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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12篇原創首發文章
—— 序言 ——
茅盾文學獎（以下簡稱茅獎）設立於1982年，幾乎與改革開放同齡，每一屆的年份都不確定，數目也不確定。2019年將是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出爐的年份，但很多讀者對茅獎的記憶還停留在《平凡的世界》的年代。
路遙的這部104萬字的巨著是1986年12月出版的，直到今天仍在人們的心靈中回蕩。它是1991年的茅盾文學獎得主。
“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願望存在和實現”，“每個人都有一個覺醒期，但覺醒的早晚決定個人的命運”，“人處在一種默默奮鬥的狀態，精神就會從瑣碎生活中得到升華。”在上世紀80年代，路遙的話，激勵著很多年輕人嚮往美好，不怕困難和挫折，堅韌不拔地奮鬥。
每個時代的讀者都需要充滿力量、體驗和洞察力的文學作品。在這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出爐之年，讓我們從眾多和《平凡的世界》一樣優秀的作品中，感知大地，感知時間，感知生命。
本文將從作品內容本身的視角，感受茅獎作品給予一個普通的中國文學愛好者帶來的閱讀體驗，相信大家都會有所共鳴。
加上第三屆兩篇榮譽獎的作品，之前的九屆茅盾文學獎一共為讀者呈現了43篇優秀作品。不論環境有何改變，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在當時最嚴肅的思想表達，無限還原了時代的背景和人物的思考，這對於筆者還有新時期的讀者們來說是最好的代入工具。
本文通過整理了所有獲獎作品，形成了一些基本概況，力求讓讀者一眼了解茅獎作品全貌。圖一是所有獲獎名單及題材類型，圖二為茅獎作品內容覆蓋區域示意圖；圖三是作品表述的紀事時間表。
茅獎作品是帶了時間軸的清明上河圖，展現著廣袤華夏土地的風土人情
茅獎作品的一大特點是記錄風土人情，傳遞民俗文化，而且通過人物與故事留下了極強的畫面感。芙蓉鎮上的湘西秋雨，鄂豫皖的湖光山色，伊犁的西域異俗，杭州城的書語茶香，文字間的娓娓敘說一下拉近了距離，猶如親至。
縱觀茅獎作品內容的覆蓋區域，既有對於北京東城鍾鼓樓一個點的描寫，也有像《戰爭和人》一樣對於抗戰期間半個中國的全景畫卷。按圖二所示，整個茅獎作品內容覆蓋了超過60%的國土區域，即使描寫朝鮮戰場的《東方》也花了筆墨刻畫了合作社前的國內農村形勢。另外，還有一些作品雖然沒有具化的現實區域，但卻給讀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包括《暗算》裡的701所在地，《抉擇》裡反腐的陣地海洲，《天行者》裡鄉村教師堅守的界嶺等。在區域性的作品中，描寫北京、中原以及東部沿海地區的尤其密集。
北京
古老的北京城迎來最多的目光，《張居正》裡皇極門外登聞鼓的肅穆靜諡，正月十九燕九節的引龍盼雨，首輔們與天子百姓有著同樣的家法人情。熊召政的這部作品同時也拿下了首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
而姚老師是首屆茅獎作品《李自成》的作者，這部作品整整寫了42個年頭，330多萬字。雖然1982年就已經獲獎，但1999年才算基本完成五卷。寫作時期橫跨了“十七年”、“文革”、“新時期”及之後共4個歷史階段，恰好也是社會政治、文化發生重大變革、轉型之期。作品較為細致地展現了當時河南、陝西等地的戰亂生活以及部分明末的北京視角。尤其是整個北京的描寫都是陰鬱的，在農民軍和清兵的雙重壓力下，乾清宮的東暖閣也是寒意料峭，靜街的北京城冷風吹過房簷，鐵馬丁冬。
