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岸元：外循環實現追趕 內循環謀求超越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張岸元（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我沒去過美國。過往工作期間，訪問過十多個欠發達經濟體，有機會上上下下了解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發展實況。一些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稟賦，繼承了前殖民地時期的諸多遺產，卻淪落到人民基本生活都難以為繼的地步。背後的原因，很難一言以蔽之。幸福的國家總是相似的，失敗的國家各有各的不幸。持續大規模內亂消滅存量財富；國家政權掌握在政治強人手中，自絕於國際社會；攫取、而非包容性經濟制度窒息增量財富創造；無視產權，動輒大規模調整所有權關係；人民缺乏教化，勞動創造財富的願望淡漠；發展戰略選擇出現重大偏差，錯失國際產業轉移浪潮等等，國家失敗的原因不一而足。

　　相關訪問的目的是開展政策交流，提供政策谘詢。基於中國經驗，我總是認為，戒除以上不幸因素之後，任何國家，在一定發展水準上、一段時期內，實現某種幅度的經濟增長並非不可企及，甚至談不上是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外部輸入資金、技術、市場資源，結合國內經有效微觀激勵約束機制調動起來的人力資源，國民經濟總能沿著生產函數、增長方程指定的路徑逐步發展起來。期間，增長的周期性波動、階段性瓶頸當然會有，但那是經濟運行層面的問題，不是發展經濟學關注的重點。

　　一

　　參與國際循環能實現追趕，但難以跨越

　　國際貿易理論對於開放的經濟福利含義有明確闡述。要素稟賦差異、比較優勢、規模經濟、產業間產業內分工等，都構成開放的理由，都確定無疑有助於經濟增長。這一過程的通常結果是雙贏。但絕大多數情況下，參與各方“贏的量”孰多孰少，是非對稱的；不同產業鏈分工地位國家，對後來者實現追趕的主觀感受及接受度，也有很大不同。

　　（一）國際循環對不同國家的影響有所差別 

　　對於後發國家而言，除勞動力之外的生產要素更多體現為稀缺性，經濟更多體現出短缺特徵。對外開放如同拔去水位不同之連通器的塞子，稀缺要素得以流入後，與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水準落差，沒有理由不被縮小；該過程將一直持續到“落差勢能”和要素流動“摩擦力”之間，達到某種平衡。

　　對於先進國家而言，生產要素更多體現為冗余，經濟更多體現出過剩特徵。冗余和過剩的輸出很難確定邊界。發達經濟體在國家層面保持領先優勢的意志，與微觀層面企業逐利的動機必然衝突。最典型的案例，是過去幾十年間日本汽車企業在華投資的決策演進：先是刻意保持在華企業技術水準與本國的代差；而後在歐美競爭下，不得不將更先進的車型投入中國市場。

　　大量生產要素的輸出，終究不利於母國經濟增長，必然伴隨著就業崗位在全球的重新調整，以及財富在全球範圍的重新分配。最終，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擴大到國內政治上難以接受的地步。這是最近一輪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二）國際權力結構不允許逾越

　　不僅如此，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看，對外輸出生產要素的過程，也是國際權力施展的過程。在戰後至今的全球化歷程中，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的國際剝削，始終是不容回避的事實。從早期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帶來“有增長無發展、越增長越貧困”，到後來的血汗工廠、轉移價格，再到通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巧取豪奪，直至川普集團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以來的公然明搶，國際權力格局對國際收入分配格局的影響、或者說決定，越來越肆無忌憚。這種掠奪，可以理解為外圍國家參與全球化經濟循環的租金，也可以理解為中心國家維持其國際經濟地位的手段。

　　如此一來，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通過對外開放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就有了新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即：參與國際循環可能讓你過得更好，但你很難跨越階層，更不能反超原主導者的地位。對中國這樣超大規模經濟體而言，較低發展水準上，通過國際循環，一個歷史時期內，能夠實現總量增長，縮小與發達經濟體落差，達成追趕（如，佔美國經濟總量的60%，人均萬美元）。但關鍵位次的跨越，不是單純開放所能實現的，必然受到現有國際權力格局的製約。國際大循環作為後發國家的追趕戰略，不足以支撐國家複興，回到歷史巔峰位置。

