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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給官員面試,長得帥的,會說話的首先打高分

一人治天下

雍正登基已經四十三歲,與所有新皇初登大位的年紀相比並不算年輕,但卻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成熟優勢。

與成熟相伴隨的是穩重、經驗豐富,掌控和處理危機政治能力大大加強,作為帝國的當家人來說,滄桑和飽經風霜這點極為重要。這時所有的性格思想已經定格穩固,他握著帝國航船的方向充滿昂揚激情,並有充分信心成功地將後康熙時代跨越到雍正時代。

雍正影視形象

朝鮮使臣於雍正元年回國,向國王報告,親見雍正“天氣英發,語言洪亮”。《李朝實錄》清代關於他的實錄裡也說,“音吐洪亮”,說話嗓門很高,恰恰證明了精力充沛,做事富於激情,在強大的精神動力下,雍正的精神風貌配合了一個時代快速前進發展的節奏。

顯然對於政治,他相當的自信,對於駕馭成千上萬的官僚機器更是雄心萬丈,信心滿滿。

雍正數次強調自己的閱歷:““試思當今皇帝即昔日飽嘗人世間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 他多次對臣下說,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於親身閱歷,而皇考當日所未曾閱歷者。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雍正奏折》向臣下反覆證明自己閱歷豐富,飽經滄桑,就是要他們知道,這個新皇帝騙不得。

所有的政治工作中,一直將人事安排作為核心工作來抓。在給大臣鄂爾泰的批示中說:“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余皆枝葉事耳。”這話不僅僅和近臣鄂爾泰說,在給署理江蘇巡撫尹繼善的奏折中強調:“朕之責任,不過擢用汝等數員督、撫而已。”

與此同時,他打破了清代的一些人事規章制度,他說:“朕用人原隻論才技,從不拘限成例”他認為官員的使用在於做事,只要能夠完成工作,不論所謂的排資論輩。

雍正畫像

大臣田文鏡深得雍正信任要他從地方推薦人才,充實官吏隊伍,並且向他交底說:“朕從來用人,不悉拘資格,即或階級懸殊,亦屬無妨。”那時候敢於提出滿漢資格無妨的,有清一代除了雍正再無第二。雍正對科甲出身的官員歷來素乏好感,認為他們說得多,做得少,做事迂腐欠通。他曾對此說過:“國家用人,但論其賢否,不當限以出身……自古以來,名臣良輔,不從科甲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屢見有蕩儉逾閑者。”

除卻他最信任的幾個大臣外,對於選拔外省官員,雍正盡最大肯能做到親力親為。雍正在此工作問題上,把接見地方官員,親自組織面試工作拿到了重要日程中來。

雖然這項“引見制度”早在漢代時已經形成一定規模,跨越千年,這項看似平常的選人用人辦法,到了雍正這裡做的確是最扎實全面的一次,很大程度上,親自遴選官吏,提高了雍正為政期間的治理水準。一般來看,皇帝加大對官吏的引見力度,往往是因為吏治此前發生嚴重問題,接班的新皇帝充分認識到打造一支執行力強,官僚作風良好是能否提高政治治理水準的關鍵因素,同時更是自上而下強化人事安排權力的重要舉措。“只有當國家的決定和命令受到社會一切層次的尊重時,才能稱之為中央集權的專製官僚國家。這個國家必須具有推行其意圖、政策和社會經濟方案的能力與權力”《非壓製性國家和比較歷史》

雍正影視形象

雍正顯然充分認識到了阻礙專製權力的官僚問題,於是在此後的十三年間,他有序而又頻繁召見地方官吏,親自參與選拔、決定基層官吏升降。據統計,在他一朝,引見文官5800餘人,武官大約在1400人左右。這個數字在今天看來相當不起眼,然而,透過幾百年的歷史來看,從當時的交通和各種條件來看,這個數字已經相當巨大,更何況是多次輪流接見。這項制度雖然早已有之,雍正卻將他進一步上升到重大戰略問題上來。

