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俏：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

　　意見領袖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劉俏

　　中國經濟生活中依然存在一系列推動生產率持續增長的新動能，這些新動能和它們對應的大量投資為中國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帶來了巨大的潛力；

　　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有多大？討論這個問題時，人們容易陷入情緒化的二元對立，要麽樂觀，要麽悲觀，缺少位於兩個極端中間的判斷。

　　樂觀固然有其基礎：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1978至2022這四十五年間，中國GDP平均年增速高達9.1%（見圖一）；即使是本世紀第二個十年GDP年均增速已經降到7.6%（2010~2019），中國在這個階段的絕大部分年份仍然貢獻了全球30%以上的增長。將這樣的經濟表現簡單外推去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潛力，人們很難不產生樂觀的情緒。

　　悲觀者傾向於將觀察的側重點放到近期中國經濟形勢正在經歷的重大轉變：自2015年GDP增速破7之後，百分之六點幾的增長日益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長久以來，人們習慣接受的一個關於中國經濟的“常識判斷”是“我們需要7%到8%的經濟增長來保證充分就業的基本實現”，於是在“保住5%左右的增長”成為規劃經濟工作和制定宏觀政策時更常去錨定的目標、年輕人就業問題凸顯成為對中國經濟的重大挑戰時，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逐漸產生，類似《中國經濟奇跡的終結》（喬治·弗裡德曼）、《中國模式遇上了大麻煩》（保羅·克魯格曼）這樣的文章頻頻出現在西方主流媒體。

　　中國經濟奇跡終結了嗎？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率到底是多少？三年疫情期間4.5%的年均增速是否意味著一個新常態的出現？在房地產和大基建的投資周期接近尾聲、人口和勞動力紅利漸行漸遠、中國製造成本優勢逐漸消失、國內外環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傳統經濟增長動能逐漸式微之際，引領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新引擎又是什麽？

　　理解中國經濟，我們需要客觀、理性地分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聚焦解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第一性問題。如果不了解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多年高歌猛進背後的原因，將很難理解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成長的空間。

　　改革開放的前三個十年，中國強力推進工業化進程，推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同期貢獻了近40%的GDP增長。這很容易就解釋為什麽1980至2009這三十年我國能夠保持年均10%的經濟增長。中國這個階段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與改革開放推進工業化有關。

　　然而，在中國製造業總產值和附加值於2010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之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進入尾聲，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下降：從工業化階段的年均4%逐漸下降在2%以下；同期GDP增速也從改革開放最初三十年的雙位數下滑到疫情前的6%左右。

　　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程）結束之後，如何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最大的不確定性。西方的現代化過程中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是經濟體在完成了工業化之後還能保持2.5%左右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傳統觀點認為，在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到2%以內後，我國長期增長率大約只是在3%~4%之間，中國將長期面臨與西方國家一樣的生產率增長的挑戰。3%~4%的增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顯然難以令人滿意，對中國經濟未來前景的悲觀觀點大都由此而生。

　　與這樣一種歷史宿命論相對，有沒有一種新的可能性：工業化進程結束後，中國依然能夠找到一系列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在未來十幾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從而實現5%左右的中長期GDP增速，至2035年實現GDP總量和人均的翻番（相較於2020年的水準）？對全要素生產率未來增速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空間的判斷。

　　工業化進程中的生產率增長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

　　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增長的各種解釋雖然側重不一，但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中國的增長範式很大程度上符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描述。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提出的“索洛模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由要素（資本、勞動力）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來解釋：

　　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資本增長率（ΔK）、勞動力增長率（ΔL）、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ΔTFP）都保持非常高的水準，合在一起解釋了中國長達40多年年均9%以上的增速（ΔGDP）。