相比而言，情感濃鬱地撲出紙面的《少年天子》裡的北京城更有溫度，乞巧節、聖壽節、梨園戲場、西山古寺等都成了這個滿清皇帝的抒情之所。一個入夜的南城中，棋盤街、大柵欄、廊房頭、肉市、鮮魚口、打磨廠、櫻桃斜街、玉皇廟、西珠市、東草廠、韓家潭、石頭胡同等地方，“華燈照天，夜夜元宵”。
《穆斯林的葬禮》從1920年開始，走過了牛街的禮拜寺、前門外的玉器店、未名湖畔的梁祝和夕陽中的博雅塔，回民的風俗和玉文化融入了北京城和韓家60年的風雨。起文一段四合院的描寫就叫人無法釋手。“穿過大門的門洞，迎門便是一道影壁，瓦頂、磚基，四周裝飾著磚雕，中心一麵粉牆，無字無畫，像一片清澈的月光。影壁的底部，一叢盤根錯節的古藤，虯龍般屈結而上，攀著幾莖竹竿，纏繞著繁茂的枝乾，綠葉如蓋，葴蕤可連接地面，每逢春夏，紫花怒放，垂下萬串珠寶。”
《鍾鼓樓》裡的四合院已經不再象徵著家族的財產和勢力。在1982年北京的鍾鼓樓周邊還是有外交官、話劇演員、廚師、小知識分子、理發師、營業員、修鞋匠等共居的時代。鍾鼓樓很多城市都有，但樓下卻有著不同的故事。一個北京普通市民當時的婚禮家宴酒席有幾輪，從中午吃到晚上，冷盤有九份；新人的雙人床要帶彈簧軟墊的，大立櫃要三開的，沙發一定得葛絲沙發布全包的，寫字台得“兩頭沉”，五鬥櫥得帶靠背鏡的，就是臉盆架也得是帶高挑毛巾架和雙皂筐的。
中原
這裡指更廣義的中原地區，包含了原來的河南、陝西、山西、山東和河北部分，甚至也異塵餘生到江西、蘇北、安徽以及兩湖等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社會歷史的巨幅變遷給了作者們充分的素材，也指引著讀者去挖掘更多的寶藏。
從《李自成》裡，我們過潼關、進商洛山、駐勳陽、破洛陽、開封、入主紫禁城後兵敗山海關、武昌、漢口等直至闖王離世，輾轉數千里。雖是農民起義家的視角，也能看到無力的崇禎、更具活力的清庭和亂世亡國之相。書中出現了很多李家寨張家寨等民團勢力，或結寨自保或逼反成了起義軍，真正全國已無獨善之地。
黃河兒女在華夏文化的發展中星光熠熠，也基本不會缺席重大的歷史演變。但在《一句頂一萬句》中，沒有突出大事件的背景下，作者帶著我們在出延津和回延津中走過了大半個世紀，堪稱中國版的百年孤獨。不管是30年代的河南延津，還是回到現代的山西沁原和陝西鹹陽，都難以擺脫在局促和混亂交往中的精神空白，找一個說得上話的人不容易。也會有黃河流域中原農民為了生存，常常迫不得已闖關東，走西口。《黃河東流去》中有變化多端的黃河景色，成群結隊的流民大遷徙，洛陽郊區和西安城下紛亂的難民營。天災人禍中的黃泛區人們為了生存出潼關，形成了傳說中“第五十七個民族——挑擔族”，歷經生死，最後又回到了家鄉。
李佩甫從呼家堡走到無梁村，終於通過《生命冊》捧回了茅獎。書中“丟”是一個背負著土地行走的中原娃，在他上升軌跡的時候會感受到磕絆，到了迷茫和關鍵期的時候，又是這片土地挽救了他。很多農村的孩子都會有類似的路徑，但不是每一個都能找回原來的路，也會有作者最後的自我感觸“也許，我真的回不來了”。
有個讀者曾經留言說“看完《生命冊》以後，更加懷念家鄉的牛毛細雨，懷念家鄉夜半的狗咬聲，懷念藏在平原夜色裡的咳嗽聲或是問候語，懷念蛐蛐的叫聲，懷念冬日裡失落在黃土路上的老牛蹄印，懷念靜靜的場院和一個一個的谷草垛，懷念釘在黃泥牆上的木橛兒，懷念那種簡易的、有著四條木腿兒的小凳，懷念門搭的聲音，甚至於懷念家鄉那種有風的日子。”
對鄉土情節留念至深的還有《秦腔》，陝南的一個小村鎮，不再是大夥心中模糊的秦人形象，在一段段陝西和內蒙方言中照樣清新雋永。文章裡高亢深沉、激揚悲涼的秦腔貫穿始終，給人一種如歌如泣、憂傷無奈的感覺。秦腔藝術的忠實熱愛者如白雪只能為喪事而歌，明面上是對這個傳統藝術形式的告別，實際上是作者對農耕文化丟失的焦慮。秦腔烈如酒，五味雜陳，不可一飲而盡。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命冊》和《秦腔》講了一個故事。這部作品的後記也是亮點，清風街和棣花街合二為一，至今還流傳著秦王鼓樂和李自成的闖王拳法。