在剛繼位時,忙於料理康熙喪事,把這項工作讓王大臣去做,並叮囑說:“各省副參以下,千總以上題補引見到部人員,著查明具奏。從前皇考引見武職官員,其甚不堪者頗少。朕今值皇考大事,未得引見。應派王大臣驗看,將人才可用、與例相符者具奏補授,令其到任。其人才永庸劣者,指名具奏。如此則案件不至堆積,而到京人員亦五守候之苦。”此後數年,雍正接見了來自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和福建六省官員。雍正心細,有時候注重細節讓許多臣下都倍感溫暖,體貼他們路線偏遠,很細致地安排行程, “仍只需照常計程行走,不比因令馳驛,過於急速,如有欲自備夫馬,不願馳驛者,各隨其便。”《上諭內閣》

頻繁接見偏遠地方官員,讓雍正全面打開了解帝國角落的視野,也進一步積累了他選人經驗,理清了他進一步管理偏遠省份的思路。 那個資訊閉塞的時代,通過不斷接見各地官員,不僅讓雍正更了解帝國治理情況,更開啟了紅牆外的世界,他非常願意“惟以一人治天下”的巨集觀願景,甚至希望,帝國的每一項重大事務都要親力親為,尤其在選人問題上更是如此。

感性的目光

總體看來,雍正用人策略大體可謂三點:廣采輿論、時加訪察和乾綱獨斷。

在雍正的親自操刀下,幾乎調動了帝國所有的機構參與到引見、選人官吏工作上來。吏部、兵部、軍機處以及地方督撫都要都要向他推薦人才,或出具考評或接手辦理具體選拔事物,然後將醞釀好的官員名單遞交給雍正進行最後面試。頻繁接見偏遠地方官員,讓雍正全面打開了解帝國角落的視野,也進一步積累了他選人經驗,理清了他進一步管理偏遠省份的思路。 那個資訊閉塞的時代,通過不斷接見各地官員,不僅讓雍正更了解帝國治理情況,更開啟了紅牆外的世界,隻不過他的眼裡發出太多感性的目光。

雍正行樂圖

雍正的引見與歷代最大不同的是“輪流引見”,並對此加以解釋說:“皇考於文武官員見一二次即知其居心行事,歷久不忘,故將一應官員俱調來引見。”並且很平常的說出了他要輪流引見的原因“各省副將以下、遊擊以上官員,朕想要認識。可派伊等輪流來京,著具奏引見。伊等之材技,朕一見便可知道。”

雍正面試大概可謂為三種樣式,雖然感性卻不乏生動有趣。

以貌取人式

雍正屬於典型外貌協會,長相出色的官員,第一時間往往得到其良好評價,有的因此得到破格提拔。當他看到山東青州知府李根雲時,覺得長相端正還透漏著一絲靈氣:“聰明人,因其伶透,著暗記名補青州”,對後補知縣石傑的評語更是“人著實明白,好端方相貌,人似平和,有氣度的。”、“人著實去得,……相貌有福澤。”福建南安縣知縣,被雍正看後大加讚賞:“人好聰明,好相貌,著實明白,去得……”

在看了宿遷縣知縣劉正遠後,雍正形容他:“紅臉、黃鬍子、好相貌,將來可望成人。”簡單幾筆的勾畫,讓人馬上能想象出這個人的形象來,雍正形容下的筆調不可謂不生動而又簡潔。不僅對長相好的印象格外好,對那些器宇軒昂或是不同尋常的相貌非常感興趣,往往給出高分:“黑赤紅臉,胖子,相貌好”、“軒昂相貌”這種較為抽象的形容,說明了雍正面試時不僅看長相,也看氣質。他甚至認為高大威猛的體型的官員都要格外關注並適當時予以重要。

文職引見官需要筆試,即“考試履歷”,一般要求寫籍貫、年齡、出身、工作經歷等,此前還要求寫滿字,雍正對此說“此系漢官實踐,朕又不看清字,亦枉費紙張,嗣後停其兼寫清字。”《雍正起居注冊》

