只是巧合。毛澤東一生和王陽明有很多交集，特別是在思想層面。毛澤東早期文稿中的很多話都是從陽明心學來的，“個人有無上之價值”，“以我立說，乃有起點，有本位”、“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等等。
美國史學會的會長魏斐德在其《歷史與意志》中說，“任何受過中文教育的人，讀到毛澤東的《實踐論》的時候，就會想到王陽明。毛澤東講知行合一，強調實踐，用強調實踐來反對王明和張聞天，說你們都是教條主義，你們只會說外在的條條框框，而我是從實踐裡來，理論是和我的行為合在一起的。”這是一個專門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人，他說毛澤東的這個思想和王陽明的思想血脈太密切了。而《實踐論》的副標題就是“知和行的關係”。還有毛澤東一生的軍事業績，軍事思想都是不照牌理出牌，這也和王陽明相近。 對陽明心學的評價過去有礙難之處。他平定六股悍匪，征斷藤峽，過去強調意識形態，拿今天的標準衡量古人，這些都沒法講了——平匪是消滅“農民起義”，征斷藤峽與“民族政策”有衝突。其實，衡量、評價歷史人物，不能脫離歷史的語境。
王陽明的學說和他這個人的實踐，對於我們今天，所能給予的啟發是什麽？第一，強調主體，獨立思考，發揚主體的自尊、自信和自強。第二，廣胸懷，高境界，敢於承擔，善於承擔。第三，思想和能力並重，既有執行力，又有思辨力。
王陽明在最困難的時候寫過這麽一首詩，“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裡，月明飛錫下天風。”這些外在的環境，我從來不把它當回事。我相信自己內心的力量和內心的澄明，浮雲飄過去了，海闊天空。這就是王陽明內心世界的寫照。我也在此作詩一首，紀念陽明先生：“一生九死倍煎熬，成就良知心氣豪。龍場振翮長嘯起，留痕萬古一羽毛”。
（橫山書院據講座錄音整理，獨家版權，轉載務必聯繫）
作者簡介
陳洪
南開大學“南開講席教授”，原南開大學常務副校長；現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南開大學跨文化交流研究院院長、天津市文聯主席；曾兼任教育部中文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另任加拿大裡賈納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多校兼職教授；擔任《文學遺產》、《天津社會科學》等報刊編委，《文學與文化》雜誌主編。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古典文學、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明清小說、文學與宗教等諸多方面，著作主要有《結緣：文學與宗教》、《中國小說理論史》、《金聖歎傳》、《六大名著導讀》、《佛教與中國古典文學》、《李贄》、《漫說水滸》、《畫龍點睛》、《淺俗之下的厚重》、《滄海蠡得》、《中國古代小說藝術論發微》、《雪鴻閒輯》、《周易中的人生智慧》、《四大奇書話題》、《中國小說通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古典文論讀本》、《大學語文》、《諸子百家精編》、《古典詩詞名句鑒賞》等。學術論文主要有《從“林下”進入文本深處——的互文解讀》、《〈紅樓夢〉因果框架簡析》、《論〈紅樓夢〉瘋僧跛道的文化意蘊》 、《〈紅樓夢〉脂批“囫圇語”說的理論意義》 、《與》《〈西遊記〉與全真之緣》、《從孫悟空的名號看 “全真化”環節》、《宗教文字與〈西遊記〉的版本演變》、《牛魔王佛門淵源考論》等數十篇。曾獲國家級教學名師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一、二等獎、寶鋼獎、國務院授銜專家等榮譽，入選首批“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論著獲國家及天津市社科成果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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