《白鹿原》用超出50年的時間拉扯出一個巨幅的渭河平原，陳忠實與這塊土地的關係，就如同賈平凹和棣花街，莫言和高密，魯迅和魯鎮。書中很多民俗描寫非常細膩生動，包括舊房改造、婚喪嫁娶、求神祭祖等等。但是民俗的傳承碰上時代的劇變讓讀者有種無法言語的撕裂感，“大年初一未明，白嘉軒剛剛祭了祖宗，黑娃和他的三十六個弟兄就聚在祠堂外，手提鐵錘，砸了祠堂。之後，在大年初一又砸死了碗客。”
《平凡的世界》的原型也在陝西，黃土地的溝壑縱橫、“信天遊”的熱情悠揚、雙水村打棗的歡樂，都烘托出濃鬱的陝北風情。看看主人公孫少平的衣食住行吧：
衣，出場老土粗布的學生裝，沒有鞋帶的黃膠鞋，縮到半腿的褲子，到了冬天就盡顯破爛單薄；
食，平常黑面饃加剩菜湯兌開水，其實很多農民家裡還在吃糠團；
住：少安少平兩兄弟拚命燒磚挖礦，為了給老父親箍三口體面的窯洞；
行：每天上學二十裡路來回。
就這樣的生活，很多讀者並沒有替他感覺到可憐，甚至願意去成為孫少平，因為他有著黃土地上人們一樣的踏實和韌性，永遠滿懷希望。
再往南，河南與湖北的交界，有一個亞洲最大的人工水庫——丹江口水庫。《湖光山色》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和《秦腔》《生命冊》類似，《湖光山色》又是一個堅守與發展的主題，市場經濟下新型農民的選擇。所不同的是，這個作品以中國的五行串起故事的脈絡，又將本地的楚國傳說穿插其中。每次書中楚王的演出，就會讓人想起張藝謀導演的印象系列。另一個和水域相關的作品是李國文的《冬天裡的春天》，湖上的迷霧都有讓人看不清的真相。
如果說茅獎作品對於地區的影響評比，《芙蓉鎮》一定名列前茅，無論是作品本身，還是薑文和劉曉慶的電影作品演繹，都給了湘西一個滿意的答卷。整個作品有1/4的篇幅在介紹風情民俗，讀完作品，一股衝動就在心底，時不時地浮起提醒著讀者，湘西在等你。傷痕文學的優秀作品有很多，但《芙蓉鎮》一定是裡面最有情調和風俗味的，讀者的畫面更多定格在了青石半街、米豆腐、涼粉樹、掃街人和那場婚禮。
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與中原地帶不一樣，沿海區域的聚焦農村的作品不多，城鄉地域的差異在日趨消融中。在這裡，更多的是大時代背景下，大家族小家庭的沉浮與人性的光芒。
其中有五部比較有代表性，分別是兩個三部曲：《江南三部曲》和《茶人三部曲》；兩部滬上作品：《繁花》和《長恨歌》，還有個《白門柳》雖然主線在南京，但幾個人物基本都在南通、蘇州、嘉興等區域活動，也可以算這個範疇。
好像茅獎對三部曲獨有親睞，加上李佩甫、王火和麥家的作品，一共有五部相關的三部曲獲獎了。《江南三部曲》又是一本《百年孤獨》式的巨作，和《白門柳》倒可以對照著看。都是知識分子的追夢之旅，有的夢斷在路上，有的夢回到起點。格非筆下的桃花源、花家舍，乍看理想正濃，現實中千瘡百孔；劉斯奮筆下的才子們也風流不在，各自齷齪。只有江南的風景還算宜人，“地裡的棉花已經長得很高了，黑油油地一直延伸到河邊，風兒一吹，就露出葉子下的棉鈴。田裡沒有一個人。天井的屋簷下，幾隻燕子喳喳地叫著。牆上的青苔又厚又濃，像一塊綠氈子，亮晶晶的。太陽光暖烘烘的，陰涼的南風吹到臉上，舒暢無比。她在那兒坐了半天，東看西看，想著一些不著邊際的事。”
讀者喜歡將《茶人三部曲》和《白鹿原》去對比，都是家族間數代人的恩怨情仇隨著歷史的進程不斷演變。其實這個作品也和《秦腔》一樣，技藝的傳承湧動著內在精神的力量。“內清明，外直方，吾與爾偕藏”，也是茶人的精神。
除開命運沉浮的主線以外，《茶人三部曲》對於兩方面的描寫也是充實迷人的。第一，杭州城。從杭家、茶園、西湖到寺廟，作者對於杭州城的描寫不遺余力，這是一個可以媲美《芙蓉鎮》的城市名片作品。第二，茶文化。這是一部關於茶尤其是綠茶的準教科書，千年的歷史沉澱抽絲剝繭，茶人和茶事細細訴說。更難能可貴的是，文中不僅隻做了杭州綠茶的宣傳，對於其他的近十種茶也是盡心推介，真正做到了開卷是天堂，閉眼知茶香。