雍正影視形象

年齡造假一直是歷代官員簡歷存在的主要問題,由於歷代均有到齡退休制度,在履歷中存在很多造假、謊報年齡問題。吏部一般對這種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彼此形成默契的潛規則。雍正發現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題補山東東安營都,簡歷上的年齡是56歲,雍正批注“實在五十八”四川提標前營馬兵費其雲,履歷是44歲,雍正批注“實在五十二歲”,有的甚至雍正多次注視後,總覺得履歷和年齡差距太大,甚至弄得被考察者尷尬,如湖南邵陽知縣簡歷年齡是53歲,雍正總覺得他太老“但不似五十三,似六十外人矣。再三問,言不敢欺。”

此後他還專門對虛報年齡做了專門批示:“朕覽文武官員履歷,開載年歲多有不實。或年歲本少而增之為多,或年歲本多而減之為少。”與此同時又下達了一道關於及時改正虛報年齡的諭旨:“特發訓諭,凡各官從前之年歲不實者,著即改正,令以實在年歲開明注冊。”

清代學者梁章钜在《退庵隨筆》裡記載說:“古人以四十為強仕之始,以五十為服官政之年,以七十為致仕之期。”70歲被視為精力和智力明顯衰退的臨界點,因而就成了官員到點退休的慣例年齡。除了明朝降為60歲外,歷朝歷代都沿用70歲退休的老規矩。官員故意隱瞞真實年齡,自古以來屢見不鮮,其目的就是“減年以求成”,獲得更多的提拔太空和機會。雍正不僅重視到這一問題嚴重阻礙干擾正常人事代謝問題,在此後他逐步規範這一問題管理,甚至細化到了如何規範書寫履歷的具體辦法。

完美主義,天生的高己卑人,能入他的視野的人寥寥無幾,更多時候他都處在感性的猜測,和依靠各地官員的推薦。

相面大師式

在頻繁接觸地方被引見的官員時,他從不吝嗇發表自己的任何想法,甚至調動了所有形容人好壞的詞匯給各地官吏貼上標簽。看到四川的官員後說:“人看來平常,目狼顧”,這本是形容司馬懿的一句話,卻用來這位官員,這位四川官吏前途可知。看了江西知縣的印象是“平常老實人,兩隻忠臣眼”。接見趙州知州後說:“似有歪才,不誠敬,胖大漢子,大似惡人,只可止此。”、“人似蒼滑,明白,不穩當。”

雍正畫像

    他的細致在於對走進他政治視野的官吏進行多方面考察,有時甚至不無隱憂,在地方督撫的人事改用折上寫:“朕觀亦是,恐才具中平,改用好。”王國棟推薦浙江各縣官員奏折中,他又信心滿滿地表態:“好的,上好的,此人將來可成大器。”與之相對的就是長相普通或是瘦小枯乾的,往往得不到雍正的高分評價。諸如“老實平常人,苦像”、“但相貌微寒,恐福量不及些。”、“外像瘦弱,人似可用,氣局少,卑寒些”等等。

對那些長相不好的,雍正發自內心的不喜歡,此後這些官員也很那再得到重用。如對四川官員評價說:“人甚聰明平和,像彭維新,氣度小……不真誠人也。”

對福建支付沈起元的面試是:“人信不得的,人過於聰明,不實在,有心橫於中,不純。”

綜合因素式

對那些印象不好的官員也逐漸予以使用,如河南的一個武職人員,雍正說他長得像太監,沒什麽大出息。後來的乾隆對此評價保持一致也認為他“小才具,細長人”,後來這個人在乾隆十九年得以重用為貴州安龍鎮總兵。那些曾經給雍正極其好的印象的官員,有的成了極端貪婪的貪官汙吏。湖北的一個官員,雍正看後說他“好相貌,似范世泰”,後來此人卻在任內貪汙灌水銀一千四百餘兩,收受地方商人賄賂二萬八千兩。另外一個是陝西的一個知府,雍正評價他“人著實明白,安詳,大有出息。”但此人後來因罪革職,也就是說,在皇帝面前一個樣,在工作時候又是另一個樣,以雍正情商之高,接見官員之多,終究看錯了許多偽裝的官員,對一向自信的他不能不說是一個打臉。