　　要素投入方面，過去近四十年，因為有“人口紅利”，大量的勞動力源（5.780， -0.01， -0.17%）源不斷地投入到工業化進程中，對經濟增長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資本投入方面，我們也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通過引進外資和大基建、房地產等投資，形成了大量固定資產，以這些資產為抵押品的銀行信貸，進一步推進了社會信用的擴張，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和“資本化”，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相對稀缺的資本要素，保持了資本投入的增長（ΔK）。1978年至2020年，中國按M2衡量的廣義貨幣供給年複合增長率大約為19.65%，而同期GDP的年增長率為9.1%，前者比後者多了十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速。然而，這個階段我國並沒有出現嚴重的通脹，主要原因就在於經濟的貨幣化或是資本化——土地、房地產和大基建等投資形成了大量貨幣化的資產，同時帶動了生產網絡中相關上、下遊產業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這是中國發展模式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因為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保持了很高的增速（圖二）。一個國家在完成工業化過程中通常能夠保持較高的TFP增速，而在工業化結束之後，服務業佔比大幅提升時，再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高速增長就變得比較困難。技術革新、規模經濟、生產組織方式及激勵機制的創新等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其對生產率增速的邊際推動作用在完成工業化之後會逐漸變弱，這是經濟演進的一個基本規律，有大量實證支持。

　　例如，1870年~1970年是美國的工業化階段，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大約同步，這段時期伴隨著電燈、內燃機、電話、留聲機、電影、電梯、電力機械、家用電器、汽車、卡車、飛機、高速公路、郊區和超市、排汙下水道、電視、空調、州際公路等相繼發明並大規模使用，推動了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這一百年間保持了年均2.1%的增速；而在美國進入後工業化階段之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逐漸開始下滑，進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年均TFP增長已經降到1%，最近十年更是長期徘徊在0.7%左右甚至更低。

　　因為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我國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個十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表現出色：1980~1989年，TFP年均增速3.9%；1990~1999年，年均增速高達4.7%；2000~2009年這十年間年均增速也達到了4.4%（見圖二）。全要素生產率的高速增長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3.040， 0.00， 0.00%），不難理解，1980~2009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雙位數的經濟增長，至2010年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

　　“政府+市場”的增長範式推動完成工業化

　　1861年奕䜣會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洋務運動以來，宣告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開啟。然而，與幾乎是同期開始工業化進程的美國和日本等國相比，中國的工業化歷經坎坷，經歷的曲折挫敗難以言表。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開啟新一輪嘗試，終於在2010年製造業產值和附加值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國家時，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為什麽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三十餘年時間，能夠極大地推進工業化進程，最終完成偉大的工業革命？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思想和理論上擺脫了政府與市場簡單二元對立觀點的束縛。政府頂層設計與激發底層活力相結合，合力建立一個大規模市場，使得大規模生產和產業的崛起成為可能；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分工布局，逐漸從價值鏈的低端領域向高端領域邁進，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

　　其次，持續不斷的制度創新——從家庭承包責任製、地方政府政績競賽機制、管控性的金融發展確保相對稀缺資金能夠投入到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到地方政府創造性地把土地和城市的未來收益“證券化”等——這一切不僅帶來了經濟發展急需的資本，也激發了經濟主體的活力，促進技術創新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進而大幅提高了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

　　此外，相對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和審慎有序的貨幣、財政政策相互配合為中國工業化順利推進提供了有利條件。

　　中國的工業化故事是一個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升的故事，也是一個投資強度一直保持在較高水準的故事。對1978~2017年間的宏觀數據簡單分析：中國的投資率（即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GDP之比）和TFP（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之間有一個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圖三）。1978至2017這四十年間，中國投資率每增長10個百分點，會帶動整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1.18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提升，這一發現與用美國或是其他一些工業化國家的數據分析得到的事實大致吻合，反映了工業化進程中的一般規律。我國改革開放至今的絕大部分年份，投資率保持在GDP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尤其是過去四十年我國正經歷工業化過程中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的一個大周期，對於這些關鍵行業的大量投資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我們可以從中國生產網絡的演進變遷中發現投資尤其是關鍵節點行業的投資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意義。圖四分別給出了1985年（左圖）和2018年（右圖）中國的生產網絡圖。生產網絡基於投入產出表繪出，每個點代表一個行業，點與點之間的連接反映出兩個行業之間存在上、下遊關係；如果一個行業出現在生產網絡圖中密度較高的區域，表明該行業與許多周邊行業都有上下遊關係，該行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生產網絡中更可能處於關鍵節點位置，牽一發動全身——我們把該類行業稱為節點行業。