《繁花》和《長恨歌》，寫作手法和主旨都相差很大。《繁花》是話本藝術，不需要太多的渲染，獨特的上海方言對話和極簡的旁白串起了兩個年代的纏綿，書中對於弄堂群居生活的人物情態細節也把握到了極致。它和《一句頂一萬句》一樣，注重於讀者的主動去抓取情感的那一刻，類似於話劇的表達，實際上也都被搬上了話劇舞台。《長恨歌》則通過一個傳奇女子，穿梭於弄堂、公寓和郊外之間，從時間和空間上刻畫著上海的故事。兩者又有共通性，細碎、極致且不留余地的海派標簽，讓讀者雖不曾親歷，也能在腦海中色彩斑斕。“一說起平安裡，眼前就會出現那種曲折深長、藏汙納垢的濃湯。它們有時是可走穿，來到另一條馬路上；還有時他們會和鄰弄相通，連成一片……這樣的平安裡，別人看是一片迷亂，而它們自己卻是清醒的，各自守著各自的心，過著掙扎的歲月。”
還有幾部作品，也帶有明顯地域特徵，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其中有描寫藏區土司的《塵埃落定》、描寫鄂溫克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描寫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蘇交惡時期伊犁生活的《這邊風景》，描寫動亂時期四川農民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描寫雲南西南聯大的《東藏記》，描寫朝鮮戰場的《東方》等等。
茅獎作品用自己的視角，忠實地記錄著特定的歷史時期
相比區域性的分散，茅獎作品呈現的時間段相對較為集中。從圖三可以看出，43部作品中，只有《金甌缺》《張居正》《白門柳》《李自成》和《少年天子》五部屬於20世紀以前。其中橫跨百年的作品有四部，分別為《茶人三部曲》《江南三部曲》《額爾古納河右岸》和《白鹿原》，而且基本都是在20世紀裡。五十年左右的有《塵埃落定》《穆斯林葬禮》《一句頂一萬句》《生命冊》和《蛙》。時間跨度最短的還是《鍾鼓樓》，講了1982年12月12日早上五點到下午五點發生的故事。
更加密集的作品內容體現在“十七年”時期（1949-1966，和“十七年文學”強調作品發表年份不一樣，這裡指的是作品內容表現的時期），文革時期（1966-1978，含兩年的徘徊時期）和新生活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們不同於其他作品大開大合，滄海桑田一般的曲折婉轉，反而不斷在困境中掙扎牽扯直至流出黑血，傷口上的反思直擊靈魂。讀者往往會在作品時代和當代的差異性中感悟生活的意義。
王朝更替
每一次少數民族入主中華的時候都會呈現最為激烈的衝突。《金甌缺》講述了金、遼、宋並存時期的戰爭及至北宋朝滅亡的故事，《李自成》和《白門柳》則發生在滿清入主中原時。這樣的年代既會出現馬擴、黃宗羲一樣的氣慨千里的民族英雄；也有南明這樣偏安朝廷裡的內耗傾扎，也留下了洪承疇、錢益謙這樣的歷史爭議人物。
《張居正》之後，明朝也“積重難返”（這個詞匯也來自萬歷年代），五年後就到了傳說中大明乃至封建王朝的分界嶺1453年。張首輔終其一世戰戰兢兢，也未能拉回大明頹勢，死後落得被抄家、子弟發配的下場。但熟讀本書後，會發現他的很多思想和政治主張即使在今世都有借鑒意義，其中“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也點亮了上世紀偉人們的決心。
與傳統帝王類主題的作品的厚重沉穩相比，《少年天子》是一個例外。作品越過開篇部分的沉悶，一開始還是正片歷史劇的感覺，逐步走向高亢激揚。順治作為入關的第一位皇帝，也是漢文化的癡迷者，在滿漢融合上不遺余力，清朝也由順治帝起逐步穩固了統治，給康乾盛世留下了基礎。然而，作品在如此的大背景下，虛化了很多歷史事件的實際影響，更多圍繞著福臨的性格刻畫與演變成長。他和烏雲珠的情感傾訴在文中如此突出，能讓讀者在眾多清朝題材中對政治生涯並不算順利的順治朝也念念不忘。
十七年時期&文革時期
茅獎中更多的作品內容同時反映了這兩個時期，而在這兩個時期的作品也先後形成了“十七年文學”、“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等。他們有：《芙蓉鎮》《東方》《將軍吟》《冬天裡的春天》《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穆斯林的葬禮》《白鹿原》《長恨歌》《茶人三部曲》《無字》《歷史的天空》《暗算》《秦腔》《額爾古納河右岸》《你在高原》《蛙》《一句頂一萬句》《江南三部曲》《這邊風景》《生命冊》和《繁花》。一共21部，佔據了整個茅獎作品的一半。