作為雍正最機密大臣張廷玉倒是總結得很有意思,由於掌管吏部,對當時雍正想要任用或處罰的官員一清二楚。但是卻經常發現雍正剛剛想重用的人突然遭到彈劾或是得病死亡,結果也沒能使用上,而雍正根本不想重用的,竟然連他都搞不懂什麽原因,最後陰差陽錯得到重用。為此他感歎運命無常,認為這些事“有一定之數”。因此他常教導字輩們除了要刻苦學習,同時也不要妄求“以義命自安”老老實實聽從安排。”

雍正雖然專製,在人事安排上,也充分考慮到康熙時期對官員的評價,使得人事安排體現出一定的延續性。如對江南寧國營參將的使用上,在其履歷的評語是:“系聖祖揀選二次之人,所以擢用。對於康熙否定的官員,雍正也堅持不予使用。康熙曾對江西清江知縣評價是“許祚遠人去不得,著革退”,雍正對此人下達了不準題補的批示。

雍正雖然親力親為對官員進行面試,在決定是否升遷時,一般都會充分考慮督撫的意見。巡撫朱綱寶具湖南知縣江日榮,雍正看後認為江日榮“才情似不及”但還是“因朱綱之薦用此任”。對寵臣田文鏡、鄂爾泰、李衛等大臣推薦的人員,雍正甚至可以不看就予以任用。對一些面試印象十分不好的官員,推薦的上級也要受到雍正的批評和懲罰。

順天學政吳襄保舉生員引見後,雍正看了非常不滿意,斥責說:“生員張鎮、孟澤新、劉鵬振、朱函夏等四人俱不及,吳函夏尤屬不堪。”接著雍正開始處理推薦人吳襄,擔任學政三年,卻將非常差的人員推薦上來,可以聯想到平時如何不賣力工作,為此將他“交部議處”。

雍正王朝劇照

有時也會有大臣上書揭露雍正認可的官員的毛病,這時他還要為之力挺:“毛文銓人甚妥當歷練,因未見朕,觀望蒼滑,不實任事則有之;今見朕知朕,受朕教訓,你看他新任就是了,朕保他一個好巡撫。”雍正就是帶著這樣的感性評價一時之間決定了龐大管員隊伍的升遷浮沉。

操心不見老

雍正說他比乃父辦公更勤,每天工作,“自晨至暮,總無間斷”,並自負說道:“即皇考之勤,亦無自朝至暮辦事之理。”白天他聽政,接見大小官員,披覽奏章,晚上則批閱來自各地的秘密報告,平時二三十件,最多五六十件,每個折子必定從頭到尾詳細審閱,從不拖延耽擱,有時候深夜還在批改,精力十分疲憊,他也把這種情形書寫給臣下:“燈下所批,字畫潦草,汝其詳加審視。”“又系燈下率筆,字跡可笑之極。”在給田文鏡的批諭裡,他還解釋說:“因燈燭之下字畫潦草,恐卿慮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前諭,非欲示朕之精勤也”。除了勤勉,處理政務異常認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馬虎他也必須給予糾正。禮部侍郎蔣廷錫書寫奏折時,將“重道”二字誤寫,沒有檢查出來,雍正看時發現,特意把他叫過來,告誡他“勿謂此等本章無甚緊要,朕不詳覽,嗣後當愖之”。類似這樣事情還很多,他自己也說:“朕於政事,從來不殫細密,非過為搜求也”。

對於帝國的繁重事務可謂操心不已,卻充滿激情,在這項龐雜的工作中尋求快樂。

雍正行樂圖

雍正對組建一支高度契合他工作思路和節奏的官員隊伍著實煞費苦心,也因此成了清朝皇帝中與臣下互動最頻繁,充滿率真人情味的一個。通過建立最親密的心腹大臣班底後,再逐漸向帝國角落輻射,一張人事大網全面形成。