　　以上邏輯有部分事實支撐。過往四十多年全球化推進過程中，全球人均GDP存在向正態分布集中的趨勢，其中，中國和印度人均GDP水準向全球均值的接近，最為引人注目。但與此同時，大量人口距離發達經濟體水準依然保持相當大差距，人均GDP分布左右兩側的尾部特徵也沒有明顯變化。近年來，關於全球化收入分配效應的多數研究都有類似結論。

　　二

　　國內大循環不是要降低對外依存度

　　1987年，原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王建先生提出國際大循環理論。當前提出的國內大循環概念，只是修辭上與之存在對應關係，完全不意味著中國經濟要從目前狀態，退回到當年國際大循環理論所要改變的國內經濟循環局面，新時代中國不可能退縮，回到被動“自力更生”軌道上。誅心地說，當前某些關於國內大循環，就是要降低對外依存度的解釋或者暗示，如，能礦及零組件進口中斷、製成品出口塌方等，要麽是誤解，要麽是不懷好意。

　　（一）產業層面短期內沒有降低對外依存度的可能

　　產業層面看，國內相當多行業不具備在沒有外部原料零組件供給、沒有外部市場需求條件下生存的能力。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7年投入產出表行業分類，在我國149個行業中，有36個行業的進口或出口依存度超過20%，某些行業的出口依存度甚至超過100%。

　　以降低進出口依存度為切入點考慮國內大循環，只能是緣木求魚，或者至少要在短期內付出極大代價。必須看到，我國外貿國別分散度正不斷提升。當前外部摩擦或者說對抗，主要發生在中美之間；而2019年，與美國貿易佔我全部外貿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1.8%。近90%的外貿市場還在那兒，並且在不斷發展。因此，提出國內大循環，絕不意味著中國貿易政策要有顯著調整。中國仍應不放棄任何出口機會，不放棄任何進口可能，僅在少數領域迫不得已推進國產替代。

　　（二）總量層面沒有降低對外依存度的必要

　　從總量層面看，2007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達到9.95%的峰值，此後開始下降。2011年以來，該比例一直穩定地低於3%，近年來，更是徘徊在1%不到的水準。可以說，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標已經充分實現。貿易依存度方面，2006年我國貿易依存度達到71.4%的峰值，之後也逐步回落到目前不到40%的水準。

　　以上行業及總量層面對外依存度的變化趨勢表明：中國沒有在產業層面迅速降低對外依存度的可能性；沒有在總量層面進一步降低對外依存度的必要性；沒有在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戰略之間，做出非此即彼抉擇的迫切性。

　　三

　　國內大循環的使命是謀求超越

　　在現有技術水準上，依靠國內要素增加供給、擴大內需，實現“哈羅德—多馬式”經濟規模擴張，在經濟運行層面上有意義，但顯然不是國內大循環政策的目標。舉個未必恰當的例證，房地產和白酒行業，大體都是完美的內需主導、國內循環，都有蓬勃的擴張衝動。有意義嗎？

　　我更願意從主動、進取，而不是被動、消極的角度，理解國內大循環。該循環是改變國際經濟格局之所必須，是中國經濟實現關鍵跨越之所必須，是國家複興之所必須。其確立與否的標誌，是中國能否在促進人類進步、改善人民福祉的創新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實現大規模生產製造，並將其成果為人民所共享。

　　在漫長的中國自然經濟發展史上，某些領域曾有過類似循環，典型如瓷器、茶葉、絲綢等。這些產業有獨特技術，能夠大規模生產製造，首先覆蓋廣大國內市場，繼而相當規模參與國際貿易。這一過程中，即便有外部要素參與其中，如青花染料輸入、海洋貿易、茶馬互市、白銀中介等，但並不妨礙人們將這些產業發展視為中國傳統經濟文明的標誌，並不妨礙據此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所謂朝貢貿易體系。

　　工業革命以來，圍繞創新技術領域形成內生經濟動力機制有四個要件。一是科學思想的突破。我們民族沒有出現過艾薩克·牛頓爵士、門捷列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樣神一樣存在的人物。迄今為止，基礎數學、物理、化學對我們來說，主要體現為應試技巧，而不是思維方式。所幸劃時代的科學進步是低頻偶發事件，科學思想是開源的。民族性的科學啟蒙缺失，並不成為內循環動力起源的障礙。