　　仔細分析中國生產網絡從1985年到2018年的變遷，可以理解我國經濟結構的演化與變遷。透過圖四可以看出這三十多年時間，中國的生產網絡變得越來越複雜，行業與行業的聯結變得越來越密切，整個網絡的密度越變越大；這一過程中，湧現出大量重要的節點行業以及把這些行業連接起來的大量經營主體（迄今已有1.6億個），反映出中國市場經濟廣度和深度一直在拓展。

　　過去的40多年，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緊密結合。市場的無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支持之手）搭配在一起，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政府通過5年規劃、產業政策、金融資源的配置等聚焦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節點行業。發生在節點行業的技術變革和衝擊通過生產網絡傳遞和放大，形成溢出效應，帶動了上、下遊大量市場主體的出現，對總體經濟產生一個倍數效應。可以說，越是處於節點位置（生產網絡裡密度最高的區域）的行業，對經濟的影響越大。實證研究也顯示那些產業鏈比較長的投資項目一般給當地經濟會帶來更多的就業、稅收和增長。

　　有為政府發揮對經濟的積極作用有兩個前置條件：（1）存在著數量龐大的緊緊圍繞節點行業的市場主體；（2）節點行業的出現與更替是基於大規模的投資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梳理過去40多年的經濟發展，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1.6億個經營主體的出現，背後體現了有為政府加上有效市場對中國經濟起到的重大的推動作用。通過大量投資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巨大增長，助力中國實現了工業化。

　　在以市場交易為主的經濟體裡（例如西方工業化國家），存在數量龐大的市場主體，通過這些市場主體的市場交易行為，不同的行業緊密聯結在一起形成密度很大的生產網絡。然而，因為沒有政府的頂層設計和產業政策的支持，那些資本回報小於社會回報的行業往往面臨投資不足的情況，難以成為新的節點行業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演進。例如，美國雖然貴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其基礎設施、通信網絡等卻投資嚴重不足——這些行業的資本回報小於社會回報，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私營資本缺乏投資這些領域的動力。美國的製造業也面臨類似窘境，雖然維持製造業一定的GDP佔比符合國家戰略需求，但是製造業的資本回報相對不高，資本更願意將其外包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經濟體，導致美國目前製造業的GDP佔比只有11%。

　　當然，“政府+市場”的增長範式也有其短板。頂層設計和產業政策不一定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大量的投資和資源配置也不一定能夠催生出能夠帶動大量上、下遊新產業（55.290， 0.02， 0.04%）或新業態的節點行業：一方面，技術變革和產業變遷有其不確定性，中央計劃者很難做得全知全覺；另一方面，大量的實證研究顯示，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市場引領的投資在資本回報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一般情況下，政府主導的投資的資本收益率相對低一些，這涉及到政府作為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時面臨的預算軟約束等道德風險問題。

　　作為一種增長模式，“政府+市場”的增長範式在中國獲得極大成功有其原因。

　　首先，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政府引領的重點投資領域很多屬於完成工業化必須投資的基礎領域，例如，鐵路、公路、產業園區、通信網絡等推動工業化必需的基礎設施。這類投資的社會回報一般情況下遠遠大於資本回報，如果完全由競爭性的市場來主導，可能會面臨投資不足。