十七年期間，中國經歷了新中國建立的喜悅與自豪，抗美援朝的“立國之戰”，三年自然災害、整風運動、大躍進、文藝八條、中蘇關係逐漸惡化、中印邊界衝突、原子彈研製成功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很多這個時期的作品被認為更加偏重於意識形態而缺少了文學性，但就如文章一開始所說，每個時期的作品不僅有寫作手法上的時代烙印，也有作者的創作背景和心路歷程在作品中的映射，反而更能體會當時人們的所行所想。
《東方》和《這邊風景》是描述這個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東方》是在抗美援朝時期一個英雄團在朝鮮戰場的英勇作戰以及其家屬們在國內農村的生活故事。書中既有彭德懷元帥的視角，也有小兵郭祥的英雄成長故事。這是少有的正面描寫朝鮮戰場的作品，也展現了一部分建國後農村形勢的複雜環境。《這邊風景》是一個極具時間和區域性特點的小說，伊犁的民族風情、中蘇交惡下的邊民生活和漢維兩族的理解融合在書中表達細膩。雖然是到第九屆才獲獎，但作品初稿的完成時間在1978年左右，和《東方》差不多。書中還穿插著王蒙對於那個時期生活方式和思想活動的跨時代點評，集作者年輕時期的新疆生活的回憶和幾十年以後的再思考。
文革十年，對於很多經歷者和我們國家來說是個沉重的回憶，而在很多新生活時期及以後出生的人眼裡更多的是神秘和不理解。哪怕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對那個時代也只是比較區域化的認知。反映這個時期的作品，不是為了重揭傷疤，是為了以更多的緯度的視角給後來者去參考，去反思。克制、隱忍、保持希望是主旋律，時代的瘋狂與迷失不能完全抹滅人性的光芒。《芙蓉鎮》《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和《將軍吟》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很多許茂和老谷一樣的人物，在建國初期充滿生活熱情，到了文革期間又被迫小心翼翼，藏起溫情去應付生活。
《芙蓉鎮》中的男女主角分別是那個年代的小知識分子和個體小商戶，都屬於被專政的對象，戰戰兢兢的生活並不能抵禦社會惡潮帶來的敵意。雖然故事裡的結局留給了讀者希望和溫暖，但透過小說可以想象那時一部分人的生存狀態可能比故事裡的更糟。
《將軍吟》無疑是為數不多的那個年代的軍旅題材的優秀作品，《歷史的天空》在這個十年裡的描寫也很細膩。雖然軍人群體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於難，而且由於“服從命令”的天職會更加考驗黨性與人性。在戰爭時期拋頭顱灑熱血，將自身所有獻給祖國的忠誠將士們，在文革期間的屈辱、反抗與折磨真的是讓人心痛。《將軍吟》的結尾才是剛剛文革開始的第三年，雖然彭其踏上了北京的旅程，即使我們後來者知道一切都將過去，也為他們未來數年的狀態擔憂。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作為《紅岩》複刊後的代表性作品，故事背景偏文革後期（1975年）的農村。整篇在表達一個中心思想就是：“生活不是一潭死水，春風在人們心中蕩漾，人們從來沒有喪失過希望。”這篇可以和前面的《這邊風景》《芙蓉鎮》，後面的《生命冊》《湖光山色》等農村題材的作品聯繫起來看那幾年的一個改變，它們沒有像《白鹿原》一樣的家族興衰的歷史感，可以更多地在普通的家庭中尋找時代的痕跡。茅獎的作品有個通性，讀者一般在作品之間有閱讀間隙期，不然難以很快進入下一部作品。文革時期的作品尤為突出，每一部作品結束，讀者會選擇留下更多時間去調整自己的閱讀狀態。