從對官員細節上的關心如戒酒和熬夜上,到對官員的語言上的諷刺或是辱罵無一步體現了這個帝國當家人有著操不完的心,雍正理政一周年之際,他告誡臣工說:“為治之道,要在務實,不尚虛名。”這樣才能“籌國是,濟蒼生”。

基於對大清朝的責任感,認為官員的存在本身就是辦事,因此盡最大程度避免養閑人。他站在權利的塔尖,並未有所膨脹,相反他非常清醒權利和責任的對等。魏晉時期的司馬昭給官員提出“清慎勤”三字後,成了歷代帝王尊崇的用人圭臬,雍正對此卻有不同看法:“巡撫一官,原極繁難,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勝任也。用人雖不求備,惟至督撫必須全才,方不有所貽誤。”於此他甚至深情地說道:“朕待天下臣工惟大公無我一語耳。”

雍正經常和地方督撫溝通工作和想法,互動頻繁。告誡他們自身的清正廉潔起到表率作用,但是如果不能深入實際,切實有效解決問題,那麽這樣官員人品再好也不過是個木偶。

他以官員工作的實際效能作為考核標準。在給湖南巡撫王國棟的考核裡說:“王國棟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許之,然不能擴充識見,毫無益於地方,殊不勝任。”這個“殊”字表達雍正對他的極端不認可,於是將他內調虛職。

直隸巡撫李維鈞考察吳橋縣令常三樂,認為他“操守廉潔”,但“懦弱不振,難膺民社之寄”,擬將他調離虛職,上報吏部審核。吏部認為既然常三樂“生性怯懦,必有廢弛實跡”而李維鈞又沒有進行糾參,不予批準。李維鈞對此認為,常三樂沒有違法亂紀行為,就是個人能力不足,不能再予以重任。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上書雍正。雍正批示說,這事好辦,就照他“居官罷軟。殊屬溺職,相應革參”就是這樣不作為的官員雖然沒有貪汙違紀,但本質上和違法亂紀的官員並沒有太多區別,根本就不能再進行任何使用。

一定程度,雍正能夠包容與自己政見不同的臣下,前提是,絕對是從維護他的角度出發。太子太傅朱軾堅決反對雍正推行的“耗羨歸公”,雍正並不發怒,反而讓他做大學士,去教育皇子弘歷等人的學業。後來他又反對西北用兵,由於每次反對都無效果,他心灰意冷,以病辭職。雍正用極其溫暖的口氣勸慰他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朱軾非常感動,從此不再有辭職打算。

即位不久,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上疏給雍正,希望他“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在權力鬥爭還沒真正落幕的關鍵時刻,建議他“親骨肉”,真正的不識時務的逆鱗犯諱,果然雍正大怒,責問翰林院掌院學士此人為何如此狂妄,朱軾在一邊說,此人真正的狂妄,但臣卻佩服他的膽量,雍正沉思一會大笑說,我也不能不讚賞他的膽量,隨即提拔他做國子監司業,且下諭旨說:“朕即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僅不怒,且獎勵他,你們家都要向他學習。”《國朝先正事略》

十三年理政,朱批諭旨不下萬餘件,它執政的十三年裡堅持每天親自批閱奏折。雍正的每天睡眠時間不足4個小時,在數萬年件奏折上寫下的批語多達一千多萬字,此外每一年當中雍正只在自己生日那一天才會休息。

雍正影視形象

因為交付給大臣所辦事務不能及時處理,發了脾氣,他說:“我整天坐在勤政殿裡,又不顧暑熱,想辦理事情,為什麽諸大臣對交待的事情毫無動靜,不來回奏,若不能辦的話,何不講明原委,若不想辦的話,乾脆交給我,我來替你們辦。”《上諭內閣》穿過厚厚的時光,清晰讓我們看到一個操心不停的的人伏案忙碌著只能屬於他操持的家業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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