　　其次，改革開放極大地激發了中國經濟自下向上的活力，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湧現出大量的經營主體，企業和企業家精神為中國經濟運行注入了活力，市場也逐漸成為資源配置最重要的機制。政府和市場聯合發力，大量資源配置到重點投資領域及其上下遊領域，內生推動了國民經濟生產網絡的演進，催生出拉動經濟增長的一系列節點行業。製造業、高速公路、通信、高鐵，以及1998年開啟房改後的房地產行業等先後成為中國經濟中的節點行業。聚焦這些支撐國民經濟的節點行業或節點領域，不僅保持了投資強度，使得全要素生產率保持較高增速（見圖三），而且帶動了上、下遊大量投資機會的出現，形成完整的產業鏈。

　　中國經濟發展最大挑戰——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

　　我國在改革開放後的工業化進程中，實現了平均高達4%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但是，在2010年我國的製造業產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按產值最大的製造業大國之後，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接近或者說已經完成，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動能之一——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開始下降，2010年至2019年TFP年均增速僅為1.8%，為工業化時期的一半左右（參見圖二）。

　　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是工業化進程結束後，一個經濟體從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向勞動密集型服務業轉型的必然規律。新一輪的技術變革沒有阻止美國生產率逐漸下滑的局面。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最近四十年已經下降到的1%左右，最近十年甚至不到0.7%。第三次工業革命並沒有像第二次工業革命一樣，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大幅提升——經濟學家們把這一現象稱為“生產率增長悖論”。

　　我國同樣面臨“生產率增長悖論”的挑戰。繼2010年我國製造業產值和附加值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的製造業大國後，2013年我國服務業（服務業）的GDP佔比超過第二產業（製造業和建築業），成為我國最大的經濟部門，至今兩者的差距還在擴大。伴隨著工業化的完成，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已經下降到2010~2019年的1.8%（圖二）——雖然這段時間全要素生產率下滑受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政策環境、全球化逆轉、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的影響，但是工業化進程的結束是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最重要的結構性原因。

　　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這個宏大敘事中最重要的章節。我們的測算顯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候，中國的總量和人均GDP大約比2020年需要翻一番，在2035年前大約需要保持5%的GDP增速。對於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實證研究顯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大約貢獻一半左右的經濟增長；在工業化進程結束和人口紅利消失的大背景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對增長的貢獻需要從過去的平均40%左右提升到50%左右，這就要求未來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保持在2.5%甚至更高的水準。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對於未來中國經濟的重要性。經過4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水準2019年大概相當於美國的40%，即同樣的要素投入（資本和勞動力）產生的產出相當於美國的40%。到2035年如果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水準達到美國的60%，也需要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超過美國1.95個百分點。假設美國維持目前年均0.7%的全要素生產率不變，未來我國需要保持每年2.5%~3%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

　　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來做最終驅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因此在於，在高速增長階段（工業化進程）結束之後，我們如何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一國經濟表現的決定性因素。自工業革命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是經濟體在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之後能夠長期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既然對發達經濟體而言，生產率持續高速增長也是例外而非常態，中國有沒有可能再創造一個奇跡：在完成工業化之後還能長期保持生產率的增長？

　　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有沒有可能V形反彈？

　　保持生產率一定水準的增長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核心邏輯和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有沒有可能從目前低於2%的平均水準實現一個V形反彈重新回到2.5%甚至更高的水準？

　　從歷史演進的視角看，全要素生產率是個內生變量。全要素生產率能否持續增長取決於我們能否找到中國經濟的新的增長動能以及如何通過有效的政策和更加徹底的改革開放舉措釋放這些動能。我們的分析顯示，推動中國生產率持續增長的動能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第一，中國仍然擁有“再工業化”所帶來的巨大的生產率增長空間。中國敘事裡的“再工業化”與美國解決生產率增長不足所采取的“再工業化”不同：奧巴馬政府和川普政府“再工業化”的核心是恢復和發展高端製造業，彌補美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去工業化大潮”所帶來的經濟“空心化”、失業率上升等問題；而中國的“再工業化”更多指的是“產業的數智化轉型”，即任何行業都可以通過數智化再做一次。通過5G/6G、大數據、人工智能、大模型等驅動產業的變革，將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