新生活時期
如果說前一個時期還在聚焦於政治局面對社會各界的影響，新生活時期則開始嘗試百花齊放。代表性作品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都市風流》《英雄時代》《騷動之秋》《鍾鼓樓》《黃雀記》《湖光山色》《天行者》和《抉擇》等。不再有小心翼翼的克制內斂，每部作品都是精準且細致的表達，人物的情感和作者的觀點都清晰可循。
改革是其中的主旋律，農村與城市，國企與機關、教育與醫療不同主題一一展開，或是一個點展現一條線，如《天行者》對農村民辦教師群體的關注，或是一條線展現一個面，如《平凡的世界》中通過孫少平和孫少安兄弟的成長奮鬥故事，來體現農村與城市生活的反差。
改革最直接的載體是國家機關與城市。《都市風流》和《鍾鼓樓》分別在用一座城市和一個社區，將城市裡的不同階層在新時期所面臨的陣痛和對生活的期盼糅合在了一起，每個人都在適應並尋求著突破。《沉重的翅膀》和《抉擇》則分別選擇了重點機關和大型紡織國企，他們都承擔著國家的重要職能，在改革這個大車輪啟動時，破除各種障礙，艱難前行。《英雄時代》則聚焦了紅色家庭的子女們在改革中面臨的信仰危機和價值取捨。
農村在改革中雖然滯後，但它後續所傳遞的力量才能真正體現改革的成果。《騷動之秋》兩代農民帶頭人在新時代來臨時不同的迎接狀態產生的碰撞；《生命冊》和《秦腔》雖然時間跨度更大，但這個時期發生的故事也同樣在展現這個主題；《湖光山色》中農民曠開田和《繁花》中上海“不響”的“X總”們都一樣，一時的風光還是沒有給他們找回屬於自己的時代定位，錯位後的迷失往往家庭事業都會倒車；《蛙》和《天行者》的主角都是那個年代特有的群體，後來的人們很難理解為什麽一個民辦轉公辦的教師名額對一個農村的教師家庭有那麽的重要，也不能理解為啥那個時候的赤腳醫生都能夠給農民上門提供全科醫生的診療服務。
在還沒有架空類的茅獎作品的情況下，所有故事都是基於一定的歷史背景。比如描述抗戰時期的三部作品《東藏記》《戰爭和人》以及《浴血羅霄》，描寫解放戰爭時期的《第二個太陽》，描寫解放初期諜戰的《暗算》；描寫抗美援朝時期的《東方》，描寫“50後”成長歷程的《你在高原》等等。
讀懂了一部作品，就讀懂了一個時代。
茅獎作品通過關注不同的群體，來講述相似的社會關係
茅獎不屬於任何一個群體，但她的作品卻在代表著不同的群體在發聲。他們既有民族英雄、國之重臣、知識分子，也有普通的農民、工人和最基層的幹部；既有高高在上的皇帝、土司，也有亡國之臣民。多少人物已經變成了這個群體在讀者中的形象，多少時代的畫面隨著他們的故事在讀者心中重現。群體的棱角是鮮明的，時代的烙印也無法改變，但每個故事裡面卻駐扎著相近的靈魂。每一次讀完一篇，思緒起伏，沉浸在作品裡。良久後抬起頭來會發現，忠孝悌忍善等中國傳統的基本認知深深地穿插在整個茅獎作品的社會關係中。中國的社會關係隨著時代發展也在不斷演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組成的“五倫”也在進化，辛亥以後君臣關係屬於歷史，但國家與國民，管理者與百姓的關係還在延續。
打開《穆斯林的葬禮》，梁冰玉停留在博雅門前，遲遲不願進入。此時的她身上的屬性並沒有回、漢之分，她只是作為一位母親，妹妹和愛人，在回到她少年時的家。她的女兒新月至死也沒能掙脫“禮”的束縛，最後相見的侄子天星也在母親“門當戶對”的安排下，接受了現狀的生活。這是一本關於回族文化的經典著作，但從本質上還是一個關於情和禮的故事。
《茶人三部曲》既是中國傳統茶文化的綜述，又是杭州城百年歷史的記錄者。杭家看似脆弱飄搖，但在一代又一代或寬厚、或偏執的茶人手中頑強地傳承了下來。兄弟之間可以分分合合，有人為了理想走了，但也有人堅持選擇留下，比如杭嘉平與杭嘉和。茶人通常溫和，但當他們被觸動底線時也會走上抗爭之路，會像趙寄客保護孔廟怒撞石經，像杭嘉和為救人自斷手指，甚至像杭天醉這樣與世無爭的也會怒摔兔毫盞。“誰謂荼苦，其甘如霽”，這部作品就是在這樣的茶香中，講述“內清明，外方直”的人生態度。