　　二是技術路線的形成。技術引進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目標，而盡快關閉技術輸出渠道，則是川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社會學研究的結論是，東方民族具有在器物層面上解決問題的天賦。當前的共識是，近年來中國在技術工程化領域有長足進步；產業化運用水準與西方的差距，顯著小於研發儲備。

　　三是大規模生產製造。科學思想的缺失，以及開創全新技術路線能力之不足，並不妨礙我們在大規模生產製造環節建立起了不起的競爭優勢。國內工業門類齊全、主要工業品產能巨大、主要區域產業高度集聚，大規模生產製造的優勢將保持相當長時期。

　　四是覆蓋廣闊國內外市場。超大規模市場以及通過創新商業模式實現產品普及等，使得國內市場能夠承擔研發成本，支撐創新產業經濟循環實現。未來需要做的是較大比例將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門傾斜，同時縮小貧富差距，促進有支付能力、支付意願的國內消費需求正常增長。

　　四

　　恢復建立包容性經濟制度是關鍵

　　圍繞創新領域打通國內大循環各環節的關鍵，是恢復建立包容性經濟制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歷來存在“內卷化”的強大慣性。當前，在經歷了農村土地承包、城市經濟改革、外向型推進工業化、房地產帶動城鎮化這四輪浪潮席卷後，中國廣大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正在迅速沉寂下來。龐大的政府財政性活動，以及人民圍繞基本生存的物質循環，構成縣域經濟活動的幾乎全部內容。背後原因，有民族性、文化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與近年來，市場主體對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發展改革方向的認知含混、認同弱化indivisible。

　　我們注意到，在產權領域，土地、國有資本等基本要素改革推進遲緩，國有經濟部門佔有大量資源，效率低下，私人部門的“恆心”依然難以建立在“恆產”基礎之上。在政府與市場關係領域，不斷複雜的社會管理內容，不斷強化的社會控制需要，推動各級政府管理邊界持續擴張，消耗大量財富。2018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此前沒有過的增速逐季快速下行局面。這種短期變化，不是人口、技術等中長期慢變量所致；從外貿數據看，也與外部摩擦無甚關聯。我理解，其根本原因在於：過往四十多年行之有效的微觀激勵機制不複正常運行，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經濟三大增長髮動機同時趨弱；面對多年積累下來的經濟金融運行層面矛盾，根本性的、原理性的改革被擱置，更多試圖采取行政化、指標化、理想化的政策舉措加以解決。

　　疫情的短期重大衝擊，某種程度上掩蓋了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出現的系統性趨弱問題。如果沒有重大改革重新整合要素資源，再疊加外部環境惡化，“十四五”期間經濟增速，恐在原有中長期下行趨勢基礎上，明顯再下台階。

　　五

　　結語

　　對外依存度高一點、還是低一點，不是國內大循環是否居於主體地位的衡量標準。國內循環取得成功的標誌，是能否主要基於國內要素供給，打通從科學到技術、到產業化、到消費普及的閉環。

　　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是融合，融合的前提是各個文明相對獨立地發展，形成個性化、值得彼此借鑒的內容。否則，土豆和土豆交往，能碰撞出什麽美味？國際循環發展的是共性，國內循環發展是個性。共性發展的結果是均衡，是不同文明發展水準差距的縮小。如果你希望超越、引領，只能從發展個性的渠道去實現。

　　過往幾十年，沒有哪個經濟體像中國這樣把對外開放提到如此之高地位，沒有哪個經濟體將開放“倒逼”改革作為如此之重要方略。難道我們這個國家失去了內生增長動力？失去了制度上自我修複、自我進化的能力？

　　新的國際環境下，通過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大循環，實現追趕的空間在收窄。通過對內改革，主要依靠國內要素，在創新領域形成內生動力機制的必要性、緊迫性在上升。而這一切的前提，是恢復建立符合人性的、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從此維度推演，國內大循環的提法站得住腳。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中信建投首席經濟學家，兼任南開大學等校客座教授、證券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委員會委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