　　第二，“新”基建投資——實現再工業化和改善民生所需的基礎設施。“新”基建是相較於傳統基建而言的，它首先包含一個“再工業化”的考慮。圍繞“再工業化”的“新”基建涉及跟產業變革以及跟產業互聯網相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如5G基地台、數據中心、雲計算設備等。除了上述基建之外，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也急需繼續投資跟民生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比如舊城改造、租賃住房、城市公共設施的投資等等。這些領域不僅投資規模可觀，而且如果能夠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吸引民營資本投入，是可以進一步提升投資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

　　第三，大國工業。我國已經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門類，製造業的GDP佔比達到27%，遠遠超過美國的11%。雖然我們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門類，但是在一些關鍵的零組件和底層技術上還無法形成“閉環”，大國工業還有發展的空間。未來中國的製造業GDP佔比需要維持在23%左右。而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將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帶來開闊的空間。

　　第四，改革開放和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設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主要有兩個來源：技術變革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升。除技術變革外，“徹底的改革”和“更高水準的開放”能形成一個龐大的制度紅利空間，帶來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巨大空間，從而推動生產率的進一步增長。

　　第五，碳中和目標的實現。碳中和不僅僅是單純的能源革命，而是一場比能源革命要更深刻、更徹底的經濟社會的系統變革。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發布的年度報告中估測，為了達成2015年《巴黎協定》規定，實現全球平均氣溫較1850年升高的幅度低於1.5℃，全球需要在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實現這一目標，IRENA測算2021~2050年內全球總投資至少需要約131兆美元。我國溫室氣體排放規模到碳達峰時估計會佔到全球的30%。如果將全球實現碳中和所需的131兆美元投資等比例分配，我國實現碳中和需要投資的規模大約在270兆至300兆元之間，相當於未來三十年每年投資8%左右的GDP。這樣的投資強度不僅可以抵消傳統節點行業（例如房地產）投資下滑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還將通過產業和技術變革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進一步提高的巨大空間。

　　尾聲：一種新的歷史可能性？

　　美國理論物理學家李·斯莫林說過，“當思想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哲學；當上帝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信仰；當事實改變你的思想，那就是科學。”借用李·斯莫林的表述，在討論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空間時，我們需要理性的科學分析，需要改變我們關於增長的思維方式；而在完全不可預測的未來撲面而來時，我們還需要關於增長的一種信仰。

　　中國經濟生活中依然存在一系列推動生產率持續增長的新動能，這些新動能和它們對應的大量投資為中國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帶來了巨大的潛力；中國式發展道路一直尋求在政府與市場、效率與公平、短期利益與長期目標、資本回報與社會回報之間找到一個更有利於發展的均衡，通過持續的結構性改革和創新的政策體系破解“生產率增長悖論”，我們有可能創造歷史一種新的可能性，在經濟思想上實現對現有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突破。

　　圖五給出了1997年至2020年中國市值最大的十家上市公司。1997年至2020年，中國市值最大的企業在結構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折射出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變遷：1997年工業企業佔比較高，但這個階段的上市公司還不能代表中國經濟的微觀基礎（企業）的全貌，大量的央企和地方國企改製上市要若乾年後才會發生；2007年代表性企業幾乎全部來自提供資金要素的金融機構和提供原材料的能源板塊，對應著工業化進程中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這一結構一直延續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國經濟轉型的滯後；2020年的最大市值企業結構上更多元，既有傳統的要素提供商，也包括平台企業、消費類企業和製造業企業。

　　作為對未來的預測，我基於圖五提出了一個在管理學院課堂上經常問及的問題：哪些企業會出現在2035年中國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名的排行榜上？如果您經過長時間思考後才能勉強寫下2到3個企業的名字，那麽恭喜您，您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是充滿信心的！

　　(本文作者介紹：作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是亞太地區最優秀的商學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