《白門柳》和《東藏記》都處在歷史的至暗時刻，知識分子群體各自做著艱難的選擇。前者構建了由新君舊臣、複社師生和烈性紅顏形成的末代文人群畫像：善於鑽營的錢謙益，理想主義的黃宗羲，薄情寡義的冒辟疆，沒有一個堪當救國之臣；後者的主角孟樾參考的原型是作者的父親馮友蘭先生。每每有西南聯大相關的作品，就會想起清華學子的呐喊“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這批山河破碎下的文人在彩雲之巔撥開雲霧，堅定信心，重拾生活勇氣。用同一個時代的作家去描述不同時代的群體做這樣的對比難免有些不公，但歷史從來隻認結果。憤慨因赤子愛國心，士氣是文人高潔氣，每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不願帶著“怯懦”的標簽，在越黑暗的時刻做出選擇才是人性的光輝。
同屬知識分子群體的也包括老師和醫生。一個教人，一個救人，在哪個時代都受到尊重與重視，而農村中的民辦教師和鄉村醫生恰恰是其中年代間轉換的過渡性群體。《天行者》在一個再也平凡不過的界嶺小學，以張英才為代表的一群普通農村教育工作者，代表著當時400萬的民辦教師群體發出了聲音。他們在最艱苦的教育前線，在自己一貧如洗的情況下，以一己之身全力支持著國家義務教育在農村的普及。這是一部讓親歷者深深觸動的作品，也是劉醒龍誠懇的表達，他從《鳳凰琴》到《天行者》，喚起了社會對於民辦教師的關心與關注，到2000年民辦教師問題基本得到解決。
莫言的《蛙》則更加寫實且大膽，書中的姑姑作為最基層的醫務工作者，她承擔著國家基本醫療服務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者的雙重身份。但在村民眼中，她既是送子娘娘，又是殺人妖婆。高密東北鄉不是個例，它和界嶺小學中的民辦教師一樣，是全國數百萬計生工作者的典型工作區域。到2013年試點放開單獨的二胎政策，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已經走過了整整35年，也是跟隨著改革開放一起，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人。
民族化的作品除了表現回族生活的《穆斯林的葬禮》之外，還有鄂溫克族的《額爾古納河右岸》、藏族的《塵埃落定》和維族的《這邊風景》，當然算上滿族，《少年天子》也算在列。除了民俗文化和異域風景的描寫，大部分作品還是注重於故事情節的發展和人物關係的構建。
很多時候，作者的籍貫和故鄉，與他的文學題材以及內容有著很強的關聯性。就像汪曾祺的作品和蘇北高郵，沈從文的作品和湘西，以及遲子建的作品和黑龍江漠河，阿來的作品和康巴藏區。《額爾古納河右岸》與《塵埃落定》都是第一人稱作品，都在力爭還原兩族人民歷史的生存樣態。一個從真善美出發，尋找真情永在；一個從不斷自我提問與批判中，見證歷史。
聚焦家族群體的作品通常都具有較長的時間跨度，這些家族在歷史長河中基本難以留下痕跡，但在具體的年代和具體的區域，他們就是這段歷史的忠實記錄者，讀者能夠通過他們從拉伸的視角去理解人物以及人物所處的時代。比如《白鹿原》的白鹿兩家、《秦腔》的夏家、《茶人三部曲》的杭家、《你在高原》的寧曲兩家、《無字》的吳為四代人、《江南三部曲》中的譚家等等。這些家族其實匯聚了那個年代很多小家庭的故事，都會講到家族守成與叛逆、愛情的忠貞與欺騙，再穿插到歷史事件中，家族的成員也成為了時代的主角。讀完他們，總是會在一陣沉默後繼續生活。
軍旅題材類的作品也是茅獎的常客。除開《金甌缺》和《李自成》這兩部歷史小說以外，還有《東方》《將軍吟》《冬天裡的春天》《第二個太陽》《浴血羅霄》《暗算》和《歷史的天空》。內容包含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新中國諜戰，以及後來與“四人幫”的鬥爭，軍人的熱血與忠誠在作品中顯露無疑，他們即使面臨再多的困難和委屈，也不會忘記自己的職責和誓言。其中《浴血羅霄》還是時任司令員肖克將軍在戰爭途中完成的作品。另外一部作品《戰爭和人》，作者王火經歷了運動中文稿全毀後，二次成書。雖然書名有戰爭二字，但卻不是軍旅題材，書中主人翁童霜威以一個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視角，去經歷八年抗戰的曲折過程。
仔細聆聽，每一部作品都有作者的內心呼喊，《黃雀記》關注的青少年的罪與罰，《推拿》關注盲人生活與愛情，《英雄時代》關注紅二代們的歷練與成長。作者們用盡全力去觸碰去理解角色群體，尋找作品的精神支撐。然而他們的目光也並沒有完全停留在這個群體自身，就像畢飛宇說的一樣，《推拿》並非止步於盲人群體的尊嚴差異，在靈魂層面，人人都是盲人，我們不願意接受本性中的黑暗，從而將一切不美好歸咎於外界。在《一句頂一萬句》中，主要角色看起來是在年代裡，在有限地域中的某個農民形象。但讀者們在讀完以後，會發現劉震雲在講我們每一個人，在講每個人自己的那份孤獨。這類作品的力量並不存在於作品情節和人物本身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它們會在讀者心中種下心芽，也許一輩子不會長出花果，也許會在某些關鍵時刻能夠潛意識裡影響讀者。在劉心武的《鍾鼓樓》裡，時間和地點都非常局限，但作者卻在用這部作品去呈現“在流逝的時間裡，已經和即將產生歷史感的人們”。
—— 附言 ——
每一位作家在創作的時候是虔誠且毫無保留的，幾乎所有的茅獎作品的誕生都有過劇烈陣痛的經歷。唯一一位兩屆茅盾文學獎得主張潔曾經表示，為了《無字》的完成，她死了也值了，結果花了整整12年；《東方》的作者魏巍兩度親列朝鮮戰場，從1955年到最終1978年出版，花了23年；莫應豐身為當年文革期間專案組成員，為了《將軍吟》的上市，自束高閣，一邊唱著國際歌一邊創作；路遙在創作《平凡的世界》，“整個地進入狂熱狀態。身體幾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種純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變為機器人性質”；徐興業從1937年開始籌劃《金甌缺》到1981年才正式出版，他也將其看作第三個孩子；阿來未成名之前，《塵埃落定》遭遇十幾個出版社的退稿；王旭烽從車間女工成為作家，為了《茶人三部曲》整整寫了十年，這本小說之外還完成了一部20萬字的茶學專著；《東藏記》也是2000年才算完成，七年創作期宗璞也病體纏身；王蒙的《這邊風景》從1978年手稿完成卻遭遇遺失，最後2013年才尋回並修訂出版。正如全文開篇說的一樣，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們在創作時代最嚴肅和最具誠意的表達，但他們不是教科書或者成功學教材，如果讀者帶著某種目的去想尋求力量或答案，往往很難如願。如果平時有較為平和的閱讀心態和習慣，反而茅獎作品給與的回報會超出預期。
茅盾文學獎作為目前國內公認代表性的長篇文學類獎項，已經在今年走到了第十屆。有人說讀懂了茅盾文學獎作品，就讀懂了一方山水，一個時代，一個華夏。在閱讀更趨功利化的今天，希望有更多優秀的、多元化的作品走向茅獎，為普通的讀者們提供一個了解中國文學，了解中華文化的機會，也希望通過類似茅獎這樣的平台，讓更多的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讀者能夠在歷史面前不再彷徨從眾，在對待傳統文化上面不再冷淡盲目，在祖國的山川河流面前不再茫然無感。
另外，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每個人的閱讀都有不同的理解，一定要問哪部作品最好，答案一定是“下一篇”。
預祝：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選活動成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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